#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从警嫂到警察母亲，她撑起两代警察之家
要说曾桂英，得先从她的丈夫刘光耀说起。
1998年12月27日，时任江西省吉安县公安局固江派出所副所长的刘光耀，在驾驶摩托车执行公务的返回途中发生车祸，因公牺牲，享年43岁。
24年来，曾桂英独自抚养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悉心照料年迈患病的婆婆。尽管每天都过得很艰辛，但曾桂英从不抱怨，用爱和信念为家里撑起一片天。
她是警嫂，挑起生活重担
时至今日，提起与丈夫刘光耀的过往，曾桂英还是忍不住留下泪水。
刘光耀和曾桂英经人介绍认识，她一直都十分崇拜和敬仰警察，觉得这个职业神圣而光荣，和刘光耀聊起来也分外投缘。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善意地提醒她，当警嫂不仅要忍受孤独，而且意味着一辈子奉献和牺牲。
左一为刘光耀
但曾桂英毫不在意，执意嫁给了正直忠厚的刘光耀。婚后不久，两个儿子刘兴政、刘兴军先后出生。
当时的刘光耀在距家20多公里外的固江派出所工作，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养牛种田、料理家务、照顾老小……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在了曾桂英身上。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常常跟丈夫说“你去忙吧，家里有我”，转身就用柔弱的身躯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
1998年12月初，刘光耀接手了一个重要案件，要下乡走访摸排线索。临行前，曾桂英告诉他，家里的牛养了很多年了，赶紧找人卖了吧。刘光耀说，“我要去忙，你先找亲戚帮帮忙吧。”
左一为刘光耀
不曾想，夫妻俩这次对话，竟成了永别。
曾桂英还清晰记得，12月27日那天下午，她正在家里操持家务，突然电话响起：“老刘出事了！”。
曾桂英闻讯赶到医院，看到已经牺牲的丈夫，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双手止不住发抖。
她用坚韧，撑起不幸家庭
上有年过花甲的婆婆，下有还在读中小学的两个儿子，刘光耀给曾桂英留下的是一家四口的重担。
那一年，曾桂英43岁。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曾桂英强忍悲痛，妥善处理好丈夫后事，又回到照顾家庭的生活中。
曾桂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丈夫走后，家里的经济窘境可想而知。虽然组织上每年都会发放抚恤金和慰问金，但对于维持一家的生活来说，还远远不够。
有时候，家里没菜了，弄点咸萝卜，就着米饭就是一顿；衣服老大穿完，缝缝补补老二再接着穿。曾桂英当时住的是乡下老房子，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接水堵漏，里里外外都靠她。
为了能改善生活条件，曾桂英农忙之余，在距家20多公里的兴桥镇一处养猪场找了份兼职。每天清晨，她早早的料理家务、干农活，烧好家里一天的饭菜，然后步行去上班，直至次日凌晨，才回到家中休息。
由于过度疲惫，曾桂英的白发似乎一夜之间长了出来，脸上的皱纹和瘦削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十几岁。
但祸不单行。几年后，原本身体硬朗的婆婆王锦华，突然查出患有肺结核，又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痊愈的希望十分渺茫。
面对一个又一个打击，曾桂英没有被击垮，而是选择坚强面对。之后的每一天，她都会遵循医生教导的方法，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刘光耀的亲友和同事都被曾桂英的举动感动，主动为她提供帮助。
她是警母，变身坚强后盾
光阴荏苒，转眼间，小儿子刘兴军到了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曾桂英想让刘兴军从事一份稳定又平静的职业。
然而，受父亲的影响，刘兴军从小就立志当一名警察。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江西省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公安民警。
“或许丈夫也希望儿子能当上警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吧！”对于儿子的选择，曾桂英难免有些担心，但更多的还是感到欣慰。刘兴军在父亲的影响下打小就那么崇拜警察，她相信儿子一定能够干好。
“现在，我妈就像以前支持爸爸一样，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刘兴军说，曾桂英变身“警母”后，对他的照顾丝毫没有减少。
入警后，刘兴军被分到了位于吉安县北部的桐坪派出所，每天除了巡逻办案，服务群众，就是值班备勤，忙碌的身影像极了他父亲生前的样子。
这样一来，所有的家庭琐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又落在了曾桂英的身上。刘兴军婚后育有一儿一女，此时他也从一名新警成长为业务骨干，回家的时间更少了。曾桂英又将照顾两个孙儿孙女和刚刚生产完的儿媳的重任接了过来。
2008年，刘兴军的儿子才两个多月，工作原因他被调往北源派出所。一天深夜，孩子突发炎症，发烧近40摄氏度。夜里又打不着车，曾桂英顾不得长期劳作造成的腿脚疾病，忍着钻心的疼痛，顶着寒风，抱着孙子独自步行赶往医院。
“儿媳妇坐月子，兴军又在忙，我怕会影响他们，一般遇到事情我都自己处理了。”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刘兴军才没了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安工作中去。
从警以来，刘兴军破案数百起，2013年、2019年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016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人民警察……
“想到丈夫和儿子的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我还是觉得很自豪的。”曾桂英说，警察丈夫和警察儿子一直是她最大的骄傲。
文章来源：新警事儿
要说曾桂英，得先从她的丈夫刘光耀说起。
1998年12月27日，时任江西省吉安县公安局固江派出所副所长的刘光耀，在驾驶摩托车执行公务的返回途中发生车祸，因公牺牲，享年43岁。
24年来，曾桂英独自抚养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悉心照料年迈患病的婆婆。尽管每天都过得很艰辛，但曾桂英从不抱怨，用爱和信念为家里撑起一片天。
她是警嫂，挑起生活重担
时至今日，提起与丈夫刘光耀的过往，曾桂英还是忍不住留下泪水。
刘光耀和曾桂英经人介绍认识，她一直都十分崇拜和敬仰警察，觉得这个职业神圣而光荣，和刘光耀聊起来也分外投缘。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善意地提醒她，当警嫂不仅要忍受孤独，而且意味着一辈子奉献和牺牲。
左一为刘光耀
但曾桂英毫不在意，执意嫁给了正直忠厚的刘光耀。婚后不久，两个儿子刘兴政、刘兴军先后出生。
当时的刘光耀在距家20多公里外的固江派出所工作，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养牛种田、料理家务、照顾老小……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在了曾桂英身上。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常常跟丈夫说“你去忙吧，家里有我”，转身就用柔弱的身躯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
1998年12月初，刘光耀接手了一个重要案件，要下乡走访摸排线索。临行前，曾桂英告诉他，家里的牛养了很多年了，赶紧找人卖了吧。刘光耀说，“我要去忙，你先找亲戚帮帮忙吧。”
左一为刘光耀
不曾想，夫妻俩这次对话，竟成了永别。
曾桂英还清晰记得，12月27日那天下午，她正在家里操持家务，突然电话响起：“老刘出事了！”。
曾桂英闻讯赶到医院，看到已经牺牲的丈夫，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双手止不住发抖。
她用坚韧，撑起不幸家庭
上有年过花甲的婆婆，下有还在读中小学的两个儿子，刘光耀给曾桂英留下的是一家四口的重担。
那一年，曾桂英43岁。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曾桂英强忍悲痛，妥善处理好丈夫后事，又回到照顾家庭的生活中。
曾桂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丈夫走后，家里的经济窘境可想而知。虽然组织上每年都会发放抚恤金和慰问金，但对于维持一家的生活来说，还远远不够。
有时候，家里没菜了，弄点咸萝卜，就着米饭就是一顿；衣服老大穿完，缝缝补补老二再接着穿。曾桂英当时住的是乡下老房子，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接水堵漏，里里外外都靠她。
为了能改善生活条件，曾桂英农忙之余，在距家20多公里的兴桥镇一处养猪场找了份兼职。每天清晨，她早早的料理家务、干农活，烧好家里一天的饭菜，然后步行去上班，直至次日凌晨，才回到家中休息。
由于过度疲惫，曾桂英的白发似乎一夜之间长了出来，脸上的皱纹和瘦削的脸庞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十几岁。
但祸不单行。几年后，原本身体硬朗的婆婆王锦华，突然查出患有肺结核，又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痊愈的希望十分渺茫。
面对一个又一个打击，曾桂英没有被击垮，而是选择坚强面对。之后的每一天，她都会遵循医生教导的方法，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刘光耀的亲友和同事都被曾桂英的举动感动，主动为她提供帮助。
她是警母，变身坚强后盾
光阴荏苒，转眼间，小儿子刘兴军到了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曾桂英想让刘兴军从事一份稳定又平静的职业。
然而，受父亲的影响，刘兴军从小就立志当一名警察。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江西省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公安民警。
“或许丈夫也希望儿子能当上警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吧！”对于儿子的选择，曾桂英难免有些担心，但更多的还是感到欣慰。刘兴军在父亲的影响下打小就那么崇拜警察，她相信儿子一定能够干好。
“现在，我妈就像以前支持爸爸一样，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刘兴军说，曾桂英变身“警母”后，对他的照顾丝毫没有减少。
入警后，刘兴军被分到了位于吉安县北部的桐坪派出所，每天除了巡逻办案，服务群众，就是值班备勤，忙碌的身影像极了他父亲生前的样子。
这样一来，所有的家庭琐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又落在了曾桂英的身上。刘兴军婚后育有一儿一女，此时他也从一名新警成长为业务骨干，回家的时间更少了。曾桂英又将照顾两个孙儿孙女和刚刚生产完的儿媳的重任接了过来。
2008年，刘兴军的儿子才两个多月，工作原因他被调往北源派出所。一天深夜，孩子突发炎症，发烧近40摄氏度。夜里又打不着车，曾桂英顾不得长期劳作造成的腿脚疾病，忍着钻心的疼痛，顶着寒风，抱着孙子独自步行赶往医院。
“儿媳妇坐月子，兴军又在忙，我怕会影响他们，一般遇到事情我都自己处理了。”正是有了母亲的支持，刘兴军才没了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安工作中去。
从警以来，刘兴军破案数百起，2013年、2019年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016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人民警察……
“想到丈夫和儿子的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我还是觉得很自豪的。”曾桂英说，警察丈夫和警察儿子一直是她最大的骄傲。
文章来源：新警事儿
腰痛穴位
1、中老年人腰痛病按揉额头腰痛穴
寒冷冬季，中老年人犯腰痛病的渐渐增多，经常点揉额头正中可缓解腰痛。
据调查，63%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腰痛。腰痛多由肝肾亏虚、气血瘀滞不通所致，额头正中的腰痛穴能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经常按揉该穴，对腰部软组织损伤、椎间盘脱出、急性腰扭伤、腰肌劳损等引起的腰痛有明显疗效。
方法：端坐，以拇指指腹点揉额头腰痛穴（眉心和发际连线的中点），由轻到重，逐渐加力到额头酸胀为佳。然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各揉1分钟，同时慢慢活动腰部，以疼痛能忍受为度。每日3~5次，两周左右可见效，长期坚持能逐步消除腰痛症状。
2、腰扭伤按揉手臂上的腰痛穴
位置：曲池穴下2.5寸、手三里下0.5寸。图中红色穴位处。只要是腰痛，急、慢性腰痛都能有所缓解。
3、急性腰痛按压手背侧腰痛穴
腰痛穴位于双手背侧，二、三掌骨与四、五掌骨之间，由掌指关节到腕横纹的连线中点处，左右各二个。
急性腰痛时，在此四点附近找最痛的部位，痛处即为此次的腰痛穴。
操作方法：拇指指尖对穴位进行用力的垂直按压，每次3~5秒放松再按压。同时在可承受范围内活动腰部
1、中老年人腰痛病按揉额头腰痛穴
寒冷冬季，中老年人犯腰痛病的渐渐增多，经常点揉额头正中可缓解腰痛。
据调查，63%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腰痛。腰痛多由肝肾亏虚、气血瘀滞不通所致，额头正中的腰痛穴能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经常按揉该穴，对腰部软组织损伤、椎间盘脱出、急性腰扭伤、腰肌劳损等引起的腰痛有明显疗效。
方法：端坐，以拇指指腹点揉额头腰痛穴（眉心和发际连线的中点），由轻到重，逐渐加力到额头酸胀为佳。然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各揉1分钟，同时慢慢活动腰部，以疼痛能忍受为度。每日3~5次，两周左右可见效，长期坚持能逐步消除腰痛症状。
2、腰扭伤按揉手臂上的腰痛穴
位置：曲池穴下2.5寸、手三里下0.5寸。图中红色穴位处。只要是腰痛，急、慢性腰痛都能有所缓解。
3、急性腰痛按压手背侧腰痛穴
腰痛穴位于双手背侧，二、三掌骨与四、五掌骨之间，由掌指关节到腕横纹的连线中点处，左右各二个。
急性腰痛时，在此四点附近找最痛的部位，痛处即为此次的腰痛穴。
操作方法：拇指指尖对穴位进行用力的垂直按压，每次3~5秒放松再按压。同时在可承受范围内活动腰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