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文钞】
6.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译文来自——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感谢
【原文】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
【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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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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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书法线条美的解读
#弘耑访谈#
线条美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力量感——力度；
立体感——厚度；
节奏感——弹性。
一，力度
书法艺术，最基本的构成素质是线条。而完成线条美的过程本身都是与力度的不同灌注息息相关的。没有力的微妙而精到的表现，就没有了一切。所以，力度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是书法艺术本质的内核之内核。
书法中笔力的含义是一种技巧性的含义即质的含义，而不是比重即量的含义。这种力包括了从人的发力到手指（经肘、腕、指）再到笔杆再下注到笔毫，是一个力的传导过程而不是呈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传导环节都可能由于技术上的不足而使笔力在行笔过程中遭到失败。因此，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力，关键是在于力的运动过程：力在每个环节中的关系处理。并有一点肯定无疑：并不是最有力的人就能写出最有力的字——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书法，绝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一个力大无比的壮汉的书法，绝不一定能力透纸背。
（一）力的表现特征
1，逆——正则反之
大凡笔在运行中，反作用力越强，则笔与纸的摩擦系数也越大，笔毫的前行就不那么轻松，逆水行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线条中如有“逆”的追求，则其力度与厚度明显增强，沉着雄浑之气，不可仿佛。顺势飘忽，粗者亦疲软，逆势涩行，虽细亦劲健。有如射箭弯弓，弓不弯则箭发无力，弯弓即是“逆”，箭发即是“力”的呈现。
2，蓄——实者虚之
蓄是力感构成的潜在技巧，有两种不同的效果：
在运行停顿之时有意含糊，收回之后，下一步的方向与速度都显得不清晰。“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蔡邕《九势》）一般而言在收时又是势的伸延。
“蓄”的目的是在于使力度深藏起来，造成一种内在的筋力。是“蓄势”。比如短跑时冲刺前的缓速，起跳前轻微的顿，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积存下的潜力，如果说逆的反向是顺，那么蓄的反面则是露。
3，留——行则驻之
书法线条最忌讳的是一笔飘过、轻浮华俏。留的反面则是滑。
“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包世臣《艺舟双楫》）
“处处留得住笔，不使直走。”（梁同书《频罗庵论书》）
“涩势，在于紧驶战行之法。”（蔡邕）
“紧驶”指策马前行时必须扣紧马缰，不使其过于放纵，是“蓄”的方法。“战行”指左右环顾着摇摆而行，是“留”的方法。以此保证毛笔在向前运行时对线条的每一部分都倾注全部之力，而不致于忽尔沉实忽尔滑易，造成线条力度分布的不平均。它的运行有一种微弱的顿的节奏：不是匀速的直线前行，而是有顿挫的等距离前行。
在这里，“逆”的要求是强烈的反动力，是有明显的人为因素的；“留”的要求将反动力转化为较轻微的停顿，也具有较人为的意识；“蓄”的要求，虽也取停顿，但它的过程比较自然，不强调人为意识。从平面上的运动轨迹看，“逆”是一种大的反向来复；“留”是停顿具有一定节奏的间隔；“蓄”则强调停顿的自然延续。“留”的停顿的动作与“逆”的来复的方向，都是很强烈的力感的夸张，“蓄”则相对隐晦些，是力的自然的作用。
（二）力的几种说法
1，“中实”说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共见矣。--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
尽管每个书家都在讲笔力，尽管他们也都知道笔力不是蛮力而是技巧之力，但一旦进入实际的线条运行中，力的显示程度（明显程度）总是直观地判断线条价值的基本标准。而线条构成时由于头、尾动作关系到出、入、起、止等效果，一般总是先获得观众的注意。在这里包氏力排众论，提出：判断“力”的价值，最高层次上的判断焦点不是画的两端而是中截。“中实”是保证线条力度美的真正所在。
事实上，逆的反向，留的不断间隔停顿与蓄的展转，却是相对于中实或引向中实的最基本的动作，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反“空怯”。
2，五指齐力 万毫齐力
五指齐力，指手的动作。处理不当，直接导致用笔技巧以及线条效果的偏侧。
“齐”强调指的力的协调，齐心协力，即日齐。
万毫齐力，指笔的动作。强调笔毫的力的分布与协调。为了保证线条的有力和“中实”，要求在每一线条的构成中，笔毫必须尽量铺开以求每一根笔毛都能尽最大的可能传导“力”。
3，力透纸背
大凡书家们都曾为“力透纸背”的境界倾倒无已。每每潜心追求，以为神品。也许还有不少会把纸翻过来看看是否黑透。但这样一来，“力透”成了“墨透”。倘若写字用茧纸，其厚实不渗水；有用熟绢，墨透不到背面。用生宣与毛边纸，不用力亦能透过纸背。如此，“力透纸背”之说便成了难题。
力透纸背的“透”字，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中曰：笔力直透纸背，当如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黑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
对初学者而言，是从抽象到抽象；对书家而言，却是提醒他们不能拘泥于视觉上的“透”，要从更高层次上去把握“透”字的精神实质和对“力”的深层诠解，它决非简单的物理之力，如果我们拘泥它的实际的、现象的可视特征，终为书法所不取。
清人蒋和《书法正宗》有云：字无一笔可以不用力，无一法可以不用力。即牵丝使转亦皆有力。力注笔尖而以和平出之，如善舞竿者，神注竿头；善用枪者，力在枪尖也。在这里，它完全道出了书法之力取决于技巧得当而非取决于蛮劲的道理。
二，厚度
在平面的一画中，有墨色的浓淡之分，而且浓正好处在画的正中心，这便是一种视觉上的立体。这样的一根线条，应该是个圆柱体而不是一块薄片状，圆柱的最凸现部分（即离我们最近的部分），也即是“中心一缕浓墨”的部分。在用笔上，自属于中锋范畴。锋常在画中，方能保持线条的立体感。写篆书的线条中心如聚一缕浓墨，日光不透，线条的这种厚度的体现，可以说是古今书家莫不信奉的审美目标。
在技巧上，中锋用笔是追求线条厚度的保证，而强调线条厚度的追求则是书法史上一以贯之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线条的立体感并不等于单一地强调中锋回笔；强调线条的立体感并不等于单一地拘于圆柱形体。茫然地强求“笔笔中锋”并不是个明智的办法，它只会使用笔技巧和审美简单化，反而不利于对线条立体感之美的完整理解——立体感毕竟不仅仅依靠中锋用笔，它常常是在中侧锋（扩大为藏、露、转、折）交替的笔法中体现出来（如带状线条）。
“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用笔贵圆，字形贵方。”（项穆《书法雅言》）
“用笔无二，必以正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丰坊《书诀》）
由此，从书法美的角度看，中锋技巧是绝对的；侧锋技巧是相对的，它无法独立运用，只能与中锋互相交替补充，而且尚不能处于主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法讲求笔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线条美，而线条美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立体感要强，要有厚度。
三，弹性
“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它具备以下规律：
1、基本律：快慢——速率；轻重——力率；松紧——质率。
2、回护律（即藏头护尾）。
一个横笔或一个竖笔，不能一画而过，要在线条的起与止两部分作一互回互抱之态势。由于这种特殊的动作要求，于是在运笔节奏中，便很自然会出现头尾重中段轻、头尾紧中段松、头尾慢中段快的相对效果，一根平的线条变得有了起伏，有了生命的律动，有了线条的脉搏。
3、起伏律（即一波三折）
起伏律重在线条的运行节奏。关于“三折”，历来书家莫不奉为书法的度世金针。
4、间隔律
间隔律的着重点主要在于线条与线条之间连贯节奏方面。
书法中有“意到笔不到”之说。笔之到（实际笔画）与意之到（没有实际笔画），这就造成了一种间隔：笔到是实，意到是空，构成线条的节奏。这是间隔律的一般原理。
表现形式为“笔连意连”，“笔断意连”。它与笔势共同产生字与字间，线条与线条间在空间上的间隔（建筑节奏）和时间上的间隔（音乐节奏）。从而产生有意味的线条、结体和有意味的章法。
回护律与起伏律偏于单线条的节奏构成；
间隔律则重于线条间、结构间的连贯。
回护律与起伏律，保证单线条的质量（弹性）；
间隔律保证作品字法、章法的形式美。
回护律和起伏律确保线条“到位”；
间隔律使作品“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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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美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力量感——力度；
立体感——厚度；
节奏感——弹性。
一，力度
书法艺术，最基本的构成素质是线条。而完成线条美的过程本身都是与力度的不同灌注息息相关的。没有力的微妙而精到的表现，就没有了一切。所以，力度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是书法艺术本质的内核之内核。
书法中笔力的含义是一种技巧性的含义即质的含义，而不是比重即量的含义。这种力包括了从人的发力到手指（经肘、腕、指）再到笔杆再下注到笔毫，是一个力的传导过程而不是呈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传导环节都可能由于技术上的不足而使笔力在行笔过程中遭到失败。因此，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力，关键是在于力的运动过程：力在每个环节中的关系处理。并有一点肯定无疑：并不是最有力的人就能写出最有力的字——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书法，绝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一个力大无比的壮汉的书法，绝不一定能力透纸背。
（一）力的表现特征
1，逆——正则反之
大凡笔在运行中，反作用力越强，则笔与纸的摩擦系数也越大，笔毫的前行就不那么轻松，逆水行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线条中如有“逆”的追求，则其力度与厚度明显增强，沉着雄浑之气，不可仿佛。顺势飘忽，粗者亦疲软，逆势涩行，虽细亦劲健。有如射箭弯弓，弓不弯则箭发无力，弯弓即是“逆”，箭发即是“力”的呈现。
2，蓄——实者虚之
蓄是力感构成的潜在技巧，有两种不同的效果：
在运行停顿之时有意含糊，收回之后，下一步的方向与速度都显得不清晰。“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蔡邕《九势》）一般而言在收时又是势的伸延。
“蓄”的目的是在于使力度深藏起来，造成一种内在的筋力。是“蓄势”。比如短跑时冲刺前的缓速，起跳前轻微的顿，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积存下的潜力，如果说逆的反向是顺，那么蓄的反面则是露。
3，留——行则驻之
书法线条最忌讳的是一笔飘过、轻浮华俏。留的反面则是滑。
“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包世臣《艺舟双楫》）
“处处留得住笔，不使直走。”（梁同书《频罗庵论书》）
“涩势，在于紧驶战行之法。”（蔡邕）
“紧驶”指策马前行时必须扣紧马缰，不使其过于放纵，是“蓄”的方法。“战行”指左右环顾着摇摆而行，是“留”的方法。以此保证毛笔在向前运行时对线条的每一部分都倾注全部之力，而不致于忽尔沉实忽尔滑易，造成线条力度分布的不平均。它的运行有一种微弱的顿的节奏：不是匀速的直线前行，而是有顿挫的等距离前行。
在这里，“逆”的要求是强烈的反动力，是有明显的人为因素的；“留”的要求将反动力转化为较轻微的停顿，也具有较人为的意识；“蓄”的要求，虽也取停顿，但它的过程比较自然，不强调人为意识。从平面上的运动轨迹看，“逆”是一种大的反向来复；“留”是停顿具有一定节奏的间隔；“蓄”则强调停顿的自然延续。“留”的停顿的动作与“逆”的来复的方向，都是很强烈的力感的夸张，“蓄”则相对隐晦些，是力的自然的作用。
（二）力的几种说法
1，“中实”说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共见矣。--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
尽管每个书家都在讲笔力，尽管他们也都知道笔力不是蛮力而是技巧之力，但一旦进入实际的线条运行中，力的显示程度（明显程度）总是直观地判断线条价值的基本标准。而线条构成时由于头、尾动作关系到出、入、起、止等效果，一般总是先获得观众的注意。在这里包氏力排众论，提出：判断“力”的价值，最高层次上的判断焦点不是画的两端而是中截。“中实”是保证线条力度美的真正所在。
事实上，逆的反向，留的不断间隔停顿与蓄的展转，却是相对于中实或引向中实的最基本的动作，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反“空怯”。
2，五指齐力 万毫齐力
五指齐力，指手的动作。处理不当，直接导致用笔技巧以及线条效果的偏侧。
“齐”强调指的力的协调，齐心协力，即日齐。
万毫齐力，指笔的动作。强调笔毫的力的分布与协调。为了保证线条的有力和“中实”，要求在每一线条的构成中，笔毫必须尽量铺开以求每一根笔毛都能尽最大的可能传导“力”。
3，力透纸背
大凡书家们都曾为“力透纸背”的境界倾倒无已。每每潜心追求，以为神品。也许还有不少会把纸翻过来看看是否黑透。但这样一来，“力透”成了“墨透”。倘若写字用茧纸，其厚实不渗水；有用熟绢，墨透不到背面。用生宣与毛边纸，不用力亦能透过纸背。如此，“力透纸背”之说便成了难题。
力透纸背的“透”字，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中曰：笔力直透纸背，当如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黑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
对初学者而言，是从抽象到抽象；对书家而言，却是提醒他们不能拘泥于视觉上的“透”，要从更高层次上去把握“透”字的精神实质和对“力”的深层诠解，它决非简单的物理之力，如果我们拘泥它的实际的、现象的可视特征，终为书法所不取。
清人蒋和《书法正宗》有云：字无一笔可以不用力，无一法可以不用力。即牵丝使转亦皆有力。力注笔尖而以和平出之，如善舞竿者，神注竿头；善用枪者，力在枪尖也。在这里，它完全道出了书法之力取决于技巧得当而非取决于蛮劲的道理。
二，厚度
在平面的一画中，有墨色的浓淡之分，而且浓正好处在画的正中心，这便是一种视觉上的立体。这样的一根线条，应该是个圆柱体而不是一块薄片状，圆柱的最凸现部分（即离我们最近的部分），也即是“中心一缕浓墨”的部分。在用笔上，自属于中锋范畴。锋常在画中，方能保持线条的立体感。写篆书的线条中心如聚一缕浓墨，日光不透，线条的这种厚度的体现，可以说是古今书家莫不信奉的审美目标。
在技巧上，中锋用笔是追求线条厚度的保证，而强调线条厚度的追求则是书法史上一以贯之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线条的立体感并不等于单一地强调中锋回笔；强调线条的立体感并不等于单一地拘于圆柱形体。茫然地强求“笔笔中锋”并不是个明智的办法，它只会使用笔技巧和审美简单化，反而不利于对线条立体感之美的完整理解——立体感毕竟不仅仅依靠中锋用笔，它常常是在中侧锋（扩大为藏、露、转、折）交替的笔法中体现出来（如带状线条）。
“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用笔贵圆，字形贵方。”（项穆《书法雅言》）
“用笔无二，必以正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丰坊《书诀》）
由此，从书法美的角度看，中锋技巧是绝对的；侧锋技巧是相对的，它无法独立运用，只能与中锋互相交替补充，而且尚不能处于主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法讲求笔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线条美，而线条美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立体感要强，要有厚度。
三，弹性
“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它具备以下规律：
1、基本律：快慢——速率；轻重——力率；松紧——质率。
2、回护律（即藏头护尾）。
一个横笔或一个竖笔，不能一画而过，要在线条的起与止两部分作一互回互抱之态势。由于这种特殊的动作要求，于是在运笔节奏中，便很自然会出现头尾重中段轻、头尾紧中段松、头尾慢中段快的相对效果，一根平的线条变得有了起伏，有了生命的律动，有了线条的脉搏。
3、起伏律（即一波三折）
起伏律重在线条的运行节奏。关于“三折”，历来书家莫不奉为书法的度世金针。
4、间隔律
间隔律的着重点主要在于线条与线条之间连贯节奏方面。
书法中有“意到笔不到”之说。笔之到（实际笔画）与意之到（没有实际笔画），这就造成了一种间隔：笔到是实，意到是空，构成线条的节奏。这是间隔律的一般原理。
表现形式为“笔连意连”，“笔断意连”。它与笔势共同产生字与字间，线条与线条间在空间上的间隔（建筑节奏）和时间上的间隔（音乐节奏）。从而产生有意味的线条、结体和有意味的章法。
回护律与起伏律偏于单线条的节奏构成；
间隔律则重于线条间、结构间的连贯。
回护律与起伏律，保证单线条的质量（弹性）；
间隔律保证作品字法、章法的形式美。
回护律和起伏律确保线条“到位”；
间隔律使作品“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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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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