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作品欣赏#
严学章
学术理念：横行不霸道
处世原则：思想批判与友善待人分立
别名老蟹，文化学者、书画家。中华蟹派艺术创建者，中国艺术创作院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士嘉书院等多家院校客座教授、文化艺术顾问，全球华侨华人书画家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形象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蟹派艺术以学术性理论著述为思想支撑，以原创性系列作品为艺术支撑，以综合性创意产业为市场支撑，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清美直通画室为您报道～#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艺考#
严学章
学术理念：横行不霸道
处世原则：思想批判与友善待人分立
别名老蟹，文化学者、书画家。中华蟹派艺术创建者，中国艺术创作院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士嘉书院等多家院校客座教授、文化艺术顾问，全球华侨华人书画家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形象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蟹派艺术以学术性理论著述为思想支撑，以原创性系列作品为艺术支撑，以综合性创意产业为市场支撑，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清美直通画室为您报道～#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艺考#
姜昆：以欢笑的形式记录时代
姜昆走进会客室的一瞬间，让人不禁感叹当年风靡春晚舞台的那个年轻人未曾老过。虽然刚刚结束在新加坡的讲座匆匆返京，但是这位68岁的艺术家依旧神采奕奕，脸上始终绽放着亲切的笑容。
1987年春节晚会上，姜昆与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堪称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经典作品。一个沐浴在改革春风中的年轻人形象，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如此照相》，到2017年的《新虎口遐想》，姜昆在舞台上陪伴了观众近40年，也见证了中国相声40年的风雨兼程。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人民网独家专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一同见证他用欢笑的方式记录改革开放的荣光。
“改革开放为相声创作吹进一缕春风”
人民网：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声作品，人们首先会想到您在1979年表演的《如此照相》，在您看来，这部相声为何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
姜昆：《如此照相》是迎着改革春风而生的作品。它如同一只新苗，在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破土而出。它揭示了人民对于极左思潮的厌恶和批判，表达人们希望将过去极左的革命航船拨正方向的心声。这部作品用荒诞的手法讽刺现实社会的问题，用幽默的语言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它用曲艺独具的艺术表现方式，收获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引领了曲艺的新风尚。
人民网：在此之后，您又创作了让观众津津乐道的《虎口遐想》《祖爷爷的烦恼》等一系列作品，您觉得这些作品的成功因素是什么？
姜昆：相声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把“包袱”藏在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中，让观众感觉既亲切，又可乐。它把生活中的琐事、烦心事调侃成段子，给老百姓的平凡生活点缀不少乐趣。
不仅如此，它还将老百姓的生活符号作为时代特点记在相声当中，观众听相声时，如同翻阅一篇篇时代的画册。正因为有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才有了《祖爷爷的烦恼》；正因为打开国门，才有了“TDK”、“老三洋”这些让大家捧腹大笑的文化符号。人们乐于听，乐于看，也乐于回想，在相声中愉快地回忆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崭新的生活赋予相声创作全新的生命力，为相声吹进一缕春风。
人民网：如何让相声与百姓生活充分结合，找出藏在生活中的“包袱”？
姜昆：要想找到真正有趣的“包袱”，就要亲自到生活中采集笑料，讲身边的人，说熟悉的事，把最能引起共鸣的内容反映在作品当中，这样才能切实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比如，为了响应政府“争做文明市民”的号召，我们创作了《我与乘客》。为此我们专门到无轨电车103线路上体验生活。103路终点站是和平里，于是诞生了作品开头的第一个包袱。我介绍说“这位老何同志”。李文华先生说：“我不姓何”“我记错了，您姓平，老平同志”“我也不姓平！”“那你姓什么？”“我姓李” “噢！和平里！”这个包袱的来源就是生活。
老一辈艺术家告诫我们：“要想嘴会说，多唠庄稼嗑”。18岁时我在东北当“知青”，接触到很多当地方言，后来运用到相声当中——“知道北京人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吃什么？猪肉炖粉条可劲造！”这些都是东北生活当中的“庄稼嗑”。只有做到求教于人民、求教于生活，用生活的丰厚滋养和沁润心田，才能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姜昆历年表演照片集锦
人民网：进入新时代，80后、90后的群体力量逐渐壮大，相声作为一门传统曲艺如何与年轻人对话？
姜昆：相声离不开年轻观众。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想办法吸引年轻人。现在一些老同志总说：“不理解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说的话、唱的歌”。但是，忘掉年轻人就是忘掉明天，没有明天就没有希望。所以要吸引他们听相声，要想办法主动靠近他们，抓住年轻观众的心。
现在是相声的好时代，因为传统相声时新化、相声人才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小剧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相声人才的传承提供沃土。在小剧场里，年轻人说相声给年轻人听，说者与听者更容易产生共鸣。相声不断被注入新鲜的血液，传统曲艺就能持续不断地焕发活力。
人民网：您在接近年轻观众方面做过哪些尝试？
姜昆：在系列演出《姜昆“说”相声》中，我专门设立了“姜昆和80后、90后‘说’相声”板块，旨在增加与年轻人的沟通和对话。我还学了街舞、说唱，希望将传统相声和流行元素相结合，从而吸引孩子们来听相声。
在《新虎口遐想》中，作为老同志，我讲述我的苦恼，但是这种苦恼也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因为这确实也是他们的生活。“掉老虎洞里，没有人救，全拿手机拍照”。这种“包袱”和年轻人非常贴近。所以想要吸引年轻人，就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一方面贴近他们的喜好，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正确地欣赏艺术，用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影响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曲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姜昆走进会客室的一瞬间，让人不禁感叹当年风靡春晚舞台的那个年轻人未曾老过。虽然刚刚结束在新加坡的讲座匆匆返京，但是这位68岁的艺术家依旧神采奕奕，脸上始终绽放着亲切的笑容。
1987年春节晚会上，姜昆与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堪称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经典作品。一个沐浴在改革春风中的年轻人形象，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如此照相》，到2017年的《新虎口遐想》，姜昆在舞台上陪伴了观众近40年，也见证了中国相声40年的风雨兼程。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人民网独家专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一同见证他用欢笑的方式记录改革开放的荣光。
“改革开放为相声创作吹进一缕春风”
人民网：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声作品，人们首先会想到您在1979年表演的《如此照相》，在您看来，这部相声为何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
姜昆：《如此照相》是迎着改革春风而生的作品。它如同一只新苗，在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破土而出。它揭示了人民对于极左思潮的厌恶和批判，表达人们希望将过去极左的革命航船拨正方向的心声。这部作品用荒诞的手法讽刺现实社会的问题，用幽默的语言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它用曲艺独具的艺术表现方式，收获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引领了曲艺的新风尚。
人民网：在此之后，您又创作了让观众津津乐道的《虎口遐想》《祖爷爷的烦恼》等一系列作品，您觉得这些作品的成功因素是什么？
姜昆：相声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把“包袱”藏在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中，让观众感觉既亲切，又可乐。它把生活中的琐事、烦心事调侃成段子，给老百姓的平凡生活点缀不少乐趣。
不仅如此，它还将老百姓的生活符号作为时代特点记在相声当中，观众听相声时，如同翻阅一篇篇时代的画册。正因为有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才有了《祖爷爷的烦恼》；正因为打开国门，才有了“TDK”、“老三洋”这些让大家捧腹大笑的文化符号。人们乐于听，乐于看，也乐于回想，在相声中愉快地回忆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崭新的生活赋予相声创作全新的生命力，为相声吹进一缕春风。
人民网：如何让相声与百姓生活充分结合，找出藏在生活中的“包袱”？
姜昆：要想找到真正有趣的“包袱”，就要亲自到生活中采集笑料，讲身边的人，说熟悉的事，把最能引起共鸣的内容反映在作品当中，这样才能切实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比如，为了响应政府“争做文明市民”的号召，我们创作了《我与乘客》。为此我们专门到无轨电车103线路上体验生活。103路终点站是和平里，于是诞生了作品开头的第一个包袱。我介绍说“这位老何同志”。李文华先生说：“我不姓何”“我记错了，您姓平，老平同志”“我也不姓平！”“那你姓什么？”“我姓李” “噢！和平里！”这个包袱的来源就是生活。
老一辈艺术家告诫我们：“要想嘴会说，多唠庄稼嗑”。18岁时我在东北当“知青”，接触到很多当地方言，后来运用到相声当中——“知道北京人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吃什么？猪肉炖粉条可劲造！”这些都是东北生活当中的“庄稼嗑”。只有做到求教于人民、求教于生活，用生活的丰厚滋养和沁润心田，才能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姜昆历年表演照片集锦
人民网：进入新时代，80后、90后的群体力量逐渐壮大，相声作为一门传统曲艺如何与年轻人对话？
姜昆：相声离不开年轻观众。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想办法吸引年轻人。现在一些老同志总说：“不理解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说的话、唱的歌”。但是，忘掉年轻人就是忘掉明天，没有明天就没有希望。所以要吸引他们听相声，要想办法主动靠近他们，抓住年轻观众的心。
现在是相声的好时代，因为传统相声时新化、相声人才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小剧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相声人才的传承提供沃土。在小剧场里，年轻人说相声给年轻人听，说者与听者更容易产生共鸣。相声不断被注入新鲜的血液，传统曲艺就能持续不断地焕发活力。
人民网：您在接近年轻观众方面做过哪些尝试？
姜昆：在系列演出《姜昆“说”相声》中，我专门设立了“姜昆和80后、90后‘说’相声”板块，旨在增加与年轻人的沟通和对话。我还学了街舞、说唱，希望将传统相声和流行元素相结合，从而吸引孩子们来听相声。
在《新虎口遐想》中，作为老同志，我讲述我的苦恼，但是这种苦恼也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因为这确实也是他们的生活。“掉老虎洞里，没有人救，全拿手机拍照”。这种“包袱”和年轻人非常贴近。所以想要吸引年轻人，就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一方面贴近他们的喜好，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正确地欣赏艺术，用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影响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曲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阻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阻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