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县大川镇南天门探险记（连载二）
我抬头向南天门方向望去,前面陡峭的山峰阻断了我的视线,山上古木参天,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野杉树,东一棵西一棵地盘在山上的岩石中,遒劲苍老的枝杆上布满青苔,鲜艳的杜鹃花三三两两的点缀其间，显得格外耀眼。几只色彩斑斓不知名的蝴蝶忙着在路旁的野花间穿梭。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因南天门之行不能成行而情绪低落。
张老五的车在便道上开了不到一里路就卡在一个陡坡上，底盘被一块突出的岩石顶住，抛锚了。于是大家拿了各自的东西下车步行,四川台的涂大记者下车就摆开阵式对着美景不停地摄起像来,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没见过多少大山原始古朴而又处处透着秀丽的原生态美景,对着岩石上的几棵野杉就拍了半天。芦山电视台的陈记者好心地提醒他说山上可不好充电,这里距真正的景区还早着呢。大家于是继续前行,说说笑笑地沿着以前开矿的便道往山上走去,走了约三公里就到了一个电站的水坝前,水坝筑在两座刀削般陡峭的山峰之间,阻断了我们前行的路。
水坝下的空地上有几个正在干活的工人,一个简易的木棚搭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棚子里冒起了青烟,有个跛脚的工人正在生火做饭。“嗨!老唐,你在这里干活嗦?”我认出了一个保卫村的当地人,很开心地和他打招呼。“啊!是乐警官,快到棚子里来坐一屁股,还没干饭吧?来整点,洋芋炖肥肉坨坨”。老唐一面说一面就要去拿碗,不像是在和我客气。“不了,我们人多”。老唐见我客气,走过来拉住我就往棚子里拖。
高局见时间也不早了,就安排大伙都就地休息一下,吃点干粮后再继续出发。他叫来两个最精干的村民，要他们和向导老王一起,趟过水坝去探一下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探路的老王他们就回来了。“遭了,过不去,我们前些天才搭的便桥被洪水冲走了”。向导老王说道：“怎么办,高局?”高局揭下迷彩帽用手指挠了挠并不茂盛的头发,想了好一会儿才像下定决心似的说:“那就返身吧,到南天门安营扎寨,休整一下,明天再决定往哪儿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终于还是要到我日思夜想的南天门了。大家相互把包裹整理好后就往回走,下坡的路可轻快多了,不一会就又回到刚才分路的三叉口，踏上了到南天门的路。南天门的路果然不好走,坡度比刚才便道的路陡多了,走不多远就是一个回头弯。背上的包裹仿佛吃了生长素，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冒出的汗水直往眼睛里钻,潮得人两眼迷离。
路两旁的野杉高大挺拔,不时会看见有倒在路旁的参天大树,树杆均已腐朽不堪,上面长满不知名的野生菌类和厚厚的青苔,有些“青苔”长达几米,向导老王告诉我那是绿松茸。这些大树有的是因衰老而腐朽倒下,有的是被雷电击中而被拦腰折断,断口处黢黑一片,仿佛是一张非洲黑人的脸,让人忍不住猜想当时雷电击中大树的一瞬间是怎样的壮观。远处传来溪流淙淙的响声,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小溪藏在何处,弄出这高山流水般动人的乐曲。
又转过两个弯,一道雪也似的白练就挂在眼前的山坡上,溪水欢快地兀自流淌,并不为我们的到来所动,晶莹剔透的水花在撞到突出的岩石后高高跃起,扑入溪旁的草丛中忽地不见了。对面的山峰处飞过几只老鸦,呱呱地叫唤几声,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显得有些瘆人。一只毛茸茸的松鼠从一棵大树后探出头向我们望来,又倏然飞跃到另一棵树上,转眼不见了踪影,它肯定不想搞懂这些两脚直立的动物为什么而来,为何要打扰它幸福平静的悠闲生活。
“要到了吧?”我问老王。“快了!再转几个弯就到”,老王说。山里人很会说些实在的“谎言”,所说的话你要放大几倍来听才比较靠谱。他们所说的“快了”，我估计没有半小时肯定走不拢,这点我在大川派出所刚上班时就深有体会。记得刚在大川上班不久,有次和一个镇干部一起到晓里村很高的山上去处理一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是两兄弟因一口水井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处理好后老乡高矮要拉倒我们吃饭,我也没客气,因为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老乡说“我们整它一窝窝酒嗬？”我想“一窝窝”就“一窝窝”,不过就是一杯酒嘛,大不了四两也就顶天了吧”。等到老乡把所谓的“窝窝”拿出来,我顿时傻了眼,竟然是吃饭用的碗,起码能装一斤多,那时我就深深领教了山里人善意而实在的“谎言”。
不知又转过了多少弯,我感到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只知道机械而麻木地向前挪动。就在又转过一个大弯后,眼前突然一亮,一片开阔地出现在眼前,起码有好几十亩。路的右面靠山脚的地方,一排很有气势的一楼一底的木房依山而建,掩映在参天的古树中。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溪从房前悠然而过,溪水几至透明,静卧在水底的各色石头仿佛专为等候远方客人来欣赏似的待在水底一动不动。这就是南天门了,以前只在相片上看过,从别人口中听过的地方。南天门，我终于来了！
南天门的景色确实不错,溪水对面是一片开阔的野杉林,高大挺拔的野杉显得气势非凡,一些矮小的灌木在他们脚小显得更加的渺小。对面山崖上杜鹃花开得正艳,十分耐看，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粉色的,仿佛是出自一位大师的手笔，各种颜色的搭配恰到好处。极目眺望，一座小亭掩映在杜鹃花丛中,只露出一小顶来,不注意还看不出来。
我在出神欣赏好一会后，才想起应该先到房子里把包放好，于是我迈步踏入了我梦中多次相见神交已久的南天门。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管理,房子的好些壁板已经缺失,想是某个猎人或是游客,因御寒又或是做饭需要，将墙壁的木板化作了温暖的火焰。缺失了壁板的房子显得有些破败,但整体的气势还在,显得还是很大气,就像一大户人家,虽然有些没落,但只要有客人到有什么需要他依然慷慨大方,乐于奉送,毫不吝啬。
雅安来的摄影爱好者老陈约我一起去亭子看看,我也正有此意,就和老陈沿着小溪往亭子方向走去。走到一笼剑竹旁时我闻到一股动物尸体腐败后的味道,继续前行,气味越来越浓。一头野牛的尸体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小半露在水面上，有一大半淹没在小溪里一个较深的水凼中。野牛的尸体被一根横跨在水面上的木头卡住了,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经腐败不堪,一排白森森的肋骨如宝剑般刺向天空,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头野牛为何死在这里,是病死、摔死、亦或是与情敌战斗而亡,在死前又有怎样痛苦的挣扎？一切都是个迷！也许大山中野生动物的命运本是这样,充满着不可知的传奇色彩。
（未完待续）
乐春雷
我抬头向南天门方向望去,前面陡峭的山峰阻断了我的视线,山上古木参天,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野杉树,东一棵西一棵地盘在山上的岩石中,遒劲苍老的枝杆上布满青苔,鲜艳的杜鹃花三三两两的点缀其间，显得格外耀眼。几只色彩斑斓不知名的蝴蝶忙着在路旁的野花间穿梭。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因南天门之行不能成行而情绪低落。
张老五的车在便道上开了不到一里路就卡在一个陡坡上，底盘被一块突出的岩石顶住，抛锚了。于是大家拿了各自的东西下车步行,四川台的涂大记者下车就摆开阵式对着美景不停地摄起像来,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没见过多少大山原始古朴而又处处透着秀丽的原生态美景,对着岩石上的几棵野杉就拍了半天。芦山电视台的陈记者好心地提醒他说山上可不好充电,这里距真正的景区还早着呢。大家于是继续前行,说说笑笑地沿着以前开矿的便道往山上走去,走了约三公里就到了一个电站的水坝前,水坝筑在两座刀削般陡峭的山峰之间,阻断了我们前行的路。
水坝下的空地上有几个正在干活的工人,一个简易的木棚搭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棚子里冒起了青烟,有个跛脚的工人正在生火做饭。“嗨!老唐,你在这里干活嗦?”我认出了一个保卫村的当地人,很开心地和他打招呼。“啊!是乐警官,快到棚子里来坐一屁股,还没干饭吧?来整点,洋芋炖肥肉坨坨”。老唐一面说一面就要去拿碗,不像是在和我客气。“不了,我们人多”。老唐见我客气,走过来拉住我就往棚子里拖。
高局见时间也不早了,就安排大伙都就地休息一下,吃点干粮后再继续出发。他叫来两个最精干的村民，要他们和向导老王一起,趟过水坝去探一下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探路的老王他们就回来了。“遭了,过不去,我们前些天才搭的便桥被洪水冲走了”。向导老王说道：“怎么办,高局?”高局揭下迷彩帽用手指挠了挠并不茂盛的头发,想了好一会儿才像下定决心似的说:“那就返身吧,到南天门安营扎寨,休整一下,明天再决定往哪儿走”。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终于还是要到我日思夜想的南天门了。大家相互把包裹整理好后就往回走,下坡的路可轻快多了,不一会就又回到刚才分路的三叉口，踏上了到南天门的路。南天门的路果然不好走,坡度比刚才便道的路陡多了,走不多远就是一个回头弯。背上的包裹仿佛吃了生长素，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冒出的汗水直往眼睛里钻,潮得人两眼迷离。
路两旁的野杉高大挺拔,不时会看见有倒在路旁的参天大树,树杆均已腐朽不堪,上面长满不知名的野生菌类和厚厚的青苔,有些“青苔”长达几米,向导老王告诉我那是绿松茸。这些大树有的是因衰老而腐朽倒下,有的是被雷电击中而被拦腰折断,断口处黢黑一片,仿佛是一张非洲黑人的脸,让人忍不住猜想当时雷电击中大树的一瞬间是怎样的壮观。远处传来溪流淙淙的响声,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小溪藏在何处,弄出这高山流水般动人的乐曲。
又转过两个弯,一道雪也似的白练就挂在眼前的山坡上,溪水欢快地兀自流淌,并不为我们的到来所动,晶莹剔透的水花在撞到突出的岩石后高高跃起,扑入溪旁的草丛中忽地不见了。对面的山峰处飞过几只老鸦,呱呱地叫唤几声,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显得有些瘆人。一只毛茸茸的松鼠从一棵大树后探出头向我们望来,又倏然飞跃到另一棵树上,转眼不见了踪影,它肯定不想搞懂这些两脚直立的动物为什么而来,为何要打扰它幸福平静的悠闲生活。
“要到了吧?”我问老王。“快了!再转几个弯就到”,老王说。山里人很会说些实在的“谎言”,所说的话你要放大几倍来听才比较靠谱。他们所说的“快了”，我估计没有半小时肯定走不拢,这点我在大川派出所刚上班时就深有体会。记得刚在大川上班不久,有次和一个镇干部一起到晓里村很高的山上去处理一起并不复杂的纠纷,是两兄弟因一口水井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处理好后老乡高矮要拉倒我们吃饭,我也没客气,因为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了。老乡说“我们整它一窝窝酒嗬？”我想“一窝窝”就“一窝窝”,不过就是一杯酒嘛,大不了四两也就顶天了吧”。等到老乡把所谓的“窝窝”拿出来,我顿时傻了眼,竟然是吃饭用的碗,起码能装一斤多,那时我就深深领教了山里人善意而实在的“谎言”。
不知又转过了多少弯,我感到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只知道机械而麻木地向前挪动。就在又转过一个大弯后,眼前突然一亮,一片开阔地出现在眼前,起码有好几十亩。路的右面靠山脚的地方,一排很有气势的一楼一底的木房依山而建,掩映在参天的古树中。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溪从房前悠然而过,溪水几至透明,静卧在水底的各色石头仿佛专为等候远方客人来欣赏似的待在水底一动不动。这就是南天门了,以前只在相片上看过,从别人口中听过的地方。南天门，我终于来了！
南天门的景色确实不错,溪水对面是一片开阔的野杉林,高大挺拔的野杉显得气势非凡,一些矮小的灌木在他们脚小显得更加的渺小。对面山崖上杜鹃花开得正艳,十分耐看，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粉色的,仿佛是出自一位大师的手笔，各种颜色的搭配恰到好处。极目眺望，一座小亭掩映在杜鹃花丛中,只露出一小顶来,不注意还看不出来。
我在出神欣赏好一会后，才想起应该先到房子里把包放好，于是我迈步踏入了我梦中多次相见神交已久的南天门。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管理,房子的好些壁板已经缺失,想是某个猎人或是游客,因御寒又或是做饭需要，将墙壁的木板化作了温暖的火焰。缺失了壁板的房子显得有些破败,但整体的气势还在,显得还是很大气,就像一大户人家,虽然有些没落,但只要有客人到有什么需要他依然慷慨大方,乐于奉送,毫不吝啬。
雅安来的摄影爱好者老陈约我一起去亭子看看,我也正有此意,就和老陈沿着小溪往亭子方向走去。走到一笼剑竹旁时我闻到一股动物尸体腐败后的味道,继续前行,气味越来越浓。一头野牛的尸体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小半露在水面上，有一大半淹没在小溪里一个较深的水凼中。野牛的尸体被一根横跨在水面上的木头卡住了,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经腐败不堪,一排白森森的肋骨如宝剑般刺向天空,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头野牛为何死在这里,是病死、摔死、亦或是与情敌战斗而亡,在死前又有怎样痛苦的挣扎？一切都是个迷！也许大山中野生动物的命运本是这样,充满着不可知的传奇色彩。
（未完待续）
乐春雷
转：（下）《坛经》版本源流考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所下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契嵩本《坛经》取材于《曹溪大师别传》的部分内容，正好弥补了敦煌本《坛经》的不足。
1934年，胡适先生又撰《坛经考之二》，对惠听本作了考证，兼及敦煌本和契嵩本。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本是最古真本，惠昕本中“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并批评契嵩本是“妄改”，又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坛经考之二》，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93-494页。）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由于胡适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于是就有些人附和其说，对《坛经》版本的说真道伪之风愈演愈烈。
1980年，郭朋先生出版《坛经对勘》一书，对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对勘，在他所作的按语之中，“窜改”、“编造”、“硬塞私货”、“以假当真、真伪不辨”、“斑斑伪迹”、“无稽之谈”、“窜改成癖”等字眼比比皆是。
1982年，郭朋先生出版了《坛经校释》。1987年，又出版了《坛经导读》。在这两书的前言中，他征引了古今中外学者有关《坛经》版本的论述，把《坛经》真伪之说发挥到了极点，最后得出结论：
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篡改愈多，就愈多私货！作为“慧能的《坛经》”（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坛经》”，而是“禅宗的《坛经》”，那自应另当别论）说来，就不能不说，在后三本的《坛经》里，不少的思想内容，和慧能的思想是颇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于惠昕、契嵩、宗宝等人，对《坛经》进行了肆意的篡改！
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详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篡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39-41页。）
《坛经》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修订补充，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认为后出版本的修订补充是“肆意的篡改”，是“鱼目混珠”，是“私货”，那就值得商榷了。一部作品是要经过反复地修改，然后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成为经典。《坛经》经过契嵩、宗宝等人的修改之后，慧能的禅法更为简易明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净慧法师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一文中对郭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578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净慧法师还进一步提出：
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画蛇添足”“贩运私货”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充敦煌写本的《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见《法音》1982年第2期）
净慧法师的论述很有道理，自成一家之说。国内还有些学者不赞成郭朋先生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也就不一一征引了。
现存《坛经》大致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慧能自述生平；二、慧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开法记录，各种版本之间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慧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法的生平事迹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第三部分，即慧能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版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但从各种灯录中有关慧能弟子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还是可信的。由于在大梵寺听慧能说法的弟子很多，因此，对形成的《坛经》本子各有修订补充，这是形成《坛经》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不等于后出的版本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没有先出的版本真实。例如，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会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成为后人时常拈提的“非风非幡”的公案。这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只见于以后的《坛经》各本，但在敦煌本《坛经》之前的《历代法宝记》中有此记载。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的资料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敦煌坛经写本序》，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慧能的得法偈也是《坛经》版本问题中的焦点之一。得法偈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禅宗南宗来说，这首得法偈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敦煌本《坛经》与其它各本《坛经》恰恰在这首得法偈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敦煌本《坛经》中的得法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它各本《坛经》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有’亦作‘惹’）尘埃！”
郭朋先生在《坛经对勘》中说：“惠昕带头，把‘佛性常清净’，窜改为‘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思想上对惠能作了根本性的窜改：把‘佛性’论者的惠能，窜改成为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字面上的窜改，因为，从思想上说来，他们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窜改，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而且，以后，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这首‘本来无一物’的窜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净’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这项窜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广为流布、张大其影响者，则是契嵩和宗宝。”（《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6年6月，19页。）
郭朋先生说惠昕首先改动了慧能得法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惠昕本《坛经》早十五年成书的《祖堂集》中，就有“本来无一物”的记载：“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其张日用与他书偈曰：身非菩提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岳麓书社，1996年6月，54页。）
在比惠昕本《坛经》早六年成书的《宗镜录》中也记载了慧能的得法偈：“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宗镜录》卷三十一，见《中华大藏经》第76册，40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从以上两条例证可看出，早在惠昕本《坛经》之前，“本来无一物”的说法就很流行，惠昕决不是窜改慧能得法偈的“始作俑者”。
从文气上看，“本来无一物”比“佛性常清静”更为合适。慧能的得法偈是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四个否定句，显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如果第三句是“佛性常清净”而不是“本来无一物”，那么不但失去了一气呵成的气势，在内容上也平淡无味。李泽厚先生说得好：“《坛经》敦煌本与流行本相比，与其去责备后者之背离原作，似不如肯定后者正是某种发展。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要更为彻底和明畅。”（《庄玄禅宗漫述》，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综上所述；多种版本的《坛经》各有其价值，在使用时应当有所选择，不能盲目地肯定一种版本而否认其它三种版本。《坛经》的流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最初是由法海记录，经手抄流行。但是听慧能说法的弟子有数十人，这就不能肯定其他弟子没有记录，更不能说他们对法海记录的《坛经》没有进行补充。敦煌本《坛经》显然就是经过神会一派弟子的整理。后出的三种《坛经》在经过加工整理后，分了品目，显得更有条理，不但基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敦煌本所未曾收入的内容。就以宗宝本《坛经》为例，“机缘品”、“顿渐品”中主要是慧能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灯录中，就史料价值说是可靠的，收入《坛经》可以集中地反映慧能的思想。因此，《坛经》多种版本的存在，应该说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PS：我梦觉尊心个人的看法：
敦煌本更接近原典；作为行者来讲敦煌本很多就是实修的窍诀；而宗宝本参考了民间野史，添加了神迹故事以及契嵩、宗宝等加私货的争议；
对读《神会和尚禅话录》，神会禅师开示的慧能禅法，入个中三昧，很得要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禅师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敦煌本应该是神会系传本。
宗宝本明显有儒、道合流的影子。
各本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敦煌本“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相较；敦煌本明显更符合印度大乘佛教心性派的见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更接近，汉传空宗的思想。
至于把惠昕本（或类似之本）置于敦煌本（或类似之本）之前的做法，我也不同意；因为，传法偈其他本都是一首，只有敦煌本是两首，而且没有“本来无一物”句。所以很难讲敦煌本是其他诸本的节本。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所下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契嵩本《坛经》取材于《曹溪大师别传》的部分内容，正好弥补了敦煌本《坛经》的不足。
1934年，胡适先生又撰《坛经考之二》，对惠听本作了考证，兼及敦煌本和契嵩本。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本是最古真本，惠昕本中“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并批评契嵩本是“妄改”，又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坛经考之二》，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93-494页。）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由于胡适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于是就有些人附和其说，对《坛经》版本的说真道伪之风愈演愈烈。
1980年，郭朋先生出版《坛经对勘》一书，对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对勘，在他所作的按语之中，“窜改”、“编造”、“硬塞私货”、“以假当真、真伪不辨”、“斑斑伪迹”、“无稽之谈”、“窜改成癖”等字眼比比皆是。
1982年，郭朋先生出版了《坛经校释》。1987年，又出版了《坛经导读》。在这两书的前言中，他征引了古今中外学者有关《坛经》版本的论述，把《坛经》真伪之说发挥到了极点，最后得出结论：
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篡改愈多，就愈多私货！作为“慧能的《坛经》”（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坛经》”，而是“禅宗的《坛经》”，那自应另当别论）说来，就不能不说，在后三本的《坛经》里，不少的思想内容，和慧能的思想是颇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于惠昕、契嵩、宗宝等人，对《坛经》进行了肆意的篡改！
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详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篡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39-41页。）
《坛经》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修订补充，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认为后出版本的修订补充是“肆意的篡改”，是“鱼目混珠”，是“私货”，那就值得商榷了。一部作品是要经过反复地修改，然后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成为经典。《坛经》经过契嵩、宗宝等人的修改之后，慧能的禅法更为简易明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净慧法师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一文中对郭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578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净慧法师还进一步提出：
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画蛇添足”“贩运私货”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充敦煌写本的《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见《法音》1982年第2期）
净慧法师的论述很有道理，自成一家之说。国内还有些学者不赞成郭朋先生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也就不一一征引了。
现存《坛经》大致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慧能自述生平；二、慧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开法记录，各种版本之间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慧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法的生平事迹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第三部分，即慧能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版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但从各种灯录中有关慧能弟子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还是可信的。由于在大梵寺听慧能说法的弟子很多，因此，对形成的《坛经》本子各有修订补充，这是形成《坛经》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不等于后出的版本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没有先出的版本真实。例如，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会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成为后人时常拈提的“非风非幡”的公案。这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只见于以后的《坛经》各本，但在敦煌本《坛经》之前的《历代法宝记》中有此记载。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的资料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敦煌坛经写本序》，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慧能的得法偈也是《坛经》版本问题中的焦点之一。得法偈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禅宗南宗来说，这首得法偈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敦煌本《坛经》与其它各本《坛经》恰恰在这首得法偈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敦煌本《坛经》中的得法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它各本《坛经》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有’亦作‘惹’）尘埃！”
郭朋先生在《坛经对勘》中说：“惠昕带头，把‘佛性常清净’，窜改为‘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思想上对惠能作了根本性的窜改：把‘佛性’论者的惠能，窜改成为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字面上的窜改，因为，从思想上说来，他们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窜改，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而且，以后，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这首‘本来无一物’的窜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净’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这项窜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广为流布、张大其影响者，则是契嵩和宗宝。”（《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6年6月，19页。）
郭朋先生说惠昕首先改动了慧能得法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惠昕本《坛经》早十五年成书的《祖堂集》中，就有“本来无一物”的记载：“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其张日用与他书偈曰：身非菩提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岳麓书社，1996年6月，54页。）
在比惠昕本《坛经》早六年成书的《宗镜录》中也记载了慧能的得法偈：“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宗镜录》卷三十一，见《中华大藏经》第76册，40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从以上两条例证可看出，早在惠昕本《坛经》之前，“本来无一物”的说法就很流行，惠昕决不是窜改慧能得法偈的“始作俑者”。
从文气上看，“本来无一物”比“佛性常清静”更为合适。慧能的得法偈是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四个否定句，显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如果第三句是“佛性常清净”而不是“本来无一物”，那么不但失去了一气呵成的气势，在内容上也平淡无味。李泽厚先生说得好：“《坛经》敦煌本与流行本相比，与其去责备后者之背离原作，似不如肯定后者正是某种发展。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要更为彻底和明畅。”（《庄玄禅宗漫述》，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综上所述；多种版本的《坛经》各有其价值，在使用时应当有所选择，不能盲目地肯定一种版本而否认其它三种版本。《坛经》的流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最初是由法海记录，经手抄流行。但是听慧能说法的弟子有数十人，这就不能肯定其他弟子没有记录，更不能说他们对法海记录的《坛经》没有进行补充。敦煌本《坛经》显然就是经过神会一派弟子的整理。后出的三种《坛经》在经过加工整理后，分了品目，显得更有条理，不但基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敦煌本所未曾收入的内容。就以宗宝本《坛经》为例，“机缘品”、“顿渐品”中主要是慧能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灯录中，就史料价值说是可靠的，收入《坛经》可以集中地反映慧能的思想。因此，《坛经》多种版本的存在，应该说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PS：我梦觉尊心个人的看法：
敦煌本更接近原典；作为行者来讲敦煌本很多就是实修的窍诀；而宗宝本参考了民间野史，添加了神迹故事以及契嵩、宗宝等加私货的争议；
对读《神会和尚禅话录》，神会禅师开示的慧能禅法，入个中三昧，很得要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禅师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敦煌本应该是神会系传本。
宗宝本明显有儒、道合流的影子。
各本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敦煌本“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相较；敦煌本明显更符合印度大乘佛教心性派的见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更接近，汉传空宗的思想。
至于把惠昕本（或类似之本）置于敦煌本（或类似之本）之前的做法，我也不同意；因为，传法偈其他本都是一首，只有敦煌本是两首，而且没有“本来无一物”句。所以很难讲敦煌本是其他诸本的节本。
#小锤君分享##地大之声# 【入地、下海又登极 他是地学之旅的追梦人】
地大新闻网讯（记者庞伟红）49岁的陈刚刚从珠峰回来，皮肤晒得黝黑，身形消瘦。他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的74公斤到现在的60公斤，他足足瘦了28斤。
陈刚是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作为海洋学院副院长，他一回学校就马不停蹄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他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登顶过三个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这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因为天气原因止步在8000米的大风口，但谈起珠峰，他眼里依然有光。
“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可我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这是责任，也是初心。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他还将参与珠峰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检核，和国内的测绘专家一起揭秘珠峰的最新“身高”。
从教师到测绘师 他参与测量珠峰最新身高
陈刚和国测一大队的缘分，还得从2012年说起。作为建校6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出征珠峰，陈刚是随队科考队员。在实地踏勘代号“Ⅲ7 ”的珠峰测量控制点时，科考队在山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个“漂流瓶”，这个玻璃罐头瓶子里留有一张已严重炭化的纸条，字迹依稀可辨，这是2005年珠峰测量时，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留下的。
2019年10月，陈刚接到自然资源部的任职文件，因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又有全球“7+2”登山科考活动的丰富经验，身份与此次珠峰测高任务契合，他应邀兼任国测一大队任副总工程师，任期一年。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作为国测一大队的成员，参与测量珠峰“新身高”。
“这圆了我的一个梦。”1991年大学毕业前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邀请国测一大队老队员做了一场报告会，多次提到了1975年的珠峰测高。陈刚听后热血沸腾，直接给西藏测绘部门写信要求进藏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辗转十余载后，坚守着这份测绘初心，他还是与这片高天厚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地大与中国登山队渊源颇深，在他的努力下，国测一大队和中国登山队强强联合，组成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向珠峰进发。一旦登顶，将首次实现我国测绘技术人员与专业登山队员一同登顶的目标。
1月12日，陈刚从武汉出发抵达北京，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他分别在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和珠峰进行训练，有段时间要背着9公斤的重力仪上下走22公里。他是整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但他在体能、力量和攀登技术训练中所展现出来的良好状态，丝毫不输30岁左右的队员们。
4月7日，登山测量队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计划于5月12日登顶，但当攀登到海拔6700米时，发现攀登路线上有流雪的危险，所有人员撤回前进营地；5月21日，由于持续降雪，未能打通至顶峰的攀登路线，原定5月22日的登顶计划又未实现。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可谓三上三下”，陈刚亲历了前两次冲顶测量的整个过程，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冲到了7790米C2营地，在暴风中住了一晚，5月21日早上又顶着十二级的大风，背负着测量装备向上攀登。由于前两次体力透支，加上天气恶劣，第三次他只能驻守在C2营地，负责顶峰下撤接应工作。5月27日11点，2020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遗憾吗？”记者问。“测绘人员登顶测量就是想测出精准的数据，如果天气不好，通过前期专业培训的登山队员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也是整个队伍团结协作的成果，不会有遗憾”，在珠峰的前期拉练里，他在几处营地进行重力测量时，不厌其烦地提醒年轻队友，要珍爱仪器，确保测出的数据完整。“要探索地学奥秘，必须深入一线，实地勘查，才能有大的收获和创新。”
从测绘到登山 他勇攀高峰挑战自身极限
“这是我从珠峰采到的样品”，陈刚从柜子里拿出几块螺状岩石向记者介绍。
“珠峰顶上的岩石为什么形状像海里的螺？”面对记者的疑问，陈刚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珠峰是古海洋隆起形成的。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演化过程，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许多争论，而珠峰是反映印欧板块相互作用现状的敏感指示器，这些地表的形变和地下的运动有直接关联。“在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后，对珠峰地区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很有必要”。
12年前，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陈刚对地壳运动检测研究的执着始于此，登山科考也源于此。
汶川地震后，陈刚作为专家组成员连夜赶赴灾区，他们在龙门山断裂带5个受灾严重的县工作了40多天，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基础测绘资料。
“我无法忘记在震区见过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眼神。”12年后，回忆起汶川地震救灾的那些画面时，陈刚眼圈通红，“我们地学相关科研工作者，应该把灾害监测预报作为历史使命看待，哪怕这一代人预测不了地震，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一代人能成功。”
同专家组一同去汶川的，还有现任体育学院院长、拥有丰富户外生活经历的董范。陈刚和董范俩人搭档，完美配合，一人负责查看地势地形确认安全，一人负责传授登山技巧，平常就热衷于体育运动的陈刚，体能不输专业登山队员。“有些地方山高路险，当地人说他们多年前打猎都不去，我们还是带着仪器和帐篷就进去了。”陈刚说。
2008年，作为地大校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计划在2012年攀登珠峰，董范力邀陈刚一起进行登山科考。学校的登山活动，历来与科学考察一路相随，这是我校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两人一拍即合。
2011年，学校为冲顶珠峰选拔登山队员，陈刚和登山队一道，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那天登顶的5人中还有陈晨、袁复栋、次仁旦达，这是陈刚登上的第一座雪山。
自2012年5月，地大登山队从珠峰起步，用时四年零七个月，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北极点、南极点徒步穿越的壮举，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陈刚作为科考队长，和登山队一起攀登了五大洲最高峰并成功登顶其中三座，完成了徒步南北极点的目标，采集了大量稀有的岩石、冰和水的样本，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他周密地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大陆到海洋 他拓宽研究领域坚守地质初心
陈刚，是追踪大地如何运动的人。
2008年，他参与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II期项目中。2012年，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国家验收，在全国范围内建成260个连续观测站和2000个流动观测点。
这是世界上性能指标最先进的三大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之一，可利用卫星观测等高科技手段，监测地壳的微小运动，为地震预测、大地测量、气象预报和地球科学研究等提供科学数据。因为这个项目，从南海的岛礁到西北的沙漠，陈刚10年内跑遍了大江南北。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下方有一个永久观测点，这是陈刚每年都要造访的地方。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波及珠峰地区。冒着余震，陈刚团队对珠峰北坡地区距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观测点进行了跟踪测量，并成功申请到2015年尼泊尔地震对珠峰地区垂向变化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进入21世纪，海洋科学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航天航空和海洋观测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海洋环境的途径。2016年开始，他将研究领域也从大陆构造环境监测延展到海洋观测。
“地球是由岩石圈、水圈、生物圈构成的，圈层之间相互交融，大陆构造一直延伸到海底，研究地壳运动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涉及海洋”。陈刚说，测绘研究与海洋地质、海洋防灾、物理海洋、海洋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
2019年3月，陈刚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组织的西沙海域调查，在永乐群岛、宣德群岛进行为期25天的海岛礁、海岸带地质调查。2019年6月，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南沙某岛礁北斗连续观测站任务，现场开展了20天的海洋大地测量、控制测量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工作。
从大地测绘，到登山科考，再到海洋观测，变的是他的研究方式和领域，不变的是他的地质情怀。
陈刚的儿子陈李昊今年高考，但因为珠峰测量，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陪在身边。谈起儿子，他满脸骄傲，陈李昊现在是国家登山一级运动员、攀岩二级运动员，2019年7月，父子俩还一起登上了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陈刚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能考上他心目中的大学，如果有机会，他希望父子携手，再次向珠峰出征，“毕竟，山还在那里”。
地大新闻网讯（记者庞伟红）49岁的陈刚刚从珠峰回来，皮肤晒得黝黑，身形消瘦。他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从最初的74公斤到现在的60公斤，他足足瘦了28斤。
陈刚是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作为海洋学院副院长，他一回学校就马不停蹄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他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登顶过三个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这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因为天气原因止步在8000米的大风口，但谈起珠峰，他眼里依然有光。
“外界都关心我能不能登顶，可我关心的是能否精确地测到各项数据！”这是责任，也是初心。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他还将参与珠峰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和检核，和国内的测绘专家一起揭秘珠峰的最新“身高”。
从教师到测绘师 他参与测量珠峰最新身高
陈刚和国测一大队的缘分，还得从2012年说起。作为建校6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出征珠峰，陈刚是随队科考队员。在实地踏勘代号“Ⅲ7 ”的珠峰测量控制点时，科考队在山壁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个“漂流瓶”，这个玻璃罐头瓶子里留有一张已严重炭化的纸条，字迹依稀可辨，这是2005年珠峰测量时，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留下的。
2019年10月，陈刚接到自然资源部的任职文件，因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海洋测绘等研究工作，又有全球“7+2”登山科考活动的丰富经验，身份与此次珠峰测高任务契合，他应邀兼任国测一大队任副总工程师，任期一年。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作为国测一大队的成员，参与测量珠峰“新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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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陈刚从武汉出发抵达北京，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他分别在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和珠峰进行训练，有段时间要背着9公斤的重力仪上下走22公里。他是整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但他在体能、力量和攀登技术训练中所展现出来的良好状态，丝毫不输30岁左右的队员们。
4月7日，登山测量队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计划于5月12日登顶，但当攀登到海拔6700米时，发现攀登路线上有流雪的危险，所有人员撤回前进营地；5月21日，由于持续降雪，未能打通至顶峰的攀登路线，原定5月22日的登顶计划又未实现。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可谓三上三下”，陈刚亲历了前两次冲顶测量的整个过程，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冲到了7790米C2营地，在暴风中住了一晚，5月21日早上又顶着十二级的大风，背负着测量装备向上攀登。由于前两次体力透支，加上天气恶劣，第三次他只能驻守在C2营地，负责顶峰下撤接应工作。5月27日11点，2020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遗憾吗？”记者问。“测绘人员登顶测量就是想测出精准的数据，如果天气不好，通过前期专业培训的登山队员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也是整个队伍团结协作的成果，不会有遗憾”，在珠峰的前期拉练里，他在几处营地进行重力测量时，不厌其烦地提醒年轻队友，要珍爱仪器，确保测出的数据完整。“要探索地学奥秘，必须深入一线，实地勘查，才能有大的收获和创新。”
从测绘到登山 他勇攀高峰挑战自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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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顶上的岩石为什么形状像海里的螺？”面对记者的疑问，陈刚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珠峰是古海洋隆起形成的。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演化过程，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许多争论，而珠峰是反映印欧板块相互作用现状的敏感指示器，这些地表的形变和地下的运动有直接关联。“在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后，对珠峰地区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很有必要”。
12年前，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陈刚对地壳运动检测研究的执着始于此，登山科考也源于此。
汶川地震后，陈刚作为专家组成员连夜赶赴灾区，他们在龙门山断裂带5个受灾严重的县工作了40多天，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基础测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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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作为地大校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地大登山队计划在2012年攀登珠峰，董范力邀陈刚一起进行登山科考。学校的登山活动，历来与科学考察一路相随，这是我校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两人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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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5月，地大登山队从珠峰起步，用时四年零七个月，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北极点、南极点徒步穿越的壮举，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陈刚作为科考队长，和登山队一起攀登了五大洲最高峰并成功登顶其中三座，完成了徒步南北极点的目标，采集了大量稀有的岩石、冰和水的样本，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他周密地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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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他参与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II期项目中。2012年，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国家验收，在全国范围内建成260个连续观测站和2000个流动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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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波及珠峰地区。冒着余震，陈刚团队对珠峰北坡地区距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观测点进行了跟踪测量，并成功申请到2015年尼泊尔地震对珠峰地区垂向变化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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