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黄土地上新崛起
仲夏时节，行进在希望澎湃的会师大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串珠成链，重大项目如雨后春笋、蓬勃开篇，链主企业接踵而至、凤栖蝶飞。
伴着强县域的铿锵节拍，会宁县因时而动，聚势而为，立足县域这一“支点”，聚力谱写“五篇文章”，奋力走好“出彩之路”，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沃野阡陌上书写下不凡的“精彩故事”。
绘图描点
大手笔谋篇布局
产业兴，则县域兴。近年来，会宁县围绕产业发展找准定位、积极作为，着力补齐短板，促进优化升级，以特色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现代农业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围绕“南牛北羊、东南药材、特色杂粮、瓜菜果薯”优势产业布局，扎实开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示范创建，着重发展“牛、羊、菜、果、薯、药”和小杂粮7大优势特色产业。以中北部乡镇为主打造肉羊产业基地，以东南部乡镇为主打造肉牛产业基地，创建标准化种养产业园284个。
——立足红色旅游赋能经济挖潜增量。突出红色文化元素，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培育文旅创新产品，全局嵌入全省路衍经济千亿级产业链，打造“集结在红色驿站，参观在会师旧址，瞻仰在大墩梁、慢牛坡，体验在胜利景园、红军村、红军街，受教育在干部学院、红军小学”等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闭环，创建红色融合发展示范区。
——立足黄河战略推动生态增容扩绿。立足祖厉河黄河上游一级支流特殊资源禀赋，全面贯彻“黄河战略”，全面构建“一带多廊三区多点”的生态空间布局。结合“一带多廊”在祖厉河河道两侧、铁木山林缘区、华家岭林缘区及“三区”多点地带建设碳汇林200万亩，把祖厉河流域打造成集景观和生态缓冲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廊道。
串珠成线
产业兴行稳致远
走进会宁县大沟镇厍曲村，放眼望去，一排排塑料薄膜覆盖的大棚晶莹剔透，排列有序地矗立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土地上。远远望去，颇有“十里连营”的架势。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
说起会宁县大沟镇杏花村厍曲村的蔬菜种植,就不得不说一下蔬菜种植能人韩永东。2018年，他家分到了四座蔬菜大棚，好的政策、好的机遇，让他看到了大棚蔬菜发展的潜力，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种好蔬菜大棚这份“事业里”，由于他吃苦耐劳、善于开拓销路，逐渐成为附近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在韩永东等一批致富能人的带领下,厍曲村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土专家”走进了田间地头,吃上了“产业饭”,走上了“致富路”,奔向了“新生活”。
大沟镇厍曲村蔬菜种植只是会宁县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会宁县坚持把设施农业建设作为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规模扩大、集群发展、产值倍增。目前全县已建成塑料大棚43679座，瓜菜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增长76.1%，累计落实到户产业扶持资金8.46亿元。成立合作社1840家、家庭农场1015家，建成脱贫产业园和特色产业园294个，有力助推了全县乡村振兴工作。
厚积薄发
强项目集聚动能
行走在涌动春潮的会师大地，塔吊林立的建筑工地、机器轰鸣的厂房车间，繁忙奋战的追梦身影……一幅幅壮阔的宏图早已擘画开卷，静静地聆听岁月不语。
会宁县以时不我待的豪情壮志早谋划、早部署、早推动，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强劲支撑，实施县级领导包抓责任制，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
走进祖厉河生态廊道建设暨国道247线综合整治施工现场，大型机械隆隆作响，运输车辆来回穿梭，这边拆除私搭乱建、破硬植绿、清除垃圾，那边大型机械填埋坑洼、边坡治理工程有条不紊，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围绕黄河干流和祖厉河支流建设生态廊道的要求，我们对祖厉河河滩地疏浚、采砂坑平整、新建堤防，为实现乡村整洁、构建美丽会宁奠定基础。”会宁县水务局建设工作站负责人焦秦华说。
据了解，今年全县共谋划县列重点项目284个，总投资316亿元，当年计划投资62.92亿元。共涉及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综合交通、经贸物流、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社会民生、文化旅游、城镇基础设施等9个领域。
联城脉、惠民生、聚产业。
一个个重大民生项目的推进与落实，不断筑造百姓幸福之基，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之源，更让会宁高质量发展更有韧性、更富活力，为加快建设“一带五色·多彩会宁”提供了坚实支撑。
（会宁融媒记者 魏永刚 图：李伟）
仲夏时节，行进在希望澎湃的会师大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串珠成链，重大项目如雨后春笋、蓬勃开篇，链主企业接踵而至、凤栖蝶飞。
伴着强县域的铿锵节拍，会宁县因时而动，聚势而为，立足县域这一“支点”，聚力谱写“五篇文章”，奋力走好“出彩之路”，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沃野阡陌上书写下不凡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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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谋篇布局
产业兴，则县域兴。近年来，会宁县围绕产业发展找准定位、积极作为，着力补齐短板，促进优化升级，以特色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现代农业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围绕“南牛北羊、东南药材、特色杂粮、瓜菜果薯”优势产业布局，扎实开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示范创建，着重发展“牛、羊、菜、果、薯、药”和小杂粮7大优势特色产业。以中北部乡镇为主打造肉羊产业基地，以东南部乡镇为主打造肉牛产业基地，创建标准化种养产业园284个。
——立足红色旅游赋能经济挖潜增量。突出红色文化元素，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培育文旅创新产品，全局嵌入全省路衍经济千亿级产业链，打造“集结在红色驿站，参观在会师旧址，瞻仰在大墩梁、慢牛坡，体验在胜利景园、红军村、红军街，受教育在干部学院、红军小学”等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闭环，创建红色融合发展示范区。
——立足黄河战略推动生态增容扩绿。立足祖厉河黄河上游一级支流特殊资源禀赋，全面贯彻“黄河战略”，全面构建“一带多廊三区多点”的生态空间布局。结合“一带多廊”在祖厉河河道两侧、铁木山林缘区、华家岭林缘区及“三区”多点地带建设碳汇林200万亩，把祖厉河流域打造成集景观和生态缓冲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廊道。
串珠成线
产业兴行稳致远
走进会宁县大沟镇厍曲村，放眼望去，一排排塑料薄膜覆盖的大棚晶莹剔透，排列有序地矗立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土地上。远远望去，颇有“十里连营”的架势。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
说起会宁县大沟镇杏花村厍曲村的蔬菜种植,就不得不说一下蔬菜种植能人韩永东。2018年，他家分到了四座蔬菜大棚，好的政策、好的机遇，让他看到了大棚蔬菜发展的潜力，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种好蔬菜大棚这份“事业里”，由于他吃苦耐劳、善于开拓销路，逐渐成为附近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在韩永东等一批致富能人的带领下,厍曲村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土专家”走进了田间地头,吃上了“产业饭”,走上了“致富路”,奔向了“新生活”。
大沟镇厍曲村蔬菜种植只是会宁县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会宁县坚持把设施农业建设作为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实施战略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规模扩大、集群发展、产值倍增。目前全县已建成塑料大棚43679座，瓜菜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增长76.1%，累计落实到户产业扶持资金8.46亿元。成立合作社1840家、家庭农场1015家，建成脱贫产业园和特色产业园294个，有力助推了全县乡村振兴工作。
厚积薄发
强项目集聚动能
行走在涌动春潮的会师大地，塔吊林立的建筑工地、机器轰鸣的厂房车间，繁忙奋战的追梦身影……一幅幅壮阔的宏图早已擘画开卷，静静地聆听岁月不语。
会宁县以时不我待的豪情壮志早谋划、早部署、早推动，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强劲支撑，实施县级领导包抓责任制，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
走进祖厉河生态廊道建设暨国道247线综合整治施工现场，大型机械隆隆作响，运输车辆来回穿梭，这边拆除私搭乱建、破硬植绿、清除垃圾，那边大型机械填埋坑洼、边坡治理工程有条不紊，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围绕黄河干流和祖厉河支流建设生态廊道的要求，我们对祖厉河河滩地疏浚、采砂坑平整、新建堤防，为实现乡村整洁、构建美丽会宁奠定基础。”会宁县水务局建设工作站负责人焦秦华说。
据了解，今年全县共谋划县列重点项目284个，总投资316亿元，当年计划投资62.92亿元。共涉及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综合交通、经贸物流、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创新、社会民生、文化旅游、城镇基础设施等9个领域。
联城脉、惠民生、聚产业。
一个个重大民生项目的推进与落实，不断筑造百姓幸福之基，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之源，更让会宁高质量发展更有韧性、更富活力，为加快建设“一带五色·多彩会宁”提供了坚实支撑。
（会宁融媒记者 魏永刚 图：李伟）
天道承负，你的善恶可能在左右着他人的报应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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