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以创新为引领 打造“蘑法”产业——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经验】
宁河区潘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位于天津市宁河区历史名镇潘庄镇，规划范围为齐心庄村外南侧，东至齐心马路，南至大贾村边界，西至大龙湾村路，北至滨保高速。示范园范围内农业人口3.36万人，总面积43.6平方公里，以食用菌种植为特色，带动食用菌加工和休闲旅游，是以蘑菇全产业链建设为目标的延伸农业产业链型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宁河区潘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坚持绿色生态是主调、种业研发唱主角、设施农业打主板、康养休闲画主题、智能智慧造引擎，通过科学规划和重点布局，加强蘑菇种植核心技术攻关，注重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生产，打造现代产业链融合范本。园区先后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农业示范园区”“全国乡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天津放心菜基地”“省级科技园区”“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培育了130个专业合作社和79个家庭农场。2020年底，实现了示范园内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6700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走出了一条以“蘑法”为特色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一、主要亮点
（一）规划先行，构建产业发展支撑轴
采取政府统筹指导和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科学编制示范园总体规划，把提升产业能级与农业资源保护和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构建农业生态循环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园区道路、电力通信、垃圾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示范园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重点打造“一核四版块”。“食用菌产业核”：建成一二级食用菌种质培养中心，联合科研院所打造一流研发团队；建成日光温室310栋，林下高温香菇冷棚64栋；建成年生产食用菌包2100万包的全自动生产线和全自动香菇液体菌种制备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农业科技研创与电商服务版块”：高标准建设未来星国家级星创天地，邀请学界知名专家进驻，建设教授工作站，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智能种植设施版块”：建成543.92亩智能化水稻种植基地、菊花示范基地、特色果林种植基地，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种植基地面积1200亩。“特色农产品加工物流版块”：建设268.43亩特食用菌酱品厂，食用菌仓储、分拣及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完善的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和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版块”：建成盛世龙湾陶艺展馆、宁河民俗体验馆、蘑法工场科普基地等文旅设施，打造了农耕和非遗文化全方位深度融合发展、地域特色突出的农文旅区域共享品牌。
（二）品牌经营，构建持续增收核心力
利用物联网为智慧农业技术支撑，建设“气雾栽培”技术的阳光果蔬园，通过远程监控系统、无线传感器监测等科技功能，建设智慧农业大棚，种植高效绿色农产品，实现全程标准化控制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产品依标生产率达到100%，上市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100%。通过农业生产智慧化不断推动品牌战略发展，形成了“齐心食用菌”和“齐心生机产品”共融互促的统一品牌。充分发挥市场带头人作用，利用展会、网红等多种形式统一组织市场推介，目前示范园已经打开京津市场，入驻北京新发地市场、华润等大型商超，使示范园产品销路得到保障。2018年以来，基地生产品牌化得到加强，品牌产品产值占示范园农产品总产值的比重由75%增长至100%。
（三）绿色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
突出绿色生态、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理念，利用宁河七里海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首都东南部绿色生态屏障区的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围绕食用菌产业生态循环模式，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王贺祥教授达成合作协议，研发食用菌种植新技术，推广具有耐盐碱和无重金属积累两大生理特点的食用菌菌种，形成“食用菌栽培—菌糠改良土壤—耐盐植物栽培—耐盐植物作为基料栽培食用菌”的盐碱地食用菌生产链条。开发立体种植、林下养殖等循环农业产业新业态，形成促进产业提升的新动力，逐步带动高端农产品二产加工联动升级。以生态、文化、创意为引导，以农事体验、创意农业为主要特征，深化“农业+文化+旅游”，打造食用菌为载体的文化创意和养生休闲示范园区，形成食用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
（四）创新机制，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政府+龙头企业+园区+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推广“四统一分”的集群式产业发展模式，即“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和分层管理，由龙头企业出资在核心区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为示范区内农户和合作组织提供菌种、食用菌栽培技术服务、产品购销服务，农资租赁等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推广土地入股和“租金+分红”两种联农带农模式，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得到有效保障。2018年以来，示范园核心区通过订单农业、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生产的产值占比由15.8%增长至25.6%。
二、特色政策举措
（一）科技驱动，助力示范园产业升级
园区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与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交流。在食用菌研发方向，与天津市武警医药研究所和天津农学院合作共同研发液体菌种、菌包制作、菌丝营养液提取、蘑菇培育等技术。在绿色发展方向，与台湾（天津）农伟汇生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园区农作物全部使用营养植物酵素种植取代农药化肥使用，确保种植产品在绿色和有机之间的生机产品，有效提高农产品产量、口感和食品安全档次，打造齐心生机品牌。目前，示范园共获得9项发明专利，包括8项秸秆处理加工设施设备实用新型专利和“一种处理生物质压缩成型设备的停机与死机的方法”的发明专利。
在生产设施方面，大力发展食用菌林下种植、棚室种植、工厂化种植。在工厂化生产车间方面，利用人为控制环境温湿度和通风技术及设备，实现食用菌、果蔬周年生产。菌种方面，目前，示范园核心区已采用液体菌种替代固体菌种的技术和设备，缩短了制种时间，降低了制种成本，提高了接种成活率并延伸了食用菌生产链。蔬果生产方面，引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设备，采用滴灌技术，实现自动化灌溉，完成大田滴水、滴肥，节约成本，保护土壤。在大田种植方面，实现机播、野草防控、收割、秸秆利用全程机械化管理。
（二）人才引育，助力示范园双创升级
充分利用示范园区的发展基础，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失地及返乡农民的创业与就业，围绕高级人才激励、科技人才孵化、层级能人互信、农村人才培训，形成了示范园梯次人才开发与利用机制。园区聘请农业专业技术人员21名，主要负责育苗、生产技术指导、农业科技研发、文化艺术培训、旅游拓展项目等工作；与天津众创空间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谋划建设大学生农业孵化器，邀请大学生人才到园区创新创业，搭建返乡、还乡、有创业理想年轻人的梦想平台。优化人才结构，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提升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2018年以来，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就业情况得到强化，示范园内吸引本地大中专学生、务工经商返乡创业人员兴办合作社或兴办家庭农场、开办乡村旅游点的数量不断增加。
（三）产业帮扶，助力示范园增收升级
示范园核心区主要发展食用菌产业，充分利用齐心村、大龙湾村、大贾村三个村庄秸秆资源6800吨、劳动力资源4665人、耕地资源24915亩，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构建食用菌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农村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化体系，促进示范园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实施天津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场和动力源。以核心区为核心载体，对周边农户进行示范引领，在传授农户种养殖新技术的同时，吸引部分农户到园区经营，为入园农户提供种苗，搭建销售平台，保障周边农户既能产又能销，使农民增收有了保障。同时，宁河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示范园联动带农作用，宁河区困难村产业帮扶食用菌基地落户示范园，成立由宁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项目监管，潘庄镇、大北镇、七里海镇等八个相关镇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联动44个困难村，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紧紧围绕落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任务，突出精准扶持安排项目、精准使用资金，达到产业帮扶的目的。对推动宁河区规模农业、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核心区示范带动，目前潘庄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大幅增加，尤其是家庭农场由2017年的3家增加到2020年的73家，土地集中化经营比例大幅提高。截至2020年底，潘庄镇规模化土地经营比例超过60%，使更多的农民既能从土地获得稳定收入又能从种植业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劳动报酬，每年可为每个困难村产生2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联农带农示范效果明显。
三、经验启示
一要积极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和产业扶贫国家战略，发挥核心区对困难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实现示范园建设发展与联农带农双丰收。
二要全力落实国家、市区各项政策，坚持以核心区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通过抓农业技术集成化服务创新，推进示范园及周边产业融合发展。
三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围绕提高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开展产学研联合技术攻关和示范试验，整体提升示范园现代化和科技化水平。
四要强化产业链高水平、高层次延伸，推进发展模式由低端初加工向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方向转换，提高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五要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以传承区域传统乡村特色文化为抓手，建设体验式、展示型商贸休闲度假体系，提高示范园二三产业比重。
宁河区潘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位于天津市宁河区历史名镇潘庄镇，规划范围为齐心庄村外南侧，东至齐心马路，南至大贾村边界，西至大龙湾村路，北至滨保高速。示范园范围内农业人口3.36万人，总面积43.6平方公里，以食用菌种植为特色，带动食用菌加工和休闲旅游，是以蘑菇全产业链建设为目标的延伸农业产业链型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宁河区潘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坚持绿色生态是主调、种业研发唱主角、设施农业打主板、康养休闲画主题、智能智慧造引擎，通过科学规划和重点布局，加强蘑菇种植核心技术攻关，注重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生产，打造现代产业链融合范本。园区先后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农业示范园区”“全国乡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天津放心菜基地”“省级科技园区”“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培育了130个专业合作社和79个家庭农场。2020年底，实现了示范园内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6700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走出了一条以“蘑法”为特色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一、主要亮点
（一）规划先行，构建产业发展支撑轴
采取政府统筹指导和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科学编制示范园总体规划，把提升产业能级与农业资源保护和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构建农业生态循环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园区道路、电力通信、垃圾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示范园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重点打造“一核四版块”。“食用菌产业核”：建成一二级食用菌种质培养中心，联合科研院所打造一流研发团队；建成日光温室310栋，林下高温香菇冷棚64栋；建成年生产食用菌包2100万包的全自动生产线和全自动香菇液体菌种制备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农业科技研创与电商服务版块”：高标准建设未来星国家级星创天地，邀请学界知名专家进驻，建设教授工作站，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智能种植设施版块”：建成543.92亩智能化水稻种植基地、菊花示范基地、特色果林种植基地，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种植基地面积1200亩。“特色农产品加工物流版块”：建设268.43亩特食用菌酱品厂，食用菌仓储、分拣及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完善的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和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版块”：建成盛世龙湾陶艺展馆、宁河民俗体验馆、蘑法工场科普基地等文旅设施，打造了农耕和非遗文化全方位深度融合发展、地域特色突出的农文旅区域共享品牌。
（二）品牌经营，构建持续增收核心力
利用物联网为智慧农业技术支撑，建设“气雾栽培”技术的阳光果蔬园，通过远程监控系统、无线传感器监测等科技功能，建设智慧农业大棚，种植高效绿色农产品，实现全程标准化控制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产品依标生产率达到100%，上市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100%。通过农业生产智慧化不断推动品牌战略发展，形成了“齐心食用菌”和“齐心生机产品”共融互促的统一品牌。充分发挥市场带头人作用，利用展会、网红等多种形式统一组织市场推介，目前示范园已经打开京津市场，入驻北京新发地市场、华润等大型商超，使示范园产品销路得到保障。2018年以来，基地生产品牌化得到加强，品牌产品产值占示范园农产品总产值的比重由75%增长至100%。
（三）绿色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
突出绿色生态、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理念，利用宁河七里海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首都东南部绿色生态屏障区的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围绕食用菌产业生态循环模式，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王贺祥教授达成合作协议，研发食用菌种植新技术，推广具有耐盐碱和无重金属积累两大生理特点的食用菌菌种，形成“食用菌栽培—菌糠改良土壤—耐盐植物栽培—耐盐植物作为基料栽培食用菌”的盐碱地食用菌生产链条。开发立体种植、林下养殖等循环农业产业新业态，形成促进产业提升的新动力，逐步带动高端农产品二产加工联动升级。以生态、文化、创意为引导，以农事体验、创意农业为主要特征，深化“农业+文化+旅游”，打造食用菌为载体的文化创意和养生休闲示范园区，形成食用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
（四）创新机制，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政府+龙头企业+园区+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推广“四统一分”的集群式产业发展模式，即“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和分层管理，由龙头企业出资在核心区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为示范区内农户和合作组织提供菌种、食用菌栽培技术服务、产品购销服务，农资租赁等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推广土地入股和“租金+分红”两种联农带农模式，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得到有效保障。2018年以来，示范园核心区通过订单农业、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生产的产值占比由15.8%增长至25.6%。
二、特色政策举措
（一）科技驱动，助力示范园产业升级
园区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与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交流。在食用菌研发方向，与天津市武警医药研究所和天津农学院合作共同研发液体菌种、菌包制作、菌丝营养液提取、蘑菇培育等技术。在绿色发展方向，与台湾（天津）农伟汇生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园区农作物全部使用营养植物酵素种植取代农药化肥使用，确保种植产品在绿色和有机之间的生机产品，有效提高农产品产量、口感和食品安全档次，打造齐心生机品牌。目前，示范园共获得9项发明专利，包括8项秸秆处理加工设施设备实用新型专利和“一种处理生物质压缩成型设备的停机与死机的方法”的发明专利。
在生产设施方面，大力发展食用菌林下种植、棚室种植、工厂化种植。在工厂化生产车间方面，利用人为控制环境温湿度和通风技术及设备，实现食用菌、果蔬周年生产。菌种方面，目前，示范园核心区已采用液体菌种替代固体菌种的技术和设备，缩短了制种时间，降低了制种成本，提高了接种成活率并延伸了食用菌生产链。蔬果生产方面，引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设备，采用滴灌技术，实现自动化灌溉，完成大田滴水、滴肥，节约成本，保护土壤。在大田种植方面，实现机播、野草防控、收割、秸秆利用全程机械化管理。
（二）人才引育，助力示范园双创升级
充分利用示范园区的发展基础，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失地及返乡农民的创业与就业，围绕高级人才激励、科技人才孵化、层级能人互信、农村人才培训，形成了示范园梯次人才开发与利用机制。园区聘请农业专业技术人员21名，主要负责育苗、生产技术指导、农业科技研发、文化艺术培训、旅游拓展项目等工作；与天津众创空间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谋划建设大学生农业孵化器，邀请大学生人才到园区创新创业，搭建返乡、还乡、有创业理想年轻人的梦想平台。优化人才结构，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提升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2018年以来，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就业情况得到强化，示范园内吸引本地大中专学生、务工经商返乡创业人员兴办合作社或兴办家庭农场、开办乡村旅游点的数量不断增加。
（三）产业帮扶，助力示范园增收升级
示范园核心区主要发展食用菌产业，充分利用齐心村、大龙湾村、大贾村三个村庄秸秆资源6800吨、劳动力资源4665人、耕地资源24915亩，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构建食用菌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农村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化体系，促进示范园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实施天津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场和动力源。以核心区为核心载体，对周边农户进行示范引领，在传授农户种养殖新技术的同时，吸引部分农户到园区经营，为入园农户提供种苗，搭建销售平台，保障周边农户既能产又能销，使农民增收有了保障。同时，宁河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示范园联动带农作用，宁河区困难村产业帮扶食用菌基地落户示范园，成立由宁河区农业农村委负责项目监管，潘庄镇、大北镇、七里海镇等八个相关镇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联动44个困难村，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紧紧围绕落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任务，突出精准扶持安排项目、精准使用资金，达到产业帮扶的目的。对推动宁河区规模农业、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核心区示范带动，目前潘庄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大幅增加，尤其是家庭农场由2017年的3家增加到2020年的73家，土地集中化经营比例大幅提高。截至2020年底，潘庄镇规模化土地经营比例超过60%，使更多的农民既能从土地获得稳定收入又能从种植业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劳动报酬，每年可为每个困难村产生2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联农带农示范效果明显。
三、经验启示
一要积极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和产业扶贫国家战略，发挥核心区对困难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实现示范园建设发展与联农带农双丰收。
二要全力落实国家、市区各项政策，坚持以核心区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通过抓农业技术集成化服务创新，推进示范园及周边产业融合发展。
三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围绕提高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开展产学研联合技术攻关和示范试验，整体提升示范园现代化和科技化水平。
四要强化产业链高水平、高层次延伸，推进发展模式由低端初加工向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方向转换，提高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五要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以传承区域传统乡村特色文化为抓手，建设体验式、展示型商贸休闲度假体系，提高示范园二三产业比重。
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口诛笔伐的联想事件将如何收场？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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