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金普文明实践#
新区人的百姓春晚，就在今晚！
记者探营“百姓春晚” ——新区人的百姓春晚 咱自己的联欢
敲锣打鼓闹新春，百姓春晚来助阵。春节即将来临，春节联欢晚会是大家最期待的内容之一，金普新区2020年百姓春节联欢晚会“向幸福出发” 也将于1月18日晚19点在金普新区文化馆与大家见面。这场来源于百姓、传播于百姓、分享于百姓的春晚，将为观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这场晚会汇聚了新区众多的民间艺人，每一个节目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请随记者一起前去探营！
《爷爷奶奶快乐的一天》舞出别样"夕阳红"
在百姓春晚中，有一个舞蹈节目叫做《爷爷奶奶快乐的一天》，这是来自快乐爹娘艺术团的表演。记者了解到，这个艺术团由退休的工人、教师、军人等组成，平均年龄 65 周岁，年龄最大的团员已经有 74岁，她就是艺术团的老团长王雅竹。“自我从教师岗位退休之后，就想发挥自己的余热。2013年，我和退休的一些伙伴们成立了快乐爹娘艺术团，自己出钱买服装和道具，自己编排舞蹈，到各个地方去演出。多年来，我们艺术团获得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奖，去了很多地方演出，比如香港、台湾、韩国、新马泰等，也受到了很多百姓的欢迎。”王雅竹说道。金普新区的百姓春晚，快乐爹娘艺术团几乎年年参加。今年的节目独具匠心，通过诙谐的舞蹈动作，展现出爷爷奶奶们一天的活动，体现出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健康心态。“这个舞蹈相信很多老年人看了都会有共鸣，因为这就是描述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平时帮儿女做饭，带孩子，让儿女可以放心地工作。有空闲的时候就去跳跳广场舞，培养一些新的爱好，和老伴坐在一起憧憬一下未来的美好生活。在舞蹈中，我们通过一些夸张而又幽默的方式来演绎，让舞台效果更好一些。”王雅竹说道。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快乐爹娘艺术团反复推敲舞蹈动作，修改音乐方案，为的就是给广大观众呈现一个更好的视听效果。多年来，跳舞不仅带给快乐爹娘艺术团团员们荣誉，也带给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通过艺术团各种途径的展示表演，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虽然这是一支业余舞蹈团，但每个团员对待自己热爱的舞蹈特别认真，对舞蹈团都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对待舞蹈，在训练时，更是力求专业和完美。快乐爹娘艺术团展现出老年人新风貌，舞出别样“夕阳红”。
"笑掌室"笑果频出感受传统曲艺魅力
提起“笑掌室”，金普新区的观众十分熟悉，今年是“笑掌室”参加金普新区百姓春晚的第六个年头，在金普新区有很多“笑掌室”的忠实粉丝。这次“笑掌室”作为本场晚会唯一一个语言类节目演出，也是很多观众期待的节目。 “这次我们的群口相声是为了金普新区的演出新创作的，主要就是针对时下流行的抖音现象，通过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抖音段子、标志性的语言还有热门人物，引发大家的一些共鸣，同时也揭示了一些刷抖音的好处与坏处，十分具有正能量。”“笑掌室” 团长姜涵瀚告诉记者。其实“笑掌室”差点与这次百姓春晚失之交臂，演出的机会得来不易。 “金普新区百姓春晚的演出时间是 1 月18日晚上，正好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团封箱演出的时间。封箱演出的意思，就是指戏班一年最后一场演出，演完就要将道具整理封箱，待明年再开台。这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场演出。两场演出相冲突，本来我们想着参加不了金普新区百姓春晚了，但是后来还是要克服困难，来参加这场春晚。我们请导演把我们的节目尽量往前排，演出完后立刻赶回市内，再完成封箱演出。”姜涵瀚说道。姜涵瀚告诉记者，“笑掌室”成立 5年半的时间，经历了创立初期的艰难岁月，从一开始没有观众到现在有很多忠实粉丝，金普新区也是他们的福地，从开始创立就一直在这里演出，在这里收获和成长了很多。多年来，“笑掌室”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坚守着自己的希望，用他们的执着努力培育了大连的相声曲艺观众，成为大连相声文化土壤的新一代开拓者。
红樱桃艺术团齐心协力呈现最好表演
提起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每年在七顶山国际大樱桃节都会看到她们的精彩演出。金普新区 2020 年百姓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舞，就有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 “这次开场舞蹈，我采用了中国春节传统文化元素，龙和灯笼作为道具。以往我们看到的舞龙节目，都是多人舞一条龙，但是这次我想要创新一下，让 6 个人每人舞一条龙，还有 14 个大红灯笼，就象征着祥龙戏珠的珠子，整个舞蹈看起来很有气势，也很喜庆。”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团长林淑华告诉记者。除了开场舞，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还为歌曲《中国喜洋洋》伴舞，两个节目的分量很重，排练时间也很紧张。“这两个节目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也有重新编排的地方，留给我们自己排练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艺术团的团员平均年龄已有60多岁，最大的有 67岁了，现在是寒冬腊月，很多人生病感冒了，还有的家人生病了，还有的有突发的事情，好多事情都赶在一起，但是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团员们无怨无悔地来参加艺术团排练，克服了很多困难，大家都知道这场演出的重要性，齐心协力想要呈现出最好的表演。(图文转自：大连开放先导区报）
新区人的百姓春晚，就在今晚！
记者探营“百姓春晚” ——新区人的百姓春晚 咱自己的联欢
敲锣打鼓闹新春，百姓春晚来助阵。春节即将来临，春节联欢晚会是大家最期待的内容之一，金普新区2020年百姓春节联欢晚会“向幸福出发” 也将于1月18日晚19点在金普新区文化馆与大家见面。这场来源于百姓、传播于百姓、分享于百姓的春晚，将为观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这场晚会汇聚了新区众多的民间艺人，每一个节目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请随记者一起前去探营！
《爷爷奶奶快乐的一天》舞出别样"夕阳红"
在百姓春晚中，有一个舞蹈节目叫做《爷爷奶奶快乐的一天》，这是来自快乐爹娘艺术团的表演。记者了解到，这个艺术团由退休的工人、教师、军人等组成，平均年龄 65 周岁，年龄最大的团员已经有 74岁，她就是艺术团的老团长王雅竹。“自我从教师岗位退休之后，就想发挥自己的余热。2013年，我和退休的一些伙伴们成立了快乐爹娘艺术团，自己出钱买服装和道具，自己编排舞蹈，到各个地方去演出。多年来，我们艺术团获得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奖，去了很多地方演出，比如香港、台湾、韩国、新马泰等，也受到了很多百姓的欢迎。”王雅竹说道。金普新区的百姓春晚，快乐爹娘艺术团几乎年年参加。今年的节目独具匠心，通过诙谐的舞蹈动作，展现出爷爷奶奶们一天的活动，体现出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健康心态。“这个舞蹈相信很多老年人看了都会有共鸣，因为这就是描述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平时帮儿女做饭，带孩子，让儿女可以放心地工作。有空闲的时候就去跳跳广场舞，培养一些新的爱好，和老伴坐在一起憧憬一下未来的美好生活。在舞蹈中，我们通过一些夸张而又幽默的方式来演绎，让舞台效果更好一些。”王雅竹说道。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快乐爹娘艺术团反复推敲舞蹈动作，修改音乐方案，为的就是给广大观众呈现一个更好的视听效果。多年来，跳舞不仅带给快乐爹娘艺术团团员们荣誉，也带给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通过艺术团各种途径的展示表演，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虽然这是一支业余舞蹈团，但每个团员对待自己热爱的舞蹈特别认真，对舞蹈团都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对待舞蹈，在训练时，更是力求专业和完美。快乐爹娘艺术团展现出老年人新风貌，舞出别样“夕阳红”。
"笑掌室"笑果频出感受传统曲艺魅力
提起“笑掌室”，金普新区的观众十分熟悉，今年是“笑掌室”参加金普新区百姓春晚的第六个年头，在金普新区有很多“笑掌室”的忠实粉丝。这次“笑掌室”作为本场晚会唯一一个语言类节目演出，也是很多观众期待的节目。 “这次我们的群口相声是为了金普新区的演出新创作的，主要就是针对时下流行的抖音现象，通过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抖音段子、标志性的语言还有热门人物，引发大家的一些共鸣，同时也揭示了一些刷抖音的好处与坏处，十分具有正能量。”“笑掌室” 团长姜涵瀚告诉记者。其实“笑掌室”差点与这次百姓春晚失之交臂，演出的机会得来不易。 “金普新区百姓春晚的演出时间是 1 月18日晚上，正好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团封箱演出的时间。封箱演出的意思，就是指戏班一年最后一场演出，演完就要将道具整理封箱，待明年再开台。这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场演出。两场演出相冲突，本来我们想着参加不了金普新区百姓春晚了，但是后来还是要克服困难，来参加这场春晚。我们请导演把我们的节目尽量往前排，演出完后立刻赶回市内，再完成封箱演出。”姜涵瀚说道。姜涵瀚告诉记者，“笑掌室”成立 5年半的时间，经历了创立初期的艰难岁月，从一开始没有观众到现在有很多忠实粉丝，金普新区也是他们的福地，从开始创立就一直在这里演出，在这里收获和成长了很多。多年来，“笑掌室”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坚守着自己的希望，用他们的执着努力培育了大连的相声曲艺观众，成为大连相声文化土壤的新一代开拓者。
红樱桃艺术团齐心协力呈现最好表演
提起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每年在七顶山国际大樱桃节都会看到她们的精彩演出。金普新区 2020 年百姓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舞，就有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 “这次开场舞蹈，我采用了中国春节传统文化元素，龙和灯笼作为道具。以往我们看到的舞龙节目，都是多人舞一条龙，但是这次我想要创新一下，让 6 个人每人舞一条龙，还有 14 个大红灯笼，就象征着祥龙戏珠的珠子，整个舞蹈看起来很有气势，也很喜庆。”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团长林淑华告诉记者。除了开场舞，七顶山红樱桃艺术团还为歌曲《中国喜洋洋》伴舞，两个节目的分量很重，排练时间也很紧张。“这两个节目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也有重新编排的地方，留给我们自己排练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艺术团的团员平均年龄已有60多岁，最大的有 67岁了，现在是寒冬腊月，很多人生病感冒了，还有的家人生病了，还有的有突发的事情，好多事情都赶在一起，但是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团员们无怨无悔地来参加艺术团排练，克服了很多困难，大家都知道这场演出的重要性，齐心协力想要呈现出最好的表演。(图文转自：大连开放先导区报）
#车质网观点#【汽车卖不动，是行业凉了还是人没钱了？】
“兄弟，有空吗，出来陪我喝点？”
电话那头，是许久未见面的好友阿宽。难得他这么有闲情雅致，我自当奉陪。
怎料到了约定饭馆，映入眼帘的却是阿宽写满沮丧的脸：“估计明年我就要失业了。”
在我的印象里，阿宽从未如此消沉过。打小就无比喜欢小汽车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到汽车销售顾问的队伍中，工作三四年，几乎年年都是公司先进个人。然而，最近一年，他的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阿宽正在经历的，是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缩影。
自2018年起，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车市忽然峰回路转，随之而来的是增势的日渐疲软，“车市寒冬”的说法被业内频频提及。进入2019年，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成为了业内人士调侃眼下车市的段子。
一、汽车市场低迷
国内车市的不振，直接体现在汽车销量和产量的下滑上。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的统计，2018年我国汽车销量与产量双双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跌，降幅分别为2.8%和4.2%，其中乘用车的销量与产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4.1%和5.1%。
面对2018年的车市“变局”，曾经有不少人对2019年抱有期望，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不会遥远”。然而，在临近2019年尾声之时，车市一年的成绩单再度令人大跌眼镜。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我国汽车无论是当月销量还是当月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清一色的下滑（参见图3、图4），而前11个月累计的销量和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9.0%和9.2%。就连一向坚挺的新能源汽车，其销量在2019年6月以后也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滑落。
受车市低迷的拖累，国内整体消费形势也不理想，直接例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一路下滑。倘若扣除价格因素，10月和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已连续两个月跌至4.9%。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剔除汽车消费，那么其他品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这也印证了车市低迷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车企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Mysteel整理汇总的28家上市车企2019年三季度业绩报告，超过半数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表现为负增长，长安、北汽蓝谷、一汽轿车等车企甚至出现了盈转亏迹象，其中长安汽车净亏损超过26亿元；此外，力帆股份、众泰汽车、海马汽车、一汽夏利等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如此低迷的行情，让各方人士都望眼欲穿地企盼着车市回暖的到来。
二、幕后三大“推手”
不过，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经过梳理，笔者总结了将车市推入“寒冬”的三股主要力量：
（1）政策因素
众所周知，车市极容易受政策影响，优惠政策的出台往往能带动一波居民的购车热潮，而政策的转向则会对汽车销量的增长势头造成抑制，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曾在2009年首次出台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对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11年该政策退出，此后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一直保持在5%~7.5%的区间范围内。到了2015年，国家再度出台政策，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辆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7年初将购置税调整为7.5%，2018年1月1日起将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
受政策调整影响，汽车市场的销量随之变化，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出现了购车热潮提前的现象，对2018年的整体用车需求形成了透支，同时也因基数较高而导致后续增速放缓。某种意义上，2018-2019两年可以算作是前期政策优惠的“还债期”，再叠加2019年 “国六”切换带来的持币观望情绪以及消费者对刺激政策再次出台的预期，都会对终端需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是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退坡过渡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之地方补贴即将退出市场，这便促使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集中提前购买，由此带动了6月当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但透支了后续的购车需求，从而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滑。
（2）经济因素
买房买车，一直是大多数国人的奋斗目标，于老百姓而言，车是仅次于住房的最大消费品。由于消费金额大、消费周期长、附加成本高，买车与否的消费决策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关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对于汽车购买的消费决策至关重要，而这种预期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而6.0%的增速更是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保6与否”的大讨论，广大居民对购置汽车这种长期易耗消费品的动力和信心不足。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迹象，不仅给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汽车关税的调整历来是国与国贸易摩擦的焦点领域。汽车进出口关税的调整，会增加国人的观望情绪，购车意愿被压制，进而影响销量的稳步增长。
（3）需求因素
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25~29周岁人群被视为首次购车适龄人群，他们正处于成家的黄金年龄与事业上的快速上升期。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6年起该人群的规模开始缩减，而受到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影响，其缩减之势很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势必会对汽车市场造成影响——从历史数据上看，历年乘用车销量与首次购车适龄人群规模的走势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高房价对汽车消费的挤出效应。一般来说，汽车消费的优先顺序都会排在“衣食住”消费之后，故而极易受到“衣食住”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挤压。特别是当不少城市房价与租金居高不下时，面对高企不下的大额刚性支出压力（比如房贷、房租等），人们势必要在其他消费项目上节流。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34.3%上升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56.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的不断回落。当其他领域的消费被一再挤压之时，汽车作为典型的可选消费品属性和非刚性需求品，自然会被列入“节流”的阵营里。
三、存量时代已至？
当前，市场对于汽车产销量及增长速度的下滑反应强烈，甚至有人提出，我国车市已经迈入了存量时代，而过去的高增长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增长预期恐怕也无法实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一，限购政策。为了缓解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自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从此开启了我国汽车限购时代。而后，许多地区纷纷效仿，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与整个海南省都加入了汽车限购的行列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汽车市场的供需两端，导致了当前许多具备购买汽车能力的消费者因为没有资质而无法将买车的想法付诸实施。典型如北京，不仅燃油车摇号的难度更甚于中彩票，就连排队申请购车指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第二，汽车普及率。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上对比，国人的车辆普及率依然偏低。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4亿（含商用车），千人保有量约为173辆，这一数字不仅同美国（837辆）、澳大利亚（747辆）、意大利（695辆）等领先市场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市场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此外，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拥有一辆车来估算，那么全国范围内至少还有2.5亿家庭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乘用车。
第三，区域均衡程度。如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样，我国各区域的汽车市场同样发展不均衡。方正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千人保有量较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省，以及华北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不少城市汽车每百人保有量超过200辆，而中西部地区的千人保有量普遍低于150。而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这便预示着当地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
第四，需求更新。尽管我国首次购车适龄人群的规模在缩减，但有车一族的置换需求正呈兴起之势，并逐步抢占着市场份额。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调研数据，相较于2017年，2019年的换购需求或二次购车占比正在逐步提高。另，根据国元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如果按照5年换购、12年报废的周期粗略估计，那么2019~2020年处于换购需求的相对低谷，而2021年后或将迎来换购需求的旺盛阶段。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我国汽车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增长的上限，而这也暗示着眼下看似“绝境”的车市，依然充满着潜力和希望。
四、如何打破坚冰？
如何打破车市“冰封”，相信这是很多人无比关心的问题。
既然车市极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那么从政策端发力是不错的选择。考虑到限购对市场需求的制约，若想推动汽车市场的回暖，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政策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甚至还可以考虑对购置汽车予以支持。
事实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回顾2019年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可以看到——涉及到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等内容的条文越来越多。
例如2019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明确提及了对汽车限购政策逐步放开的问题。2019年4月17日，发改委下发了《进一步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购买转变，并提出了对限购城市增量车牌、取消对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等措施。
此后，以广东为代表的省份在打破限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年5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9条具体举措，并明确规定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且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这些无异于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对于汽车行业和各地消费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有望引导汽车消费需求端向好。
不过，在环保、交通拥堵等压力的影响之下，大城市若想完全放开限购政策并不现实。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以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消费升级正在提速的“下沉人群”为突破口。
从人口基数来看，下沉人群规模优势极其明显，而伴随着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不少人口和产业转移到大城市周边地区，降低了一二线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也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推动了低线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长。
从群体特征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又没有像一二线大城市青年一样被高房价透支，故而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较强。
从购车需求来看，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居民生活节奏更慢，自驾游、走亲访友、接送孩子等刚性需求更高，在购车方面的意愿强烈程度不比一二线城市逊色太多，再加上三四线城市鲜有限购政策，居民买车方面受限更少，潜力巨大。
从行业发展来看，目前很多汽车品牌都开发了2S店或是准4S店扩展到县级市甚至更小的城市，随着2017年《汽车管理销售办法》正式实施，降低了汽车销售公司的门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将拥有更多品牌与服务的选择。此外，汽车电商也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之中，这些都会唤醒居民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下沉人群都将会是决定我国车市走向的关键所在。
除了政策和下沉之外，完善二手车市场同样是一个重要发力点，既能盘活二手车存量，又能拉动新车增量，淘汰老旧车废量，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潜力，同时还能带动维修、保养、保险、金融等行业发展。不过，二手车交易中，车况、车价不透明，缺乏完善的售后保障、规范的交易环境，这些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克服。
当然，车企本身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要在做好过冬准备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重新评估风险、重新认知市场、重新规划产品将是全行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
正所谓“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兄弟，有空吗，出来陪我喝点？”
电话那头，是许久未见面的好友阿宽。难得他这么有闲情雅致，我自当奉陪。
怎料到了约定饭馆，映入眼帘的却是阿宽写满沮丧的脸：“估计明年我就要失业了。”
在我的印象里，阿宽从未如此消沉过。打小就无比喜欢小汽车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到汽车销售顾问的队伍中，工作三四年，几乎年年都是公司先进个人。然而，最近一年，他的销售业绩每况愈下。
阿宽正在经历的，是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缩影。
自2018年起，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车市忽然峰回路转，随之而来的是增势的日渐疲软，“车市寒冬”的说法被业内频频提及。进入2019年，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成为了业内人士调侃眼下车市的段子。
一、汽车市场低迷
国内车市的不振，直接体现在汽车销量和产量的下滑上。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的统计，2018年我国汽车销量与产量双双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跌，降幅分别为2.8%和4.2%，其中乘用车的销量与产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4.1%和5.1%。
面对2018年的车市“变局”，曾经有不少人对2019年抱有期望，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不会遥远”。然而，在临近2019年尾声之时，车市一年的成绩单再度令人大跌眼镜。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我国汽车无论是当月销量还是当月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清一色的下滑（参见图3、图4），而前11个月累计的销量和产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9.0%和9.2%。就连一向坚挺的新能源汽车，其销量在2019年6月以后也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滑落。
受车市低迷的拖累，国内整体消费形势也不理想，直接例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一路下滑。倘若扣除价格因素，10月和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已连续两个月跌至4.9%。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剔除汽车消费，那么其他品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这也印证了车市低迷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车企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Mysteel整理汇总的28家上市车企2019年三季度业绩报告，超过半数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表现为负增长，长安、北汽蓝谷、一汽轿车等车企甚至出现了盈转亏迹象，其中长安汽车净亏损超过26亿元；此外，力帆股份、众泰汽车、海马汽车、一汽夏利等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如此低迷的行情，让各方人士都望眼欲穿地企盼着车市回暖的到来。
二、幕后三大“推手”
不过，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经过梳理，笔者总结了将车市推入“寒冬”的三股主要力量：
（1）政策因素
众所周知，车市极容易受政策影响，优惠政策的出台往往能带动一波居民的购车热潮，而政策的转向则会对汽车销量的增长势头造成抑制，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曾在2009年首次出台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对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11年该政策退出，此后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一直保持在5%~7.5%的区间范围内。到了2015年，国家再度出台政策，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辆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7年初将购置税调整为7.5%，2018年1月1日起将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
受政策调整影响，汽车市场的销量随之变化，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出现了购车热潮提前的现象，对2018年的整体用车需求形成了透支，同时也因基数较高而导致后续增速放缓。某种意义上，2018-2019两年可以算作是前期政策优惠的“还债期”，再叠加2019年 “国六”切换带来的持币观望情绪以及消费者对刺激政策再次出台的预期，都会对终端需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是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退坡过渡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之地方补贴即将退出市场，这便促使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集中提前购买，由此带动了6月当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但透支了后续的购车需求，从而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滑。
（2）经济因素
买房买车，一直是大多数国人的奋斗目标，于老百姓而言，车是仅次于住房的最大消费品。由于消费金额大、消费周期长、附加成本高，买车与否的消费决策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关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对于汽车购买的消费决策至关重要，而这种预期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而6.0%的增速更是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保6与否”的大讨论，广大居民对购置汽车这种长期易耗消费品的动力和信心不足。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迹象，不仅给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汽车关税的调整历来是国与国贸易摩擦的焦点领域。汽车进出口关税的调整，会增加国人的观望情绪，购车意愿被压制，进而影响销量的稳步增长。
（3）需求因素
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25~29周岁人群被视为首次购车适龄人群，他们正处于成家的黄金年龄与事业上的快速上升期。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6年起该人群的规模开始缩减，而受到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影响，其缩减之势很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势必会对汽车市场造成影响——从历史数据上看，历年乘用车销量与首次购车适龄人群规模的走势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高房价对汽车消费的挤出效应。一般来说，汽车消费的优先顺序都会排在“衣食住”消费之后，故而极易受到“衣食住”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挤压。特别是当不少城市房价与租金居高不下时，面对高企不下的大额刚性支出压力（比如房贷、房租等），人们势必要在其他消费项目上节流。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34.3%上升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56.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的不断回落。当其他领域的消费被一再挤压之时，汽车作为典型的可选消费品属性和非刚性需求品，自然会被列入“节流”的阵营里。
三、存量时代已至？
当前，市场对于汽车产销量及增长速度的下滑反应强烈，甚至有人提出，我国车市已经迈入了存量时代，而过去的高增长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增长预期恐怕也无法实现。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第一，限购政策。为了缓解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自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从此开启了我国汽车限购时代。而后，许多地区纷纷效仿，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与整个海南省都加入了汽车限购的行列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汽车市场的供需两端，导致了当前许多具备购买汽车能力的消费者因为没有资质而无法将买车的想法付诸实施。典型如北京，不仅燃油车摇号的难度更甚于中彩票，就连排队申请购车指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第二，汽车普及率。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上对比，国人的车辆普及率依然偏低。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4亿（含商用车），千人保有量约为173辆，这一数字不仅同美国（837辆）、澳大利亚（747辆）、意大利（695辆）等领先市场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发展中市场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此外，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拥有一辆车来估算，那么全国范围内至少还有2.5亿家庭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乘用车。
第三，区域均衡程度。如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样，我国各区域的汽车市场同样发展不均衡。方正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千人保有量较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省，以及华北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不少城市汽车每百人保有量超过200辆，而中西部地区的千人保有量普遍低于150。而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这便预示着当地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
第四，需求更新。尽管我国首次购车适龄人群的规模在缩减，但有车一族的置换需求正呈兴起之势，并逐步抢占着市场份额。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调研数据，相较于2017年，2019年的换购需求或二次购车占比正在逐步提高。另，根据国元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如果按照5年换购、12年报废的周期粗略估计，那么2019~2020年处于换购需求的相对低谷，而2021年后或将迎来换购需求的旺盛阶段。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我国汽车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增长的上限，而这也暗示着眼下看似“绝境”的车市，依然充满着潜力和希望。
四、如何打破坚冰？
如何打破车市“冰封”，相信这是很多人无比关心的问题。
既然车市极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那么从政策端发力是不错的选择。考虑到限购对市场需求的制约，若想推动汽车市场的回暖，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政策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条件的地方甚至还可以考虑对购置汽车予以支持。
事实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回顾2019年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可以看到——涉及到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等内容的条文越来越多。
例如2019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明确提及了对汽车限购政策逐步放开的问题。2019年4月17日，发改委下发了《进一步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购买转变，并提出了对限购城市增量车牌、取消对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等措施。
此后，以广东为代表的省份在打破限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年5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9条具体举措，并明确规定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且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这些无异于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对于汽车行业和各地消费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有望引导汽车消费需求端向好。
不过，在环保、交通拥堵等压力的影响之下，大城市若想完全放开限购政策并不现实。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以三线以下城市和地区消费升级正在提速的“下沉人群”为突破口。
从人口基数来看，下沉人群规模优势极其明显，而伴随着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不少人口和产业转移到大城市周边地区，降低了一二线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也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推动了低线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长。
从群体特征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关心自身消费需求的实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又没有像一二线大城市青年一样被高房价透支，故而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较强。
从购车需求来看，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居民生活节奏更慢，自驾游、走亲访友、接送孩子等刚性需求更高，在购车方面的意愿强烈程度不比一二线城市逊色太多，再加上三四线城市鲜有限购政策，居民买车方面受限更少，潜力巨大。
从行业发展来看，目前很多汽车品牌都开发了2S店或是准4S店扩展到县级市甚至更小的城市，随着2017年《汽车管理销售办法》正式实施，降低了汽车销售公司的门槛，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将拥有更多品牌与服务的选择。此外，汽车电商也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之中，这些都会唤醒居民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下沉人群都将会是决定我国车市走向的关键所在。
除了政策和下沉之外，完善二手车市场同样是一个重要发力点，既能盘活二手车存量，又能拉动新车增量，淘汰老旧车废量，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潜力，同时还能带动维修、保养、保险、金融等行业发展。不过，二手车交易中，车况、车价不透明，缺乏完善的售后保障、规范的交易环境，这些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克服。
当然，车企本身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要在做好过冬准备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重新评估风险、重新认知市场、重新规划产品将是全行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
正所谓“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天津南开法院司法腐败行为，天理难容 #
法国大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传统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很爱讨论“善”和“正义”这些抽象理念，也从来不乏对各种行为好坏的判断和反思；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却被遗漏掉了，那就是权利到底有多大。南开法院的贪欲渐渐被排出道德规管的范围，不再觉得需要从正义这个点上裁决人之良恶。
全文摘要：为达到抢夺天津九胜发展有限公司的有效资产的目的，践踏法律尊严，公然使用违法的裁定理由。
我叫程昊，是天津九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现曝光原任南开区政法委书记冯卫华与原任南开区区长薛辉失职渎职滥用职权。
事件经过：我公司主要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工作。2011年年底由南开区政府提供担保并出具政府承诺函。
天津市南开区政府管辖的天津市南开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开国投”）委托我公司发行5支基金，为其筹集资金总计7亿元。为此，双方签订了相应的投资合同并约定，该笔资金的使用成本为年利率为20%。为履行合同筹集资金，我公司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2012年2月我公司筹集了第一支基金12170万元投入到南开国投。两周后南开国投违约通知我公司，7亿资金额度他们只用50%的额度即3.5亿元，年回报率只给我公司13.2%。并强行将其余3.5亿元通过南开国投下属公司天津市南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南开城投）硬性借给我公司。由于南开国投的违约，造成了我公司需要额外承担南开国投3.5亿元资金回报差额部分收益的6.8%。由于时间仓促，3.5亿元投资金额巨大，可选择投资项目范围困难，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经营风险。由于根据我公司与南开国投签署的投资协议，发行机构通过向定向基民发售基金，已经将资金募集到位，我公司已经没有回头之路。被迫我公司只能接受他们的违约方案。
我们被迫无奈执行他们违约方案时，他们继续违约，只借给我公司使用2.8亿元用于对外投资，南开国投使用资金4.2亿元。即使这样我公司也实现收益成功兑付投资者收益。但南开国投又节外生枝，根据协议南开国投应该于2014年7月底归还本金4.2亿元及其收益。但他们在这笔资金运作时，有6860万元私自挪用导致无法归还南开国投，他们竟然想出将该笔亏空转嫁给我公司。
2013年7月南开城投突然硬性借款给我们基金公司3.5亿元，要求使用一年，用此款和此款产生的收益抵顶4.2亿的本金及收益共计5.02亿元。由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使得投资收益需要达到43.43%回报。我公司根本无法实现，导致投资失败，无法实现他们的抵顶方案。
2013年7月国家审计署审计南开区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使用情况，南开区政府为了向国家审计署隐瞒6860万元私自挪用真相，7月一天，南开国投郑瑞东董事长找到我们并告知国家审计署正在审计南开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威逼要求我们出具函件。主要内容为：我公司同意南开国投将6860万元划款至津台城这家企业。以此假函掩盖他们早已在2012年7月挪用6860万元划给津台城的事实真相，欺瞒国家审计署。
2014年7月我们应该如数兑付基民款项。由于南开国投的抵顶方案失败，无法兑付基民款项，为积极解决这个问题，我公司主动与南开区政府协商，由南开城投购买我公司的房产，我公司将得到相应房款来兑付基民。
2014年9月28日在谈房产价格时，南开区长薛辉安排政法委书记冯卫华、副区长陈幼东及政法委副书记戴红心与我公司洽谈。由于我们不能接受南开区政府提出过低价格收购房产。当日6时左右，南开区公安局有关办案民警突然进入谈判会场，将我强行带走，并将我列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调查，拘押我24小时。
2014年9月29日在我被拘押期间南开区政法委扣押我公司的公章及指挥南开区公安局扣押我公司财务账册以及主要经营合同文本原件，并且查封了我公司名下账户及多处房产。
2014年9月30日迫于司法机关的巨大压力，为了获取人身自由，我不得已于2014年9月30日与他们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冯某承诺：（1）整体房屋购买价格不低于6.5亿元。（2）未完成工程部分由南开区政府自行承担后期善后工程费用。
薛某承诺冯某：资金挪用事件不公开，资金挪用缺口1.6亿元补上，黄某承诺他就能当区委书记，以后冯某就是他自己人。2015年1月5当薛辉任南开区委书记后，冯某为保证补上1.6亿元缺口，指挥相关机构不再继续按照协议执行，并通过南开法院向我公司起诉，侵占我公司资产来填补南开区自身亏损，向检查机关隐瞒事实真相，继续扣押我公司公章和资料，阻挠我们向有关部门申述。
直至今日，有关强制措施仍未解除，造成我公司长期无法进行正常经营。我公司多次向南开区政法委索要公章，政法委要求我公司出具免责说明为前提，遭我公司拒绝。
南开政法委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主要体现
第一、作为领导机关无权执行扣押手段，属乱作为。
2014年，时任南开区政法委书记冯某与时任南开区区长薛某，动用司法机关和司法手段，指挥公安机关2014年9月28日违法办案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24小时，并在该期间内，由区政法委扣押了我公司公章和密钥、资料，扣押物品情况，由当时南开政法委段振华签字签收，有签字收据为证。
第二、将我公司持有股权进行转让
我公司公章和相关资料被南开区政法委扣押期间，在我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持有扣押公章将我公司持有上海树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被无偿转让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不履行法定职权，不作为不解决问题
本人曾多次向南开政法委索要公章和资料，南开政法委要求我方出据免责说明，要求内容为“自愿让南开政法委代管公章，并保证不得再追溯人和事的问题”。我方拒绝了这个条件。之后，本人曾多次打电话或登门至南开政法委，要求当面反映诉求。但南开政法委以当事人离职为由，拒绝与我见面，不作为不解决存在问题。扣押物品是个人签字签收，但实属单位行为，不能以人员离职为由，抹灭事实的存在。
法国大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传统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很爱讨论“善”和“正义”这些抽象理念，也从来不乏对各种行为好坏的判断和反思；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却被遗漏掉了，那就是权利到底有多大。南开法院的贪欲渐渐被排出道德规管的范围，不再觉得需要从正义这个点上裁决人之良恶。
全文摘要：为达到抢夺天津九胜发展有限公司的有效资产的目的，践踏法律尊严，公然使用违法的裁定理由。
我叫程昊，是天津九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现曝光原任南开区政法委书记冯卫华与原任南开区区长薛辉失职渎职滥用职权。
事件经过：我公司主要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工作。2011年年底由南开区政府提供担保并出具政府承诺函。
天津市南开区政府管辖的天津市南开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开国投”）委托我公司发行5支基金，为其筹集资金总计7亿元。为此，双方签订了相应的投资合同并约定，该笔资金的使用成本为年利率为20%。为履行合同筹集资金，我公司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2012年2月我公司筹集了第一支基金12170万元投入到南开国投。两周后南开国投违约通知我公司，7亿资金额度他们只用50%的额度即3.5亿元，年回报率只给我公司13.2%。并强行将其余3.5亿元通过南开国投下属公司天津市南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南开城投）硬性借给我公司。由于南开国投的违约，造成了我公司需要额外承担南开国投3.5亿元资金回报差额部分收益的6.8%。由于时间仓促，3.5亿元投资金额巨大，可选择投资项目范围困难，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经营风险。由于根据我公司与南开国投签署的投资协议，发行机构通过向定向基民发售基金，已经将资金募集到位，我公司已经没有回头之路。被迫我公司只能接受他们的违约方案。
我们被迫无奈执行他们违约方案时，他们继续违约，只借给我公司使用2.8亿元用于对外投资，南开国投使用资金4.2亿元。即使这样我公司也实现收益成功兑付投资者收益。但南开国投又节外生枝，根据协议南开国投应该于2014年7月底归还本金4.2亿元及其收益。但他们在这笔资金运作时，有6860万元私自挪用导致无法归还南开国投，他们竟然想出将该笔亏空转嫁给我公司。
2013年7月南开城投突然硬性借款给我们基金公司3.5亿元，要求使用一年，用此款和此款产生的收益抵顶4.2亿的本金及收益共计5.02亿元。由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使得投资收益需要达到43.43%回报。我公司根本无法实现，导致投资失败，无法实现他们的抵顶方案。
2013年7月国家审计署审计南开区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使用情况，南开区政府为了向国家审计署隐瞒6860万元私自挪用真相，7月一天，南开国投郑瑞东董事长找到我们并告知国家审计署正在审计南开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威逼要求我们出具函件。主要内容为：我公司同意南开国投将6860万元划款至津台城这家企业。以此假函掩盖他们早已在2012年7月挪用6860万元划给津台城的事实真相，欺瞒国家审计署。
2014年7月我们应该如数兑付基民款项。由于南开国投的抵顶方案失败，无法兑付基民款项，为积极解决这个问题，我公司主动与南开区政府协商，由南开城投购买我公司的房产，我公司将得到相应房款来兑付基民。
2014年9月28日在谈房产价格时，南开区长薛辉安排政法委书记冯卫华、副区长陈幼东及政法委副书记戴红心与我公司洽谈。由于我们不能接受南开区政府提出过低价格收购房产。当日6时左右，南开区公安局有关办案民警突然进入谈判会场，将我强行带走，并将我列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调查，拘押我24小时。
2014年9月29日在我被拘押期间南开区政法委扣押我公司的公章及指挥南开区公安局扣押我公司财务账册以及主要经营合同文本原件，并且查封了我公司名下账户及多处房产。
2014年9月30日迫于司法机关的巨大压力，为了获取人身自由，我不得已于2014年9月30日与他们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冯某承诺：（1）整体房屋购买价格不低于6.5亿元。（2）未完成工程部分由南开区政府自行承担后期善后工程费用。
薛某承诺冯某：资金挪用事件不公开，资金挪用缺口1.6亿元补上，黄某承诺他就能当区委书记，以后冯某就是他自己人。2015年1月5当薛辉任南开区委书记后，冯某为保证补上1.6亿元缺口，指挥相关机构不再继续按照协议执行，并通过南开法院向我公司起诉，侵占我公司资产来填补南开区自身亏损，向检查机关隐瞒事实真相，继续扣押我公司公章和资料，阻挠我们向有关部门申述。
直至今日，有关强制措施仍未解除，造成我公司长期无法进行正常经营。我公司多次向南开区政法委索要公章，政法委要求我公司出具免责说明为前提，遭我公司拒绝。
南开政法委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主要体现
第一、作为领导机关无权执行扣押手段，属乱作为。
2014年，时任南开区政法委书记冯某与时任南开区区长薛某，动用司法机关和司法手段，指挥公安机关2014年9月28日违法办案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24小时，并在该期间内，由区政法委扣押了我公司公章和密钥、资料，扣押物品情况，由当时南开政法委段振华签字签收，有签字收据为证。
第二、将我公司持有股权进行转让
我公司公章和相关资料被南开区政法委扣押期间，在我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持有扣押公章将我公司持有上海树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被无偿转让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不履行法定职权，不作为不解决问题
本人曾多次向南开政法委索要公章和资料，南开政法委要求我方出据免责说明，要求内容为“自愿让南开政法委代管公章，并保证不得再追溯人和事的问题”。我方拒绝了这个条件。之后，本人曾多次打电话或登门至南开政法委，要求当面反映诉求。但南开政法委以当事人离职为由，拒绝与我见面，不作为不解决存在问题。扣押物品是个人签字签收，但实属单位行为，不能以人员离职为由，抹灭事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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