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教育》杂志(China Electric Power Education)创刊于1985年，是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主管、中国电力教育协会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3776/G4，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0079。
杂志设有卷首语、时讯、名家特稿、封面故事、关注、专题、院校巡礼、瞭望、副刊等栏目。
《名家特稿》：以能源电力行业名人、领导者，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专论、访谈为主,结合当前教育培训工作的新热点、新方向，以及人力资源工作的新思路、新趋势，发表独到的见解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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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有望实现近十年来最快经济增长，得益于油价飙升】沙特阿拉伯有望实现近十年来最快的经济扩张速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高油价可能有助于沙特在2022年结束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新报告中预测，沙特阿拉伯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7.6%，而两年前该国在疫情期间萎缩了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三表示： “沙特阿拉伯可能成为今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因为全面的亲商改革、油价大幅上涨以及生产能力从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复苏。”
与此同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今年的经济生产力水平可以接近这一水平。 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比比皆是，美联储继续与通胀作斗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将达到6.6%，并延续至明年。
预测显示，美国今年的GDP增长率为2.3%，还不到去年增长的一半，远低于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欧洲国家的情况更糟。Energy Aspects的一位分析师表示，欧洲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将引发一系列急剧的经济收缩。欧洲天然气的基准价格继续攀升，现在比往年的这个时候高出大约10倍。
严重的热浪、俄罗斯对天然气供应的削减以及德国莱茵河的干旱都将导致欧洲大陆经济前景黯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即将在历史中书写一个巨大的增长里程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新报告中预测，沙特阿拉伯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7.6%，而两年前该国在疫情期间萎缩了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三表示： “沙特阿拉伯可能成为今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因为全面的亲商改革、油价大幅上涨以及生产能力从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复苏。”
与此同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今年的经济生产力水平可以接近这一水平。 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比比皆是，美联储继续与通胀作斗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将达到6.6%，并延续至明年。
预测显示，美国今年的GDP增长率为2.3%，还不到去年增长的一半，远低于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欧洲国家的情况更糟。Energy Aspects的一位分析师表示，欧洲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将引发一系列急剧的经济收缩。欧洲天然气的基准价格继续攀升，现在比往年的这个时候高出大约10倍。
严重的热浪、俄罗斯对天然气供应的削减以及德国莱茵河的干旱都将导致欧洲大陆经济前景黯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即将在历史中书写一个巨大的增长里程碑。
【蓝海沙龙｜第253期：“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成功举办】8月16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召开第253期蓝海沙龙——“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宋茂恩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效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法室副主任金善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郜庆等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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