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检察建议 追缴税款上亿元
———阳泉市检察机关开展清缴欠税专项行动工作纪实
“我们将牢牢抓住欠税清理工作这个保障税收入库的主要抓手，在阳泉市检察院的协同下共同抓好检察建议的落实，努力向政府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5月25日，阳泉市检察院向阳泉市税务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在送达仪式上，阳泉市税务局局长李常平当场作出承诺。
税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调控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等重要作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今年以来，阳泉市检察院为落实最高检和省检察院作出加强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部署要求，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了清缴欠税专项监督行动，运用“个案办理+类案推进+溯源治理”的办案新模式，共计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督促税务机关依法充分履职，清缴历年累计欠税1.22亿余元。
个案办理 收回税款10056.75万元
今年2月，阳泉市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的规定，该公司应当依法按时足额缴纳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案件承办人阳泉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世荣、第六检察部主任谷开元在阳泉市税务局的配合下立即开展了走访调查工作，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欠缴税款情况及原因。“税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具有调控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等作用，欠缴税款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盂县税务局负有税收征收管理职责，于是我们向盂县税务局发函，要求该单位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征收欠缴税款，维护正常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办案检察官谷开元介绍道。
在接到阳泉市检察院关于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欠缴税款的公函后，盂县税务局立即对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欠缴税款情况进行专题研究，与欠税企业制定缴纳欠税计划，指定专人督促落实，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企业下达税收事项告知书，限期缴纳税款，做到欠税确认及时、程序合法、文书使用规范、滞纳金加收准确。并全程监控欠税流程，深入企业加大欠税管理相关政策宣传，做好税收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向企业讲解欠税清理、补交税款等相关规定，确保清欠工作落到实处。截止目前，已成功收回该公司全部欠缴税款10056.75万元，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经验和样本。
类案推进 部署推进清缴欠税专项行动
以此案为契机，阳泉市检察院迅速部署推进清缴欠税专项监督行动，主动办理系列涉税公益诉讼案件。张世荣带头办案，先后与税务机关座谈、走访欠税企业、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对税收征管、税务稽查运行全面调查、深入分析，了解全市税收征管工作和欠缴税款情况，督促税务机关依法充分履职，采取宣讲税收政策，下达税务催告，采取强制措施等手段，催收欠缴税款。
通过对全市欠税线索进行评估，承办人还办理了阳泉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欠缴税款案，全市县、区检察机关立案办理6家企业欠缴税款案，通过磋商督促税务机关履职催缴欠税2218.88万元。
通过对全市税收征管工作、欠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涉税案件分析研判，检察官认为，近年来，阳泉市税务局认真落实上级安排部署，坚持“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宗旨，税收完成增长幅度较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但我院通过近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发现，收回陈欠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空间。
溯源治理 努力打造“阳泉样本”
为从制度机制上常态化解决存在问题，不断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从源头上保障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阳泉市检察院从企业自身因素、税收政策因素、税收征管因素等方面认真研判分析欠税原因，研究提出了加大欠税催缴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强化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全面加强税收队伍建设等5项主要内容的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将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与税务部门共同把检察建议落地落实，把应当征收并且能够征收的欠税尽可能地征收到位，实现“1＋1＞2”的效果。”5月25日，阳泉市检察院与阳泉市税务局召开“税收协同共治工作座谈会”，并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旨在以检察智慧、检察力量推动税收征管协同共治，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保障国家财产安全。张世荣表示，希望税务机关在接收检察建议书后一体落实、全面落实，在全市税务机关就落实检察建议统一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通过上下联动、齐心协力，实现检察建议落实成效的最优化。收到检察建议后，市税务局进行了专题研究，成立了清欠专班，认真制定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单位。目前，全市税务机关正在认真落实中。
阳泉市检察院向阳泉市税务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是市检察院和市税务局本着“小市也要有大作为”的理念和决心信心，通过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协同联动、加强合作，把共识力转化为行动力，力求在清缴企业欠税方面探索新的路径，努力打造“阳泉样本”“晋东样本”。下一步，阳泉市检察院将结合工作实际，抓住队伍素能提升、工作机制创新和科技手段应用三个方面下足功夫、落到实处，构建完善可复制办案新模式新模型，深入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信息共享，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和保障全市检察工作和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阳泉市检察机关开展清缴欠税专项行动工作纪实
“我们将牢牢抓住欠税清理工作这个保障税收入库的主要抓手，在阳泉市检察院的协同下共同抓好检察建议的落实，努力向政府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5月25日，阳泉市检察院向阳泉市税务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在送达仪式上，阳泉市税务局局长李常平当场作出承诺。
税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有调控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等重要作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今年以来，阳泉市检察院为落实最高检和省检察院作出加强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部署要求，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了清缴欠税专项监督行动，运用“个案办理+类案推进+溯源治理”的办案新模式，共计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督促税务机关依法充分履职，清缴历年累计欠税1.22亿余元。
个案办理 收回税款10056.75万元
今年2月，阳泉市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的规定，该公司应当依法按时足额缴纳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案件承办人阳泉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世荣、第六检察部主任谷开元在阳泉市税务局的配合下立即开展了走访调查工作，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欠缴税款情况及原因。“税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具有调控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等作用，欠缴税款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盂县税务局负有税收征收管理职责，于是我们向盂县税务局发函，要求该单位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征收欠缴税款，维护正常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办案检察官谷开元介绍道。
在接到阳泉市检察院关于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欠缴税款的公函后，盂县税务局立即对盂县某煤业有限公司欠缴税款情况进行专题研究，与欠税企业制定缴纳欠税计划，指定专人督促落实，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企业下达税收事项告知书，限期缴纳税款，做到欠税确认及时、程序合法、文书使用规范、滞纳金加收准确。并全程监控欠税流程，深入企业加大欠税管理相关政策宣传，做好税收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向企业讲解欠税清理、补交税款等相关规定，确保清欠工作落到实处。截止目前，已成功收回该公司全部欠缴税款10056.75万元，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经验和样本。
类案推进 部署推进清缴欠税专项行动
以此案为契机，阳泉市检察院迅速部署推进清缴欠税专项监督行动，主动办理系列涉税公益诉讼案件。张世荣带头办案，先后与税务机关座谈、走访欠税企业、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对税收征管、税务稽查运行全面调查、深入分析，了解全市税收征管工作和欠缴税款情况，督促税务机关依法充分履职，采取宣讲税收政策，下达税务催告，采取强制措施等手段，催收欠缴税款。
通过对全市欠税线索进行评估，承办人还办理了阳泉某房地产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欠缴税款案，全市县、区检察机关立案办理6家企业欠缴税款案，通过磋商督促税务机关履职催缴欠税2218.88万元。
通过对全市税收征管工作、欠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涉税案件分析研判，检察官认为，近年来，阳泉市税务局认真落实上级安排部署，坚持“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宗旨，税收完成增长幅度较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但我院通过近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发现，收回陈欠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空间。
溯源治理 努力打造“阳泉样本”
为从制度机制上常态化解决存在问题，不断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从源头上保障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阳泉市检察院从企业自身因素、税收政策因素、税收征管因素等方面认真研判分析欠税原因，研究提出了加大欠税催缴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强化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全面加强税收队伍建设等5项主要内容的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将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与税务部门共同把检察建议落地落实，把应当征收并且能够征收的欠税尽可能地征收到位，实现“1＋1＞2”的效果。”5月25日，阳泉市检察院与阳泉市税务局召开“税收协同共治工作座谈会”，并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书，旨在以检察智慧、检察力量推动税收征管协同共治，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保障国家财产安全。张世荣表示，希望税务机关在接收检察建议书后一体落实、全面落实，在全市税务机关就落实检察建议统一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通过上下联动、齐心协力，实现检察建议落实成效的最优化。收到检察建议后，市税务局进行了专题研究，成立了清欠专班，认真制定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单位。目前，全市税务机关正在认真落实中。
阳泉市检察院向阳泉市税务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是市检察院和市税务局本着“小市也要有大作为”的理念和决心信心，通过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协同联动、加强合作，把共识力转化为行动力，力求在清缴企业欠税方面探索新的路径，努力打造“阳泉样本”“晋东样本”。下一步，阳泉市检察院将结合工作实际，抓住队伍素能提升、工作机制创新和科技手段应用三个方面下足功夫、落到实处，构建完善可复制办案新模式新模型，深入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信息共享，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和保障全市检察工作和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云南商务信息# 【招大引强！云南实际利用外资增速排名西南第二】今天（7月14日）上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第十四场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系列发布会，介绍云南外资招商引资工作情况。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各州（市）担当主责，全力以赴贯彻落实中央稳增长具体工作要求，全省外资工作持续保持两位数的持续增长，全省稳外资工作取得阶段性良好成效。2019-2021年，全省新设外资企业843家，年平均增长率19.5%；合同外资金额246.2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66.7%；实际利用外资23.6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增速在西南地区排名第二。
针对国务院督查组指出的我省吸引外资存在的“盲点”“痛点”和“难点”问题，省投资促进局2019年牵头起草并报请省政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吸引外资“盲点”“痛点”“难点”促进外资增长的意见》，所涉及的相关政策针对性、操作性强，措施力度比较大，切实激发了外资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为保障政策落地兑现，会同省财政厅等5个部门很快达成一致，共同出台了《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并组织开展了各类线上线下的政策解读，提高政策的认知度。2021年，在全面总结该项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报请省政府批准出台了《云南省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政策措施》，在外资准入领域开放、政策可及性等方面为各州（市）、各园区开展外资招商工作进一步明确重点、提供支撑。
近年来省投促局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推动项目落地的工作机制。一是与省委台办、省外办、省侨联等部门联合建立《云南省投资促进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机制性合作，共促外资招商。二是高效发挥省、州（市）、县（市、区）、企业4级联动的重点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这个机制作用跟省商务厅和省投资促进局共同推进的商务部和省发展改革委主导的外资专班协同发力，按照推进项目签约、落地和资金到位三个类别，梳理重点联系外资项目清单，逐个逐项采取小分队登门拜访、陪同考察、协调调度等多种形式夯实成效。三是与省级商务、市场监管、国资、外汇管理等部门建立数据联通机制，加强外资相关数据的共享互通，发挥以数据找差距、追进度，以数据找空间、促增量的重要工作指导作用。
2019年以来，省投促局和相关州（市）、部门注重优化外商投资领域结构，先后引进了英国帝亚吉欧、澳大利亚科思达集团、香港新华集团、比米农牧、泰国正大集团等现代农业企业，香港中通、丰树、普洛斯等现代物流业企业，法国普德赋、韩国美动集团等文旅企业，华润集团、光大集团、台湾敏实、荣锂（富邦控股）等新能源领域企业，恒隆集团、新加坡鹏瑞利、日本隆祥、安踏华南区结算中心等现代服务业企业。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跨国企业成功落地云南发展，促进了我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政策执行公开透明、程序完善、高效务实，三年来共向19家24个项目外商投资企业兑现奖励金1.944亿元人民币，2021年的奖励金兑现也在日前刚刚完全执行完毕。奖励金三年来，有效撬动外商直接投资14.5亿美元，放大政策效用50倍，覆盖60%的利用外资额，受奖企业和项目数量逐年增长，涵盖我省高原特色农业、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商贸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政策的有力执行对增强外商投资信心，帮助外企对冲风险、降低成本起到积极作用，受到外资企业广泛好评和热烈回应。截至目前，省商投局陆续收到外资企业感谢信已经超过20余封，在省财政厅开展的政策成效第三方定期绩效评估中，获得较好评价。一批全球知名跨国公司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演艺类全球第一的法国普德赋主题公园在亚洲的首个项目落地大理州，现已完成三家企业注册工作；全球最大威士忌制造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的英国帝亚吉欧大理威士忌酒厂也是一个游客体验中心项目已于去年11月正式开工；世界500强企业法国电力参与昆明市禄劝县风电等新能源开发；香港上市、全球知名光伏玻璃龙头企业信义玻璃落地曲靖市，总投资230亿元，部分将以外资投资投入云南。
全省利用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现代物流业、新能源利用外资分别占总量的15%、14%和10%。绿色能源方面，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楚雄州紧盯新能源项目引进外资，华润、中广核、华能、协合新能源等多个新能源项目实现外资到位近1亿美元，成为外资新增长点；绿色食品方面：美国卓莓、澳大利亚科斯达投资力度持续加大，荷兰方德波尔格、澳大利亚林奇等知名国际花卉企业入选云南省“十大名品”；健康生活目的地方面：新加坡鹏瑞利国际健康商旅城—昆明南站项目等外资康养类项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方面：先后引进苹果、SAP等在人工智能、物联网、新零售和新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
国际知名家具和家居零售商瑞典宜家昆明家居店、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品牌7-11在昆正式开业；昆明市中心最大的外资单体商业综合体恒隆广场成功引进君悦酒店品牌，新到位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这个数据是去年年度的数据，累计远远超过这个数；特斯拉已在云南开放38座超级充电站、166个超级充电桩，其中22座超级充电站遍布高速服务区；知名咖啡消费品牌星巴克在我省门店数量增至59家；丽江晶玺希尔顿酒店、地中海国际度假区等这些重大外资文旅项目先后投入运营。一批世界一流外资消费服务企业为我省消费市场注入新鲜活力，为全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
为搭建平台扩大外资来源，省商投局先后举办了奥地利企业、法国企业、驻蓉世界500强企业产业合作对接等“跨国企业云南行”系列活动，这个系列活动品牌影响力不断地扩大。下半年还将举办对日本、对韩国、对德国的系列活动。以及星巴克“共享价值 智慧农业”咖啡产业扶持项目线上启动会、科普利信线上选址对接会、云南与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在线招商推介会等视频活动或会议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使得云南利用外资的渠道进一步得到拓展。同时，充分用好上海进博会、重庆西洽会等重大展会平台，举办了云南省与跨国公司产业合作主题活动、推介会、恳谈会等系列外资招商活动，也是借大船扬帆启航，促成更多的合作项目。
省商投局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对2021年利用外资贡献度高、完成外资工作目标任务的昆明、红河、大理、曲靖、丽江、保山、文山等州（市）给予通报表扬，及时梳理和推广大理州、保山市，昆明安宁市在外资招大引强、创新引资方式、帮助企业纾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落实省招商委办出台的《云南省投资促进系统优化营商环境10条措施》，带头营造“亲商、惠商、护商、安商”氛围，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在“招商服务进万企活动中”，会同省商务厅及相关州（市）对外资企业开展“扫楼”行动，不到2周时间，走访外资企业100余家，全力帮助企业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得到外资企业广泛好评。注重要素供给，针对目标外资企业需求匹配我省产业要素资源，先后对我省小浆果、咖啡、花卉、跨境电商等产业外资招商路径开展深入研究分析，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的外商投资报告和招商策划专案，增强了外资服务精准性，拓展了新的合作。主动对接瑞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驻华使领馆，积极联络戴德梁行、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等协会机构，建立机制化合作模式和常态化密切交流，宣传我省产业优势和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策划对接和组织了企业互访活动，产业合作交流活动，促成了一批外资项目合作线索和投资意向。
开放合作的氛围，招大引强的成果不是一日之功。下一步，省投资促进局将继续与省级各有关部门加强横向联动，支持各州（市）和园区协同发力，以谋划、策划推动外资重大项目为抓手，不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助推云南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针对国务院督查组指出的我省吸引外资存在的“盲点”“痛点”和“难点”问题，省投资促进局2019年牵头起草并报请省政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吸引外资“盲点”“痛点”“难点”促进外资增长的意见》，所涉及的相关政策针对性、操作性强，措施力度比较大，切实激发了外资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为保障政策落地兑现，会同省财政厅等5个部门很快达成一致，共同出台了《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并组织开展了各类线上线下的政策解读，提高政策的认知度。2021年，在全面总结该项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报请省政府批准出台了《云南省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政策措施》，在外资准入领域开放、政策可及性等方面为各州（市）、各园区开展外资招商工作进一步明确重点、提供支撑。
近年来省投促局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推动项目落地的工作机制。一是与省委台办、省外办、省侨联等部门联合建立《云南省投资促进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机制性合作，共促外资招商。二是高效发挥省、州（市）、县（市、区）、企业4级联动的重点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这个机制作用跟省商务厅和省投资促进局共同推进的商务部和省发展改革委主导的外资专班协同发力，按照推进项目签约、落地和资金到位三个类别，梳理重点联系外资项目清单，逐个逐项采取小分队登门拜访、陪同考察、协调调度等多种形式夯实成效。三是与省级商务、市场监管、国资、外汇管理等部门建立数据联通机制，加强外资相关数据的共享互通，发挥以数据找差距、追进度，以数据找空间、促增量的重要工作指导作用。
2019年以来，省投促局和相关州（市）、部门注重优化外商投资领域结构，先后引进了英国帝亚吉欧、澳大利亚科思达集团、香港新华集团、比米农牧、泰国正大集团等现代农业企业，香港中通、丰树、普洛斯等现代物流业企业，法国普德赋、韩国美动集团等文旅企业，华润集团、光大集团、台湾敏实、荣锂（富邦控股）等新能源领域企业，恒隆集团、新加坡鹏瑞利、日本隆祥、安踏华南区结算中心等现代服务业企业。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跨国企业成功落地云南发展，促进了我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政策执行公开透明、程序完善、高效务实，三年来共向19家24个项目外商投资企业兑现奖励金1.944亿元人民币，2021年的奖励金兑现也在日前刚刚完全执行完毕。奖励金三年来，有效撬动外商直接投资14.5亿美元，放大政策效用50倍，覆盖60%的利用外资额，受奖企业和项目数量逐年增长，涵盖我省高原特色农业、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商贸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政策的有力执行对增强外商投资信心，帮助外企对冲风险、降低成本起到积极作用，受到外资企业广泛好评和热烈回应。截至目前，省商投局陆续收到外资企业感谢信已经超过20余封，在省财政厅开展的政策成效第三方定期绩效评估中，获得较好评价。一批全球知名跨国公司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演艺类全球第一的法国普德赋主题公园在亚洲的首个项目落地大理州，现已完成三家企业注册工作；全球最大威士忌制造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的英国帝亚吉欧大理威士忌酒厂也是一个游客体验中心项目已于去年11月正式开工；世界500强企业法国电力参与昆明市禄劝县风电等新能源开发；香港上市、全球知名光伏玻璃龙头企业信义玻璃落地曲靖市，总投资230亿元，部分将以外资投资投入云南。
全省利用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现代物流业、新能源利用外资分别占总量的15%、14%和10%。绿色能源方面，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楚雄州紧盯新能源项目引进外资，华润、中广核、华能、协合新能源等多个新能源项目实现外资到位近1亿美元，成为外资新增长点；绿色食品方面：美国卓莓、澳大利亚科斯达投资力度持续加大，荷兰方德波尔格、澳大利亚林奇等知名国际花卉企业入选云南省“十大名品”；健康生活目的地方面：新加坡鹏瑞利国际健康商旅城—昆明南站项目等外资康养类项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方面：先后引进苹果、SAP等在人工智能、物联网、新零售和新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
国际知名家具和家居零售商瑞典宜家昆明家居店、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品牌7-11在昆正式开业；昆明市中心最大的外资单体商业综合体恒隆广场成功引进君悦酒店品牌，新到位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这个数据是去年年度的数据，累计远远超过这个数；特斯拉已在云南开放38座超级充电站、166个超级充电桩，其中22座超级充电站遍布高速服务区；知名咖啡消费品牌星巴克在我省门店数量增至59家；丽江晶玺希尔顿酒店、地中海国际度假区等这些重大外资文旅项目先后投入运营。一批世界一流外资消费服务企业为我省消费市场注入新鲜活力，为全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
为搭建平台扩大外资来源，省商投局先后举办了奥地利企业、法国企业、驻蓉世界500强企业产业合作对接等“跨国企业云南行”系列活动，这个系列活动品牌影响力不断地扩大。下半年还将举办对日本、对韩国、对德国的系列活动。以及星巴克“共享价值 智慧农业”咖啡产业扶持项目线上启动会、科普利信线上选址对接会、云南与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在线招商推介会等视频活动或会议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使得云南利用外资的渠道进一步得到拓展。同时，充分用好上海进博会、重庆西洽会等重大展会平台，举办了云南省与跨国公司产业合作主题活动、推介会、恳谈会等系列外资招商活动，也是借大船扬帆启航，促成更多的合作项目。
省商投局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对2021年利用外资贡献度高、完成外资工作目标任务的昆明、红河、大理、曲靖、丽江、保山、文山等州（市）给予通报表扬，及时梳理和推广大理州、保山市，昆明安宁市在外资招大引强、创新引资方式、帮助企业纾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落实省招商委办出台的《云南省投资促进系统优化营商环境10条措施》，带头营造“亲商、惠商、护商、安商”氛围，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在“招商服务进万企活动中”，会同省商务厅及相关州（市）对外资企业开展“扫楼”行动，不到2周时间，走访外资企业100余家，全力帮助企业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得到外资企业广泛好评。注重要素供给，针对目标外资企业需求匹配我省产业要素资源，先后对我省小浆果、咖啡、花卉、跨境电商等产业外资招商路径开展深入研究分析，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的外商投资报告和招商策划专案，增强了外资服务精准性，拓展了新的合作。主动对接瑞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驻华使领馆，积极联络戴德梁行、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等协会机构，建立机制化合作模式和常态化密切交流，宣传我省产业优势和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策划对接和组织了企业互访活动，产业合作交流活动，促成了一批外资项目合作线索和投资意向。
开放合作的氛围，招大引强的成果不是一日之功。下一步，省投资促进局将继续与省级各有关部门加强横向联动，支持各州（市）和园区协同发力，以谋划、策划推动外资重大项目为抓手，不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助推云南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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