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画完整经典的程式，给当代水墨表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同时也容易形成一种无形的屏障，让后人沉迷在笔墨趣味之中，难以发现蕴藏在大自然和生活中的无限魅力。而有胆识的艺术家恰恰是要解决这个矛盾，运用传统经验、以个性化的语言形式，真切地表现客观世界所给予的感动，建立具有东方文化特性的新笔墨语言，这也是对传统最好的传承。—摘自李小可《艺术备忘录》
#心烦罚抄书# 汉娜·阿伦特《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责任与判断) 中译版——反抗『平庸之恶』：思考与道德关切——致 W.H.奥登
三
苏格拉底是个热衷于困惑的人，在他曾作出的极少的肯定论述中，有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命题处理了我们的问题。它们都出现在《高尔吉亚篇》中，这篇对话与修辞学(作为一种向大众致词、说服大众的艺术)有关。《高尔吉亚篇》不属于早期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它写于柏拉图主持学园之前不久。而且，它的主题看来是在处理那种如果陷入困境将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话形式。然而，这篇对话仍然陷入了困境；只有在那些苏格拉底要么消失了，要么不再处于讨论的核心的后期柏拉图对话中，这种[陷入困境的]特征才完全消失。《高尔吉亚篇》像《理想国》一样，以一个善恶报应的柏拉图式来世神话结束，很显然，这种神话讽刺性地消解了一切困难。它们的严肃纯然是政治性的；它存在于其向大众宣讲这种形式中。这些显然不属于苏格拉底的神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它们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呈现，但它们包含着柏拉图对下述观点的承认：人能够并且确实自愿地为恶。更重要的是，还包含着这一隐含的承认：他，而不是苏格拉底，知道怎样哲学地对付这个烦扰人的事实。我们可能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否相信无知导致恶，相信美德可以传授；但我们确实知道，柏拉图认为依赖威慑是更明智的。
那两个肯定的苏格拉底式命题是：第一，“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对于这个命题，对话人物卡利克勒斯按照所有希腊人都会说的话回答：“遭受不义根本不适用于公民，而只适用于那些奴隶们，对他们来说，死了比活着要好；就像它也适用于那些人，当那些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不能自助，当他们在意的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也不能助人。”第二，“对于我来说，相比于我，作为一(being one)，要与我自己不协调，与我矛盾，我更情愿我的七弦琴或我指导的合唱跑了调子，满是噪音，并因此使多数人与我不一致、矛盾。”这话使得卡利克拉勒斯告诉苏格拉底，“他的雄辩使他发了疯”，如果他肯抛弃哲学的话，那将对他和所有其他人都更好。
在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苏格拉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确实是哲学、或者毋宁说是思考活动的经验，引导苏格拉底作出了这些断言——当然，尽管他不是为了实现哲学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因为，把它们理解为一些关于道德的知识，在我看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们是一些洞见，当然，是关于经验的洞见，而且就思考活动本身而论，它们最多只是偶然的副产品。
要理解第一个命题在它被提出时听起来那么荒谬，对我们有些困难；经历数千年的使用和误用，它读起来就像廉价的道德说教。而现代心灵要理解第二个命题的实质是多么困难，其最好的例证是这个事实：“作为一”(being one)这个关键词，总是在翻译“对我来说，与我自己矛盾比与多数人矛盾要糟糕得多”这句话时被略去。至于第一个命题，它是一个主观的陈述，意思是，对我来说，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而它总是被其相反的、同等主观的、当然听起来也更合理的那个陈述所反驳。然而，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点(与那两位绅士的观点不同)来审视这个命题，我们就不得不说，重要的是，一个恶行已经犯下，歹徒和受害者哪个状况更好已经没什么关系。作为公民，我们必须阻止恶行，既然我们的世界，即歹徒、受害者和旁观者共同分享的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既然城邦被侵犯了。(因此，我们的法律会区分被强制控告的犯罪和一般的侵犯，在后者那里，只有个人被侵犯，受害者可以申诉，也可以不申诉。而在犯罪的情形下，相关者心灵的主观状态是无关的——受害者可能想宽恕，歹徒可能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被侵犯了。)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此不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谈话，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公民相比于他自己更关心世界。他毋宁好像对卡利克勒斯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爱上了智慧，有一种审查的需要，并且，如果世界像你描述的那样——划分强弱，其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修昔底德)——以致除了作恶和遭受不义之外别无选择，那么你会同意我，即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前提假设是，如果你思考，如果你同意“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话。
三
苏格拉底是个热衷于困惑的人，在他曾作出的极少的肯定论述中，有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命题处理了我们的问题。它们都出现在《高尔吉亚篇》中，这篇对话与修辞学(作为一种向大众致词、说服大众的艺术)有关。《高尔吉亚篇》不属于早期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它写于柏拉图主持学园之前不久。而且，它的主题看来是在处理那种如果陷入困境将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话形式。然而，这篇对话仍然陷入了困境；只有在那些苏格拉底要么消失了，要么不再处于讨论的核心的后期柏拉图对话中，这种[陷入困境的]特征才完全消失。《高尔吉亚篇》像《理想国》一样，以一个善恶报应的柏拉图式来世神话结束，很显然，这种神话讽刺性地消解了一切困难。它们的严肃纯然是政治性的；它存在于其向大众宣讲这种形式中。这些显然不属于苏格拉底的神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它们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呈现，但它们包含着柏拉图对下述观点的承认：人能够并且确实自愿地为恶。更重要的是，还包含着这一隐含的承认：他，而不是苏格拉底，知道怎样哲学地对付这个烦扰人的事实。我们可能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否相信无知导致恶，相信美德可以传授；但我们确实知道，柏拉图认为依赖威慑是更明智的。
那两个肯定的苏格拉底式命题是：第一，“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对于这个命题，对话人物卡利克勒斯按照所有希腊人都会说的话回答：“遭受不义根本不适用于公民，而只适用于那些奴隶们，对他们来说，死了比活着要好；就像它也适用于那些人，当那些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不能自助，当他们在意的人遭受不义时，他们也不能助人。”第二，“对于我来说，相比于我，作为一(being one)，要与我自己不协调，与我矛盾，我更情愿我的七弦琴或我指导的合唱跑了调子，满是噪音，并因此使多数人与我不一致、矛盾。”这话使得卡利克拉勒斯告诉苏格拉底，“他的雄辩使他发了疯”，如果他肯抛弃哲学的话，那将对他和所有其他人都更好。
在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苏格拉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确实是哲学、或者毋宁说是思考活动的经验，引导苏格拉底作出了这些断言——当然，尽管他不是为了实现哲学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因为，把它们理解为一些关于道德的知识，在我看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们是一些洞见，当然，是关于经验的洞见，而且就思考活动本身而论，它们最多只是偶然的副产品。
要理解第一个命题在它被提出时听起来那么荒谬，对我们有些困难；经历数千年的使用和误用，它读起来就像廉价的道德说教。而现代心灵要理解第二个命题的实质是多么困难，其最好的例证是这个事实：“作为一”(being one)这个关键词，总是在翻译“对我来说，与我自己矛盾比与多数人矛盾要糟糕得多”这句话时被略去。至于第一个命题，它是一个主观的陈述，意思是，对我来说，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而它总是被其相反的、同等主观的、当然听起来也更合理的那个陈述所反驳。然而，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点(与那两位绅士的观点不同)来审视这个命题，我们就不得不说，重要的是，一个恶行已经犯下，歹徒和受害者哪个状况更好已经没什么关系。作为公民，我们必须阻止恶行，既然我们的世界，即歹徒、受害者和旁观者共同分享的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既然城邦被侵犯了。(因此，我们的法律会区分被强制控告的犯罪和一般的侵犯，在后者那里，只有个人被侵犯，受害者可以申诉，也可以不申诉。而在犯罪的情形下，相关者心灵的主观状态是无关的——受害者可能想宽恕，歹徒可能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被侵犯了。)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此不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谈话，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公民相比于他自己更关心世界。他毋宁好像对卡利克勒斯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爱上了智慧，有一种审查的需要，并且，如果世界像你描述的那样——划分强弱，其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修昔底德)——以致除了作恶和遭受不义之外别无选择，那么你会同意我，即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前提假设是，如果你思考，如果你同意“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的话。
美生美作 2022毕业展优秀作品｜绘画艺术学院｜《看不见的结构—疫情下的生活》
随着疫情的反复，我们所处环境的一些社会结构与抗击疫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日常的碎片化中充斥着很多与疫情相关的行为模式，通过这些艺术处理过的图形、符号以及模型去隐喻式地展现一些疫情下的社会结构，甚至去传达一种疫情下人们积极应对，不断向光而行的精神状态。
作者：於波杰
指导老师：方利民
#中国美术学院[超话]##美生美作##国美观##2022毕业季#
随着疫情的反复，我们所处环境的一些社会结构与抗击疫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日常的碎片化中充斥着很多与疫情相关的行为模式，通过这些艺术处理过的图形、符号以及模型去隐喻式地展现一些疫情下的社会结构，甚至去传达一种疫情下人们积极应对，不断向光而行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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