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不完的啤酒，说不尽的传奇
1521年4月，当麦哲伦在菲律宾走向他人生壮丽的终点时；另一位大人物也迎来平生最大的挑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驱，应邀去皇帝面前答辩，解释他挑起的信仰纷争。
能安慰焦虑不安的路德的，除了圣经和支持他的几位贵族，就是粉丝送去的一桶好啤酒。1521年，啤酒刚刚迈入了黄金时代。
人类古老的渴求
西方人所谓的啤酒，既可以指青岛、百威、科罗娜，也可以指一切谷物发酵成的低度酒精饮料，比如醪糟。
从中国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出土了新石器时期残留谷酒的陶罐。有个说法：原始人类本不缺吃喝，转向农业是因为偶然发现煮熟的谷物放馊了居然挺好吃，吃多了还晕乎乎的，便从此走上了伺候庄稼的不归路。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陶器，留存了9000年前饮酒的证据。该酒酿造自大米、薏米和某种块茎，是浑浊的、低度的甜饮料，使用了类似今天的酒曲（顺便一提，中国的酿酒酵母后来传到欧洲，和葡萄酒酵母混合成了啤酒酵母）。
埃及的遗址里常有啤酒罐。5000年前的埃及啤酒厂一次可以酿2.24万升的啤酒。4000年前建金字塔的劳工，每天喝大量啤酒，这暗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待遇相当不错的自由人。
埃及人极爱啤酒，节日喝，平时也喝。啤酒和面包是埃及最大宗的两样贸易品。可惜古埃及花样繁多的啤酒失传了。前几年有个考古发现：350年至550年间，尼罗河畔的成人和儿童的骨骼中有高浓度的四环素——古人酿造的一种有金色菌膜的啤酒中含有这种物质，他们用它来保健。
啤酒的翻身仗
古希腊人瞧不上喝啤酒的外国人，认为喝醉了丑态百出。雅典是少有的不酿造谷物酒的地方，雅典人只喝葡萄酒，认为醉得适度，能诞生灵感。
同样，罗马人也瞧不起喝啤酒的高卢邻居。随着希腊和罗马的扩张，葡萄酒压倒了啤酒。天主教会规定神父要用葡萄酒做仪式。
不光希腊罗马歧视啤酒，凯撒在《高卢战记》里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人也不允许进口啤酒，因为他们觉得男人喝了啤酒就不能吃苦耐劳，不再阳刚了。
但6世纪开始，啤酒打了一个翻身仗，夺回了西北欧。这要感谢爱尔兰人。罗马解体混乱时，边陲之地的爱尔兰成了基督教的避难所。后来，爱尔兰的神父去欧洲各地区传教，也带去了啤酒。
传说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尔兰主教，很爱惜啤酒，规定每次分发的啤酒不许洒。某人下酒窖取酒，临时被叫走，忘了塞上木桶塞子。后来大家发现，主教爱惜的啤酒，居然一滴也没有流出木桶。
种种传奇将啤酒与道德榜样联系在一起，为古老饮料正了名——基督徒喝啤酒完全正当。
修道院里有好酒
中世纪，修道院是酿啤酒的主力。瑞士的圣加尔修道院，在820年有1个酒窖和3个酒厂：一个供应客人， 一个供应乞丐，一个供应自己。给自己的酒是滤过的，质量最好。它也成为别家修道院的模版。
那时候，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常被安排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一群有钱的单身汉聚在一起，朝夕相处，有大把时间酿酒与喝酒。816年的亚琛宗教大会上，每人每天可得到550毫升啤酒。修道院的酿酒工艺越来越高超，贵族和平民都去修道院买好酒。
欧洲人青睐啤酒有几个原因：一是干净，啤酒要用纯净的水，全程保持卫生，才能酿的成（中世纪出兵打仗，要搞清沿路有多少啤酒储备，因为喝脏水死掉的士兵往往比战死的多）；二是谷物酵后营养更易吸收；三是香，那时候啤酒百花齐放，本地酿造，新鲜好喝。
高度数啤酒是修道士专享的福利。普通人喝不到2%酒精浓度的廉价啤酒。麦哲伦环游世界的时候，西欧每年人均消费250升啤酒，这些啤酒大多是些“小甜水”，孩子也能喝。
据说，布鲁塞尔撒尿的小男孩儿是这么回事：1142年，还是个娃娃的布拉班特公爵，不到两岁就被奶妈带上战场，象征性地统率军队。打仗前夜，奶妈为了下奶喝了不少啤酒，小公爵也喝了一肚子啤酒，并朝向敌营撒了一泡尿。如此蔑视敌军的行为让将士们欢呼起来，最终打了胜仗。
啤酒花革命
基因分析显示，今天的工业啤酒酵母大致是在1500年后脱离了野生酵母家族，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野生酵母在艰难时期可以有性繁殖，但啤酒酵母因为过得太舒服，只会无性繁殖了；它还丢弃了野生酵母不良风味的基因。
与此对应的是1500年后德国的啤酒酿造开始现代化，替代了修道院的地位，这与他们坚定使用啤酒花有关系。
中世纪啤酒参杂了各种香味儿本草，比如杜松子、石楠、松针、迷迭香、接骨木……教会有权垄断啤酒卤料（Grutt）生产，酿啤酒的人必须去指定场所掺卤料——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财源。
13、14世纪，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蛇麻花（也就是啤酒花）扔进了发酵罐。蛇麻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藤蔓。它替代卤料不是因为香，而是因为苦——绿色的蛇麻花像个小松果，掰开来有黄色的“松仁”，有苦香风味，可以抗杂菌，让啤酒保质期更长。
蛇麻花不会让啤酒更好喝，但让啤酒更方便存储和贸易，使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1378年，比利时的卤料啤酒产量还是蛇麻花啤酒的77倍；50年后酒厂却完全转向了蛇麻花啤酒。汉堡市是第一个依靠啤酒花的城市。汉堡市1381年规定，出口蛇麻花啤酒需获得牌照，以确保美誉。
1487年慕尼黑订立了《纯净法》，并于1516年将其推向巴伐利亚全境。它是现行食品法里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它要求啤酒只能使用大麦、水、啤酒花和酵母，非此配方不许叫啤酒。《纯净法》还规定了啤酒价格。如此保障了巴伐利亚啤酒的高质量。巴伐利亚人如此珍视《纯净法》，以至于1871年他们以德意志全境推行《纯净法》为条件，才肯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
16世纪，马丁·路德掀起的新教运动，让更多酿酒者转向啤酒花，天主教会的卤料钱慢慢就赚不到了。
延伸阅读
马丁·路德与啤酒
德国很多酒馆门口，挂着据说是马丁·路德的名言：“喝啤酒，睡得香；睡得香，不张狂，不张狂，上天堂。”
路德上大学就常泡酒馆，后来去维滕堡读神学硕士，那里有2200个居民和172个酿酒厂。路德就是在维滕堡教堂大门贴出了爆炸性的《95条论纲》。
1521年4月，路德去皇帝主持的沃尔姆斯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会上按传统供应葡萄酒。路德的朋友埃里克公爵特意送去一桶啤酒，释放一下路德的压力，路德为此十分感动。在会上，路德坚持立场，从此另立新教。
1525年，路德和前修女卡特琳娜结婚。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学会了酿啤酒，她酿的酒常被丈夫称赞。但路德家每年还要购买200块钱的啤酒和300块钱的肉（买面包只花50块）。
据说路德家里有一个大啤酒壶，他把壶身的三圈花纹叫做“十诫”“教义”“天父”。路德开玩笑说：他一次能喝一壶，同时把这三层道理彻底思考一遍，而他的朋友只能喝到“十诫”。
有反对者批评路德酗酒（其实并没有），路德反驳说：“在酒馆发呆，去教堂思考，总比在教堂发呆，去酒馆思考好吧？”他确实热爱啤酒。
来源：科技日报
1521年4月，当麦哲伦在菲律宾走向他人生壮丽的终点时；另一位大人物也迎来平生最大的挑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驱，应邀去皇帝面前答辩，解释他挑起的信仰纷争。
能安慰焦虑不安的路德的，除了圣经和支持他的几位贵族，就是粉丝送去的一桶好啤酒。1521年，啤酒刚刚迈入了黄金时代。
人类古老的渴求
西方人所谓的啤酒，既可以指青岛、百威、科罗娜，也可以指一切谷物发酵成的低度酒精饮料，比如醪糟。
从中国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出土了新石器时期残留谷酒的陶罐。有个说法：原始人类本不缺吃喝，转向农业是因为偶然发现煮熟的谷物放馊了居然挺好吃，吃多了还晕乎乎的，便从此走上了伺候庄稼的不归路。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陶器，留存了9000年前饮酒的证据。该酒酿造自大米、薏米和某种块茎，是浑浊的、低度的甜饮料，使用了类似今天的酒曲（顺便一提，中国的酿酒酵母后来传到欧洲，和葡萄酒酵母混合成了啤酒酵母）。
埃及的遗址里常有啤酒罐。5000年前的埃及啤酒厂一次可以酿2.24万升的啤酒。4000年前建金字塔的劳工，每天喝大量啤酒，这暗示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待遇相当不错的自由人。
埃及人极爱啤酒，节日喝，平时也喝。啤酒和面包是埃及最大宗的两样贸易品。可惜古埃及花样繁多的啤酒失传了。前几年有个考古发现：350年至550年间，尼罗河畔的成人和儿童的骨骼中有高浓度的四环素——古人酿造的一种有金色菌膜的啤酒中含有这种物质，他们用它来保健。
啤酒的翻身仗
古希腊人瞧不上喝啤酒的外国人，认为喝醉了丑态百出。雅典是少有的不酿造谷物酒的地方，雅典人只喝葡萄酒，认为醉得适度，能诞生灵感。
同样，罗马人也瞧不起喝啤酒的高卢邻居。随着希腊和罗马的扩张，葡萄酒压倒了啤酒。天主教会规定神父要用葡萄酒做仪式。
不光希腊罗马歧视啤酒，凯撒在《高卢战记》里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人也不允许进口啤酒，因为他们觉得男人喝了啤酒就不能吃苦耐劳，不再阳刚了。
但6世纪开始，啤酒打了一个翻身仗，夺回了西北欧。这要感谢爱尔兰人。罗马解体混乱时，边陲之地的爱尔兰成了基督教的避难所。后来，爱尔兰的神父去欧洲各地区传教，也带去了啤酒。
传说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尔兰主教，很爱惜啤酒，规定每次分发的啤酒不许洒。某人下酒窖取酒，临时被叫走，忘了塞上木桶塞子。后来大家发现，主教爱惜的啤酒，居然一滴也没有流出木桶。
种种传奇将啤酒与道德榜样联系在一起，为古老饮料正了名——基督徒喝啤酒完全正当。
修道院里有好酒
中世纪，修道院是酿啤酒的主力。瑞士的圣加尔修道院，在820年有1个酒窖和3个酒厂：一个供应客人， 一个供应乞丐，一个供应自己。给自己的酒是滤过的，质量最好。它也成为别家修道院的模版。
那时候，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常被安排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一群有钱的单身汉聚在一起，朝夕相处，有大把时间酿酒与喝酒。816年的亚琛宗教大会上，每人每天可得到550毫升啤酒。修道院的酿酒工艺越来越高超，贵族和平民都去修道院买好酒。
欧洲人青睐啤酒有几个原因：一是干净，啤酒要用纯净的水，全程保持卫生，才能酿的成（中世纪出兵打仗，要搞清沿路有多少啤酒储备，因为喝脏水死掉的士兵往往比战死的多）；二是谷物酵后营养更易吸收；三是香，那时候啤酒百花齐放，本地酿造，新鲜好喝。
高度数啤酒是修道士专享的福利。普通人喝不到2%酒精浓度的廉价啤酒。麦哲伦环游世界的时候，西欧每年人均消费250升啤酒，这些啤酒大多是些“小甜水”，孩子也能喝。
据说，布鲁塞尔撒尿的小男孩儿是这么回事：1142年，还是个娃娃的布拉班特公爵，不到两岁就被奶妈带上战场，象征性地统率军队。打仗前夜，奶妈为了下奶喝了不少啤酒，小公爵也喝了一肚子啤酒，并朝向敌营撒了一泡尿。如此蔑视敌军的行为让将士们欢呼起来，最终打了胜仗。
啤酒花革命
基因分析显示，今天的工业啤酒酵母大致是在1500年后脱离了野生酵母家族，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野生酵母在艰难时期可以有性繁殖，但啤酒酵母因为过得太舒服，只会无性繁殖了；它还丢弃了野生酵母不良风味的基因。
与此对应的是1500年后德国的啤酒酿造开始现代化，替代了修道院的地位，这与他们坚定使用啤酒花有关系。
中世纪啤酒参杂了各种香味儿本草，比如杜松子、石楠、松针、迷迭香、接骨木……教会有权垄断啤酒卤料（Grutt）生产，酿啤酒的人必须去指定场所掺卤料——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财源。
13、14世纪，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蛇麻花（也就是啤酒花）扔进了发酵罐。蛇麻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藤蔓。它替代卤料不是因为香，而是因为苦——绿色的蛇麻花像个小松果，掰开来有黄色的“松仁”，有苦香风味，可以抗杂菌，让啤酒保质期更长。
蛇麻花不会让啤酒更好喝，但让啤酒更方便存储和贸易，使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1378年，比利时的卤料啤酒产量还是蛇麻花啤酒的77倍；50年后酒厂却完全转向了蛇麻花啤酒。汉堡市是第一个依靠啤酒花的城市。汉堡市1381年规定，出口蛇麻花啤酒需获得牌照，以确保美誉。
1487年慕尼黑订立了《纯净法》，并于1516年将其推向巴伐利亚全境。它是现行食品法里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它要求啤酒只能使用大麦、水、啤酒花和酵母，非此配方不许叫啤酒。《纯净法》还规定了啤酒价格。如此保障了巴伐利亚啤酒的高质量。巴伐利亚人如此珍视《纯净法》，以至于1871年他们以德意志全境推行《纯净法》为条件，才肯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
16世纪，马丁·路德掀起的新教运动，让更多酿酒者转向啤酒花，天主教会的卤料钱慢慢就赚不到了。
延伸阅读
马丁·路德与啤酒
德国很多酒馆门口，挂着据说是马丁·路德的名言：“喝啤酒，睡得香；睡得香，不张狂，不张狂，上天堂。”
路德上大学就常泡酒馆，后来去维滕堡读神学硕士，那里有2200个居民和172个酿酒厂。路德就是在维滕堡教堂大门贴出了爆炸性的《95条论纲》。
1521年4月，路德去皇帝主持的沃尔姆斯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会上按传统供应葡萄酒。路德的朋友埃里克公爵特意送去一桶啤酒，释放一下路德的压力，路德为此十分感动。在会上，路德坚持立场，从此另立新教。
1525年，路德和前修女卡特琳娜结婚。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学会了酿啤酒，她酿的酒常被丈夫称赞。但路德家每年还要购买200块钱的啤酒和300块钱的肉（买面包只花50块）。
据说路德家里有一个大啤酒壶，他把壶身的三圈花纹叫做“十诫”“教义”“天父”。路德开玩笑说：他一次能喝一壶，同时把这三层道理彻底思考一遍，而他的朋友只能喝到“十诫”。
有反对者批评路德酗酒（其实并没有），路德反驳说：“在酒馆发呆，去教堂思考，总比在教堂发呆，去酒馆思考好吧？”他确实热爱啤酒。
来源：科技日报
#晨报评论# 【不奢望富豪回报社会，只希望富豪依法纳税！】岁末年关，每个人都在掂量自己这一年的劳动所得，在疫情的打击下，很多行业都不太景气，体现到普通人的钱袋子里，就是收入少得可怜。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某某明星的丈夫突然去世，留下数百亿资产，看到某某电商主播偷税漏税，被罚十几个亿，看到某某优质偶像跟老婆闹离婚，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中涉及的都是天价的财富标码，就多少会有些惊叹，甚至还会失衡。这个世界，有钱人怎么那么会赚钱？贫富差距怎么可以如此悬殊？贫穷一再限制着我们的想象，就在电商主播偷税被罚的同一天，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高调宣称，今年他将缴纳110亿美元税收。光税收就有这么多，可见他的身价有多么惊人，况且这还是远远没缴够的数字。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仇富或者眼红显然是不可取的，富豪们会赚钱，各有各的门道，也各有各的时运。妄自菲薄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都在靠劳动吃饭，都在遵纪守法尽职尽能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但是，如何推动这个社会的公平，如何让自食其力的人更宽裕、更体面地生活，如何让财富不那么像泄了洪似的只向富豪们涌入，却像堵气似的就是不肯向卖力工作的普通人光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财富有其密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掌握，均富也未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一个励精图治的成功的政府可以做到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如何避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依然是各国执政者们孜孜以求希望企及的现实目标。为此，税收就是控制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平衡的最可行的工具，所谓的平衡并不是均富，而是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就出在富人们越有钱越想着如何逃税避税，他们舍不得刚入账的巨额财富还没捂热就要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上交给国家。#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
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相通的，当他属于橄榄球的中下部分群体，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他甚至都不闻不问，但当他属于橄榄球上方的尖尖角时，他就本能地认为自己应当与众不同，认为现有的税收机制不应当对他形成约束，认为付出相应的税款是吃了大亏，尤其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缴税的法制意识却没有以几何级数跟上，这就是财运和修养的矛盾。他们忘记每个公民存在于社会就要遵守与这个社会的契约。有人会说，契约是政府定的，而政府未必就是称职的，所以我不想把钱交给政府去运作，持这种想法的狂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埃隆·马斯克。比如：拜登政府有意加征一项“亿万富翁税”，用以支付大基建和扩大社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费用，马斯克却情绪激烈地反驳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率从2000年的56%升至现在的126%，国债规模高达28.9万亿，就算向亿万富翁征收100%的税，也难填补这个亏空。马斯克的言论乍听有理，但是，结合他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缴纳了实际收入3.27%的税款，甚至2018年全年未缴税，就能看出他的抗辩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在抗辩酝酿中的新税费之前，他在已有税制规定内的纳税记录并不光彩。
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那个波士顿首位华裔女市长的政治导师）催促马斯克应该做个依法纳税的好公民，沃伦隔空喊话马斯克，是因为马斯克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地位越高，示范效应与责任意识也理应更强，马斯克却很不客气地回应说：如果你把眼睛睁开看两秒钟，就会明白今年我缴的税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多。早前，另一位竞选过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超级富豪支付自己的那一份”，马斯克却在推文下面留言说：我老是忘了你还活着。马斯克对于纳税这件事情的排斥可想而知了，他显然认为自己足够的聪明，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制度左右，也认为自己自有一套崭新的做法体现他对社会的回馈。他说：与其缴纳数百亿美元税款给政府，不如用这笔钱把人类送上火星，保护人类的意识之光。听起来特立独行而且势在必得，可是，剥去理想的光泽，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想法首先是不合法的。
全世界的顶级富豪们并不都像马斯克那样以理想为名用傲慢的口吻去硬怼制度，大多数不愿缴税的人则是静悄悄地去摸索避税的各种套路，他们有的借助私人银行把资金转移到像瑞士和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港；有的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就把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作为公司的注册地；有的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基金或者购买海外保险来避税，比如那位众所周知的华人首富；有的干脆就入籍瑞士、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摩纳哥这样的低税甚至无税国家；还有的把自己的收入申报成外部投资的利息和股息，比如亚马逊的贝索斯，或者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以躲避税收，比如股神巴菲特。富豪们挖空心思不让财产脱手，他们所用的套路五花八门，完全不在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只能说，贫穷再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是把公司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从事公益慈善的事业，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些股权创造的价值以及分红可以免征所得税，最著名的是盖茨基金会，其实马斯克也创办了马斯克基金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人们还是不禁会问：它的社会价值和避税功能究竟哪个更占上风？
如果说文明纳税体现的是公民的守法意识，那么回报社会体现的就是公民的道德修养，按照一般的看法，守法是义务，道德是在此基础上的更高要求，但是对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说，法律和道德恐怕都要以他的标准来书写，甚至不分高低前后，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漏税的马斯克显然是不合法的，但是，马斯克想要跳过法律法规这一关直接探讨道德，他认为，在创新的领域开疆拓土本身就是造福人类。他的想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政府，超越了社会。马斯克的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善心是否偏执地怀疑任何组织机构，而迷信于个人的能力？举一个例子也许能见分晓。十月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曾呼吁全球富豪行动起来缓解世界粮食危机，他着重点名马斯克，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更直接地呼吁马斯克捐出66亿美元拯救4200万饥饿的生命。马斯克沉寂许久以后才跳出来回应：如果你能给出公开、透明、详细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我就立即抛售特斯拉股票，捐出这60多亿。但当世界粮食计划署如约公布了详细的计划，马斯克却至今未再回应。
捐不捐款当然是个人的意愿，世界粮食计划署不过是发出了一个呼吁，这种善意的建议不应被视作道德的绑架。事实上，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捐款额在顶级富豪中却是最少的，这也的确说不过去。你可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修养，但是，马斯克的回应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我并非无视传统的价值观，而是怀疑你们这些官方机构运作资金的能力。莫非马斯克真的相信自己会比联合国做得更好？看他最终如何自圆其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可能确实想知道这笔钱会如何使用。联合国那么多年筹集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贫困地区，为什么都石沉大海？饥寒贫困依然没有解决，是不是工作方式有问题？对于这个疑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七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上有过一段流传甚广的演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反思贫困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殖民历史，却指责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好好管理自己？”萨克斯教授还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的核心预算每年只有30亿美元却质问“事情为什么不顺利？”萨克斯教授极力建议阻止“避税天堂”，他说：当今世界的2775位顶级富豪拥有13.1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如果他们想去太空，至少可以把钱留在地球上解决关键的问题。萨克斯教授最后那句呼吁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浪漫的预言，在期待富豪们回报社会之前，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依法纳税！这种期待不仅针对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富豪们，也针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顾文俊）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仇富或者眼红显然是不可取的，富豪们会赚钱，各有各的门道，也各有各的时运。妄自菲薄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都在靠劳动吃饭，都在遵纪守法尽职尽能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但是，如何推动这个社会的公平，如何让自食其力的人更宽裕、更体面地生活，如何让财富不那么像泄了洪似的只向富豪们涌入，却像堵气似的就是不肯向卖力工作的普通人光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财富有其密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掌握，均富也未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一个励精图治的成功的政府可以做到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如何避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依然是各国执政者们孜孜以求希望企及的现实目标。为此，税收就是控制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平衡的最可行的工具，所谓的平衡并不是均富，而是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就出在富人们越有钱越想着如何逃税避税，他们舍不得刚入账的巨额财富还没捂热就要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上交给国家。#税务总局立案调查多领域偷逃税款问题#
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相通的，当他属于橄榄球的中下部分群体，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他甚至都不闻不问，但当他属于橄榄球上方的尖尖角时，他就本能地认为自己应当与众不同，认为现有的税收机制不应当对他形成约束，认为付出相应的税款是吃了大亏，尤其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缴税的法制意识却没有以几何级数跟上，这就是财运和修养的矛盾。他们忘记每个公民存在于社会就要遵守与这个社会的契约。有人会说，契约是政府定的，而政府未必就是称职的，所以我不想把钱交给政府去运作，持这种想法的狂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埃隆·马斯克。比如：拜登政府有意加征一项“亿万富翁税”，用以支付大基建和扩大社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费用，马斯克却情绪激烈地反驳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率从2000年的56%升至现在的126%，国债规模高达28.9万亿，就算向亿万富翁征收100%的税，也难填补这个亏空。马斯克的言论乍听有理，但是，结合他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缴纳了实际收入3.27%的税款，甚至2018年全年未缴税，就能看出他的抗辩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在抗辩酝酿中的新税费之前，他在已有税制规定内的纳税记录并不光彩。
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就是那个波士顿首位华裔女市长的政治导师）催促马斯克应该做个依法纳税的好公民，沃伦隔空喊话马斯克，是因为马斯克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地位越高，示范效应与责任意识也理应更强，马斯克却很不客气地回应说：如果你把眼睛睁开看两秒钟，就会明白今年我缴的税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要多。早前，另一位竞选过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超级富豪支付自己的那一份”，马斯克却在推文下面留言说：我老是忘了你还活着。马斯克对于纳税这件事情的排斥可想而知了，他显然认为自己足够的聪明，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制度左右，也认为自己自有一套崭新的做法体现他对社会的回馈。他说：与其缴纳数百亿美元税款给政府，不如用这笔钱把人类送上火星，保护人类的意识之光。听起来特立独行而且势在必得，可是，剥去理想的光泽，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想法首先是不合法的。
全世界的顶级富豪们并不都像马斯克那样以理想为名用傲慢的口吻去硬怼制度，大多数不愿缴税的人则是静悄悄地去摸索避税的各种套路，他们有的借助私人银行把资金转移到像瑞士和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港；有的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中国很多互联网巨头就把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作为公司的注册地；有的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基金或者购买海外保险来避税，比如那位众所周知的华人首富；有的干脆就入籍瑞士、列支敦士登、安道尔、摩纳哥这样的低税甚至无税国家；还有的把自己的收入申报成外部投资的利息和股息，比如亚马逊的贝索斯，或者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以躲避税收，比如股神巴菲特。富豪们挖空心思不让财产脱手，他们所用的套路五花八门，完全不在普通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只能说，贫穷再次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是把公司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从事公益慈善的事业，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些股权创造的价值以及分红可以免征所得税，最著名的是盖茨基金会，其实马斯克也创办了马斯克基金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人们还是不禁会问：它的社会价值和避税功能究竟哪个更占上风？
如果说文明纳税体现的是公民的守法意识，那么回报社会体现的就是公民的道德修养，按照一般的看法，守法是义务，道德是在此基础上的更高要求，但是对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说，法律和道德恐怕都要以他的标准来书写，甚至不分高低前后，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漏税的马斯克显然是不合法的，但是，马斯克想要跳过法律法规这一关直接探讨道德，他认为，在创新的领域开疆拓土本身就是造福人类。他的想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政府，超越了社会。马斯克的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善心是否偏执地怀疑任何组织机构，而迷信于个人的能力？举一个例子也许能见分晓。十月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曾呼吁全球富豪行动起来缓解世界粮食危机，他着重点名马斯克，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更直接地呼吁马斯克捐出66亿美元拯救4200万饥饿的生命。马斯克沉寂许久以后才跳出来回应：如果你能给出公开、透明、详细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我就立即抛售特斯拉股票，捐出这60多亿。但当世界粮食计划署如约公布了详细的计划，马斯克却至今未再回应。
捐不捐款当然是个人的意愿，世界粮食计划署不过是发出了一个呼吁，这种善意的建议不应被视作道德的绑架。事实上，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作为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捐款额在顶级富豪中却是最少的，这也的确说不过去。你可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修养，但是，马斯克的回应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我并非无视传统的价值观，而是怀疑你们这些官方机构运作资金的能力。莫非马斯克真的相信自己会比联合国做得更好？看他最终如何自圆其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可能确实想知道这笔钱会如何使用。联合国那么多年筹集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贫困地区，为什么都石沉大海？饥寒贫困依然没有解决，是不是工作方式有问题？对于这个疑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七月份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预备会上有过一段流传甚广的演讲，他说：我们根本没有反思贫困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殖民历史，却指责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好好管理自己？”萨克斯教授还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联合国的核心预算每年只有30亿美元却质问“事情为什么不顺利？”萨克斯教授极力建议阻止“避税天堂”，他说：当今世界的2775位顶级富豪拥有13.1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如果他们想去太空，至少可以把钱留在地球上解决关键的问题。萨克斯教授最后那句呼吁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浪漫的预言，在期待富豪们回报社会之前，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依法纳税！这种期待不仅针对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富豪们，也针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有钱人！（顾文俊）
#卦哥家[超话]#美国这一轮诱导中国上虚拟货币和虚拟世界的计谋，是否会得逞？
我之前写过虚拟货币通过算力来获得的阴谋，那么元宇宙是否也一样喃？告诉年轻人不用去现实中寻找梦想了，一切在另一个平行空间就会有，这个和天堂的逻辑差不多，阿努比斯的审判之秤同样可以用黄金替代心脏的重量，一切劝导人类不劳而获的社会形态都是走向灭亡。这些虚妄和当年苏联的太空战备也差不多，咱们不着急，干好自己的事儿，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啥要换到虚拟世界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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