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日之光”青铜镜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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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发展历程#【石刻档案】石刻档案是铭刻在石材上的公务文书或书史记事。以石作为书写材料是世界一些民族共同经历的重要的文化发展阶段。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用石材作为记事材料。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大兴，私人讲学，著述兴盛，文字数量增多，篇幅增大，需传后世永志纪念的文字非青铜器所能容纳。于是至秦代，石被广泛应用于书写材料。它弥补了青铜器需要铸造、易于腐蚀、容字有限之不足。此外，铁器的使用为石刻文字的兴起也创造了客观条件。

目前看到存世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秦国的《石鼓文》，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石刻档案自秦代大兴后，历代都把刻石作为发布政策、记载国政大事的最好的传世材料。大凡记功颂德、颁布宪令、会盟立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件，都要刻石述事，昭示未来。与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不同，此三者因时代进化随之逐渐作古，而石刻档案却因取材容易、传世久远、便于保存等优点，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解读海昏侯墓——青铜器的铭文密码】青铜器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其使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本报记者徐蕾/文马悦/图）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上往往会铭刻文字，这种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钟鼎文等。铭文的历史传统从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考古人员就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发现了很多铭文，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铭文中隐藏着什么秘密？通过历史学家王金中的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奥秘。

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考古专家认为，这件物品可能是墓主人刘贺的收藏。

王金中在《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中介绍，这件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文字铸刻在底座上，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这件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关信息。

青铜提梁卣底座有四字，即“子畯父乙”。王金中认为，畯，《说文解字》的释意为“农夫也，从田”。畯如果作为名词，是指古代掌管农事的官员；如果作为形容词，与“俊”通假，表示才俊出众。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管理耕种的官员。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到西周时，父乙成为祭祀时的专用术语。“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由于西周时期的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

“昌邑籍田”青铜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昌邑籍田”青铜鼎，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卌八斤第二”。

王金中研究认为，“昌邑”两个字证明这件青铜鼎属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两代，第一代是刘髆，第二代是刘贺。这件青铜鼎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籍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祭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称为“籍田礼”。此鼎是昌邑王亲耕农田，劝民农耕，以促进农业生产而铸造的。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积是当时的十斗，也就是一斛。汉代的一斛为10斗，一斗为10升，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商周时期，鼎是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具，用来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西汉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可以用来盛水、酒、粮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量器。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净重量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写法。汉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48克左右。标明此鼎的净重，可以基本确定铸造时使用的青铜合金大约48斤，而且可以作为生活中标准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类器物中的编号，说明昌邑王府的青铜鼎不止一件。

“昌邑食官”青铜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其中一件青铜鋗敞口，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鋗身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鋗容十斗重卅斤昌邑二年造”。

“昌邑食官”指昌邑国的食官。在海昏侯墓的随葬器物中，多处都有“食官”字样，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用针刻有“食官”二字。食官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的食官一般归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人，分工明确。这表明，昌邑国的食官是作为一个机构设置的。刘贺即使被贬为海昏侯，也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重卅斤”是这件青铜鋗的净容积和净重。由此可知，在相同条件下，人们使用青铜鋗，要比使用青铜鼎轻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是昌邑王使用的年号。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铭文上，还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样，王金中认为这些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位期间制造的。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铜鋗上的铭文为“昌邑食官鋗容四斗重十三斤十两昌邑二年造”，说明这两件青铜鋗是同一年制造的。

“见日之光”青铜镜

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铭文的圆形青铜镜共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镜。其背面纹饰清晰、繁复，图案以圆纽为中心，并蒂十二连珠纹纽座，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弧纹带外有两周栉齿纹，素平宽缘。其中两面铜镜在栉齿纹间有一圈铭文；而另一面铜镜在八连弧纹带和栉齿纹间有两圈铭文，为双圈铭文铜镜，较为罕见。

这面双圈铭文铜镜的八连弧文之间，花纹与铭文交错，从右向左可辨别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毋”。这是西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镜铭文。

王金中认为，“见日之光”里的“见”，应读作“视”。意思是这面青铜镜只有对着太阳光才能清楚地照见人影。据史料记载，这种铜镜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镜面在平行光线的照射下，能将镜背的纹饰和铭文完全反射出来。“相忘长毋”就是“长毋相忘”，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西汉早期的镜铭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为 “长(常)毋相忘” 四字。从内容上看，这件日光镜代表着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爱，永不相忘。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两面单圈铭文镜，表达的也都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大刘一斤”铜环权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套铜环权，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一共12枚。据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统计，近代出土的铜环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约23套，每套少的只有两枚，多的达十枚左右。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共有12枚，是目前出土铜环权中最多、最完整的。这为深入研究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铜环权中最大的一枚边缘刻有铭文“大刘一斤”四字。“大刘”是刘贺当皇帝被废黜后，成为庶民时的称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大刘记印”。而在这套铜环权上也出现“大刘”二字，印证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过诸侯王、皇帝的庶民刘贺，对外都是以大刘相称，以便最大限度避开各种风头。同时也说明，这套铜环权与那枚“大刘记印”在同一时期使用。

“一斤”是这套铜环权中最大一枚的净重。这套12枚铜环权可分六组，每组两枚，重量相同。这套铜环权当初很可能是两套，每套6枚。两套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尽管如此，也只能称量较轻的物件，如货币或药材。

王金中认为，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看，西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简化字、繁化字、异体字、通假字，如“鼎”“造”“两”等，就是人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简化字。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青铜器铭文上书写也有很大不同。

“昌邑宦”银烛定

海昏侯墓出土了各式青铜灯具，带有铭文的是两件豆形灯。这两件豆形灯有喇叭形圈足，圆形灯盘，纺锤形长柄，灯盘中央还有插蜡烛的扦子，叫“支钉”或“烛扦”。仔细辨认灯盘周围的铭文为：“昌邑宦银烛定重六斤十四两”。

“昌邑宦”指昌邑国的官员。宦，《说文解字》记载：“仕也，从宀，从臣。”说明这盏豆形灯是由昌邑国铸造，由昌邑国官员管理。

“银烛定”是这件器物当时的名称。“银”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定”是器物的称谓。豆形灯是现在的叫法，汉代称为“定”，也写作“锭”。汉代并非所有的灯都称为定（锭），只把这种类似豆形的灯称为定（锭）。

“烛”表明这盏灯使用的燃料是烛。汉代根据点灯燃料的不同分为油灯和烛灯，油灯使用的是液体燃料，如煤油、花生油或其它植物油、动物油等。烛灯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如黄蜡、白蜡、蜂蜡等。最早的烛是指燃烧的麻杆，后来制作的烛“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汉代时期，烛是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烛照明。

“重六斤十四两”是银烛定的净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铜豆形灯上，铭文为“昌邑籍田烛定”，王金中认为这件烛定是与“昌邑籍田”铜鼎配套使用的：烛定，是为了凌晨时照明用；铜鼎，是为了在宗庙前祭祀时盛肉用。这说明昌邑国每年春天举办的“籍田礼”非常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