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新书推送#
《中华早期漆器研究》
作者：洪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定价：98.00元
ISBN：978-7-5228-0040-0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最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洪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考古和中国古代漆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漆器与漆工艺研究”和“史前至春秋时代漆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鼍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饰”辨析》《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商周螺钿漆器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百年考古学研究述评》等3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
目录：
绪 论／001
第一章 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01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19
一 浙江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19
二 江苏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56
三 上海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0
四 湖北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1
五 山西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89
一 河南出土夏代漆器／089
二 内蒙古出土夏代漆器／103
第二章 早期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5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6
一 日常生活用器 ／106
二 乐 器／124
三 兵 器／125
四 服 饰／130
五 交通工具／132
六 葬 具／13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33
一 日常生活用器／133
二 乐 器／136
三 兵 器／136
四 服 饰／138
五 葬 具／138
第三章 早期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0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6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2
第四章 早期漆器的生产工艺／154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55
一 胎骨与制法／155
二 髹漆与纹饰／164
三 玉石蚌构件与饰件／173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81
一 胎骨与制法／181
二 髹漆与纹饰／182
三 玉石蚌金属构件与饰件／184
第五章 早期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9
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189
二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器用／191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202
一 夏代漆器的流布／202
二 夏代漆器的器用／206
结 语／213
附表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一览／227
附表二 夏代漆器一览／230
主要参考文献／232
后 记／242
【序】
漆器与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物化载体，可以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作为“物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如史前陶器与玉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秦汉漆器、汉唐丝绸、隋唐金银器、唐宋元明清瓷器等。其中，秦汉时代漆器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汉代漆器又被誉为“金银器”（《汉书·贡禹传》）。漆器在汉代备受国家重视，西汉时代中央直接管辖的“工官”承担着国家的漆器生产任务，其财政开支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以往学术界漆器研究大多集中于秦汉漆器，当然这也与秦汉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繁、工艺精、保存好等特点密不可分。
其实漆器在中华大地有着远比秦汉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忆起来约十年前，洪石就与我谈及她正在其博士论文《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创新工程以来，洪石先后主持过两项创新工程项目，对中国古代漆器追本溯源，针对史前至夏代漆器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漆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她的这本《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可谓“十年磨一剑”！
中国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这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 70年代至 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漆器的源流发展问题，也有学者对个别遗址、墓葬出土的早期漆器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漆器数量少、保存大多不甚好，这无疑给漆器研究造成很大难度。因此早先的早期漆器考古学研究，多为一些“描述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来看都显得不够充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发展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早期漆器探索研究，缺乏对早期漆器的总体把握，对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没有能够很好地“消化”与科学利用，呈现出考古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现实与学术研究背景，洪石的《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凸显出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特点，我通读了她的书稿，认为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华早期漆器起源与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该成果对中华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不同用途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漆器的类型与组合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究明其发展脉络、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漆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
第二，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的分区、分类、分期的基础性考古学研究，为建立中华早期漆器的发展序列，形成中华漆器的年代学序列坐标，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三，该书对于各类漆器生产工艺及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新认识，阐释了中国古代漆器各生产工艺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对各类漆器的分布与传播、器用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洪石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对于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多有建树。
要言之，该书是我所见目前国内在中华早期漆器研究方面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多学科结合的一本考古学专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刘庆柱
2022年1月16日
《中华早期漆器研究》
作者：洪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定价：98.00元
ISBN：978-7-5228-0040-0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全面收集和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至夏代漆器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科技检测分析结果，对中华文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本书首先按照出土遗迹单位梳理出土漆器，继而对这些出土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组合分期，以及生产工艺（包括制胎、髹漆与装饰等）、流播与器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以探究特定时期内漆器在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水平、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在生产方面的核心区域归纳与地域特点，以及在使用方面的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及相关礼仪制度，最终落脚于探讨早期漆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洪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考古和中国古代漆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古代漆器与漆工艺研究”和“史前至春秋时代漆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考古与文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鼍鼓逢逢：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嵌蚌漆牌饰”辨析》《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商周螺钿漆器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百年考古学研究述评》等3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
目录：
绪 论／001
第一章 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01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19
一 浙江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19
二 江苏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56
三 上海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0
四 湖北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1
五 山西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器／06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考古发现／089
一 河南出土夏代漆器／089
二 内蒙古出土夏代漆器／103
第二章 早期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5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06
一 日常生活用器 ／106
二 乐 器／124
三 兵 器／125
四 服 饰／130
五 交通工具／132
六 葬 具／132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及其特征／133
一 日常生活用器／133
二 乐 器／136
三 兵 器／136
四 服 饰／138
五 葬 具／138
第三章 早期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0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1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46
第二节 夏代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一 日常生活用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0
二 其他漆器类型与组合的演进／152
第四章 早期漆器的生产工艺／154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55
一 胎骨与制法／155
二 髹漆与纹饰／164
三 玉石蚌构件与饰件／173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生产工艺／181
一 胎骨与制法／181
二 髹漆与纹饰／182
三 玉石蚌金属构件与饰件／184
第五章 早期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189
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流布／189
二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器用／191
第二节 夏代漆器的流布与器用／202
一 夏代漆器的流布／202
二 夏代漆器的器用／206
结 语／213
附表一 新石器时代漆器一览／227
附表二 夏代漆器一览／230
主要参考文献／232
后 记／242
【序】
漆器与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物化载体，可以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作为“物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如史前陶器与玉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秦汉漆器、汉唐丝绸、隋唐金银器、唐宋元明清瓷器等。其中，秦汉时代漆器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汉代漆器又被誉为“金银器”（《汉书·贡禹传》）。漆器在汉代备受国家重视，西汉时代中央直接管辖的“工官”承担着国家的漆器生产任务，其财政开支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以往学术界漆器研究大多集中于秦汉漆器，当然这也与秦汉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繁、工艺精、保存好等特点密不可分。
其实漆器在中华大地有着远比秦汉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忆起来约十年前，洪石就与我谈及她正在其博士论文《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考古学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创新工程以来，洪石先后主持过两项创新工程项目，对中国古代漆器追本溯源，针对史前至夏代漆器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漆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她的这本《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可谓“十年磨一剑”！
中国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这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 70年代至 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漆器的源流发展问题，也有学者对个别遗址、墓葬出土的早期漆器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漆器数量少、保存大多不甚好，这无疑给漆器研究造成很大难度。因此早先的早期漆器考古学研究，多为一些“描述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来看都显得不够充分；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发展的必经过程。还有一些早期漆器探索研究，缺乏对早期漆器的总体把握，对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没有能够很好地“消化”与科学利用，呈现出考古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现实与学术研究背景，洪石的《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凸显出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特点，我通读了她的书稿，认为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华早期漆器起源与发展的时空框架体系。该成果对中华早期漆器的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不同用途对其进行考古学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漆器的类型与组合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究明其发展脉络、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漆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
第二，该书对中华早期漆器进行的分区、分类、分期的基础性考古学研究，为建立中华早期漆器的发展序列，形成中华漆器的年代学序列坐标，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三，该书对于各类漆器生产工艺及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并提出了诸多新认识，阐释了中国古代漆器各生产工艺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对各类漆器的分布与传播、器用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洪石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对于中华早期漆器研究多有建树。
要言之，该书是我所见目前国内在中华早期漆器研究方面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多学科结合的一本考古学专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我认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刘庆柱
2022年1月16日
邓肯·拉科姆对《OK！》杂志发表评论：“我开始认为梅根夫妇几乎不受批评的影响。任何批评，因为他们只是扮演受害者，所以面对任何人的批评，他们的回应方法就像这样，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惊叹‘哦，可怜的我们，这些可怕的人’。”
哈里出版自己的王室回忆录时候，他承诺这本回忆录将是对他迄今为止生活的“准确而完全真实”的描述。
据邓肯·拉科姆说，梅根夫妇可以用这本书来替自己辩解，并反驳对他和梅根受到的任何人的指控。
他补充道：“我知道他很想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
“如果他没有试图反击这些批评，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些说法不属实，那么我想哈里会试图澄清事实。”
邓肯·拉科姆称，哈里王子曾将其书描述为“真实且完全准确”的关于其人生经历的描述，并且这本书在写好完稿后已经由律师审核后签字认可，以增加书本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很多对王室感兴趣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即是今年11月底感恩节前后在美国发行，以赶上圣诞节市场。
一位出版社的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回忆录的手稿已经完成并通过了所有法律程序。这件事已经完成，不再由哈里掌控。出版日期已经推迟了一次，但有望在今年年底完成。
如果一个人能够无视任何批评，不受任何人批评的影响，那么这个人最起码在心理上也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在不受任何批评影响的同时，还懂得通过扮演自己是受害者，对批评攻击自己的人表现出一副遭到迫害的姿态，那么这个人不仅心理无比强大，而且性格还十分狡猾。大家觉得呢？
哈里出版自己的王室回忆录时候，他承诺这本回忆录将是对他迄今为止生活的“准确而完全真实”的描述。
据邓肯·拉科姆说，梅根夫妇可以用这本书来替自己辩解，并反驳对他和梅根受到的任何人的指控。
他补充道：“我知道他很想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
“如果他没有试图反击这些批评，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这些说法不属实，那么我想哈里会试图澄清事实。”
邓肯·拉科姆称，哈里王子曾将其书描述为“真实且完全准确”的关于其人生经历的描述，并且这本书在写好完稿后已经由律师审核后签字认可，以增加书本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很多对王室感兴趣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即是今年11月底感恩节前后在美国发行，以赶上圣诞节市场。
一位出版社的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回忆录的手稿已经完成并通过了所有法律程序。这件事已经完成，不再由哈里掌控。出版日期已经推迟了一次，但有望在今年年底完成。
如果一个人能够无视任何批评，不受任何人批评的影响，那么这个人最起码在心理上也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在不受任何批评影响的同时，还懂得通过扮演自己是受害者，对批评攻击自己的人表现出一副遭到迫害的姿态，那么这个人不仅心理无比强大，而且性格还十分狡猾。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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