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市国家级“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工作第三次推进会圆满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智慧课堂深度应用，促进我市智慧教育进一步发展，9月27日下午，在蚌埠智慧教育研究院召开了蚌埠市国家级“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工作第三次推进会。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段元丽、各县（区）教体局（社会事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市、县（区）教科所、电教馆负责人、局属中学校长、实验区实验校校长、 首届“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优质课比赛及“走向智能时代的因材施教”暑期读书班优质课、读书活动获奖教师等参加会议。
市江淮智慧研究院长唐巍做了蚌埠市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2020—2021学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2020年，我市按照文件部署，全面启动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建设，有序开展实验区顶层设计、教师信息化能力培训提升和全面教学应用，积极探索“基于课堂大数据的教与学模式”，实现教学环境全面升级、教学应用全员展开、教学质量初步提升，开启智能时代蚌埠市信息化教学的新局面。
过去一年蚌埠市国家级实验区用方案布局实验，用培训作为支点，用竞赛作为杠杆，用技术支撑改革，用课题攻克难点，用改革引领方向，用数据变革行为，用群智汇聚力量，用协同形成共振，用机制厚实基础，用创新实现年度目标。
蚌埠市江淮智慧研究副院长谢惠萍汇报了2021—2022学年度工作计划，详细介绍了将以“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为主题深入开展促进精准教学探索行动、数据支持的因材施教研究行动，启动专递课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行动以及数据驱动因材施教典型案例汇集共享四大行动。明确各项工作完成的时间表，部署迎接中期评估的具体要求。
蚌埠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吴徐汉宣读了“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优质课比赛及“走向智能时代的因材施教”暑期读书班表彰文件，参会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推进会最后，市教育局副局长段元丽对获奖教师表示祝贺，肯定了我市教育“两区建设”成绩的取得，要求全市教育系统进一步提高认识，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将实验区四大行动落到实处。各县区和局属学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加大对智慧教育工作“两区一点”的重视和支持。建立专家指导机制，利用好现有专家指导机制；加强对本区域本校的智慧课堂使用情况了解；提前谋划，加大投入，做好设备保障支持。她要求，全市各实验校要进一步扎实做好基础性实验校工作，发挥区域内的辐射引领作用，加强典型案例的汇集分享工作。通过全市共同努力，蚌埠教育力争成为智慧教育的领头羊、排头雁。
为进一步推进智慧课堂深度应用，促进我市智慧教育进一步发展，9月27日下午，在蚌埠智慧教育研究院召开了蚌埠市国家级“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工作第三次推进会。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段元丽、各县（区）教体局（社会事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市、县（区）教科所、电教馆负责人、局属中学校长、实验区实验校校长、 首届“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优质课比赛及“走向智能时代的因材施教”暑期读书班优质课、读书活动获奖教师等参加会议。
市江淮智慧研究院长唐巍做了蚌埠市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2020—2021学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2020年，我市按照文件部署，全面启动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建设，有序开展实验区顶层设计、教师信息化能力培训提升和全面教学应用，积极探索“基于课堂大数据的教与学模式”，实现教学环境全面升级、教学应用全员展开、教学质量初步提升，开启智能时代蚌埠市信息化教学的新局面。
过去一年蚌埠市国家级实验区用方案布局实验，用培训作为支点，用竞赛作为杠杆，用技术支撑改革，用课题攻克难点，用改革引领方向，用数据变革行为，用群智汇聚力量，用协同形成共振，用机制厚实基础，用创新实现年度目标。
蚌埠市江淮智慧研究副院长谢惠萍汇报了2021—2022学年度工作计划，详细介绍了将以“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为主题深入开展促进精准教学探索行动、数据支持的因材施教研究行动，启动专递课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行动以及数据驱动因材施教典型案例汇集共享四大行动。明确各项工作完成的时间表，部署迎接中期评估的具体要求。
蚌埠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吴徐汉宣读了“数据驱动因材施教”优质课比赛及“走向智能时代的因材施教”暑期读书班表彰文件，参会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推进会最后，市教育局副局长段元丽对获奖教师表示祝贺，肯定了我市教育“两区建设”成绩的取得，要求全市教育系统进一步提高认识，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将实验区四大行动落到实处。各县区和局属学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加大对智慧教育工作“两区一点”的重视和支持。建立专家指导机制，利用好现有专家指导机制；加强对本区域本校的智慧课堂使用情况了解；提前谋划，加大投入，做好设备保障支持。她要求，全市各实验校要进一步扎实做好基础性实验校工作，发挥区域内的辐射引领作用，加强典型案例的汇集分享工作。通过全市共同努力，蚌埠教育力争成为智慧教育的领头羊、排头雁。
【新东方“最成功在线教育业务”全面关停！CEO发朋友圈：要去山区支教】9月13日，东方优播CEO朱宇在朋友圈中称，“双减”政策下，东方优播已经决定全面关闭K12业务。东方优播是新东方在线旗下K12小班直播课机构，全面关闭K12业务意味着东方优播将终止运营。
东方优播是国内最特殊的一家K12在线教育公司，其只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线下招生，采取本地化编班和教材，由位于北京或武汉师资基地的老师在线直播授课。目前国内只有东方优播采取这种模式。截至今年5月30日，东方优播已进入全国273个城市，付费学员人数连续几年呈倍数增长。
新东方的在线教育产品远远落后于其他头部教育公司，因此，发展迅猛、模式独特的东方优播被称为“新东方最成功的在线教育业务”。东方优播此前已在部分城市实现盈利，其模式也已进入成熟期，但“双减”让其戛然而止。
东方优播CEO朱宇告诉记者，关停原因在于“满足不了无境外资本的要求”。“双减”政策规定，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原文链接https://t.cn/A6MhlZJD）
公司账面资金较为充裕
朱宇在朋友圈中称，“双减政策下，优播已经决定全面关闭K12业务，并已经全面启动学员退费和员工裁退补偿工作。公司目前资金充足，能在10月之前完成退费和裁员工作。”
“双减”政策规定，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也就是说，已经上市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业务要么剥离出上市公司，要么退市。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为何不将东方优播剥离出上市公司继续运营，“是新东方集团认为不好操作”。
9月10日教师节，俞敏洪在朋友圈感慨：自成立新东方后，每年教师节会为全体老师写信，以表感谢。而今年不敢再给老师们写信，原因是很多老师都失业了，未来还会有更多老师从新东方离开。话音刚落，东方优播即宣布关停。
启信宝信息显示，东方优播是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东方迅程”）的全资子公司，新东方迅程是新东方在线的运营主体。但新东方在线2019年采取VIE架构在香港上市，新东方迅程被上市主体新东方在线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协议控制，后者注册于开曼群岛。
根据新东方在线2021财年中期报告，新东方持股53.76%，腾讯持股9.62%。新东方亦是采取VIE架构在美国、香港两地上市，此外，新东方在线的其他个人股东的持股方式同样是个人独资的境外公司。
据介绍，东方优播的退费学员规模达到7万人次，但由于东方优播课程价格偏低，且新东方现金充足，退费将不成问题。截至2021年5月31日，新东方在线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15亿元，此外还有定期存款3.17亿元。
新东方在线回复称，依照国家“双减”政策要求，新东方在线积极响应并持续调整相关业务，确保公司合规发展。东方优播已决定关闭K12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目前，公司账面资金较为充裕，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学员退费和员工伙伴的妥善安置及补偿。
CEO将去山区支教
朱宇在朋友圈表示，个人计划在扫尾工作结束后去山区支教1-2年时间。他表示，自己并没有离开新东方。
2008年时，还在清华大学读大四的朱宇到新东方兼职做高中数学老师，当时，新东方的主营业务还是起家时的大学生和出国留学业务。此后，新东方的K12业务发展迅速，朱宇干脆放弃了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学业（本科直博），退学加盟新东方。2016年在线直播大班课初露端倪的时候，新东方却与新东方在线合资创办了东方优播（新东方在线此后收购全部股权），创始人正是朱宇。
现在看来，东方优播是一个典型的新东方体系内产品，其本质上是将新东方线下小班课模式搬到了网上，不在新东方线下学校已经布点的城市招生。区别于大班课模式中主讲老师授课、辅导老师服务，东方优播实行25人以内小班教学，主讲老师同时提供辅导服务。
由于东方优播的招生入口只有一个——线下体验店的低价入口班，因此其获客成本极低。新东方在线2019财年年报电话会议曾披露，当时东方优播的获客成本只有16元。即使在2020年暑假大战中，东方优播的获客成本也只有100元。朱宇2020年曾在公开场合介绍，“2020年暑期大战，一些头部在线大班课机构用十几亿线上广告招到了约200万低价班学员，东方优播没有投放线上广告，用大约两三千万的营销预算招到了60万学员。”在一些市区人口只有一百多万的城市，东方优播已经实现了超过1000万元的年收入。
东方优播是国内最特殊的一家K12在线教育公司，其只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线下招生，采取本地化编班和教材，由位于北京或武汉师资基地的老师在线直播授课。目前国内只有东方优播采取这种模式。截至今年5月30日，东方优播已进入全国273个城市，付费学员人数连续几年呈倍数增长。
新东方的在线教育产品远远落后于其他头部教育公司，因此，发展迅猛、模式独特的东方优播被称为“新东方最成功的在线教育业务”。东方优播此前已在部分城市实现盈利，其模式也已进入成熟期，但“双减”让其戛然而止。
东方优播CEO朱宇告诉记者，关停原因在于“满足不了无境外资本的要求”。“双减”政策规定，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原文链接https://t.cn/A6MhlZJD）
公司账面资金较为充裕
朱宇在朋友圈中称，“双减政策下，优播已经决定全面关闭K12业务，并已经全面启动学员退费和员工裁退补偿工作。公司目前资金充足，能在10月之前完成退费和裁员工作。”
“双减”政策规定，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也就是说，已经上市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业务要么剥离出上市公司，要么退市。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为何不将东方优播剥离出上市公司继续运营，“是新东方集团认为不好操作”。
9月10日教师节，俞敏洪在朋友圈感慨：自成立新东方后，每年教师节会为全体老师写信，以表感谢。而今年不敢再给老师们写信，原因是很多老师都失业了，未来还会有更多老师从新东方离开。话音刚落，东方优播即宣布关停。
启信宝信息显示，东方优播是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东方迅程”）的全资子公司，新东方迅程是新东方在线的运营主体。但新东方在线2019年采取VIE架构在香港上市，新东方迅程被上市主体新东方在线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协议控制，后者注册于开曼群岛。
根据新东方在线2021财年中期报告，新东方持股53.76%，腾讯持股9.62%。新东方亦是采取VIE架构在美国、香港两地上市，此外，新东方在线的其他个人股东的持股方式同样是个人独资的境外公司。
据介绍，东方优播的退费学员规模达到7万人次，但由于东方优播课程价格偏低，且新东方现金充足，退费将不成问题。截至2021年5月31日，新东方在线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15亿元，此外还有定期存款3.17亿元。
新东方在线回复称，依照国家“双减”政策要求，新东方在线积极响应并持续调整相关业务，确保公司合规发展。东方优播已决定关闭K12阶段学科类培训业务。目前，公司账面资金较为充裕，我们将依法依规做好学员退费和员工伙伴的妥善安置及补偿。
CEO将去山区支教
朱宇在朋友圈表示，个人计划在扫尾工作结束后去山区支教1-2年时间。他表示，自己并没有离开新东方。
2008年时，还在清华大学读大四的朱宇到新东方兼职做高中数学老师，当时，新东方的主营业务还是起家时的大学生和出国留学业务。此后，新东方的K12业务发展迅速，朱宇干脆放弃了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学业（本科直博），退学加盟新东方。2016年在线直播大班课初露端倪的时候，新东方却与新东方在线合资创办了东方优播（新东方在线此后收购全部股权），创始人正是朱宇。
现在看来，东方优播是一个典型的新东方体系内产品，其本质上是将新东方线下小班课模式搬到了网上，不在新东方线下学校已经布点的城市招生。区别于大班课模式中主讲老师授课、辅导老师服务，东方优播实行25人以内小班教学，主讲老师同时提供辅导服务。
由于东方优播的招生入口只有一个——线下体验店的低价入口班，因此其获客成本极低。新东方在线2019财年年报电话会议曾披露，当时东方优播的获客成本只有16元。即使在2020年暑假大战中，东方优播的获客成本也只有100元。朱宇2020年曾在公开场合介绍，“2020年暑期大战，一些头部在线大班课机构用十几亿线上广告招到了约200万低价班学员，东方优播没有投放线上广告，用大约两三千万的营销预算招到了60万学员。”在一些市区人口只有一百多万的城市，东方优播已经实现了超过1000万元的年收入。
【企业管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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