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暖心每一天[超话]#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
明哲人，可以说成是明理的哲人（做个辨析:并非称为哲学家的就一定是明哲人，而是要看这人是否真正明理，并且是否有正确的态度和思想认识，若有，才能称得上是明哲人；同时，也并非只有哲学家才是明哲人，只要明理又有聪明智慧，能按客观事实正确看待事情处理事情的就能算是明哲人），他们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和看待事情，说出来的话或处理事情时既全面又深邃，属于有思想有头脑又通情达理……的一类人。这样的人，必然也是有聪明智慧的人。
在明哲人的心里和眼里，智慧并不一定需要跑到远处或者追寻到某些特别的权威人士那里才能得着。他知道智慧就在他的眼前，这意思就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样的道理，他因着有谦卑的心，有聆听的耳，也有好学的心，总能看到值得他思考，也能思考明白，并从中获得启示获得知识的事物。所以，他可以在近处，在眼前就发现并领受智慧。
从一年四季的变化，阳光雨露的存在，电闪雷鸣的出现，白天黑夜的交替，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或是各样其他的事情，他都能从中看到“理”之所在，“道”之所存。也就是说，他从眼前，从身边的人和事，又从自己的经历和所遇见或所听闻的事物中，借助自己的思考可以得到知识与智慧，这就是明哲人的眼前有智慧。当然，只要有机会，他也能从远处或其他更有智慧或权威的人身上领受智慧。
反过来看，愚昧人通常无视眼前这一切事物的存在，他的心不留意眼前的事，认为这些对他来说都“太熟悉”了。
在他看来，他所“熟悉”的这些事物或“常理”并没什么价值可言，既不值得他留意也不值得他思考。
与此同时，他喜欢“眼望地极”，在他心里和眼中，只有远处的事物才有值得追求的价值。
他因眼高于天、好高骛远，或因先入为主认定某个权威作为依据，却又从不认真考证这个所谓的“权威”是否真正的权威……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仅失去聪明，没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反而得到虚妄，陷入愚昧黑暗之中。这也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和愚昧造成的后果，就如那些作恶不止的人或者毫无德性的暴发户，其实都没能在“眼前”发现智慧，所以他们才会不把眼前当回事，时常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甚至无恶不作。直至祸患忽然临到，他们逃无可逃，落入应有的结局中时，他们作为愚昧人的本质也就彻底暴露了出来。#重庆高校老师被构陷“拐卖儿童”#
明哲人，可以说成是明理的哲人（做个辨析:并非称为哲学家的就一定是明哲人，而是要看这人是否真正明理，并且是否有正确的态度和思想认识，若有，才能称得上是明哲人；同时，也并非只有哲学家才是明哲人，只要明理又有聪明智慧，能按客观事实正确看待事情处理事情的就能算是明哲人），他们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和看待事情，说出来的话或处理事情时既全面又深邃，属于有思想有头脑又通情达理……的一类人。这样的人，必然也是有聪明智慧的人。
在明哲人的心里和眼里，智慧并不一定需要跑到远处或者追寻到某些特别的权威人士那里才能得着。他知道智慧就在他的眼前，这意思就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样的道理，他因着有谦卑的心，有聆听的耳，也有好学的心，总能看到值得他思考，也能思考明白，并从中获得启示获得知识的事物。所以，他可以在近处，在眼前就发现并领受智慧。
从一年四季的变化，阳光雨露的存在，电闪雷鸣的出现，白天黑夜的交替，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或是各样其他的事情，他都能从中看到“理”之所在，“道”之所存。也就是说，他从眼前，从身边的人和事，又从自己的经历和所遇见或所听闻的事物中，借助自己的思考可以得到知识与智慧，这就是明哲人的眼前有智慧。当然，只要有机会，他也能从远处或其他更有智慧或权威的人身上领受智慧。
反过来看，愚昧人通常无视眼前这一切事物的存在，他的心不留意眼前的事，认为这些对他来说都“太熟悉”了。
在他看来，他所“熟悉”的这些事物或“常理”并没什么价值可言，既不值得他留意也不值得他思考。
与此同时，他喜欢“眼望地极”，在他心里和眼中，只有远处的事物才有值得追求的价值。
他因眼高于天、好高骛远，或因先入为主认定某个权威作为依据，却又从不认真考证这个所谓的“权威”是否真正的权威……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仅失去聪明，没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反而得到虚妄，陷入愚昧黑暗之中。这也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和愚昧造成的后果，就如那些作恶不止的人或者毫无德性的暴发户，其实都没能在“眼前”发现智慧，所以他们才会不把眼前当回事，时常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甚至无恶不作。直至祸患忽然临到，他们逃无可逃，落入应有的结局中时，他们作为愚昧人的本质也就彻底暴露了出来。#重庆高校老师被构陷“拐卖儿童”#
萨特《禁闭》的剧中人物加尔森有句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这曾经是人们在批评萨特哲学思想时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不过，对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不都是批评性的。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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