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已接近尾声，刚刚看完第二十九章节，两个热血青年牺牲了，，，

很喜欢白灵，人如其名，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在诠释着一个“灵”字！热情活泼的性格，落落大方的处事风格，这样完美的女子，在一场“内乱”中被活埋，，，可是她是名战士呀，这样的离去方式太可惜、可痛、可悲！

鹿兆海，一直是个英姿勃发、重情重义的军官形象，这位“中条山”英雄的牺牲着实让人伤心！读到朱先生听到这个“噩耗”时的反应 ，我好难过，好心疼[伤心]，兆海呀！朱先生如是呼唤到，双手捂脸大哭起来。致敬英勇的革命先烈们！[鲜花][鲜花][鲜花]吾辈当自强！[拳头]

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很喜欢的一本书，书本上做了很多标记，我想我会重读一遍的！虽然还没有读完，但是一直最喜欢的人物是朱先生，朱先生一直在做着“读书人”的事，他的睿智与洒脱，对待世事的那种达观态度，很让人倾慕！朱先生有作为“人”的真性情！[心]

睡觉吧，早点睡觉早点起床！

清明大家都知道祭祖宗‼
超度冤亲债主，超度亡灵，超度婴灵，超度亡灵‼做超度好处太多‼
1，为自己，现世亲人提升福报的。获得身体健康、事事顺利等现世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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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閱張愛玲書信的感想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序
馮睎幹
我一輩子好像跟別人的信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常常不情不願幫不識字的外婆寫信回鄉，也要替她朗讀從鄉下寄來香港的家書。我自己則在一個早已不流行通信的年代長大，除了青春期受到荷爾蒙的刺激，以及得到岩井俊二電影的啟發，偶然寫過幾封情書（給當年的女友，即今天的妻子），通信這類費時失事的中古嗜好，在我的生命中可謂毫無位置。然而命運弄人，我近十年的工作都或多或少跟人家的書信有關，例如協助宋以朗先生校閱張愛玲和宋家的信。
我認識宋先生，跟張愛玲無關，只緣於我想拜讀宋淇好友吳興華的信。十三年前我終於得償所願。記得第一次翻開吳興華的信，幻想自己嗅到的舊信紙味，可能是六七十年前上海淪陷區的氣息時，不禁幽幽出神，宋先生見我神智有點失常的樣子，忍不住說：「看，你兩眼都發光了！」一不做二不休，看完吳興華的信後，我又陸續流覽了張愛玲、錢鍾書、宋淇等人的信，沒帶著窺私的心態，只有一種要憑弔什麼的情懷。畢竟人和時代都一去不返了，與現世毫無瓜葛，昔日的隱私已昇華為文學史的材料，再好奇八卦的人對此也不由得肅穆起來。現在回想，最觸動我的從不是字裏行間的話，而是我手摸到的信紙，在歲月流逝中獲得的歷史重量。這些碰得到、嗅得著的信有種舊時代的質感，甚至隱隱綻放著寫信者的靈氛。
漫無目的看信是享受，但真的動手編輯起來，就不太好受。可見人生還是漫無目的較好。二○一○年出版《張愛玲私語錄》前，我已幫忙校閱張愛玲和宋家的信。二○一二年前後，我們在香港影印了所有書信，寄到北京讓出版社做文字輸入，他們打好字後校了一遍，把文檔傳回來已是兩三年後的事。一看大約六十萬字，本來想添加注釋交代每封信的背景，未幾發現工程浩瀚沒完沒了，恐怕張愛玲二百周年誕辰也未能殺青，立即決定一切從簡，只看看有沒有錯字就算了。其間俗務纏身，斷斷續續，就是校閱也弄得曠日持久，終於拖到二○二○年，總算趕上在百年誕辰問世。
錯字有兩種。一種是出版社手民之誤，當然一見即改；另一種涉及作者的錯字，就要費神斟酌。首先，什麼叫「錯」呢？例如現在普遍寫「耽擱」，但張愛玲、宋淇皆寫「躭擱」，是比較少見，但不算錯。我自己的原則是：在不是明顯錯字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作者的用字原貌── 上面這句恰巧有現成例子，我們平常寫的「盡可能」，張愛玲寫「盡可能」。她對「盡」和「盡」的用法，作了今人多數忽略的嚴格區分：「盡」含有「力求以最大限度」的意思，所以她寫「儘早」、「儘先」、「儘量」、「盡可能」等等的時候，就用「盡」；「盡」則表示「達到極端、完結、全部用出」，所以她寫「感謝不盡」、「精疲力盡」、「盡心」等等的時候，就用「盡」。
有張愛玲特色的用字，我可多舉些例子說明：她寫「痊癒」，不寫「痊癒」；寫「老闆」，不寫「老闆」；寫「糢糊」，不寫「模糊」；寫「牴觸」，不寫「抵觸」；寫「彫飾」，不寫「雕飾」；寫「吊胃口」，不寫「吊胃口」；寫「疎忽」，不寫「疏忽」。以上都是一般人不常用的寫法，至於我最深印象的「張愛玲體」，則非「仿彿」莫屬。這個詞有人寫「仿佛」，有人寫「彷彿」（如宋淇），但應該很少人像張愛玲般寫「仿彿」，堅持用人字部首的「仿」和彳字部首的「彿」。「仿彿」在書信中用了六十九次，橫跨五十至九十年代，無一例外，可見她很有意識一以貫之。到底什麼緣故令她這樣寫呢？難說。
以上用字都是正確的，希望繁體版可保留原汁原味。但張愛玲有兩個字，我覺得不妨改一改。一是「興致」她總寫成「興致」，這寫法我無論如何也覺得是錯的。《說文》雲：「致，密也。」也指細繒或縫補過的敝衣。然而「興致」的「致」指意態風度，跟「致」義不侔，不能互通，也缺乏古人先例可援，顯然是錯別字。因此，我建議把「興致」修正為「興致」。另一怪字是「日曆」的「曆」。我們現在都寫「日曆」，但張愛玲三番四次寫「日曆」，決不從眾寫「日曆」，不是無心之失。查《康熙字典》「曆」字條，說它「與曆日之曆同」：「《前漢．律曆志》黃帝造曆。又《世本》曰容成造曆。《屍子》曰羲和造曆。或作曆。」可見「曆」與「曆」在古時相通。
假如張愛玲是章太炎那類國學大師，專門寫古色斑斕的文言，那也說得過去。但她寫的是現代白話文，用「曆」而非「曆」就太觸目了，好像刻意引導讀者想入非非，還是改為「曆」較妥當，決不是編輯之癢。當然，我們也不妨想想：為什麼張愛玲沒有與時並進，改寫「日曆」呢？我有個推測，一時也難以求證：無論是奇形怪狀的「仿彿」，抑或古色古香的「日曆」，甚至於張冠李戴的「興致」，都是張愛玲人生中初遇這些詞語時所見的寫法，從此印入腦海，銘記不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後來看到更通俗的字體，她也捨不得除舊佈新，因為捨棄了這些獨特的字，某程度上也意味著捨棄自己的過去。在她書寫「仿彿」、「日曆」和「興致」的時候，也許每個不容於世的字都勾起了她內心某些深遠的回憶，誰知道呢？
以上喋喋不休的瑣碎，大概只有校閱者才份外在意，也會為此躊躇苦惱。但要是書信集的出版，能讓讀者更真切地瞭解張愛玲的性情，更全面地明白宋淇、鄺文美與她的友誼，那麼一切工夫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