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释迦如来灭度一百年后的分蘖
文/孙玺龙
根据佛陀关于“正法余有五百年；相似像法出世，正法则灭”的预记，在古印度，佛教大体经历了正法、像法、末法等三个历史时期。
正法时期共计546年，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三个阶段。其中，佛在世说法的46年，佛弟子尊佛为法根法本，为根本佛教时期。
在佛灭后的二百多年里，僧众和睦，传承《阿含经》，奉持佛教原样不变，为原始佛教时期。佛灭后二百多年至五百年间，僧众分裂为部派佛教时期，虽然后期有了相似法、像法滋生蔓延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四圣谛还是“正法要”，《阿含经》还是正法本，尚未受到恶意贬低和像法取代，仍然属于正法时期。
佛灭五百年后，佛教进入了五百年的像法主导时期。佛灭一千年以后，像法又被末法所取代。
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史上，围绕《阿含经》发生过四次重大结集。根据律典记载，佛灭后一百一十多年，发生了第二次大结集。
那时候，佛教僧众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是专弘《阿含经》的，以摩偷罗和罽宾为中心的阿难系，也叫法师系；一派是侧重戒学的，以优禅尼和毗舍离为中心的优波离系，也叫律师系。阿难系的三藏比丘耶舍陀，见优波离系比丘擅行十事，如手持大金钵，从拘萨罗到毗舍离挨户乞钱等，违背了如来禁戒，出面劝阻反遭驱逐，遂联络摩偷罗的三菩伽长老，三菩伽联络达嚫国、阿槃提国(首都优禅尼)的阿难弟子，并请出萨寒若国通达《阿含经》的大阿含师梨婆达多长老，组织阿难系上座比丘七百人共赴毗舍离，与跋耆国耶斯那律师召集的一两万比丘一起，在婆利迦园开会重温律制，依经依律议决十事非法，最终统一了认识，使“十事罪如法灭竟”。
这次结集用了八个月，最大特点是提取“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也就是将圣典中的戒经与已有的条规戒本合起来，统编为独立的律藏，传今的各部派律典即由此辗转传抄增减而来。北传律典称这次结集是“论比尼法”“集法毗尼”“毗尼经者，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七百结集律藏”，统称“七百结集”或“集法”。
南传称此次结集为“律结集”“七百比丘集毗尼…一切法及毗尼藏尽出…于八月日(满240日)得集竟”，统称“第二集法藏”或“七百犍度”。毗尼另译毗奈耶，也称法，即法律、戒律。因此，这次结集的重点就是编订律藏。
在提取戒经编辑律典的同时，《阿含经》母本也被一分为四。初次结集时，短篇或杂篇，中篇、长篇以及增一型篇幅的经文都有了，但是并未分作四部经。
现在“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中者集为中阿含，杂者集为杂阿含，一增乃至百增集为增一阿含”等等，一部经变成了四部经，于是便有了北传四阿含经。
其中，《杂阿含经》50卷(缺失二卷待考)，带来梵本并译出者，南朝宋国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别译杂阿含经》20卷，失译人名，疑似前经撮要故为别部，或曰与南传相应部有偈品相当。
《长阿含经》22卷，口诵者后秦佛陀耶舍，北印度罽宾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汉译者竺佛念，凉州人。
《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初译者均为苻秦昙摩难提。再译与校改者系东晋僧伽提婆，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学通三藏，所用梵本系“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
总的来看，《增含》问题相对较多，少数内容相互矛盾，《中含》《长含》次之，《杂含》问题最少，祖本色彩最浓，最受学界推崇。律典形成较晚，演变较大，不少问题与圣典有出入。《杂含》《中含》据信为说一切有部传本。《长含》系法藏部传本,《增含》系有部分支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本，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多。四阿含均属阿难系传本，虽经长期流变，分作北传南传、四部五部，存在“次序紊乱”，混进一些杂质，但是瑕不掩瑜，所谓金盆打了分量还在，经典的精髓和原始风貌基本保全下来是无疑的。
根据圣典记载，佛在生前两次嘱托阿难，要把如来法脉传承下去，不要断绝。第一次是在王舍城东弥萨罗。佛对阿难说：“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我今以是无上法殷勤嘱累汝，莫增减我法…我前后所说法尽嘱累汝。”
第二次是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同时嘱托了大迦叶。佛说：“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已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经法无令脱失。是故迦叶、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嘱托他们在佛灭后结集佛经，传布后世，保留佛法火种，不要使之熄灭！
遍观阿含圣典，受佛嘱托者只此二人。后来在首次大结集时也是这样，大迦叶主持大会，恳请阿难“于大众中集此法”。阿难一人主诵，复述出了包括“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在内的毕生所闻全部法要。
整个过程没有提到其他人，包括优波离。所谓优波离诵出律典之事，只是后来写造律典者的一家之言，根本没有圣典依据，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从记载的差异上就能看出，律典晚于圣典，两者不是同时结集的。
例如圣典记载，释尊成佛12年后开始制戒，如佛言：“我今如来出现于世，十二年中无有瑕秽，以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律典有说“成佛五年”制戒等等。圣典记载佛于2月8日中夜涅槃，十五日火化。南传《善见律》称佛“二月十五日平旦时入无余涅槃”，将火化日讹为涅槃日。果真出自同一场法会，不会出现两种声音。
很显然，首次结集并未形成独立的律典，原因在于佛灭前经过三十多年的每月说戒，早已形成完备的戒本，佛与弟子说过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论，统由阿难诵出，戒本又是现成的，不需要再作结集。如各部律典的记载，僧众一致认为，佛已经制定的戒律不可更改，佛未制定的戒律不再制定，所以初次结集的唯一成果只有一部《阿含经》。这也是为什么佛灭一百多年后，僧众要发动二次结集的原因，原因就是没有独立的律典，所以二次结集才是律典或律藏的结集。
文/孙玺龙
根据佛陀关于“正法余有五百年；相似像法出世，正法则灭”的预记，在古印度，佛教大体经历了正法、像法、末法等三个历史时期。
正法时期共计546年，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三个阶段。其中，佛在世说法的46年，佛弟子尊佛为法根法本，为根本佛教时期。
在佛灭后的二百多年里，僧众和睦，传承《阿含经》，奉持佛教原样不变，为原始佛教时期。佛灭后二百多年至五百年间，僧众分裂为部派佛教时期，虽然后期有了相似法、像法滋生蔓延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四圣谛还是“正法要”，《阿含经》还是正法本，尚未受到恶意贬低和像法取代，仍然属于正法时期。
佛灭五百年后，佛教进入了五百年的像法主导时期。佛灭一千年以后，像法又被末法所取代。
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史上，围绕《阿含经》发生过四次重大结集。根据律典记载，佛灭后一百一十多年，发生了第二次大结集。
那时候，佛教僧众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是专弘《阿含经》的，以摩偷罗和罽宾为中心的阿难系，也叫法师系；一派是侧重戒学的，以优禅尼和毗舍离为中心的优波离系，也叫律师系。阿难系的三藏比丘耶舍陀，见优波离系比丘擅行十事，如手持大金钵，从拘萨罗到毗舍离挨户乞钱等，违背了如来禁戒，出面劝阻反遭驱逐，遂联络摩偷罗的三菩伽长老，三菩伽联络达嚫国、阿槃提国(首都优禅尼)的阿难弟子，并请出萨寒若国通达《阿含经》的大阿含师梨婆达多长老，组织阿难系上座比丘七百人共赴毗舍离，与跋耆国耶斯那律师召集的一两万比丘一起，在婆利迦园开会重温律制，依经依律议决十事非法，最终统一了认识，使“十事罪如法灭竟”。
这次结集用了八个月，最大特点是提取“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也就是将圣典中的戒经与已有的条规戒本合起来，统编为独立的律藏，传今的各部派律典即由此辗转传抄增减而来。北传律典称这次结集是“论比尼法”“集法毗尼”“毗尼经者，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七百结集律藏”，统称“七百结集”或“集法”。
南传称此次结集为“律结集”“七百比丘集毗尼…一切法及毗尼藏尽出…于八月日(满240日)得集竟”，统称“第二集法藏”或“七百犍度”。毗尼另译毗奈耶，也称法，即法律、戒律。因此，这次结集的重点就是编订律藏。
在提取戒经编辑律典的同时，《阿含经》母本也被一分为四。初次结集时，短篇或杂篇，中篇、长篇以及增一型篇幅的经文都有了，但是并未分作四部经。
现在“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中者集为中阿含，杂者集为杂阿含，一增乃至百增集为增一阿含”等等，一部经变成了四部经，于是便有了北传四阿含经。
其中，《杂阿含经》50卷(缺失二卷待考)，带来梵本并译出者，南朝宋国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别译杂阿含经》20卷，失译人名，疑似前经撮要故为别部，或曰与南传相应部有偈品相当。
《长阿含经》22卷，口诵者后秦佛陀耶舍，北印度罽宾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汉译者竺佛念，凉州人。
《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初译者均为苻秦昙摩难提。再译与校改者系东晋僧伽提婆，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学通三藏，所用梵本系“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
总的来看，《增含》问题相对较多，少数内容相互矛盾，《中含》《长含》次之，《杂含》问题最少，祖本色彩最浓，最受学界推崇。律典形成较晚，演变较大，不少问题与圣典有出入。《杂含》《中含》据信为说一切有部传本。《长含》系法藏部传本,《增含》系有部分支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本，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多。四阿含均属阿难系传本，虽经长期流变，分作北传南传、四部五部，存在“次序紊乱”，混进一些杂质，但是瑕不掩瑜，所谓金盆打了分量还在，经典的精髓和原始风貌基本保全下来是无疑的。
根据圣典记载，佛在生前两次嘱托阿难，要把如来法脉传承下去，不要断绝。第一次是在王舍城东弥萨罗。佛对阿难说：“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我今以是无上法殷勤嘱累汝，莫增减我法…我前后所说法尽嘱累汝。”
第二次是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同时嘱托了大迦叶。佛说：“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已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经法无令脱失。是故迦叶、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嘱托他们在佛灭后结集佛经，传布后世，保留佛法火种，不要使之熄灭！
遍观阿含圣典，受佛嘱托者只此二人。后来在首次大结集时也是这样，大迦叶主持大会，恳请阿难“于大众中集此法”。阿难一人主诵，复述出了包括“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在内的毕生所闻全部法要。
整个过程没有提到其他人，包括优波离。所谓优波离诵出律典之事，只是后来写造律典者的一家之言，根本没有圣典依据，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从记载的差异上就能看出，律典晚于圣典，两者不是同时结集的。
例如圣典记载，释尊成佛12年后开始制戒，如佛言：“我今如来出现于世，十二年中无有瑕秽，以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律典有说“成佛五年”制戒等等。圣典记载佛于2月8日中夜涅槃，十五日火化。南传《善见律》称佛“二月十五日平旦时入无余涅槃”，将火化日讹为涅槃日。果真出自同一场法会，不会出现两种声音。
很显然，首次结集并未形成独立的律典，原因在于佛灭前经过三十多年的每月说戒，早已形成完备的戒本，佛与弟子说过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论，统由阿难诵出，戒本又是现成的，不需要再作结集。如各部律典的记载，僧众一致认为，佛已经制定的戒律不可更改，佛未制定的戒律不再制定，所以初次结集的唯一成果只有一部《阿含经》。这也是为什么佛灭一百多年后，僧众要发动二次结集的原因，原因就是没有独立的律典，所以二次结集才是律典或律藏的结集。
释迦如来灭度一百年后的分蘖
文/孙玺龙
根据佛陀关于“正法余有五百年；相似像法出世，正法则灭”的预记，在古印度，佛教大体经历了正法、像法、末法等三个历史时期。
正法时期共计546年，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三个阶段。其中，佛在世说法的46年，佛弟子尊佛为法根法本，为根本佛教时期。
在佛灭后的二百多年里，僧众和睦，传承《阿含经》，奉持佛教原样不变，为原始佛教时期。佛灭后二百多年至五百年间，僧众分裂为部派佛教时期，虽然后期有了相似法、像法滋生蔓延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四圣谛还是“正法要”，《阿含经》还是正法本，尚未受到恶意贬低和像法取代，仍然属于正法时期。
佛灭五百年后，佛教进入了五百年的像法主导时期。佛灭一千年以后，像法又被末法所取代。
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史上，围绕《阿含经》发生过四次重大结集。根据律典记载，佛灭后一百一十多年，发生了第二次大结集。
那时候，佛教僧众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是专弘《阿含经》的，以摩偷罗和罽宾为中心的阿难系，也叫法师系；一派是侧重戒学的，以优禅尼和毗舍离为中心的优波离系，也叫律师系。阿难系的三藏比丘耶舍陀，见优波离系比丘擅行十事，如手持大金钵，从拘萨罗到毗舍离挨户乞钱等，违背了如来禁戒，出面劝阻反遭驱逐，遂联络摩偷罗的三菩伽长老，三菩伽联络达嚫国、阿槃提国(首都优禅尼)的阿难弟子，并请出萨寒若国通达《阿含经》的大阿含师梨婆达多长老，组织阿难系上座比丘七百人共赴毗舍离，与跋耆国耶斯那律师召集的一两万比丘一起，在婆利迦园开会重温律制，依经依律议决十事非法，最终统一了认识，使“十事罪如法灭竟”。
这次结集用了八个月，最大特点是提取“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也就是将圣典中的戒经与已有的条规戒本合起来，统编为独立的律藏，传今的各部派律典即由此辗转传抄增减而来。北传律典称这次结集是“论比尼法”“集法毗尼”“毗尼经者，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七百结集律藏”，统称“七百结集”或“集法”。
南传称此次结集为“律结集”“七百比丘集毗尼…一切法及毗尼藏尽出…于八月日(满240日)得集竟”，统称“第二集法藏”或“七百犍度”。毗尼另译毗奈耶，也称法，即法律、戒律。因此，这次结集的重点就是编订律藏。
在提取戒经编辑律典的同时，《阿含经》母本也被一分为四。初次结集时，短篇或杂篇，中篇、长篇以及增一型篇幅的经文都有了，但是并未分作四部经。
现在“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中者集为中阿含，杂者集为杂阿含，一增乃至百增集为增一阿含”等等，一部经变成了四部经，于是便有了北传四阿含经。
其中，《杂阿含经》50卷(缺失二卷待考)，带来梵本并译出者，南朝宋国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别译杂阿含经》20卷，失译人名，疑似前经撮要故为别部，或曰与南传相应部有偈品相当。
《长阿含经》22卷，口诵者后秦佛陀耶舍，北印度罽宾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汉译者竺佛念，凉州人。
《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初译者均为苻秦昙摩难提。再译与校改者系东晋僧伽提婆，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学通三藏，所用梵本系“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
总的来看，《增含》问题相对较多，少数内容相互矛盾，《中含》《长含》次之，《杂含》问题最少，祖本色彩最浓，最受学界推崇。律典形成较晚，演变较大，不少问题与圣典有出入。《杂含》《中含》据信为说一切有部传本。《长含》系法藏部传本,《增含》系有部分支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本，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多。四阿含均属阿难系传本，虽经长期流变，分作北传南传、四部五部，存在“次序紊乱”，混进一些杂质，但是瑕不掩瑜，所谓金盆打了分量还在，经典的精髓和原始风貌基本保全下来是无疑的。
根据圣典记载，佛在生前两次嘱托阿难，要把如来法脉传承下去，不要断绝。第一次是在王舍城东弥萨罗。佛对阿难说：“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我今以是无上法殷勤嘱累汝，莫增减我法…我前后所说法尽嘱累汝。”
第二次是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同时嘱托了大迦叶。佛说：“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已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经法无令脱失。是故迦叶、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嘱托他们在佛灭后结集佛经，传布后世，保留佛法火种，不要使之熄灭！
遍观阿含圣典，受佛嘱托者只此二人。后来在首次大结集时也是这样，大迦叶主持大会，恳请阿难“于大众中集此法”。阿难一人主诵，复述出了包括“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在内的毕生所闻全部法要。
整个过程没有提到其他人，包括优波离。所谓优波离诵出律典之事，只是后来写造律典者的一家之言，根本没有圣典依据，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从记载的差异上就能看出，律典晚于圣典，两者不是同时结集的。
例如圣典记载，释尊成佛12年后开始制戒，如佛言：“我今如来出现于世，十二年中无有瑕秽，以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律典有说“成佛五年”制戒等等。圣典记载佛于2月8日中夜涅槃，十五日火化。南传《善见律》称佛“二月十五日平旦时入无余涅槃”，将火化日讹为涅槃日。果真出自同一场法会，不会出现两种声音。
很显然，首次结集并未形成独立的律典，原因在于佛灭前经过三十多年的每月说戒，早已形成完备的戒本，佛与弟子说过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论，统由阿难诵出，戒本又是现成的，不需要再作结集。如各部律典的记载，僧众一致认为，佛已经制定的戒律不可更改，佛未制定的戒律不再制定，所以初次结集的唯一成果只有一部《阿含经》。这也是为什么佛灭一百多年后，僧众要发动二次结集的原因，原因就是没有独立的律典，所以二次结集才是律典或律藏的结集。
文/孙玺龙
根据佛陀关于“正法余有五百年；相似像法出世，正法则灭”的预记，在古印度，佛教大体经历了正法、像法、末法等三个历史时期。
正法时期共计546年，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三个阶段。其中，佛在世说法的46年，佛弟子尊佛为法根法本，为根本佛教时期。
在佛灭后的二百多年里，僧众和睦，传承《阿含经》，奉持佛教原样不变，为原始佛教时期。佛灭后二百多年至五百年间，僧众分裂为部派佛教时期，虽然后期有了相似法、像法滋生蔓延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四圣谛还是“正法要”，《阿含经》还是正法本，尚未受到恶意贬低和像法取代，仍然属于正法时期。
佛灭五百年后，佛教进入了五百年的像法主导时期。佛灭一千年以后，像法又被末法所取代。
在古印度早期佛教史上，围绕《阿含经》发生过四次重大结集。根据律典记载，佛灭后一百一十多年，发生了第二次大结集。
那时候，佛教僧众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是专弘《阿含经》的，以摩偷罗和罽宾为中心的阿难系，也叫法师系；一派是侧重戒学的，以优禅尼和毗舍离为中心的优波离系，也叫律师系。阿难系的三藏比丘耶舍陀，见优波离系比丘擅行十事，如手持大金钵，从拘萨罗到毗舍离挨户乞钱等，违背了如来禁戒，出面劝阻反遭驱逐，遂联络摩偷罗的三菩伽长老，三菩伽联络达嚫国、阿槃提国(首都优禅尼)的阿难弟子，并请出萨寒若国通达《阿含经》的大阿含师梨婆达多长老，组织阿难系上座比丘七百人共赴毗舍离，与跋耆国耶斯那律师召集的一两万比丘一起，在婆利迦园开会重温律制，依经依律议决十事非法，最终统一了认识，使“十事罪如法灭竟”。
这次结集用了八个月，最大特点是提取“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也就是将圣典中的戒经与已有的条规戒本合起来，统编为独立的律藏，传今的各部派律典即由此辗转传抄增减而来。北传律典称这次结集是“论比尼法”“集法毗尼”“毗尼经者，诸经中与毗尼相应者”“七百结集律藏”，统称“七百结集”或“集法”。
南传称此次结集为“律结集”“七百比丘集毗尼…一切法及毗尼藏尽出…于八月日(满240日)得集竟”，统称“第二集法藏”或“七百犍度”。毗尼另译毗奈耶，也称法，即法律、戒律。因此，这次结集的重点就是编订律藏。
在提取戒经编辑律典的同时，《阿含经》母本也被一分为四。初次结集时，短篇或杂篇，中篇、长篇以及增一型篇幅的经文都有了，但是并未分作四部经。
现在“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中者集为中阿含，杂者集为杂阿含，一增乃至百增集为增一阿含”等等，一部经变成了四部经，于是便有了北传四阿含经。
其中，《杂阿含经》50卷(缺失二卷待考)，带来梵本并译出者，南朝宋国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别译杂阿含经》20卷，失译人名，疑似前经撮要故为别部，或曰与南传相应部有偈品相当。
《长阿含经》22卷，口诵者后秦佛陀耶舍，北印度罽宾人，婆罗门出身，博通三藏；汉译者竺佛念，凉州人。
《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初译者均为苻秦昙摩难提。再译与校改者系东晋僧伽提婆，瞿昙氏，北印度罽宾人，学通三藏，所用梵本系“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
总的来看，《增含》问题相对较多，少数内容相互矛盾，《中含》《长含》次之，《杂含》问题最少，祖本色彩最浓，最受学界推崇。律典形成较晚，演变较大，不少问题与圣典有出入。《杂含》《中含》据信为说一切有部传本。《长含》系法藏部传本,《增含》系有部分支根本说一切有部传本，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多。四阿含均属阿难系传本，虽经长期流变，分作北传南传、四部五部，存在“次序紊乱”，混进一些杂质，但是瑕不掩瑜，所谓金盆打了分量还在，经典的精髓和原始风貌基本保全下来是无疑的。
根据圣典记载，佛在生前两次嘱托阿难，要把如来法脉传承下去，不要断绝。第一次是在王舍城东弥萨罗。佛对阿难说：“我今为汝转相继法，汝亦当复转相继法，莫令佛种断。”“我今以是无上法殷勤嘱累汝，莫增减我法…我前后所说法尽嘱累汝。”
第二次是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同时嘱托了大迦叶。佛说：“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已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经法无令脱失。是故迦叶、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嘱托他们在佛灭后结集佛经，传布后世，保留佛法火种，不要使之熄灭！
遍观阿含圣典，受佛嘱托者只此二人。后来在首次大结集时也是这样，大迦叶主持大会，恳请阿难“于大众中集此法”。阿难一人主诵，复述出了包括“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在内的毕生所闻全部法要。
整个过程没有提到其他人，包括优波离。所谓优波离诵出律典之事，只是后来写造律典者的一家之言，根本没有圣典依据，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从记载的差异上就能看出，律典晚于圣典，两者不是同时结集的。
例如圣典记载，释尊成佛12年后开始制戒，如佛言：“我今如来出现于世，十二年中无有瑕秽，以生犯律之人，转有二百五十戒。”律典有说“成佛五年”制戒等等。圣典记载佛于2月8日中夜涅槃，十五日火化。南传《善见律》称佛“二月十五日平旦时入无余涅槃”，将火化日讹为涅槃日。果真出自同一场法会，不会出现两种声音。
很显然，首次结集并未形成独立的律典，原因在于佛灭前经过三十多年的每月说戒，早已形成完备的戒本，佛与弟子说过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论，统由阿难诵出，戒本又是现成的，不需要再作结集。如各部律典的记载，僧众一致认为，佛已经制定的戒律不可更改，佛未制定的戒律不再制定，所以初次结集的唯一成果只有一部《阿含经》。这也是为什么佛灭一百多年后，僧众要发动二次结集的原因，原因就是没有独立的律典，所以二次结集才是律典或律藏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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