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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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戏曲折子戏荟萃》（1989年出版）：收录了山西四大剧种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及民间歌舞、地方小戏中58个戏曲折子戏优秀代表作；扼要介绍了每个剧目的发展过程、表演特色、艺术风格等。并选附了有影响的评论文章。
任凤舞：1944年生，山西广灵人，中共党员，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广灵县文化局局长、书记。向我馆捐赠其著作《广灵秧歌》丛书3种7册。
《广灵秧歌》丛书：2009年“广灵秧歌”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书问世，为这一非遗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促进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丛书包含音乐卷和剧本卷，共计100多万字，收录文场曲牌53个，武场锣鼓经32个，板式唱腔10种，训调、小曲22个，剧本17个，剧目63个。
苏延恒：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级社会工作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生命协会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沙盘学组副秘书长，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山西省支队队长，山西人人心理健康科技志愿服务队队长，山西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太原市杏花岭区桃园区域党群中心特聘专家。向我馆捐赠《社会工作之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应用操作手册》1种5册。
《社会工作之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应用操作手册》：精选展示了16个不同类型团体沙盘应用案例，为社会工作者进行团体沙盘实操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郭干：1991年生，山西吕梁人，笔名灵舒。山西大学哲学硕士，山西省作协会员，著有《心波映月》《寒汀新语》。向我馆捐赠其著作2种6册。
《心波映月》：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完整再现了作者的精神蜕变。本书是青年作者的心灵歌唱史，也是青年精神修为的沉淀史。
《寒汀新语》:由12个小故事组成。全书旨在展现90后群体的所思所想、现实困境及精神面貌。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在游学过程中丰富多元的生活感悟。
刘军平：1976年生，山西阳曲人，中共党员。曾担任西庄乡团委书记，北小店乡团委书记、副乡长，人大副主席，人大主席等职，2020年1月被任命为阳曲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刘建军：1974年生，山西阳曲人。现就职于太原市阳曲县城东路小学校。
向我馆捐赠《南温川村刘氏族谱：山西·阳曲》。
《南温川村刘氏族谱：山西·阳曲》：2020年11月开始编稿，完成于2021年7月底，记载了刘氏12代族人和南温川村近代发展简史。南温川古村，据县志记载历史已达4000-5000年，木头湾遗址和龙王堂遗址为证。南温川刘氏祖先大约始于公元1800年前的清朝雍正年间。该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族谱”载录了祭文、题词、古谱、家训、刘氏部分族谱等；第二部分“村庄”，介绍了南温川村简介、烈士名单、古迹等；第三部分包含结尾和尾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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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于2020年“全民读书月”推出的首届图书“捐赠之星”评选活动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关注与好评。2021年特推出“捐赠留芳”专题栏目，每月一期，按图书的品质、数量、社会影响力等指标为广大读者展示当月赠书精品。
2021年8月（2021.7.26-2021.8.25），我馆累计接受图书捐赠34人次，353种， 457册，8月赠书精品目录在馆微公众号 “捐赠留芳”展示，完整名录另在山西省图书馆官网公布。
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佛山日报社：向我馆捐赠《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第2-5辑，计40种40册。丛书旨在用当代眼光审视佛山历史，揭示佛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佛山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佛山历代状元进士谱》：佛山是一座有着独特历史文化底蕴的岭南名城，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进士谱共收录佛山进士1046人。
《明清佛山家风家训研究》：对佛山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名人及古村落的家风家训进行研究，将家风家训与地区的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梳理历史名人与佛山城市性格甚至广府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历史名人对地区民风及人文精神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冯钢：生于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图书馆学系，文学学士。现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持晋阳古城遗址、西汉诸侯王墓东山大墓等300余项考古勘探；参与或主持完成太原环城高速、平阳高速、大西高铁、太山龙泉寺唐代塔基（出土唐代五重棺椁）、北汉太惠妃墓、太原农校唐代壁画墓、镇远桥、悦龙台 M6 （山西地区首次出土汉代简牍）等近70项考古发掘，见证了太原市近30年的考古工作。出版个人专著1部、合作论著 1 部，发表国际会议论文1篇、国家级刊物论文 7 篇、省级刊物论文多篇。向我馆捐赠其著作《晋阳古城研究》1种3册。
《晋阳古城研究》：晋阳城是我国古代著名城市，特别是中古时期的东魏北齐至唐五代阶段，以“别都”“陪都”等面貌出现。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火焚水灌”晋阳城，使得晋阳城的文献散佚严重。本书通过对东周至唐五代时期晋阳历史的梳理，对现阶段太原地区东周至唐五代时期考古资料的研究，力图还原晋阳古城的历史面貌。
郭恩德：1940年生，山西清徐人，国家一级编剧，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创作室主任。代表作品有电影《神行太保》，戏剧《活寡》《五台县令》《珍珠的传奇》《青台歌》等；出版有个人专集《不舍集——郭恩德影视剧作品选》《不弃集——郭恩德诗文作品选》，长篇历史小说《郭子仪》（全3卷）和《郭子仪》（缩写本）。向我馆捐赠其著作6种47册。
《郭子仪》（缩写本）：作者以120多万字长篇小说为蓝本，将本人原著改写为20余万字的缩写本。缩写本遵从原著，“立头脑，减头绪”，删掉旁枝侧叶，围绕郭子仪与夫人王氏、公主泱姬这条感情线，将郭子仪的成长、婚姻、建功立业一步步展开。
《山西戏曲折子戏荟萃》（1989年出版）：收录了山西四大剧种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及民间歌舞、地方小戏中58个戏曲折子戏优秀代表作；扼要介绍了每个剧目的发展过程、表演特色、艺术风格等。并选附了有影响的评论文章。
任凤舞：1944年生，山西广灵人，中共党员，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广灵县文化局局长、书记。向我馆捐赠其著作《广灵秧歌》丛书3种7册。
《广灵秧歌》丛书：2009年“广灵秧歌”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书问世，为这一非遗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促进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丛书包含音乐卷和剧本卷，共计100多万字，收录文场曲牌53个，武场锣鼓经32个，板式唱腔10种，训调、小曲22个，剧本17个，剧目63个。
苏延恒：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级社会工作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生命协会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沙盘学组副秘书长，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山西省支队队长，山西人人心理健康科技志愿服务队队长，山西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太原市杏花岭区桃园区域党群中心特聘专家。向我馆捐赠《社会工作之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应用操作手册》1种5册。
《社会工作之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应用操作手册》：精选展示了16个不同类型团体沙盘应用案例，为社会工作者进行团体沙盘实操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郭干：1991年生，山西吕梁人，笔名灵舒。山西大学哲学硕士，山西省作协会员，著有《心波映月》《寒汀新语》。向我馆捐赠其著作2种6册。
《心波映月》：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完整再现了作者的精神蜕变。本书是青年作者的心灵歌唱史，也是青年精神修为的沉淀史。
《寒汀新语》:由12个小故事组成。全书旨在展现90后群体的所思所想、现实困境及精神面貌。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在游学过程中丰富多元的生活感悟。
刘军平：1976年生，山西阳曲人，中共党员。曾担任西庄乡团委书记，北小店乡团委书记、副乡长，人大副主席，人大主席等职，2020年1月被任命为阳曲县人大办公室主任。
刘建军：1974年生，山西阳曲人。现就职于太原市阳曲县城东路小学校。
向我馆捐赠《南温川村刘氏族谱：山西·阳曲》。
《南温川村刘氏族谱：山西·阳曲》：2020年11月开始编稿，完成于2021年7月底，记载了刘氏12代族人和南温川村近代发展简史。南温川古村，据县志记载历史已达4000-5000年，木头湾遗址和龙王堂遗址为证。南温川刘氏祖先大约始于公元1800年前的清朝雍正年间。该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族谱”载录了祭文、题词、古谱、家训、刘氏部分族谱等；第二部分“村庄”，介绍了南温川村简介、烈士名单、古迹等；第三部分包含结尾和尾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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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地图”点亮美丽乡村】打开一张旅行目的地地图，你会看到什么？在名山大川、海滨沙滩、历史古都等目的地之外，各具特色的民宿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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