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国门抗疫五十天——写在绥芬河口岸409例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之际】
5月12日，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最后一批境外输入患者出院。至此，30个省（区、市）的409名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占全国境外输入病例四分之一的阻击战，在黑龙江以零病亡的战绩告捷。
3月21日，绥芬河市开始实行回国人员入境就地集中隔离的管控措施，至4月8日，经绥芬河口岸入境共计2497人，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市、区）。从那天起，黑龙江这场外防输入战疫已经进行了53天，牡丹江队、省队、国家队倾力合作，交出了“零病亡”的答卷。
牡丹江队：与时间赛跑
境外输入病例大量涌入绥芬河口岸，这是牡丹江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
市委市政府组织绥芬河立即腾空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改造成定点医院； 用6天时间将一座办公楼改造成了拥有600张床位的绥芬河方舱医院。拥有7万常住人口的边境小城绥芬河，仅有15家宾馆939个房间，在入境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用于隔离宾馆房间数量严重不足，支援当地的105名省内医护人员难以进驻绥芬河。看到这种情况，牡丹江市委立即决定，启用牡丹江市康安医院、牡丹江中医医院，按照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标准抓紧改造红旗医院。
红旗医院改造是一场硬仗。红旗医院原来是牡丹江地区一所综合性医院，传染科只有20个床位。按照定点医院的设计方案，红旗医院要改造成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定点医院。面对绥芬河难以承载的严峻形势，红旗医院全院总动员，家属主动配合，接到改造任务短短4小时，就将423名住院患者全部转移。24小时之内完成“三区两通道”改造，短短4天，1000张普通床位、130张重型病房床位全部就位，至此牡丹江成为绥芬河的大后方，成为口岸输入患者的救治大本营。就连国内的专家都赞叹牡丹江速度。
4月26日对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红旗医院通过定点医院验收，开始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传染病患者转运是一项浩大而又不容有失的行动，省委工作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方案和预案，组长张安顺、副省长孙东生坐镇牡丹江市应急指挥中心，现场调度交通、疾控、公安、卫健等多方力量，组织八辆负压救护车分四组分批次有序转运，将牡丹江康安医院和绥芬河人民医院近300名患者转运到红旗医院。两天半的转运过程虽然时间不长，指挥中心的工作却是高度紧张忙碌的，几公里外的转运现场却是静悄悄的，转运的各个环节低调平稳有序，没有引起周边市民的恐慌，患者也对整个转运过程感到满意。参与救治的一位老医生感慨道，从没见过有这么大规模传染病患者集体转运，时间之短、组织缜密，没出任何差错，可以称得上奇迹。
牡丹江市委书记马志勇说，零病亡的目标能够实现，这次红旗医院大改造，患者大转运，功不可没。
医疗设施举全市之力，医疗力量也同样。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最初救治过程中，就连林口、穆棱、东宁、海林四个小县城的120名医护人员也驰援绥芬河来了。
省队：两支队伍双线作战
从第一例境外输入病例进入绥芬河那天起，绥芬河和牡丹江就成了全省医护人员继湖北武汉、孝感后再度请缨逆行的目的地。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规模不是很大，作为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最初的收治医院，收治患者最多时达227名，压力巨大。牡丹江市选派红旗医院副院长徐广范，临阵兼任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执行院长，红旗医院呼吸科、重症医学科38人和佳木斯医疗队132人也都不约而同来到绥芬河，一干就是30天。
患者救治的大本营转移到牡丹江后，牡丹江就成了救治境外输入患者的主战场。
49人组成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队来了；
126人组成的齐齐哈尔医疗队来了；
80人组成的佳木斯市医疗队来了；
52人组成的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来了；
63人组成的鹤岗医疗队来了。
这些白衣战士中，有的刚刚从湖北归来，有的刚刚完成群力省级重症救治中心工作任务，接到指令立即提起行李，重披战袍直奔绥牡。
这次境外输入病例群体，与武汉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中青年居多、基础疾病较少，但是流动性大，被感染风险高；二是他们身处异国，离家时间长，长途奔波回国，机体抵抗力弱；三是患者在境外感染并发病，导致疾病进展快，给临床治疗带来难度。为此，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红旗医院及各地支援医疗队，为此对患者精准施治，强化心理抚慰，人文关怀，这是他们的特别“药方”。一名辽宁籍重型患者在红旗医院治疗恢复过程中，医护人员悉心照料，教她唱歌、跳舞,为她排解疏导，让她有了家的感觉，她身体恢复很快。
吉林籍患者张某，病情危重，入院时呼吸困难，生命体征几度报警！上无创呼吸机，氧合指数还是上不来。插管！哈医大医疗队刘海涛医生冒着感染风险，进行气管插管操作。医护团队又采取CRRT连续体外血液净化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张某说：“那一周是漫长的，医生和护士围着我，眼睛一直盯着监护仪，是他们负责任，水平高，才救回我这条命。”
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团队，整建制来自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他们把救治前期治疗的丰富经验应用到牡丹江，少走了很多弯路，大大提高了救治速度和效果。
在救治过程的同时，医护人员更加无微不至地呵护患者。来自广东的专家管向东对此很有感触，他说，红旗医院没有一例重型危重型患者得褥疮，这和医护人员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和付出分不开，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零”，应该给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在医疗队伍之外，还有一支患者看不见的工作队。
4月7日，省委赴绥芬河市疫情防控工作组成立，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安顺任组长，副省长程志明任副组长。当晚，工作组及其下设的医疗救治和专家、口岸边检、交通转运、流调、疫情防控等11个小组，冒着漫天大雪奔赴500公里以外的绥芬河连夜投入工作。从这天起，工作组全体成员就没有离开过牡丹江，没有离开绥芬河防疫一线，三十多天里他们经历了三个季节，冬天、春天和夏天，从一身棉装到现在的夏装，未曾休息过一天。专家组组长于凯江每天都工作在病房中，一身兼任疫情防控、流调两个组组长的葛洪更是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防控的最前沿，交通转运组组长姜成福深入到转运流程的每一道环节，成了每天都在“走流程”的人……
这一切，都是源于省委省政府的“一盘棋”思想。工作组刚刚下沉第6天，省委书记张庆伟就赶赴绥芬河，到口岸、海关、医院，叮嘱守好国门第一道防线，扛起使命责任，坚决把疫情阻断在落地之处。几日后，省长王文涛再次赶赴绥芬河，要求控好源、放好哨、撒好网，给入境人员所在兄弟省市疫情防控减轻压力。
国家队：重症“八仙”来驰援
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嘱托，“国家队”来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指导组组长张学高、国家卫健委支援绥芬河工作组组长张宗久赶赴牡丹江，调研指导定点医院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直到患者清零，张宗久仍工作在绥芬河、牡丹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指导组、国家卫健委支援绥芬河工作组的协调调度下，各方力量陆续汇集绥芬河、牡丹江。
中国疾控中心两个实验室来了。4月12日，在绥芬河一顶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在几个小时内搭建起来；22日，移动P3实验室车队抵达牡丹江市康安医院。这一顶帐篷、一个车队就是核酸检测实验室的“野战军”，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绥牡两地送来的及时雨、雪中炭。
绥芬河核酸检测能力最初每天只有96人份，口岸通关环节最长采样时间达24小时。随着两大实验室的到来，绥芬河、牡丹江核酸日检测能力均增加1000份以上，使得当地核酸检测能力实现了大跨越。
8位国内顶尖专家风尘仆仆赶来，管向东、康焰、李六亿、赵建平、杨毅、马晓春、杨汀、于凯江。其中，管向东、康焰、李六亿、赵建平4位是从武汉转战而来，管向东、康焰被网民称为“重症八仙”的成员。
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抢救、治疗，关系到战疫的成败与否。从4月6日红旗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再次启用,收治第一名危重型患者开始,攻坚战正式打响，这里累计收治重型、危重型患者39名，其中危重型患者14名。
在管向东、康焰等国家级专家的指导下，省市联动，攻克难关。国家级专家每天查房会诊，进行个体化指导，重点攻关个别复杂疑难患者。
红旗医院及哈医大医护人员采取一人一案，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并运用经鼻高流量吸氧等先进技术为患者治疗。共为3例患者上有创呼吸机、9例患者上无创呼吸机，对4例患者进行CRRT血滤治疗，对8例患者采用康复者血浆进行治疗，加快了患者病情好转。5月9日，重型、危重型患者清零，实现了零病亡的目标。
感控专家李六亿，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她一到前线，就马上开展对当地医护人员的培训，匆匆奔向每家定点医院，巡查指导感控措施落实。在很短时间内，她现场培训了1100多医护人员，线上培训了2万余人，督导了7家医院，参与了3家医院的改造设计。
“国家队”就是这样，每天两点一线，和我们黑龙江医护人员并肩作战，付出了巨大辛劳。
4月29日，是李六亿战“疫”整整100天的日子，当晚20时她回到驻地。让她没想到的是，三位黑龙江院感防控专家早早等在哪里，手捧鲜花、蛋糕，轻轻唱起《心甘情愿》这首歌迎接她，表达了我们黑龙江人对“国家队”的情谊。
历时50多天的绥芬河口岸境外输入疫情阻击战，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但黑龙江人并未有丝毫懈怠，依然枕戈待旦……
作者：本报记者 连占海 孙昊 邵晶岩
来源：黑龙江日报客户端
https://t.cn/A6AuwFaO
5月12日，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最后一批境外输入患者出院。至此，30个省（区、市）的409名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占全国境外输入病例四分之一的阻击战，在黑龙江以零病亡的战绩告捷。
3月21日，绥芬河市开始实行回国人员入境就地集中隔离的管控措施，至4月8日，经绥芬河口岸入境共计2497人，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外的30个省（市、区）。从那天起，黑龙江这场外防输入战疫已经进行了53天，牡丹江队、省队、国家队倾力合作，交出了“零病亡”的答卷。
牡丹江队：与时间赛跑
境外输入病例大量涌入绥芬河口岸，这是牡丹江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
市委市政府组织绥芬河立即腾空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改造成定点医院； 用6天时间将一座办公楼改造成了拥有600张床位的绥芬河方舱医院。拥有7万常住人口的边境小城绥芬河，仅有15家宾馆939个房间，在入境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用于隔离宾馆房间数量严重不足，支援当地的105名省内医护人员难以进驻绥芬河。看到这种情况，牡丹江市委立即决定，启用牡丹江市康安医院、牡丹江中医医院，按照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标准抓紧改造红旗医院。
红旗医院改造是一场硬仗。红旗医院原来是牡丹江地区一所综合性医院，传染科只有20个床位。按照定点医院的设计方案，红旗医院要改造成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定点医院。面对绥芬河难以承载的严峻形势，红旗医院全院总动员，家属主动配合，接到改造任务短短4小时，就将423名住院患者全部转移。24小时之内完成“三区两通道”改造，短短4天，1000张普通床位、130张重型病房床位全部就位，至此牡丹江成为绥芬河的大后方，成为口岸输入患者的救治大本营。就连国内的专家都赞叹牡丹江速度。
4月26日对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红旗医院通过定点医院验收，开始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传染病患者转运是一项浩大而又不容有失的行动，省委工作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方案和预案，组长张安顺、副省长孙东生坐镇牡丹江市应急指挥中心，现场调度交通、疾控、公安、卫健等多方力量，组织八辆负压救护车分四组分批次有序转运，将牡丹江康安医院和绥芬河人民医院近300名患者转运到红旗医院。两天半的转运过程虽然时间不长，指挥中心的工作却是高度紧张忙碌的，几公里外的转运现场却是静悄悄的，转运的各个环节低调平稳有序，没有引起周边市民的恐慌，患者也对整个转运过程感到满意。参与救治的一位老医生感慨道，从没见过有这么大规模传染病患者集体转运，时间之短、组织缜密，没出任何差错，可以称得上奇迹。
牡丹江市委书记马志勇说，零病亡的目标能够实现，这次红旗医院大改造，患者大转运，功不可没。
医疗设施举全市之力，医疗力量也同样。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最初救治过程中，就连林口、穆棱、东宁、海林四个小县城的120名医护人员也驰援绥芬河来了。
省队：两支队伍双线作战
从第一例境外输入病例进入绥芬河那天起，绥芬河和牡丹江就成了全省医护人员继湖北武汉、孝感后再度请缨逆行的目的地。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规模不是很大，作为绥芬河口岸输入病例最初的收治医院，收治患者最多时达227名，压力巨大。牡丹江市选派红旗医院副院长徐广范，临阵兼任绥芬河市人民医院执行院长，红旗医院呼吸科、重症医学科38人和佳木斯医疗队132人也都不约而同来到绥芬河，一干就是30天。
患者救治的大本营转移到牡丹江后，牡丹江就成了救治境外输入患者的主战场。
49人组成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队来了；
126人组成的齐齐哈尔医疗队来了；
80人组成的佳木斯市医疗队来了；
52人组成的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来了；
63人组成的鹤岗医疗队来了。
这些白衣战士中，有的刚刚从湖北归来，有的刚刚完成群力省级重症救治中心工作任务，接到指令立即提起行李，重披战袍直奔绥牡。
这次境外输入病例群体，与武汉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中青年居多、基础疾病较少，但是流动性大，被感染风险高；二是他们身处异国，离家时间长，长途奔波回国，机体抵抗力弱；三是患者在境外感染并发病，导致疾病进展快，给临床治疗带来难度。为此，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红旗医院及各地支援医疗队，为此对患者精准施治，强化心理抚慰，人文关怀，这是他们的特别“药方”。一名辽宁籍重型患者在红旗医院治疗恢复过程中，医护人员悉心照料，教她唱歌、跳舞,为她排解疏导，让她有了家的感觉，她身体恢复很快。
吉林籍患者张某，病情危重，入院时呼吸困难，生命体征几度报警！上无创呼吸机，氧合指数还是上不来。插管！哈医大医疗队刘海涛医生冒着感染风险，进行气管插管操作。医护团队又采取CRRT连续体外血液净化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张某说：“那一周是漫长的，医生和护士围着我，眼睛一直盯着监护仪，是他们负责任，水平高，才救回我这条命。”
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团队，整建制来自省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他们把救治前期治疗的丰富经验应用到牡丹江，少走了很多弯路，大大提高了救治速度和效果。
在救治过程的同时，医护人员更加无微不至地呵护患者。来自广东的专家管向东对此很有感触，他说，红旗医院没有一例重型危重型患者得褥疮，这和医护人员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和付出分不开，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零”，应该给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在医疗队伍之外，还有一支患者看不见的工作队。
4月7日，省委赴绥芬河市疫情防控工作组成立，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安顺任组长，副省长程志明任副组长。当晚，工作组及其下设的医疗救治和专家、口岸边检、交通转运、流调、疫情防控等11个小组，冒着漫天大雪奔赴500公里以外的绥芬河连夜投入工作。从这天起，工作组全体成员就没有离开过牡丹江，没有离开绥芬河防疫一线，三十多天里他们经历了三个季节，冬天、春天和夏天，从一身棉装到现在的夏装，未曾休息过一天。专家组组长于凯江每天都工作在病房中，一身兼任疫情防控、流调两个组组长的葛洪更是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防控的最前沿，交通转运组组长姜成福深入到转运流程的每一道环节，成了每天都在“走流程”的人……
这一切，都是源于省委省政府的“一盘棋”思想。工作组刚刚下沉第6天，省委书记张庆伟就赶赴绥芬河，到口岸、海关、医院，叮嘱守好国门第一道防线，扛起使命责任，坚决把疫情阻断在落地之处。几日后，省长王文涛再次赶赴绥芬河，要求控好源、放好哨、撒好网，给入境人员所在兄弟省市疫情防控减轻压力。
国家队：重症“八仙”来驰援
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嘱托，“国家队”来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指导组组长张学高、国家卫健委支援绥芬河工作组组长张宗久赶赴牡丹江，调研指导定点医院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直到患者清零，张宗久仍工作在绥芬河、牡丹江。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指导组、国家卫健委支援绥芬河工作组的协调调度下，各方力量陆续汇集绥芬河、牡丹江。
中国疾控中心两个实验室来了。4月12日，在绥芬河一顶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在几个小时内搭建起来；22日，移动P3实验室车队抵达牡丹江市康安医院。这一顶帐篷、一个车队就是核酸检测实验室的“野战军”，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绥牡两地送来的及时雨、雪中炭。
绥芬河核酸检测能力最初每天只有96人份，口岸通关环节最长采样时间达24小时。随着两大实验室的到来，绥芬河、牡丹江核酸日检测能力均增加1000份以上，使得当地核酸检测能力实现了大跨越。
8位国内顶尖专家风尘仆仆赶来，管向东、康焰、李六亿、赵建平、杨毅、马晓春、杨汀、于凯江。其中，管向东、康焰、李六亿、赵建平4位是从武汉转战而来，管向东、康焰被网民称为“重症八仙”的成员。
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抢救、治疗，关系到战疫的成败与否。从4月6日红旗医院省级重症集中救治区域中心再次启用,收治第一名危重型患者开始,攻坚战正式打响，这里累计收治重型、危重型患者39名，其中危重型患者14名。
在管向东、康焰等国家级专家的指导下，省市联动，攻克难关。国家级专家每天查房会诊，进行个体化指导，重点攻关个别复杂疑难患者。
红旗医院及哈医大医护人员采取一人一案，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并运用经鼻高流量吸氧等先进技术为患者治疗。共为3例患者上有创呼吸机、9例患者上无创呼吸机，对4例患者进行CRRT血滤治疗，对8例患者采用康复者血浆进行治疗，加快了患者病情好转。5月9日，重型、危重型患者清零，实现了零病亡的目标。
感控专家李六亿，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她一到前线，就马上开展对当地医护人员的培训，匆匆奔向每家定点医院，巡查指导感控措施落实。在很短时间内，她现场培训了1100多医护人员，线上培训了2万余人，督导了7家医院，参与了3家医院的改造设计。
“国家队”就是这样，每天两点一线，和我们黑龙江医护人员并肩作战，付出了巨大辛劳。
4月29日，是李六亿战“疫”整整100天的日子，当晚20时她回到驻地。让她没想到的是，三位黑龙江院感防控专家早早等在哪里，手捧鲜花、蛋糕，轻轻唱起《心甘情愿》这首歌迎接她，表达了我们黑龙江人对“国家队”的情谊。
历时50多天的绥芬河口岸境外输入疫情阻击战，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但黑龙江人并未有丝毫懈怠，依然枕戈待旦……
作者：本报记者 连占海 孙昊 邵晶岩
来源：黑龙江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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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白衣天使 你真“美”——记第九届“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伊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韩至娇】#护士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护士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防控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09个“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走近第九届“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韩至娇，一起分享她的感人故事。
“作为一名护士，就要懂得换位思考”
作为一名“95后”，今年25岁的韩至娇同其他同龄人一样，爱说爱闹，也喜欢新潮的东西，只不过因为自己职业的特殊性，她将这些特质收敛了起来。
在重症监护室中，大部分患者都是身体上插着很多管子，上着呼吸机，护士们就会在其左右，不间断地照料。2019年7月，韩至娇毕业后就来到了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担任护理工作还不到一年。她坦言，自己刚来重症监护室时也很害怕，不知道这些患者哪里不舒服、怎样照料，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工作。随着几个月工作经验的积累，她渐渐懂得了患者的苦楚，吸痰、处理大小便、翻身已成为她的日常工作。“有些禁食禁水的患者，当他们想要喝水时，都要耐心劝阻，但是他们身体不舒服会有抱怨，会冲我发脾气，这时候我都会默默忍受，当他们病情好转理解我了，我真的是非常开心。”韩至娇告诉记者，随着护理专业的不断完善，护士的工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打针、输液、喂药了，还要帮患者洗头擦身，做口腔护理，做尿管预留，甚至帮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身体护理的一切技术，更要懂得怎样与患者沟通。
一次，科室来了一位老年患者，因为需要做手术，要插静脉留置针。因为老年人的血管不是很清晰，第一次扎针的时候她没有扎准，患者的家属当时就急了，把她狠狠推了一下，她连忙说对不起，向患者和家属道歉，终于第二次成功了。事后，这位患者家属十分感激，对韩至娇的领导说：“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这么有耐心，没有生我们的气，还把患者当成亲人一样来照顾，真是对不住！”
被患者当“出气筒”，不委屈吗？当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韩至娇笑着说：“作为一名护士，就要懂得换位思考，当患者朝我撒气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饱受病痛折磨，心情会怎么样，脾气也一定会变得很不好。因此，多一些对患者的理解和宽容，医患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援鄂44天虽然苦，但也是对自己的历练”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广大医护人员逆行出征，投入防控第一线。韩至娇也在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2月4日出发奔赴武汉，3月18日返回鄂尔多斯，援鄂44天。
说起在武汉的那段工作经历，韩至娇记忆犹新。“2月6日，是我进入江汉方舱医院的日子，第一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接待住院的患者，我和队友们登记好每一位新入患者的年龄、体温、血氧饱和度以及其他症状，然后再按性别以及舱内床位情况，将患者合理安排到病区。”韩至娇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她还要负责接应患者家属从外面为患者送进来的换洗衣物、生活用品以及一些慢性病患者需要常备的药物。近距离接触患者，她尽可能让自己镇定从容。
在方舱医院工作的日子，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做好个人防护，她自己动手用修眉刀修剪了刘海，还将及腰长发也剪短了。她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长头发，但是为了工作，只能将长发剪了。而因为长期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脸颊和鼻梁都被压破了，常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增。“我感觉脸颊破得肉有点外翻，而护目镜的棱角又恰好卡在了伤口上，每摩擦一下，就疼得头皮发麻。”韩至娇说。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每次和家人视频时，她都把美颜开到最大，来模糊脸上的伤口。视频时，母亲问她，这么苦，你后悔吗？她就把镜头转向武汉的大街，告诉母亲，自己刚来的时候，武汉街上空荡荡的，现在渐渐地有车来往了。来到武汉，她不后悔，反而感到很光荣。
采访中，韩至娇告诉记者，从换服装到工作结束，上一班前后需要八到十小时，中途不吃不喝，还穿了成人纸尿裤，一个班下来几乎快要“累瘫了”。“援鄂44天虽然苦，但也是对自己的历练。”她说。
“看到患者康复出院，那一刻太幸福了”
重症监护室对很多人来说神秘而又凝重，一扇门隔开了家属与患者，在门内，护士们专注、谨慎，用爱心和专业技术呵护着每一位重症患者。在这里，护士就是战士。
重症监护室实行12小时无家属陪护制度，晚上虽然有患者家属陪护，但是一整夜，护士们的身影依然忙碌，无论多困，精神都要高度集中，守护在患者床边。第二天早上9:00才结束了这个不眠夜。
重症监护室不同于普通病房，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率高，护理以及吃喝拉撒等都由护士负责。韩至娇说：“尽管我们也有过怨言、也哭过，但擦干眼泪，撸起袖子继续干。从走进ICU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责任，即使工作千般繁琐万般困难，也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在江汉方舱医院的时候，她最开心的事就是为患者发放出院通知书，“经过规范治疗，专家组会诊确认，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出院标准，准予出院……”每个走出医院的患者手中，都拿着这样一份出院证明。“这份出院证明让我既兴奋又感动。”她说。
平常也一样，每次看到经过自己细心照顾的患者，病情得到好转，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冲她比着“耶”的手势时，她都能高兴得哭出来。“看到患者康复出院，那一刻太幸福了。”韩至娇动情地说，选择这一职业，她无怨无悔，甘愿付出。
记者手记
正是有了像韩至娇这样一群白衣天使的默默付出，才会有更多的危重患者转危为安；正是有了她们的悉心护理，濒临枯萎的生命之花才会重新绽放异彩。
她们有着“白衣天使”的美称，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让关爱无处不在。她们努力追寻着南丁格尔的足迹，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救死扶伤，守护生命。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请伸出我们的手，为身边的每一个护士竖起大拇指。致敬，白衣天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护士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防控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09个“国际护士节”，让我们走近第九届“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韩至娇，一起分享她的感人故事。
“作为一名护士，就要懂得换位思考”
作为一名“95后”，今年25岁的韩至娇同其他同龄人一样，爱说爱闹，也喜欢新潮的东西，只不过因为自己职业的特殊性，她将这些特质收敛了起来。
在重症监护室中，大部分患者都是身体上插着很多管子，上着呼吸机，护士们就会在其左右，不间断地照料。2019年7月，韩至娇毕业后就来到了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担任护理工作还不到一年。她坦言，自己刚来重症监护室时也很害怕，不知道这些患者哪里不舒服、怎样照料，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工作。随着几个月工作经验的积累，她渐渐懂得了患者的苦楚，吸痰、处理大小便、翻身已成为她的日常工作。“有些禁食禁水的患者，当他们想要喝水时，都要耐心劝阻，但是他们身体不舒服会有抱怨，会冲我发脾气，这时候我都会默默忍受，当他们病情好转理解我了，我真的是非常开心。”韩至娇告诉记者，随着护理专业的不断完善，护士的工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打针、输液、喂药了，还要帮患者洗头擦身，做口腔护理，做尿管预留，甚至帮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身体护理的一切技术，更要懂得怎样与患者沟通。
一次，科室来了一位老年患者，因为需要做手术，要插静脉留置针。因为老年人的血管不是很清晰，第一次扎针的时候她没有扎准，患者的家属当时就急了，把她狠狠推了一下，她连忙说对不起，向患者和家属道歉，终于第二次成功了。事后，这位患者家属十分感激，对韩至娇的领导说：“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这么有耐心，没有生我们的气，还把患者当成亲人一样来照顾，真是对不住！”
被患者当“出气筒”，不委屈吗？当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韩至娇笑着说：“作为一名护士，就要懂得换位思考，当患者朝我撒气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饱受病痛折磨，心情会怎么样，脾气也一定会变得很不好。因此，多一些对患者的理解和宽容，医患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援鄂44天虽然苦，但也是对自己的历练”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广大医护人员逆行出征，投入防控第一线。韩至娇也在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2月4日出发奔赴武汉，3月18日返回鄂尔多斯，援鄂44天。
说起在武汉的那段工作经历，韩至娇记忆犹新。“2月6日，是我进入江汉方舱医院的日子，第一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接待住院的患者，我和队友们登记好每一位新入患者的年龄、体温、血氧饱和度以及其他症状，然后再按性别以及舱内床位情况，将患者合理安排到病区。”韩至娇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她还要负责接应患者家属从外面为患者送进来的换洗衣物、生活用品以及一些慢性病患者需要常备的药物。近距离接触患者，她尽可能让自己镇定从容。
在方舱医院工作的日子，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做好个人防护，她自己动手用修眉刀修剪了刘海，还将及腰长发也剪短了。她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长头发，但是为了工作，只能将长发剪了。而因为长期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脸颊和鼻梁都被压破了，常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增。“我感觉脸颊破得肉有点外翻，而护目镜的棱角又恰好卡在了伤口上，每摩擦一下，就疼得头皮发麻。”韩至娇说。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每次和家人视频时，她都把美颜开到最大，来模糊脸上的伤口。视频时，母亲问她，这么苦，你后悔吗？她就把镜头转向武汉的大街，告诉母亲，自己刚来的时候，武汉街上空荡荡的，现在渐渐地有车来往了。来到武汉，她不后悔，反而感到很光荣。
采访中，韩至娇告诉记者，从换服装到工作结束，上一班前后需要八到十小时，中途不吃不喝，还穿了成人纸尿裤，一个班下来几乎快要“累瘫了”。“援鄂44天虽然苦，但也是对自己的历练。”她说。
“看到患者康复出院，那一刻太幸福了”
重症监护室对很多人来说神秘而又凝重，一扇门隔开了家属与患者，在门内，护士们专注、谨慎，用爱心和专业技术呵护着每一位重症患者。在这里，护士就是战士。
重症监护室实行12小时无家属陪护制度，晚上虽然有患者家属陪护，但是一整夜，护士们的身影依然忙碌，无论多困，精神都要高度集中，守护在患者床边。第二天早上9:00才结束了这个不眠夜。
重症监护室不同于普通病房，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率高，护理以及吃喝拉撒等都由护士负责。韩至娇说：“尽管我们也有过怨言、也哭过，但擦干眼泪，撸起袖子继续干。从走进ICU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责任，即使工作千般繁琐万般困难，也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在江汉方舱医院的时候，她最开心的事就是为患者发放出院通知书，“经过规范治疗，专家组会诊确认，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出院标准，准予出院……”每个走出医院的患者手中，都拿着这样一份出院证明。“这份出院证明让我既兴奋又感动。”她说。
平常也一样，每次看到经过自己细心照顾的患者，病情得到好转，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冲她比着“耶”的手势时，她都能高兴得哭出来。“看到患者康复出院，那一刻太幸福了。”韩至娇动情地说，选择这一职业，她无怨无悔，甘愿付出。
记者手记
正是有了像韩至娇这样一群白衣天使的默默付出，才会有更多的危重患者转危为安；正是有了她们的悉心护理，濒临枯萎的生命之花才会重新绽放异彩。
她们有着“白衣天使”的美称，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让关爱无处不在。她们努力追寻着南丁格尔的足迹，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救死扶伤，守护生命。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请伸出我们的手，为身边的每一个护士竖起大拇指。致敬，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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