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刑事立案并被羁押将近一年了，河南郑州的张雪蓁和郭红雨一直坚定的认为，他们的丈夫都是冤枉的。而两个男人之所以摊上官司身陷囹圄，与几年前的公司股权转让后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纠葛案件有关。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喜迎党代会# |砥砺奋进的五年④：现代农业绘新景 沃野绵州涌春潮】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游仙区魏城镇安乐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收成相当好，保守估计每亩产量650到700斤。”站在收割完毕的高粱地里，安乐村高粱种植户安松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今年初，村委会号召有劳动力的村民承包撂荒地。在镇村的大力支持下，村民们共计流转600余亩山梁撂荒地，种植高粱等作物。“每斤高粱卖出了近3元的价格，这步路，咱们走对了！”
“三农”稳，绵州安。我市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农业农村发展硕果累累，为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铺下“压舱石”。
数据是力证：202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蹄疾步稳
“搞快，价格要涨啰！”从今年初开始，面对求购的茶商，北川禹露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涛的“要价”始终居高不下。
去年底，该企业获得使用“天府龙芽”地理标志的授权。“天府龙芽”是茶叶品质的“证明书”，更是“绵阳造”农产品乘风破浪的最佳见证。
绘制乡村振兴蓝图，我市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开始。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2017年，我市从上千种农产品中梳理出生猪等六大重点产业和涪城麦冬等十大主导产品，并分别制定细致到乡镇的细化方案靶向发力，向一二三产融合“转身”。
2019年11月底，我市出台《绵阳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总体规划（2019—2023年）》。作为全省首个正式出台市级现代农业园区规划的市州，这表明了我市要在全川带头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心和信心。
园区建设成效几何？目前，我市已建成现代农业园区56个，逐步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及创建体系。
“样板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也不忘聚焦发力农业“芯片”，攻关种业“卡脖子”技术，在全省率先出台《绵阳市现代种业强市建设发展规划》，全市水稻制种面积稳定在16万亩，占全省1/2……
绵阳人的饭碗端得更牢。2020年底，全市粮食总产量达231.13万吨，比上年增长0.3%，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
赓续脱贫攻坚精神
勾勒业强民富村美新蓝图
“虽然摘了帽，我还要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赵思强是梓潼县文兴镇照耀村脱贫户，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他发展的生猪养殖和粮油种植收益不错。“仅在今年一季度，我家就靠卖猪收入了4万多元。”赵思强告诉记者：“下一步，我计划种植中药材，为蒸蒸向上的日子再添一把火。”
摘帽、致富——过去几年，绵州大地上无数个“赵思强”的命运之轨悄然转动。我市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尽锐出战，集中力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17年，23个扶贫专项的实施方案首次印发，作为指导全年扶贫工作的“操作手册”；2018年，制定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为决战决胜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制定时间表、施工图、任务书；2019年，安排部署“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2020年，召开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20年第一次会议，强调以决战决胜之势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2021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微观落子接踵而出，绵州大地迎来巨变——
五年来，全市共有8.3万贫困户“摘掉穷帽子”，5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北川、平武2个国定贫困县高质量摘帽，提前一年实现全域脱贫目标。
决战决胜、不胜不休。新征程已经开启，美好的愿景正在绘制：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们将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更加充足的干劲，迅速完善扶贫监测机制，理顺帮扶机制，坚决杜绝规模性返贫，真正以抓脱贫攻坚的力度、方法、标准和机制来抓乡村振兴，并把脱贫攻坚的经验、成果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当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五年来，我们见证山乡巨变。立足新征程，一个产业更强、农民更富、环境更美的绵阳正踏歌而来！
乡村振兴数据直击
人均收入
202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第一产业
202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370.95亿元，同比增长5.4%，创15年来新高，超全省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脱贫攻坚
2016年至2020年，8.3万户22.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北川、平武2个国定贫困县高质量摘帽，提前一年实现全域脱贫目标。
粮食和生猪
2020年底，绵阳粮食总产量达231.13万吨，比上年增长0.3%，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生猪存栏227.09万头，增长29.34%，全年出栏量达到324.26万头，增长16.20%，生猪规模化养殖率达到69%，位居全省第二，创建省部级生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场61个，全省7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绵阳占3家，原种猪存栏量居全省第一。
乡村振兴
2020年，全市连续2年获评2个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市、区）。获评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乡镇3个，示范村35个，获评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单位总量位居全省前三。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李灵越/文 视觉绵阳资料图）
“三农”稳，绵州安。我市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农业农村发展硕果累累，为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铺下“压舱石”。
数据是力证：202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蹄疾步稳
“搞快，价格要涨啰！”从今年初开始，面对求购的茶商，北川禹露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涛的“要价”始终居高不下。
去年底，该企业获得使用“天府龙芽”地理标志的授权。“天府龙芽”是茶叶品质的“证明书”，更是“绵阳造”农产品乘风破浪的最佳见证。
绘制乡村振兴蓝图，我市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开始。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2017年，我市从上千种农产品中梳理出生猪等六大重点产业和涪城麦冬等十大主导产品，并分别制定细致到乡镇的细化方案靶向发力，向一二三产融合“转身”。
2019年11月底，我市出台《绵阳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总体规划（2019—2023年）》。作为全省首个正式出台市级现代农业园区规划的市州，这表明了我市要在全川带头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心和信心。
园区建设成效几何？目前，我市已建成现代农业园区56个，逐步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及创建体系。
“样板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也不忘聚焦发力农业“芯片”，攻关种业“卡脖子”技术，在全省率先出台《绵阳市现代种业强市建设发展规划》，全市水稻制种面积稳定在16万亩，占全省1/2……
绵阳人的饭碗端得更牢。2020年底，全市粮食总产量达231.13万吨，比上年增长0.3%，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
赓续脱贫攻坚精神
勾勒业强民富村美新蓝图
“虽然摘了帽，我还要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赵思强是梓潼县文兴镇照耀村脱贫户，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他发展的生猪养殖和粮油种植收益不错。“仅在今年一季度，我家就靠卖猪收入了4万多元。”赵思强告诉记者：“下一步，我计划种植中药材，为蒸蒸向上的日子再添一把火。”
摘帽、致富——过去几年，绵州大地上无数个“赵思强”的命运之轨悄然转动。我市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尽锐出战，集中力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17年，23个扶贫专项的实施方案首次印发，作为指导全年扶贫工作的“操作手册”；2018年，制定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为决战决胜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制定时间表、施工图、任务书；2019年，安排部署“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2020年，召开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20年第一次会议，强调以决战决胜之势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2021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微观落子接踵而出，绵州大地迎来巨变——
五年来，全市共有8.3万贫困户“摘掉穷帽子”，5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北川、平武2个国定贫困县高质量摘帽，提前一年实现全域脱贫目标。
决战决胜、不胜不休。新征程已经开启，美好的愿景正在绘制：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们将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更加充足的干劲，迅速完善扶贫监测机制，理顺帮扶机制，坚决杜绝规模性返贫，真正以抓脱贫攻坚的力度、方法、标准和机制来抓乡村振兴，并把脱贫攻坚的经验、成果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当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五年来，我们见证山乡巨变。立足新征程，一个产业更强、农民更富、环境更美的绵阳正踏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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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
202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第一产业
202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370.95亿元，同比增长5.4%，创15年来新高，超全省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脱贫攻坚
2016年至2020年，8.3万户22.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北川、平武2个国定贫困县高质量摘帽，提前一年实现全域脱贫目标。
粮食和生猪
2020年底，绵阳粮食总产量达231.13万吨，比上年增长0.3%，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生猪存栏227.09万头，增长29.34%，全年出栏量达到324.26万头，增长16.20%，生猪规模化养殖率达到69%，位居全省第二，创建省部级生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场61个，全省7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绵阳占3家，原种猪存栏量居全省第一。
乡村振兴
2020年，全市连续2年获评2个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市、区）。获评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乡镇3个，示范村35个，获评省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单位总量位居全省前三。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李灵越/文 视觉绵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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