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人朋友a有无数个“朋友”，是那种跟他说过话（并性别女）加上联系方式就能被他划入“朋友”，同时能跟几百个人网聊并坚持快二十年的人。
a吐槽b文化程度低，吐槽c见识短，之类的事很多，但随便什么人叫他去做什么事，他都会马上去做，一样从我认识他到现在都如此。
他人挺不错的，不过并没有发展出向上人际，他好像又吐槽别人又喜欢向下交友，至于那些“向下”的人真的有那么差也无从（懒得)证实。

今天又听他讲了故事。

外婆家在西安咸阳交界处，但是却属于长安县辖区，所以自古就属于“三不管”地区，自古就很乱。
历史上，这块地方出过很多有名的“刀客”和土匪。

大概五十年之前，这个地方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陡然之间，风气蔚然。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是父母辈的亲身经历。

昨天陪舅舅聊了很久，他说起那个时代，谁家出门都一样：门栓上插一根树枝。
你插了，别人就懂了——家里没人，就不会敲门了。

所谓锁门，就是这样；
锁门的意义，也仅限于此。

从建国之初，我国的行政分级就是乡，到县，再到省，再到国，四级管理，为了方便管理，又在省以下，设置了地区行署；
在县以下，设置了“区”。

地区行署和区，并不属于一级行政机构，它们只是省和县的外派机构。

那时候，我们村和外婆村，同归长安县“斗门区”辖区。

每一个这样的区里，只有一个派出所，根据所辖乡镇（那时候不叫乡镇，叫公社）的多少，配置多少警员，基本就是一个公社，配一个警员。
斗门区下辖一直都是四五个公社（历史上调整过好几次）所以，斗门区派出所，也一直只有六七个民警。

所长、指导员，再加上几个骑自行车的民警，就是全部配置。

就这样的寥寥几个民警，还要整天要骑自行车往各村跑，因为要“找案子”。
那个年代，实在是没有案子，而作为一级派出所，没有案子就意味着没有破案记录，实在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事情。

当年每个村都有很多机井，打井成功之后，水泵安装好，基本上就是一辈子了——不彻底罢工，这些水泵是不会被提出水面的。

每到农忙灌溉时间，先是队长带人检查渠道；电工检查电路之后，在村里配电室合闸供电；村里再派个人，去机井打开水泵；接下来就是田间地头，负责浇地的那些人在忙活了。

所以，这些机井经常几个月都没人管。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叔叔，进村就到处问：队长在哪里？
村民们指了队长所在的地块之后，开始嘀嘀咕咕：这队长，怕不是犯啥事儿了吧？

村民大多数都在地里干活，一个穿白衣服带大盖帽的，骑自行车在路上，在那个年月是非常醒目的。
所以队长也远远就看到了，赶紧迎上去：同志，我是队长，有什么事？

我舅讲这件事的时候，描述队长当时的状态，就是强行镇定，但是脸色也变了，声音抖得旁边村民都能听出来。
（队长小名叫“兔娃子”，论外婆家的辈分，我叫他“老哥”，如果活着，他现在也得有九十岁左右了。）

那个警察同志说：你们会计呢？
队长一边松一口气，一边又开始紧张：我们会计咋了？
别问，带我去找他！

于是，队长同志就带着警察屁颠屁颠地去找会计。

会计叫顺志，我也叫老哥（这么多老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外公的辈分实在是太高了，我去外婆家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论辈分叫人，只好看到比我舅年纪大的，统统叫老哥。）

警察同志一见到顺志哥，伸出手：交一毛三分钱，赶紧的！

顺志哥还处于蒙圈状态，但是仍然很麻利的掏出钱，同时记账、出票。
（出纳不在场，那一毛三分钱，是他先垫付的，所以必须手续齐全。）

警察同志拿到钱之后，给了队长一个条子：拿这个，去咸阳火车站，拿你们的水泵吧。

队长和会计又懵圈了：啥？一毛三分钱，在咸阳买个水泵？还是警察跑来通知？

这时候，警察同志才开始讲事情的原委：咸阳礼泉县，抓了一个盗窃犯，根据口供，找到了一个机井上用的水泵，是从你们村偷的；

于是礼泉县公安局，把水泵通过铁路，托运到咸阳火车站，运费是一毛三分钱，这个钱必须你们队上出。

交代完事情，警察同志就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又离开了，队长赶紧挨个查看机井，果然少了一个水泵。

第二天，派马车，拿着条子去咸阳火车站领回水泵，这个事儿就算过了。

聊到最后，舅舅聊到他在那个时代读书，后来考上大学；
他说，我上学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人民和国家养活我、供我上学，我如果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词，良心上过不去。

舅舅是政法系统退休的，他们单位的老领导已经有好多个“出事儿”了；
舅舅说，别说倒查二十年，即便是倒查四十年，我也干干净净。

所以他老人家目前吃得好，睡得香，每天带两个孙子就是日常主要工作内容。

很多人羡慕他，说他是神仙日子，舅舅说，其实做神仙很简单：别管做人做事、受罪享福，面对任何事时，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就可以了。

二十五年前的老外公镇楼。
（图中是草民的老外公，怀里抱着的，是草民的犬女[doge]）

[耶][耶][耶]

于和伟：贫困家庭出生，大器晚成，夫妻恩爱二十年无绯闻那年，演员于和伟带着宋林静回老家过年，在热闹的大街上，于和伟来到哥哥的烧饼摊前，哥哥看到于和伟准备过来帮忙，急忙说，“你带着静静回家去，待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于和伟如今五十一岁，已是一线红星。但是当年，于和伟家是当地的贫困户。于和伟母亲生下于和伟时已经45岁，大姐比于和伟大24岁，刚做了母亲的大姐，长姐如母般喂养于和伟。于和伟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八个孩子艰难度日。于和伟很有艺术天赋，但是他初中毕业入学了不收学费的抚顺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老师。1991年，不想放弃爱好的于和伟，终于如愿考入了抚顺市话剧团，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在话剧团，于和伟遇见了爱情。团里有一个名叫宋林静的舞蹈演员，长得高挑漂亮，家境富裕，她喜欢上了于和伟。但是，出身贫寒的于和伟有点自卑，他对宋林静的示好总是不敢有所表示。宋林静一开始不知道原因，后来才了解到，原来于和伟的母亲在摆摊卖烤白薯。知道了于母在摆摊后，宋林静就经常坐公交去买于母的烤白薯，每次都会买三个四个。有一次，北方的冬天非常冷，宋林静为了让于母早点收摊回家，一下子把于母摊位上的7个红薯全买光了，于母得以收摊早早地回家。于和伟从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从母亲的描述中于和伟猜到了是宋林静。于和伟很感动，他觉得宋林静是个善良的好姑娘，于和伟鼓起勇气向宋林静表白，一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94年，宋林静在于和伟的鼓励下考上了上戏表演进修班，两人毕业后一起进了南京话剧团，开始成为专业的话剧演员。1999年，于和伟和宋林静结婚了，两人的婚就是团里分的10平米的小单间。虽然感情生活幸福，但于和伟的事业一直没进展，于和伟经常在团里跑龙套，演群演。于和伟还是非常喜欢表演，他就想向影视方面发展一下，他不断在网上投简历，向导演和制片人自荐，哪怕一个很小的角色他都是第一时间准时赶到。但是，有时候，即使约了戏也会黄，有一次于和伟的角色被一个投资方的人替换了，于和伟白花了千元的路费，于和伟很心疼，这是妻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啊。宋林静很支持丈夫的事业，宋林静甚至当掉了首饰当作资金，于和伟感动落泪，“遇到你是我这一生的幸运。”于和伟不挑角色，又很认真，得到了剧组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喜欢找他演角色。2003年11月，宋林静在南京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荞麦。那时于和伟已经参演了《局中局》、《纸醉金迷》等剧，也是一名资深的演员了。那时候于和伟常年在北京拍戏，宋林静带着女儿在南京工作，宋林静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宋林静没有向丈夫诉过苦。一直到2006年，于和伟有计划在北京买定居，但是家里要赡养老人，资助八个哥哥姐姐。为了攒够买的钱，于和伟一年拍五部戏，常年都在剧组待着。2009年，于和伟在高希希导演的《三国演义》中扮演刘备，于和伟做足了功课，演绎了一个内心戏十足的全新的刘备，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2011年，于和伟终于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一家人在北京定居。于和伟的演艺事业趋于稳定的时候，他很想帮助自己的哥哥，哥哥一直在老家卖烧饼。可是于和伟的哥哥不愿意去城市，他觉得在老家安心，卖烧饼的生活很安稳。这样的亲情也成为了于和伟前进的动力。事业成功，于和伟的应酬也开始多起来。于和伟耐心地和妻子解释，那都是剧组为了剧集的炒作。而从那之后，于和伟把所有收入都交给妻子管，每次应酬，都告诉妻子有哪些人参加。于和伟只要在家，就帮妻子做家务，带孩子，慢慢地，宋林静不再纠结绯闻的事情。2018年，于和伟47岁了，2012年，于和伟参演了张艺谋的电影《悬崖之上》，扮演男主角周乙。人到中年，于和伟的演艺事业越来越红火，跻身了一线红星的行列。如今，于和伟和宋林静已经有20多年的婚姻。记者采访于和伟的时候，于和伟总是感谢妻子，“没有她的牺牲和付出，就没有我的今天。她是我一生的最爱。”人生短短几十年，有的人起跑时候就冲在前面，而有的人大器晚成。不管如何，专注于一件事，而能坚持到底，人生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