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万规模私募一年亏损98%，清盘仅剩132万：资金都投向了在港上市的中新控股股票，后这家上市公司被查退市。而这个私募基金是泓实资产，查不到它的任何资料，法人代表是彭显俊，曾用名是北京先锋国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中新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就是先锋。不知道是不是发行私募基金，拉抬自己的上市公司？网上找不到彭显俊的任何资料，更不要基金管理人的资料了。泓实资产只在17年和18年发行共十只，都是一年，全清算了，也没再发行。
刚募集资金时，2018年5月，中新控股股价还处在1港元/股，之后不久开启连续下挫，到2019年5月时，每股股价仅剩2分钱，已沦为仙股。因受旗下全资子公司先锋支付不合规操作影响，中新控股于2019年7月8日正式停牌，在停业调查一年半后，被退市。
全文：
在销售人员承诺8％收益后，杨某涛购买了100万元私募基金，临清盘却发现本金仅剩1.86万元。一怒之下，杨某涛将该私募基金代销机构进懋公司和盈信公司、基金管理人泓实公司、托管人中信建投证券4家机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投资本金损失98.14万元及利息损失。
2022年4月26日，金融界从北京法院网了解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
一、全仓投资标的被摘牌退市
经查，2018年4月，杨某涛通过进懋公司理财师田某介绍，投资100万元购买“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睿兴十号基金），投资起始日期2018年5月15日，投资期限12个月。
2018年4月26日，杨某涛向《基金合同》约定的盈信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泓实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杨某涛出具《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投资确认书》（以下简称《投资确认书》），确认：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投资起始日为2018年5月15日，投资期限12个月，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
2018年5月15日，泓实公司向中信建投公司出具《基金成立通知书》，载明：基金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产品封闭期12个月。当日，中信建投公司出具资金到账确认函，载明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托管账户已于2018年5月15日收到该产品项下成立资金7130万元。
那么，成立后的睿兴十号私募基金到底投向了什么，以至于一年清盘时候亏损幅度达到惊人了98％。
判决书中给出了答案，该产品属于权益类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配置比例为现金类资产0％-2％，权益类资产98％-100％。其中权益类资产定向投资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中新控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08207.HK）股票。
2018年5月，中新控股股价还处在1港元/股，之后不久便开启连续下挫，到2019年5月时每股股价仅剩2分钱，已沦为仙股。
中新控股为先锋系企业，因受旗下全资子公司先锋支付不合规操作影响，中新控股于2019年7月8日正式停牌。在停业调查一年半后，中新控被香港联交所宣布退市。
由于睿兴十号私募基金主要投向中新控股的股票，基金净值也跟随大幅下跌。2019年5月14日，清算小组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清算程序，一年后完成清算。
根据清算结果，截至2020年5月12日，泓实公司向杨某涛发送《第一次清算公告》，截至2020年5月8日，基金资产总净值为1323497.26元，累计单位净值0.019，其中本次清算可分配剩余资产总金额132.28万元，该可分配剩余资产包含应收募集户利息，因此，每100万份基金份额预计可分配1.86万元。
2020年5月19日，盈信公司向杨某涛账户转账18552.65元，附言：代销清盘-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
二、销售机构是否应当赔偿引争议
投资有风险是每个投资者都清楚的道理，且私募基金投资风险相对更高一些。仅因为购买的产品亏损，就将代销机构和管理人及托管人诉诸司法也不具有合理性。
但杨某涛认为，泓实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向自己推荐了超出风险等级的产品，且销售人员存在承诺保本收益情形。
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涛申请基金销售人员田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销售人员田某确认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表示在微信中所称8％基准收益是进懋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进懋公司是该基金产品的销售公司。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账户业务申请表》及《基金合同》均由进懋公司员工田某代签署，案涉基金属于R3级基金产品，基金未设预警止损线，在极端情况下，投资者的本金有可能出现全部损失，属于高风险金融产品。
根据查明的事实，《基金合同》并非杨杭涛本人签署，回访电话及邮箱均系进懋公司员工田某所使用，故本院认为泓实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销售上述金融产品时，未了解杨某涛的风险承受能力、未向杨某涛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其作为金融产品发行人未尽适当性义务，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导致杨某涛在购买金融产品过程中遭受损失，应与赔偿。
法院认为，盈信公司与进懋公司作为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未如实告知基金存在的风险、未了解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且承诺基金存在基准收益8％，其亦未尽到适当性义务，杨某涛有权要求其就上述损失与泓实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中信建投公司作为托管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事后监督、付款、清算等义务，杨某涛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三、审判结果
据此，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泓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进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杨某涛投资本金损失981447.35元及利息损失。
刚募集资金时，2018年5月，中新控股股价还处在1港元/股，之后不久开启连续下挫，到2019年5月时，每股股价仅剩2分钱，已沦为仙股。因受旗下全资子公司先锋支付不合规操作影响，中新控股于2019年7月8日正式停牌，在停业调查一年半后，被退市。
全文：
在销售人员承诺8％收益后，杨某涛购买了100万元私募基金，临清盘却发现本金仅剩1.86万元。一怒之下，杨某涛将该私募基金代销机构进懋公司和盈信公司、基金管理人泓实公司、托管人中信建投证券4家机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投资本金损失98.14万元及利息损失。
2022年4月26日，金融界从北京法院网了解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
一、全仓投资标的被摘牌退市
经查，2018年4月，杨某涛通过进懋公司理财师田某介绍，投资100万元购买“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睿兴十号基金），投资起始日期2018年5月15日，投资期限12个月。
2018年4月26日，杨某涛向《基金合同》约定的盈信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泓实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向杨某涛出具《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投资确认书》（以下简称《投资确认书》），确认：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投资起始日为2018年5月15日，投资期限12个月，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
2018年5月15日，泓实公司向中信建投公司出具《基金成立通知书》，载明：基金成立日期2018年5月15日，产品封闭期12个月。当日，中信建投公司出具资金到账确认函，载明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的托管账户已于2018年5月15日收到该产品项下成立资金7130万元。
那么，成立后的睿兴十号私募基金到底投向了什么，以至于一年清盘时候亏损幅度达到惊人了98％。
判决书中给出了答案，该产品属于权益类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配置比例为现金类资产0％-2％，权益类资产98％-100％。其中权益类资产定向投资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中新控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08207.HK）股票。
2018年5月，中新控股股价还处在1港元/股，之后不久便开启连续下挫，到2019年5月时每股股价仅剩2分钱，已沦为仙股。
中新控股为先锋系企业，因受旗下全资子公司先锋支付不合规操作影响，中新控股于2019年7月8日正式停牌。在停业调查一年半后，中新控被香港联交所宣布退市。
由于睿兴十号私募基金主要投向中新控股的股票，基金净值也跟随大幅下跌。2019年5月14日，清算小组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清算程序，一年后完成清算。
根据清算结果，截至2020年5月12日，泓实公司向杨某涛发送《第一次清算公告》，截至2020年5月8日，基金资产总净值为1323497.26元，累计单位净值0.019，其中本次清算可分配剩余资产总金额132.28万元，该可分配剩余资产包含应收募集户利息，因此，每100万份基金份额预计可分配1.86万元。
2020年5月19日，盈信公司向杨某涛账户转账18552.65元，附言：代销清盘-泓实资产睿兴十号私募投资基金。
二、销售机构是否应当赔偿引争议
投资有风险是每个投资者都清楚的道理，且私募基金投资风险相对更高一些。仅因为购买的产品亏损，就将代销机构和管理人及托管人诉诸司法也不具有合理性。
但杨某涛认为，泓实公司违反适当性义务，向自己推荐了超出风险等级的产品，且销售人员存在承诺保本收益情形。
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涛申请基金销售人员田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销售人员田某确认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表示在微信中所称8％基准收益是进懋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进懋公司是该基金产品的销售公司。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账户业务申请表》及《基金合同》均由进懋公司员工田某代签署，案涉基金属于R3级基金产品，基金未设预警止损线，在极端情况下，投资者的本金有可能出现全部损失，属于高风险金融产品。
根据查明的事实，《基金合同》并非杨杭涛本人签署，回访电话及邮箱均系进懋公司员工田某所使用，故本院认为泓实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销售上述金融产品时，未了解杨某涛的风险承受能力、未向杨某涛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其作为金融产品发行人未尽适当性义务，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导致杨某涛在购买金融产品过程中遭受损失，应与赔偿。
法院认为，盈信公司与进懋公司作为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未如实告知基金存在的风险、未了解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且承诺基金存在基准收益8％，其亦未尽到适当性义务，杨某涛有权要求其就上述损失与泓实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中信建投公司作为托管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事后监督、付款、清算等义务，杨某涛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三、审判结果
据此，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泓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进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杨某涛投资本金损失981447.35元及利息损失。
#杜雪儿涉毒获刑#【#杜雪儿案涉及的7个法律问题#】近日，福禄寿乐队成员之一杜雪儿因走私毒品罪获刑的新闻引发了网友巨大关注。
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开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21年1月4日，被告人杜雪儿通过微信联系境外卖家“Eri©葉”，从美国购买邮票状“LSD”9张，并通过邮寄方式走私入境。同年1月26日该邮件在天津海关通关时被查获后移交北京海关缉私局处理。同年1月29日，北京海关缉私局在收货地址现场抓获被告人杜雪儿。经称量、鉴定，上述邮票状LSD净重0.13克，检出麦角二乙胺。
其本人在道歉信中写道：“身为艺人，我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和愚蠢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边界，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我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和惩罚……”看到这里，报报认为有必要借着这个年轻艺人涉毒案来进行一场关于走私毒品罪的普法教育。
就该案中网友关心的问题，报报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孙本雄结合判决书内容一一解析。
1.司法机关如何判断行为人走私的是毒品？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京04刑初17号]（以下简称“判决书”），杜雪儿辩称“其不知道所购买的物品为毒品。”实践中，走私毒品罪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走私的对象是毒品即可，不要求行为人明确认识到毒品的化学成分、效用、名称等。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所走私的物品可能是毒品，即应认为她认识到是毒品。本案中，杜雪儿曾通过外国网站了解到“LSD”能使人产生幻觉，境内一般渠道不能买到，且她曾接受过专门的禁毒警示教育，完全有理由相信她能够明确判断“LSD”属于我国法律所禁止的精神药品。据此，应认为杜雪儿知道所走私的是毒品。
2.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走私毒品罪中的“明知”？
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而应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时的情形等，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杜雪儿“明知”“LSD”是我国境内禁止的精神药品而购买，并在家中故意签收与其姓名不符的邮寄“LSD”的邮件，加上杜雪儿受过专门的禁毒警示教育并明知故犯地购买过大麻（用“裙子”的图案代替大麻规避监管）、与岳某的聊天中多次使用“真咖啡”“假咖啡”“邮票”“集邮”等明显具有特定指向用语。这些职业特点、阅历、行为方式均表明她明知所购买的物品的性质。
3.应如何认定走私行为？
走私毒品指非法运输、携带、邮寄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包括输入毒品和输出毒品两种行为方式。本案中，杜雪儿在明知“LSD”属于在我国境内禁止流通的物品的情况下，仍然从境外购买，事实上是要求（教唆）他人将“LSD”非法邮寄到我国境内，应被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的共同犯罪。
4.未查清毒品提供者的情况下，能否认定杜雪儿的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本案中，“LSD”的销售者将该物品伪装成爆米花销售，表明销售者对“LSD”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将该物品非法走私进入我国境内的，符合走私毒品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杜雪儿作为购买者，事实上是教唆销售者将“LSD”走私进入我国境内，无疑破坏了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秩序。客观上，杜雪儿的行为促进破坏我国毒品管理秩序的行为的实施；主观上，杜雪儿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会危害毒品管制秩序，仍然希望走私“LSD”入境的行为发生。即杜雪儿的行为在走私毒品罪的犯罪成立条件下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点，应被认定为成立走私毒品罪。
5.办案过程侦查机关获取的有关杜雪儿认罪的证据为何会被排除？
杜雪儿案件的辩护律师指出，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就被告人杜雪儿从网上查询“LSD”的问话有引导成分，最后导致法院没有采纳该供述确认的内容，而是通过综合案件其他证据的形式，认定被告人明知的事实。《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本案中，侦查人员讯问杜雪儿时，采用了引诱这一刑事诉讼法禁止的非法取证行为，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故被排除。
6.如何判断证人庄某证言的真实性？
证人证言是通过证人的口头表达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形式。在我国，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中，相较于证人出庭，法官更关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是否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本案中，庄某证言的真实性，法院采取了根据微信聊天的上下文语境和文意，并结合生活经验和证言间是否存在违背常理的矛盾之处等方法，综合判断后得出庄某证言的真实含义，具有合理性。
7.如何认定走私毒品罪中的入罪标准？
从《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可以看出，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纯度高低，都应作为犯罪予以追诉。（丁一之）
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开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21年1月4日，被告人杜雪儿通过微信联系境外卖家“Eri©葉”，从美国购买邮票状“LSD”9张，并通过邮寄方式走私入境。同年1月26日该邮件在天津海关通关时被查获后移交北京海关缉私局处理。同年1月29日，北京海关缉私局在收货地址现场抓获被告人杜雪儿。经称量、鉴定，上述邮票状LSD净重0.13克，检出麦角二乙胺。
其本人在道歉信中写道：“身为艺人，我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和愚蠢的行为，越过了法律的边界，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我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和惩罚……”看到这里，报报认为有必要借着这个年轻艺人涉毒案来进行一场关于走私毒品罪的普法教育。
就该案中网友关心的问题，报报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孙本雄结合判决书内容一一解析。
1.司法机关如何判断行为人走私的是毒品？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京04刑初17号]（以下简称“判决书”），杜雪儿辩称“其不知道所购买的物品为毒品。”实践中，走私毒品罪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走私的对象是毒品即可，不要求行为人明确认识到毒品的化学成分、效用、名称等。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所走私的物品可能是毒品，即应认为她认识到是毒品。本案中，杜雪儿曾通过外国网站了解到“LSD”能使人产生幻觉，境内一般渠道不能买到，且她曾接受过专门的禁毒警示教育，完全有理由相信她能够明确判断“LSD”属于我国法律所禁止的精神药品。据此，应认为杜雪儿知道所走私的是毒品。
2.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走私毒品罪中的“明知”？
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而应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时的情形等，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杜雪儿“明知”“LSD”是我国境内禁止的精神药品而购买，并在家中故意签收与其姓名不符的邮寄“LSD”的邮件，加上杜雪儿受过专门的禁毒警示教育并明知故犯地购买过大麻（用“裙子”的图案代替大麻规避监管）、与岳某的聊天中多次使用“真咖啡”“假咖啡”“邮票”“集邮”等明显具有特定指向用语。这些职业特点、阅历、行为方式均表明她明知所购买的物品的性质。
3.应如何认定走私行为？
走私毒品指非法运输、携带、邮寄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包括输入毒品和输出毒品两种行为方式。本案中，杜雪儿在明知“LSD”属于在我国境内禁止流通的物品的情况下，仍然从境外购买，事实上是要求（教唆）他人将“LSD”非法邮寄到我国境内，应被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的共同犯罪。
4.未查清毒品提供者的情况下，能否认定杜雪儿的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本案中，“LSD”的销售者将该物品伪装成爆米花销售，表明销售者对“LSD”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将该物品非法走私进入我国境内的，符合走私毒品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杜雪儿作为购买者，事实上是教唆销售者将“LSD”走私进入我国境内，无疑破坏了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秩序。客观上，杜雪儿的行为促进破坏我国毒品管理秩序的行为的实施；主观上，杜雪儿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会危害毒品管制秩序，仍然希望走私“LSD”入境的行为发生。即杜雪儿的行为在走私毒品罪的犯罪成立条件下具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特点，应被认定为成立走私毒品罪。
5.办案过程侦查机关获取的有关杜雪儿认罪的证据为何会被排除？
杜雪儿案件的辩护律师指出，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就被告人杜雪儿从网上查询“LSD”的问话有引导成分，最后导致法院没有采纳该供述确认的内容，而是通过综合案件其他证据的形式，认定被告人明知的事实。《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本案中，侦查人员讯问杜雪儿时，采用了引诱这一刑事诉讼法禁止的非法取证行为，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故被排除。
6.如何判断证人庄某证言的真实性？
证人证言是通过证人的口头表达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形式。在我国，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中，相较于证人出庭，法官更关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是否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本案中，庄某证言的真实性，法院采取了根据微信聊天的上下文语境和文意，并结合生活经验和证言间是否存在违背常理的矛盾之处等方法，综合判断后得出庄某证言的真实含义，具有合理性。
7.如何认定走私毒品罪中的入罪标准？
从《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可以看出，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纯度高低，都应作为犯罪予以追诉。（丁一之）
【驻美大使秦刚：#世界不需要也承受不起一场新的冷战#】2022年4月18日，驻美大使秦刚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乌克兰危机之后》的署名文章。全文译文如下：
乌克兰的危机令人痛心。流血冲突多持续一分钟，四千三百万乌克兰人民就多受一分苦难。尽快结束这场谁都不愿看到的冲突，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中国历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停火止战和缓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并将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严肃思考这场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以及危机后我们要走的道路。
二战后国际体系正承受着冷战结束以来最沉重的压力。百年一遇的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空前规模制裁，历史性的通胀和经济陷入衰退的前景，使国际体系“锅炉”的压力警报频繁响起，需要我们共同为命运与共的世界减压，而不是加压。
欧洲是乌克兰危机中承压最重之地。对欧洲稳定繁荣的预期似乎一夜逆转，取而代之的是巨大不确定性。要扭转这种预期，既要停火止战，更要找到危机后欧洲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探讨构建平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新理念与新架构。
反思近30多年来欧亚大陆两端安全形势截然相反的演变，有助于看清未来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路在何方。冷战后，当欧洲走上以北约东扩寻求安全之路时，大陆东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创建了没有先例可循的五方会谈机制，开启了对新型安全理念与道路的探索。1996年，就在克林顿总统在底特律首次宣布北约东扩时间表的同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5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彻底解决了中国同原苏联国家的边境问题，结束了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历史，奠定了后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则成为“上海精神”的内核，实现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长期睦邻友好和共同安宁。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选择将结出不同的果实。
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美中关系，也走到了关键十字路口。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中国在1992年分别接待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问，同俄罗斯确立了“互不敌对”关系。当时的美俄、中俄关系，站在同一个起点上。30年后，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没有变化。中国过去是、将来也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始终坚持从事情的是非曲直出发作出判断、决定立场，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干扰。所谓中方事先知情俄方对乌军事行动以及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援助都是虚假信息。
类似俄乌冲突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之间，中国也会持今天这样的立场。而30年后的美俄关系，却滑向了“新冷战”。这样的美俄关系不符合中美俄三方任何一方的利益，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道理很简单，让美俄关系更坏不会让中美关系更好，让中俄关系变坏也不会让美俄关系变好。把中美关系搞砸了，对美俄关系、对世界都没有好处。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危机来临时，仍然有人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企图逼迫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选边站队；有人炮制“中俄轴心论”，极其危险地曲解中俄关系，无端让中国为乌克兰危机负责；有人把台湾问题和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渲染台海冲突风险；有人不顾乌克兰危机警示，在亚太地区制造隔阂、对立和不安全，企图让亚太重走欧洲的老路。这些言行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没有任何好处，对稳定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好处。把中美俄、欧洲、亚太和世界“都拖下水”，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有任何好处。
乌克兰曾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起步之地。70多年后，乌克兰的命运再次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许我们暂时还不能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达成一致，但在“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有过40年相互隔绝的不堪回首经历之后，我们至少应意识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不顾别国的安全而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没有尊重、信任、包容与合作，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危机过后，世界不需要也承受不起一场新的冷战。
中美两国不仅应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更应当在应对国际政治气候变冷中积极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对危机认知的差异，不应成为无端指责和施压的理由，不应干扰中美为走出乌克兰危机作出努力。我本人同美方同事保持着密切沟通。同时，中、美有理由把眼光放得更远，就危机之外与危机之后展开务实、建设性对话、协调与合作，推动实现各方都能接受的欧洲长治久安之策，妥善解决其他全球热点问题，与国际社会携手预防和应对乌克兰危机给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带来的严重冲击，确保各国经济民生不受影响。当今的国际体系并不完美，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是维护者、建设者，不是破坏者、颠覆者。使中美18亿人民和世界78亿人民共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共同担负的历史责任。（中国驻美大使馆）
乌克兰的危机令人痛心。流血冲突多持续一分钟，四千三百万乌克兰人民就多受一分苦难。尽快结束这场谁都不愿看到的冲突，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中国历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停火止战和缓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并将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严肃思考这场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以及危机后我们要走的道路。
二战后国际体系正承受着冷战结束以来最沉重的压力。百年一遇的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空前规模制裁，历史性的通胀和经济陷入衰退的前景，使国际体系“锅炉”的压力警报频繁响起，需要我们共同为命运与共的世界减压，而不是加压。
欧洲是乌克兰危机中承压最重之地。对欧洲稳定繁荣的预期似乎一夜逆转，取而代之的是巨大不确定性。要扭转这种预期，既要停火止战，更要找到危机后欧洲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探讨构建平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新理念与新架构。
反思近30多年来欧亚大陆两端安全形势截然相反的演变，有助于看清未来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路在何方。冷战后，当欧洲走上以北约东扩寻求安全之路时，大陆东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创建了没有先例可循的五方会谈机制，开启了对新型安全理念与道路的探索。1996年，就在克林顿总统在底特律首次宣布北约东扩时间表的同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5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彻底解决了中国同原苏联国家的边境问题，结束了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历史，奠定了后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则成为“上海精神”的内核，实现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长期睦邻友好和共同安宁。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选择将结出不同的果实。
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美中关系，也走到了关键十字路口。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中国在1992年分别接待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问，同俄罗斯确立了“互不敌对”关系。当时的美俄、中俄关系，站在同一个起点上。30年后，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没有变化。中国过去是、将来也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始终坚持从事情的是非曲直出发作出判断、决定立场，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干扰。所谓中方事先知情俄方对乌军事行动以及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援助都是虚假信息。
类似俄乌冲突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之间，中国也会持今天这样的立场。而30年后的美俄关系，却滑向了“新冷战”。这样的美俄关系不符合中美俄三方任何一方的利益，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道理很简单，让美俄关系更坏不会让中美关系更好，让中俄关系变坏也不会让美俄关系变好。把中美关系搞砸了，对美俄关系、对世界都没有好处。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危机来临时，仍然有人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企图逼迫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选边站队；有人炮制“中俄轴心论”，极其危险地曲解中俄关系，无端让中国为乌克兰危机负责；有人把台湾问题和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渲染台海冲突风险；有人不顾乌克兰危机警示，在亚太地区制造隔阂、对立和不安全，企图让亚太重走欧洲的老路。这些言行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没有任何好处，对稳定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好处。把中美俄、欧洲、亚太和世界“都拖下水”，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有任何好处。
乌克兰曾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起步之地。70多年后，乌克兰的命运再次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许我们暂时还不能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达成一致，但在“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有过40年相互隔绝的不堪回首经历之后，我们至少应意识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不顾别国的安全而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没有尊重、信任、包容与合作，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危机过后，世界不需要也承受不起一场新的冷战。
中美两国不仅应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更应当在应对国际政治气候变冷中积极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对危机认知的差异，不应成为无端指责和施压的理由，不应干扰中美为走出乌克兰危机作出努力。我本人同美方同事保持着密切沟通。同时，中、美有理由把眼光放得更远，就危机之外与危机之后展开务实、建设性对话、协调与合作，推动实现各方都能接受的欧洲长治久安之策，妥善解决其他全球热点问题，与国际社会携手预防和应对乌克兰危机给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带来的严重冲击，确保各国经济民生不受影响。当今的国际体系并不完美，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是维护者、建设者，不是破坏者、颠覆者。使中美18亿人民和世界78亿人民共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共同担负的历史责任。（中国驻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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