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教练说王嘉男从小就是关键先生#】北京时间7月17日，在2022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嘉男在自己的第六次试跳中跳出了8米36的成绩，一跃夺金，为中国男子跳远创造了历史。在决赛开始之前，王嘉男的启蒙教练、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全能、撑杆跳教练杨克强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紧张地关注着爱徒的表现。
“在嘉男最后一跳落地时，看着他兴奋的样子，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他从小就是关键先生，关键比赛能力特别强，关键时刻他的脑子特别清醒，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杨克强说。
杨克强告诉记者，王嘉男是他在沈河区运动会上发现的“好苗子”。“我当时是在操场上看到了正在走路的王嘉男，虽然不算很高，但是腿长，有运动员那个劲儿”
“在嘉男最后一跳落地时，看着他兴奋的样子，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他从小就是关键先生，关键比赛能力特别强，关键时刻他的脑子特别清醒，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杨克强说。
杨克强告诉记者，王嘉男是他在沈河区运动会上发现的“好苗子”。“我当时是在操场上看到了正在走路的王嘉男，虽然不算很高，但是腿长，有运动员那个劲儿”
罗思义：美国刺激计划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中国应吸取何种教训？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 罗思义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导读】 7月16-1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宏观形势论坛夏季年会，探讨当年全球经济变局、重塑与发展。 本文整理自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先生的演讲，已经本人审核。
【演讲/罗思义】
世界经济形势正在显著恶化。
增长放缓和通胀高企——这些都是构成经济“滞胀”的要素。而中国也将不得不受到全球负面趋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是美国同时出现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情况。
自2020年底以来，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4%飙升至9.1%。同时，美国GDP环比增速从1.4%降至-0.4%。
美国通胀爆表创40年新高，截图自CNN
美国把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主要归咎于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乌克兰战争始于2月24日，但通胀飙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从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这是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物价上涨现象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即便乌克兰战争使形势有所恶化，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是什么原因引发这轮通胀狂潮？答案在于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其具体方法是通过大规模借贷来为预算赤字融资，以及大规模扩大货币供应量。
先说预算赤字。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升至26.0%。这是此指标在美国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美国预算赤字大幅上升的同时，美国货币供应量也迎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增长。2021年2月份，美国M3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7.1% ——这在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这些刺激计划中，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转移支付”。即政府向个人支付的款项，比如因疫情导致公司倒闭而支付给员工的收入损失补偿金，以及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等等。2020年第二季度，这些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9.1%。与此类转移支付相比，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教育、军费支出等）占GDP比重和政府投资均未显著增长。
从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刺激计划对消费的影响：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总消费增长24080亿美元，而美国净固定投资仅增长890亿美元。也即是说，96%的美国GDP增长源于消费，4%则源于净固定投资。因此，美国的刺激计划几乎完全是为了提振消费。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消费刺激计划创造的新需求可能会通过盘活闲置产能来获得满足。但是，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6%，明显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2.0%)。
因此，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以提振消费的形式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需求侧，但未提振固定投资，令经济的供给侧几乎没有增长。需求大幅增长但供给却无显著增长的结果——通胀急剧上升，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美国的通胀率从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3%飙升至2022年6月的9.1%，为近41年来的最高水平。但通胀高企的同时，2022年初美国经济增长急剧下降。
美国的这轮通胀潮必然会蔓延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最明显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反映全球大宗商品走势的CRB商品指数（路透商品研究局指数）从2020年4月21日的低点112.9飙升至2022年6月9日的峰值（351.2）。大宗商品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三倍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冲击。
因此，到2022年4月，全球四分之三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均超过5%。
最后，谈一谈上述趋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表1为大家呈现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构成变化。
最显著的特点是：
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1.0%，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
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2%。
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着眼于消费的特点显而易见。
这种结构性变化与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所需的恰恰相反。
如表2所示，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最为强烈的相关性，相关性为0.66——相关性极强。消费占GDP比重增加，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美国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它们引发了通胀，而且经验表明，这种通胀将持续一段时间；
它们不利于美国未来经济增长。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出台？中国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弄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将不得不继续推出刺激计划。
显然，关键问题是美国为何推出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以及为何会产生破坏性后果？
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出台是由一些社会力量推动的，但是美国经济政策也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也会跟风犯这种错误。
这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出口，是属于经济需求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任何不是生产投入的东西都不能对生产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供给侧，即生产投入。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一旦弄清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明白美国刺激计划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了。
由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消费大幅提振会带来需求增加，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供给增加。结果是通胀飙升。
中国从中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中国将不得不刺激国内经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的美国经济形势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一直以低于其长期年均增速的速度增长，而2019年底的美国经济增速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因此，中国经济需求侧存在刺激的空间，其中可包括消费。
但重要的是要弄清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存在理论错误，以及在实践上会产生破坏性后果的原因。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随着经济中的产能开始全部盘活，不仅有必要刺激经济的需求侧，还应通过提高固定投资刺激经济的供给侧。
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形势都产生了破坏性后果，印证了这一经济理论要点。
谢谢！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 罗思义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特约作者
【导读】 7月16-1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宏观形势论坛夏季年会，探讨当年全球经济变局、重塑与发展。 本文整理自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先生的演讲，已经本人审核。
【演讲/罗思义】
世界经济形势正在显著恶化。
增长放缓和通胀高企——这些都是构成经济“滞胀”的要素。而中国也将不得不受到全球负面趋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是美国同时出现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情况。
自2020年底以来，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4%飙升至9.1%。同时，美国GDP环比增速从1.4%降至-0.4%。
美国通胀爆表创40年新高，截图自CNN
美国把世界经济形势恶化主要归咎于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乌克兰战争始于2月24日，但通胀飙升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从2020年1月的2.5%升至2022年1月的7.5%——这是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物价上涨现象发生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即便乌克兰战争使形势有所恶化，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是什么原因引发这轮通胀狂潮？答案在于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其具体方法是通过大规模借贷来为预算赤字融资，以及大规模扩大货币供应量。
先说预算赤字。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升至26.0%。这是此指标在美国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美国预算赤字大幅上升的同时，美国货币供应量也迎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增长。2021年2月份，美国M3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7.1% ——这在美国和平时期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这些刺激计划中，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转移支付”。即政府向个人支付的款项，比如因疫情导致公司倒闭而支付给员工的收入损失补偿金，以及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等等。2020年第二季度，这些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9.1%。与此类转移支付相比，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教育、军费支出等）占GDP比重和政府投资均未显著增长。
从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刺激计划对消费的影响：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总消费增长24080亿美元，而美国净固定投资仅增长890亿美元。也即是说，96%的美国GDP增长源于消费，4%则源于净固定投资。因此，美国的刺激计划几乎完全是为了提振消费。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消费刺激计划创造的新需求可能会通过盘活闲置产能来获得满足。但是，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6%，明显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2.0%)。
因此，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以提振消费的形式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需求侧，但未提振固定投资，令经济的供给侧几乎没有增长。需求大幅增长但供给却无显著增长的结果——通胀急剧上升，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美国的通胀率从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3%飙升至2022年6月的9.1%，为近41年来的最高水平。但通胀高企的同时，2022年初美国经济增长急剧下降。
美国的这轮通胀潮必然会蔓延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最明显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反映全球大宗商品走势的CRB商品指数（路透商品研究局指数）从2020年4月21日的低点112.9飙升至2022年6月9日的峰值（351.2）。大宗商品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三倍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冲击。
因此，到2022年4月，全球四分之三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均超过5%。
最后，谈一谈上述趋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表1为大家呈现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后一个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构成变化。
最显著的特点是：
居民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1.0%，总消费占美国GDP比重增长0.9%；
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0.2%。
因此，特朗普/拜登的刺激计划着眼于消费的特点显而易见。
这种结构性变化与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所需的恰恰相反。
如表2所示，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最为强烈的相关性，相关性为0.66——相关性极强。消费占GDP比重增加，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美国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它们引发了通胀，而且经验表明，这种通胀将持续一段时间；
它们不利于美国未来经济增长。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出台？中国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弄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将不得不继续推出刺激计划。
显然，关键问题是美国为何推出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以及为何会产生破坏性后果？
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出台是由一些社会力量推动的，但是美国经济政策也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论错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也会跟风犯这种错误。
这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出口，是属于经济需求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任何不是生产投入的东西都不能对生产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消费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供给侧，即生产投入。消费不是生产投入。一旦弄清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明白美国刺激计划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了。
由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不是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消费大幅提振会带来需求增加，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供给增加。结果是通胀飙升。
中国从中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中国将不得不刺激国内经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的美国经济形势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一直以低于其长期年均增速的速度增长，而2019年底的美国经济增速高于其长期年均增速。因此，中国经济需求侧存在刺激的空间，其中可包括消费。
但重要的是要弄清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存在理论错误，以及在实践上会产生破坏性后果的原因。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因此，随着经济中的产能开始全部盘活，不仅有必要刺激经济的需求侧，还应通过提高固定投资刺激经济的供给侧。
美国着眼于消费的刺激计划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形势都产生了破坏性后果，印证了这一经济理论要点。
谢谢！
#整理#
[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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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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