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世界秩序将向何处去 | 《文化纵横》2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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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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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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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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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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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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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著名外包杂志Outsource专访鼎韬CEO齐海涛
发表日期： 2016年06月26日
Outsource杂志：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您坚信私营咨询机构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价值：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为何这种结合尤为重要以及为什么您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好？同时，能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中国扩展私营企业的外包空间的？
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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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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