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全媒+|爱国是什么？——两个“001号”的师生对话】
刚刚过去的夏天，18岁的上海考生徐宗群惊喜地收到一封来自天津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南开大学今年的“001号”本科录取通知书。
90岁的李正名珍藏着一张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上面同样印着“001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南开大学毕业的首位研究生，他已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与农药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80多年前，南开校园里响彻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80多年后，两位相差72岁的南开“001号”又展开了一场师生间的“爱国对话”……
爱国没有“代沟”
不久前，南开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每封通知书里都有一颗来自嘉兴的莲花种子，还有一封李正名写下的《一名老党员给青年学生的信》。
当这封通知书寄到徐宗群手里，得知自己是今年“001号”南开新生，他有点受宠若惊。他架起手机，打算用视频记录拆开“网红”通知书的全过程。
拆到那封信时，徐宗群被触动了。“李老师的信里，表达的都是忘我为公的爱国精神。虽然我们年纪相差许多，但这次‘精神交流’没有代沟，我们产生了共鸣，他的爱国是很真的。”
李正名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他放弃优渥条件，踏上波折归途，仅因对祖国的爱。
“我与南开结缘是在1953年，彼时22岁的我刚在美国获得化学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国际局势剧变，我国理工科留学生回国开始受阻。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下决心中断留学生涯，争取回国。”李正名在信中写道。
李正名（右）在杨石先的带领下开展科研工作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担任校长杨石先的科研助手，随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那时，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农药研究一片空白，进口农药价格高昂，农民无力负担。个人研究要与国家需求相联结，“于是我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李正名说。
当年国内科研条件艰苦，“仪器、设备、药品都没有”。1958年，杨石先组织李正名等青年教师进行我国首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研究。“一穷二白三没有”挡不住年轻人的进取心：他们在南开校园找了几间实验室，熬了30多个日夜，终于完成任务。
李正名在为学生们讲课
李正名和团队曾历时16年，创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单嘧磺隆，他们发明的单嘧磺酯，实现了每亩麦地用药只需几元钱，实现了中国自己的“农药创新”，保障着国人的“饭碗”
“不辜负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把它完美发挥出来，用对地方，这是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精神。而我们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它。”查阅着李正名的故事，徐宗群说。
他们曾以生命作答
两个“001号”的对话，是南开爱国之路的缩影。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80多年前，内忧外患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爱国三问”，燃起了师生的爱国斗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爱国之道”的信念，刻在南开教师的基因里。走进南开大学校史馆，便能看到骤然鲜活的历史。
南开大学学生在参观校史馆
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遭日寇炸毁的第一所中国高等学府。
废墟前，张伯苓对学生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爱国教育下，一大批国之栋梁与名家大师从南开走出，更有青年用生命诠释担当。
风雨如晦中，南开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辗转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面对时艰，杨石先靠典当衣物勉强度日仍不忘资助困难学生。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友报告：“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而在南开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烈士就有36位。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郭永怀，便以身许国，跨越时空用生命回答了“爱国三问”。
郭永怀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1968年12月5日凌晨，一架从青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不幸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就是为了保护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
跨越时空的青春答卷
面对一批批像徐宗群一样入校的年轻人，南开大学正在用新的方式与他们进行“爱国对话”。
“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回答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研究室主任肖光文说，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校园之内，结合课堂、展览、活动，百年校史被年轻的南开人记住。校园之外，在肖光文等一批教师的带领下，每年暑期学生们都会走出象牙塔，走进社区和田间地头，深刻体会中国的现实与发展。
一次，肖光文带领着学生来到山东沂蒙老区，当学生们看到“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标语时，被战士与老区百姓间的鱼水之情深深触动。“我们到农村、到老区，让学生们进行国情调研，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
活跃的“00后”大学生们，更是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转化成戏剧、诗篇、画作，甚至短视频，在课堂上展示，在同学间传播。“爱国教育不再是空口号，而是学生能参与，代代能传承。”肖光文说。
南开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任何的校训、口号，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赋予新的内容。”李正名说。如今，他熬过夜的实验室里，年轻的学子正在攻克新的课题；他传道解惑的三尺讲台上，年轻的老师正飞扬文采。
南开大学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7日，南开大学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80多年后，“爱国三问”又在南开校园响起，“你是中国人吗？”“是！”“你爱中国吗？”“爱！”“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愿祖国繁荣富强！”
这跨越时空的问答，不仅响在南开人的耳畔，更响在中国青年学生的耳畔。
刚刚过去的夏天，18岁的上海考生徐宗群惊喜地收到一封来自天津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南开大学今年的“001号”本科录取通知书。
90岁的李正名珍藏着一张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上面同样印着“001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南开大学毕业的首位研究生，他已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与农药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80多年前，南开校园里响彻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80多年后，两位相差72岁的南开“001号”又展开了一场师生间的“爱国对话”……
爱国没有“代沟”
不久前，南开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每封通知书里都有一颗来自嘉兴的莲花种子，还有一封李正名写下的《一名老党员给青年学生的信》。
当这封通知书寄到徐宗群手里，得知自己是今年“001号”南开新生，他有点受宠若惊。他架起手机，打算用视频记录拆开“网红”通知书的全过程。
拆到那封信时，徐宗群被触动了。“李老师的信里，表达的都是忘我为公的爱国精神。虽然我们年纪相差许多，但这次‘精神交流’没有代沟，我们产生了共鸣，他的爱国是很真的。”
李正名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他放弃优渥条件，踏上波折归途，仅因对祖国的爱。
“我与南开结缘是在1953年，彼时22岁的我刚在美国获得化学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国际局势剧变，我国理工科留学生回国开始受阻。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下决心中断留学生涯，争取回国。”李正名在信中写道。
李正名（右）在杨石先的带领下开展科研工作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担任校长杨石先的科研助手，随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那时，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农药研究一片空白，进口农药价格高昂，农民无力负担。个人研究要与国家需求相联结，“于是我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李正名说。
当年国内科研条件艰苦，“仪器、设备、药品都没有”。1958年，杨石先组织李正名等青年教师进行我国首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研究。“一穷二白三没有”挡不住年轻人的进取心：他们在南开校园找了几间实验室，熬了30多个日夜，终于完成任务。
李正名在为学生们讲课
李正名和团队曾历时16年，创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单嘧磺隆，他们发明的单嘧磺酯，实现了每亩麦地用药只需几元钱，实现了中国自己的“农药创新”，保障着国人的“饭碗”
“不辜负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把它完美发挥出来，用对地方，这是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精神。而我们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它。”查阅着李正名的故事，徐宗群说。
他们曾以生命作答
两个“001号”的对话，是南开爱国之路的缩影。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80多年前，内忧外患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爱国三问”，燃起了师生的爱国斗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爱国之道”的信念，刻在南开教师的基因里。走进南开大学校史馆，便能看到骤然鲜活的历史。
南开大学学生在参观校史馆
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遭日寇炸毁的第一所中国高等学府。
废墟前，张伯苓对学生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爱国教育下，一大批国之栋梁与名家大师从南开走出，更有青年用生命诠释担当。
风雨如晦中，南开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辗转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面对时艰，杨石先靠典当衣物勉强度日仍不忘资助困难学生。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友报告：“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而在南开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烈士就有36位。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郭永怀，便以身许国，跨越时空用生命回答了“爱国三问”。
郭永怀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1968年12月5日凌晨，一架从青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不幸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就是为了保护装有绝密实验资料的公文包。
跨越时空的青春答卷
面对一批批像徐宗群一样入校的年轻人，南开大学正在用新的方式与他们进行“爱国对话”。
“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回答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研究室主任肖光文说，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校园之内，结合课堂、展览、活动，百年校史被年轻的南开人记住。校园之外，在肖光文等一批教师的带领下，每年暑期学生们都会走出象牙塔，走进社区和田间地头，深刻体会中国的现实与发展。
一次，肖光文带领着学生来到山东沂蒙老区，当学生们看到“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标语时，被战士与老区百姓间的鱼水之情深深触动。“我们到农村、到老区，让学生们进行国情调研，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
活跃的“00后”大学生们，更是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转化成戏剧、诗篇、画作，甚至短视频，在课堂上展示，在同学间传播。“爱国教育不再是空口号，而是学生能参与，代代能传承。”肖光文说。
南开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任何的校训、口号，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赋予新的内容。”李正名说。如今，他熬过夜的实验室里，年轻的学子正在攻克新的课题；他传道解惑的三尺讲台上，年轻的老师正飞扬文采。
南开大学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7日，南开大学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80多年后，“爱国三问”又在南开校园响起，“你是中国人吗？”“是！”“你爱中国吗？”“爱！”“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愿祖国繁荣富强！”
这跨越时空的问答，不仅响在南开人的耳畔，更响在中国青年学生的耳畔。
#为何纯电动汽车在国内被大力推崇#
这个问题，咱们拆成两个递进的子问题来看待：
在纯电动与常规混合动力之间，为什么纯电动更被推崇？
在纯电动与插电混合动力之间，为什么纯电动更被推崇？
[星星]纯电动vs常规混合动力
短期来看，推广常规混合动力会带来更显著的效果：混动技术较成熟、不依赖充电桩、无里程焦虑，同样的钱补贴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节能减排效果。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原因在于：
长期来看，有3点原因：没必要、不彻底、推不动。
[威武]一、没必要
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中，从来没有纯电动与氢燃料电池，那汽车行业是什么样子？ —— 即便没有这些替代性的动力总成，内燃机技术也不能停滞，必须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前进。
可以预期的是，在排放法规(包括碳排放)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混合动力技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只不过，在那个世界中，它不被称为“新能源技术”，而被称为“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
事实上，初代大规模量产的丰田混动系统，也正是在加州排放法规的高压下催生的 —— 汽车行业的保守帝国丰田汽车，从来不太喜欢过于激进的创新的；它在推出丰田混动系统的时候，排除掉公关营销的考虑，应该更多地将其看作“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
如果“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是技术路线的必然，是快或慢的问题，而不是生与死的问题，国家有必要拿出真金白银、制定专门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吗？
完全没必要！
只要汽车行业按部就班地制定国六、国七、国八，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作用，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种事情没必要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威武]二、不彻底
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最根本的是出于竞争格局与实际利益考虑；但在某些正式场合，该讲官话还是要讲官话。
翻译成新能源产业政策就是：
咱们承认：减少碳排放当然很重要，这是全人类的福祉，这是全世界推行电动化的共同基础；但具体到某个国家，减少碳排放不是电动化的唯一原因。
再具体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就尤为显著。时至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华为如何被威胁，可曾设想过：如果面临石油禁运的威胁，中国从容应对的筹码是什么？常规混合动力与燃油车没差别，没油跑不了！纯电动不一样，没有石油照样跑，最多是综合成本(制造与使用)高一倍的经济问题而已。
这样不彻底的“节油”战略，也不可能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大家又不是傻子。
如果看到一些媒体专家，把减少碳排放当成产业路线的唯一原因来反对纯电动，那大家可以警惕了。
[威武]三、推不动
比较成功的混合动力，讲两个典型。一个是丰田混动系统，二是日产e-Power：前者有一套非常精巧的行星齿轮系统，直到今天中国也没完全搞定；后者有一台非常牛逼的发动机，使其仅依赖一个非常小的电池、非常简单的串联混动系统，就可以实现非常节油的效果。
这两个东西，中国都不是长项，而且不是投了钱、有志青年奉献热血就能赶上的问题，推不动。
[威武]插电混动和常规混动不一样，它最大的特别是：没油也能跑。如果说常规混动还只是燃油车的技术升级，那插电混动的确兼具燃油车与电动车的双重特征。
[微风]从推广的角度来说，插电混动有诸多优点：无里程焦虑、不依赖充电桩。也就是说，你推广纯电动，风险是很多的；推广插电混动，几乎必然会成功的。从政绩的角度来说，为何不选后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要理解产业政策的两个特点：
[微风]扶上马送一程：国家的钱是不少，但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不可能持续地、大规模地补贴某个行业。如果要补贴，钱必须花在刀刃上，解决痛点问题之后撤走，剩下的交给市场。
[微风]四两拨千斤：补贴是一个政府行为，制度成本很高，不可能产业链上都补，那腐败不要太多 —— 如果发一个补贴还需要制定两法规来约束，效率就会太低，那这样的事情不做也罢。
[微风]纯电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与电池贵、续航短相比，还有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充电基础设施太少！ 如果充电桩家家一个、充电站和加油站一样多，那即便电动车贵一点，普及起来也不是难事啊！
好，接下来就对比一下，补贴纯电动与补贴插电混动，对充电基础设施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一个消费者买了一个纯电动，你不用催他，他会自觉地、想方设法给自己安上充电桩；如果他买的是插电混动，那就不一样了，你不催他，他还真不一定充电桩。就算你逼他安了充电桩，他也不一定会用啊！
如果充电基础设施普及不了，充电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没法“扶上马送一程剩下看自己”了。
我可以制定一个辅助的政策，说不安充电桩不给补贴；那总不能再制定成立一个机构监管每个消费者的充电行为吧？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机构就非常非常难，还经常被骂，不符合“四两拨千斤”的思路。
从消费者与厂家的角度来说，油电皆可是插电混动的一个优点；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推广纯电动虽然难一些，但可以更好地促进充电桩的普及，更符合扶一马送一程、四两拨千金的思路。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若有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
#微博新知博主##新能源汽车#
这个问题，咱们拆成两个递进的子问题来看待：
在纯电动与常规混合动力之间，为什么纯电动更被推崇？
在纯电动与插电混合动力之间，为什么纯电动更被推崇？
[星星]纯电动vs常规混合动力
短期来看，推广常规混合动力会带来更显著的效果：混动技术较成熟、不依赖充电桩、无里程焦虑，同样的钱补贴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节能减排效果。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原因在于：
长期来看，有3点原因：没必要、不彻底、推不动。
[威武]一、没必要
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中，从来没有纯电动与氢燃料电池，那汽车行业是什么样子？ —— 即便没有这些替代性的动力总成，内燃机技术也不能停滞，必须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前进。
可以预期的是，在排放法规(包括碳排放)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混合动力技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只不过，在那个世界中，它不被称为“新能源技术”，而被称为“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
事实上，初代大规模量产的丰田混动系统，也正是在加州排放法规的高压下催生的 —— 汽车行业的保守帝国丰田汽车，从来不太喜欢过于激进的创新的；它在推出丰田混动系统的时候，排除掉公关营销的考虑，应该更多地将其看作“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
如果“内燃机高级辅助技术”是技术路线的必然，是快或慢的问题，而不是生与死的问题，国家有必要拿出真金白银、制定专门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吗？
完全没必要！
只要汽车行业按部就班地制定国六、国七、国八，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作用，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种事情没必要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威武]二、不彻底
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最根本的是出于竞争格局与实际利益考虑；但在某些正式场合，该讲官话还是要讲官话。
翻译成新能源产业政策就是：
咱们承认：减少碳排放当然很重要，这是全人类的福祉，这是全世界推行电动化的共同基础；但具体到某个国家，减少碳排放不是电动化的唯一原因。
再具体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就尤为显著。时至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华为如何被威胁，可曾设想过：如果面临石油禁运的威胁，中国从容应对的筹码是什么？常规混合动力与燃油车没差别，没油跑不了！纯电动不一样，没有石油照样跑，最多是综合成本(制造与使用)高一倍的经济问题而已。
这样不彻底的“节油”战略，也不可能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大家又不是傻子。
如果看到一些媒体专家，把减少碳排放当成产业路线的唯一原因来反对纯电动，那大家可以警惕了。
[威武]三、推不动
比较成功的混合动力，讲两个典型。一个是丰田混动系统，二是日产e-Power：前者有一套非常精巧的行星齿轮系统，直到今天中国也没完全搞定；后者有一台非常牛逼的发动机，使其仅依赖一个非常小的电池、非常简单的串联混动系统，就可以实现非常节油的效果。
这两个东西，中国都不是长项，而且不是投了钱、有志青年奉献热血就能赶上的问题，推不动。
[威武]插电混动和常规混动不一样，它最大的特别是：没油也能跑。如果说常规混动还只是燃油车的技术升级，那插电混动的确兼具燃油车与电动车的双重特征。
[微风]从推广的角度来说，插电混动有诸多优点：无里程焦虑、不依赖充电桩。也就是说，你推广纯电动，风险是很多的；推广插电混动，几乎必然会成功的。从政绩的角度来说，为何不选后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要理解产业政策的两个特点：
[微风]扶上马送一程：国家的钱是不少，但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不可能持续地、大规模地补贴某个行业。如果要补贴，钱必须花在刀刃上，解决痛点问题之后撤走，剩下的交给市场。
[微风]四两拨千斤：补贴是一个政府行为，制度成本很高，不可能产业链上都补，那腐败不要太多 —— 如果发一个补贴还需要制定两法规来约束，效率就会太低，那这样的事情不做也罢。
[微风]纯电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与电池贵、续航短相比，还有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充电基础设施太少！ 如果充电桩家家一个、充电站和加油站一样多，那即便电动车贵一点，普及起来也不是难事啊！
好，接下来就对比一下，补贴纯电动与补贴插电混动，对充电基础设施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一个消费者买了一个纯电动，你不用催他，他会自觉地、想方设法给自己安上充电桩；如果他买的是插电混动，那就不一样了，你不催他，他还真不一定充电桩。就算你逼他安了充电桩，他也不一定会用啊！
如果充电基础设施普及不了，充电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没法“扶上马送一程剩下看自己”了。
我可以制定一个辅助的政策，说不安充电桩不给补贴；那总不能再制定成立一个机构监管每个消费者的充电行为吧？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机构就非常非常难，还经常被骂，不符合“四两拨千斤”的思路。
从消费者与厂家的角度来说，油电皆可是插电混动的一个优点；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推广纯电动虽然难一些，但可以更好地促进充电桩的普及，更符合扶一马送一程、四两拨千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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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在读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
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
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
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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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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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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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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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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