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千万不要放弃兴趣爱好# 这是第3次看十三邀的项飚访谈。既有时空交叉的原因，也有对他学术风格的喜爱。不过这一次真的感觉到许知远的所谓对话对于整个访谈逻辑的影响，让原本可以很深入的访谈变成了一个话题跳跃的谈话。尽管如此，项飚对于附近的解释还是很让我觉得这几年的困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市场是使“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认为附近是一个障碍，因为交易是应该没有摩擦的。
附近到哪里去了，你要问美团的平台设计师，“附近”对他们又特别的重要，比如附近的交通状况如何，附近的人流情况怎样，他把我们肉体直接感知的附近直接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附近。它不是蒸发掉了，它是一个转化，但不是简单的转化，这个转化的背后是有资本的力量，是一个技术过程，是一个很多利益的重新组合，会带来一种新的方便感。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时间征服空间的过程。我们原来对世界的感知是空间远近，怎么来描述远近呢，是通过描述距离，比如一袋烟能够走到的距离，这个是没有时间的，是两个行动。后来呢，时间变得抽象化，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时钟是近代的象征，时钟的时间感就把人的行为脱离出来了，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时间，而是倒过来，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比如八点钟上班。比如在流水线上工作，上厕所也要看时间。社交时代，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时间变得比较碎片化，时间的整体性和线性变得非常碎片，同时，我们的时间感又变得非常强烈，这种时间感与工业化时代线性的单向的时间感不一样，现在的时间感追求的是一种即时性。现在已经不是靠线性时间来组织人，但是为什么对几分钟的碎片化时间又很计较呢？其实他计较的是几分钟本身，而不是线性时间里的某一段时间，他要的是这种即时性，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更迭，交易摩擦的时间越来越短，即时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附近就消失了。
即刻性对人本身的改变：似乎会带来人类反思能力的下降，因为好像一切东西都没有距离了，快递小哥会给你马上送过来，如果你不能达到即刻的欲望，你会很恼火，这种感觉很重要，人不会去考虑，这个快递小哥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关系，因为每一次，每一个即刻都是不同的快递小哥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人就被即刻推着走，就很舒服地被即刻裹挟了，在这样巨大的方便之下，人就从一个即刻到下一个即刻。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会变得情绪化和极端化，忽然会对某一个事情非常同情，或者受到道德上的伤害，但这种东西会很快下去，因为不能化为行动。
人的个体化、原子化，具体而微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但同时它的一种信任，意义系统的极度集中化，比如我不信任你，但是我们都信任支付宝，会对很复杂的技术构造出来的一个系统或者做法高度信任，如果你不信任，你就不可能有即时性和方便性，第三个可能会对那些最原生的关系本质化，比如父子关系，代际关系，一种被生物学界定的关系又重新被认为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时间感的变化怎么会导致一种婚姻感的变化，但是人的行为就是这样，总体上他对生活的感知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会对婚姻、家庭有一种新的理解。为什么90年代可以呢，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自信，我们能够在附近构造出一种爱的关系来。但是现在人就缺少这种自信，觉得自己能够构造出这种附近，所以就越来越拿这种超社会的生物关系作为一个意义的基础，一个是生物关系，一个是理性计算，比如门当户对，通过介绍和大量的信息对比，比如大数据来进行婚恋速配。一方面是经济理性的极度扩张，把原来那种很自然的爱的感觉给消灭掉了，另外就是自信的消失。
从经济指标上看，很繁华。因为你要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消费行为，从社会精神层面上，附近很弱，就缺少了中间层，变成马云与码农的时代，这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问题，所以才会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中间，所以需要介入，哪怕是一些词语或说法给大家。
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很在地。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古典的东西当然要熟悉，但是一定要划到现代的实践当中，他的神经一定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跳动，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必须是最新的变化，你的出发点不能是说孔子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你不能说孔子当时说的什么话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你应该说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像他这样一个思考者，他会问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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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使“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认为附近是一个障碍，因为交易是应该没有摩擦的。
附近到哪里去了，你要问美团的平台设计师，“附近”对他们又特别的重要，比如附近的交通状况如何，附近的人流情况怎样，他把我们肉体直接感知的附近直接转化为一个数据化的附近。它不是蒸发掉了，它是一个转化，但不是简单的转化，这个转化的背后是有资本的力量，是一个技术过程，是一个很多利益的重新组合，会带来一种新的方便感。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时间征服空间的过程。我们原来对世界的感知是空间远近，怎么来描述远近呢，是通过描述距离，比如一袋烟能够走到的距离，这个是没有时间的，是两个行动。后来呢，时间变得抽象化，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时钟是近代的象征，时钟的时间感就把人的行为脱离出来了，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时间，而是倒过来，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比如八点钟上班。比如在流水线上工作，上厕所也要看时间。社交时代，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时间变得比较碎片化，时间的整体性和线性变得非常碎片，同时，我们的时间感又变得非常强烈，这种时间感与工业化时代线性的单向的时间感不一样，现在的时间感追求的是一种即时性。现在已经不是靠线性时间来组织人，但是为什么对几分钟的碎片化时间又很计较呢？其实他计较的是几分钟本身，而不是线性时间里的某一段时间，他要的是这种即时性，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更迭，交易摩擦的时间越来越短，即时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附近就消失了。
即刻性对人本身的改变：似乎会带来人类反思能力的下降，因为好像一切东西都没有距离了，快递小哥会给你马上送过来，如果你不能达到即刻的欲望，你会很恼火，这种感觉很重要，人不会去考虑，这个快递小哥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关系，因为每一次，每一个即刻都是不同的快递小哥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人就被即刻推着走，就很舒服地被即刻裹挟了，在这样巨大的方便之下，人就从一个即刻到下一个即刻。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会变得情绪化和极端化，忽然会对某一个事情非常同情，或者受到道德上的伤害，但这种东西会很快下去，因为不能化为行动。
人的个体化、原子化，具体而微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但同时它的一种信任，意义系统的极度集中化，比如我不信任你，但是我们都信任支付宝，会对很复杂的技术构造出来的一个系统或者做法高度信任，如果你不信任，你就不可能有即时性和方便性，第三个可能会对那些最原生的关系本质化，比如父子关系，代际关系，一种被生物学界定的关系又重新被认为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时间感的变化怎么会导致一种婚姻感的变化，但是人的行为就是这样，总体上他对生活的感知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会对婚姻、家庭有一种新的理解。为什么90年代可以呢，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自信，我们能够在附近构造出一种爱的关系来。但是现在人就缺少这种自信，觉得自己能够构造出这种附近，所以就越来越拿这种超社会的生物关系作为一个意义的基础，一个是生物关系，一个是理性计算，比如门当户对，通过介绍和大量的信息对比，比如大数据来进行婚恋速配。一方面是经济理性的极度扩张，把原来那种很自然的爱的感觉给消灭掉了，另外就是自信的消失。
从经济指标上看，很繁华。因为你要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消费行为，从社会精神层面上，附近很弱，就缺少了中间层，变成马云与码农的时代，这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问题，所以才会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中间，所以需要介入，哪怕是一些词语或说法给大家。
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很在地。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对古典的东西当然要熟悉，但是一定要划到现代的实践当中，他的神经一定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跳动，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必须是大众的困惑，必须是最新的变化，你的出发点不能是说孔子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你不能说孔子当时说的什么话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你应该说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像他这样一个思考者，他会问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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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如何看生死
古人很多论语，其适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生存环境恶劣，经常遭遇战争、匪患、以及其它自然、人为灾害;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不高，人均寿命都不长等等，都使古人活不过现在人。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八字相同的人，都是同一天死亡。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同声同死。原因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很不一样，而这个方面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命理学者，不断地探究八字中透露的生死玄机。因为，对于人来说，生死的确太重要了;况且好奇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何况关乎自己本身生死存亡。
八字中论生死，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滴天髓》在何知章中论断，那就是：何知其人寿，性定元神厚;何知其人夭，气尽神枯了。但是，关于这样两句话，却繁衍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具体论断。
比如有人从十神论的角度，论述一个人的生死关口。这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是《渊海子平》，其中的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也有很多验证。但是人们认为，这些论述，或者理论性太强，或者比较模糊，操作性不够，因此，江湖上也就开始流行出更多方法，通常有：
元神法：就是找出一个人八字中的体现寿命的元神;从而分析这个元神在八字和行运中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三垣法：就是依据一个人胎元、身宫、命宫确定的三垣，分析八字和行运中这个三垣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棺材板盖法：就是根据八字喜忌，结合岁运确定棺材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看大运、流年、流年日组是否出现三空。所谓三空，就是六甲空亡，追魂空亡，或者劫路空亡;也指三方空亡，比如大运、流年(流年日组)、原局(年命、日柱)是否会齐了路空、或则魂空。这个方法，我们称为空亡法。
禄马术：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倒禄倒马法。其中分为：禄马查法口诀，禄马长生诀，禄马生死诀，禄马病秧诀。当然，还有黄泉掌法与金锁蛇关法等等。
这些方法，有些甚至作为本门本派的至上宝诀。说实话，大多都是虚张声势，不足而凭;或者说，应证者不少，但是，不应验者也多。或许，八字是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生死的。更进一步说，仅凭人类现在的智慧，是无法参透人生的生死玄机的。
1、从八字中反吟的角度看生死
总的原则是：少年行运反吟到年柱，青年行运反吟到月柱，中年行运反吟到日柱，晚年行运反吟到时柱。因为八字中的反吟，足以体现出命局整体平衡态的倾斜，或者严重失衡，所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灾祸。如果一个人，在相应的年龄段，反吟到自己的限运，就主这个人会有性命之忧。这个是第一步。
剩下的就是找出哪个年份应凶。一般说来，应凶最严重的流年，应该是流年与大运或者命局伏吟之年，或者是日干墓地之年应凶。由于福报不同，有些人逢生死之灾并没有死亡，但是总有久死一生的味道，丁酉生死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2、从八字伏吟的角度看生死
伏吟论生死，其范围不限与同一时空段的大运与同一时空断的四柱。只是看大运与命局出现伏吟现象，表明此段大运有死人倒寿之象。此种方法看生死，有时并不是本人有死亡之灾，很可能是近亲有死亡之灾。主要看用神，用神被克，是自己;否则是六亲。具体是何六亲，这就要看这个伏吟的在何柱，合神受克、受冲，受克无生，便是那个六亲有灾了。
确定哪部大运有生死之灾时，再推流年，一般发生在伏吟流年应灾。注意伏吟并不只是岁运并临，也包括相同五行的阴阳不同的表现。还有一点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伏吟之年面临生死之灾，往往可能发生在伏吟逢合，恰恰合后之五行，又同属于伏吟之五行，也是应期。
3、从胎养生与死墓绝的角度看生死
这个原则，比较着重于合会冲，要命中岁运有感应。如何感应呢?就是一定要日元或者十神所代表的亲人之胎养生或者死墓绝被冲出本命，或者外面冲入本命，或者在原命局中被运程冲掉。或者大运流年合入本命，合出本命。原来在命中有的东西，被岁运合掉、冲掉，都是失去的迹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适用日主，同样也可以适用相应六亲。
如果日主或者六亲在原局中，以及行运上，碰上死墓绝，在原局，大运占全，那么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大运，日主或者某个六亲会有生死之灾;在逢流年遇到死墓绝便是应期。
至于胎养生，最怕长生之反被冲掉，逢大运冲掉，必主有生死之灾，逢给主冲方加力之年便是应期;胎养亦是如此。《渊海子平》说：五行生死，人事参评。遇生怕死，遇死怕生;逢旺处生，则死处灭;逢死处生，必然旺处脱;也是一个判断指标。
另外，也有旺者怕更旺，生者怕重生。阳干与阴干有别，阳干怕衰，阴干怕旺。
八字看死亡
一、寿元星看生死
寿元星有四：其一看食神，食神为寿元星，如果命中有伤官而无食神，伤官亦可作寿元星。其二看印绶，印绶为生我者，在六爻中称“父母”，六爻中看寿就是以父母爻作用神，故印绶也为寿元星；其三是看日主，日主即为人的命元，由日主引伸出的为“禄神”，代表自己的身体，十分重要；其四看财星，财为养命之源，如财神空破被劫夺，也会死亡。
虽然说这么多寿元星，但具体到一个命中，一般寿元星只体现一种。因为是命主生命得以维系之神，故寿元星有以下特征：
１、命中少而精者，可为寿元星，多而旺者不为寿元星。
２、靠近日主或秉令者，可为寿元星，远隔日主或被制服无用者不为寿元星。
３、寿元星一般通根得气，虚浮无气者不成寿元星，特殊能拯救命局之天干，虽无根亦可作寿元星看。
二、五行偏废看生死
人命五行宜克衡中和，不宜偏废枯索。所谓偏废者，是指命中五行由于岁运的作用，形成一种五行过旺或另一种五行过衰的情形。忌神、仇神过旺无法抑，或因生者太多，克者俱化为旺，或因自旺过度，克抑必激犯旺神；而寿元星或用神过衰又无法补，或因耗泄太多补神受制，或因克杀众聚，补神无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五行无救，难逃一死。正如《三命通会》所言：金木怕过弱，弱极无补则死。火则怕过旺，旺极无制则死。水土如何？水怕衰极，土怕旺极。五行偏废之时，过旺者一般不会死在旺之年月，而死在旺神受制或旺神之原神受制之年月，过衰者，一般不死在克之年月，而死在生旺或墓之年月。
三、空亡忌煞看生死
空者即为死亡的信息征兆。寿元星怕见空亡，寿元星还怕见忌煞，所谓忌煞者非丧门、吊客之类的神煞，而是：“墓、病、死、绝”四煞宫。如木墓于未、死于午、病于巳、绝于申之类。当然凶神恶煞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笔者认为神煞只起辅助作用。?有人认为死亡要看用神，笔者认为，用神只管行运之好坏，不主生死，只有是年岁较高的人看寿时需参看用神。有的人在正得意之年突然死亡，有的人穷困潦倒，但身体康健，如何解释？死亡取决于命局之寿元星及五行的关系，但也有的人在用神受克之年死亡，那是因为他的用神与寿元星是一样的。
古人如何用八字看人生死
1、印绶见财行财运，又兼死绝，必入黄泉，如柱有比肩，庶或有解。
2、正官见杀及伤官，刑冲破害，岁运相并必死。
3、正财偏财见比肩分夺，劫财羊刃又见岁运冲合必死。
4、伤官之格，财旺身弱，官杀重见，混杂冲刃，岁运又见必死，活则伤残。
5、日禄归时，刑冲破害，见七杀、官星、空亡冲而必死。
6、拱禄拱贵填实，又见官杀冲刃，岁运见即死。
7、杀官大忌岁运相并，必死。
8、其余诸格忌杀遇填实，岁运并临必死。
9、会诸凶神恶煞：勾绞、空亡、吊客、墓、病、死、官杀，九死一生。
10、官星太岁，财多身弱，原犯七杀，身轻有救则吉，无救则凶。
《渊海子平》中还有关于寿元的诗诀:“寿数幽玄识者稀，识时须是泄天机，六亲内有憎嫌者，岁运逢之总不宜。寿星明朗寿元长，偏印逢之不可当，妻妾不来相救助，命如衰草值秋霜。……”从诗诀可知，命中有忌神和仇神，怕岁运再见；另外，“寿元星”食神或伤官怕枭克夺。
《三命通会》中讲的五行生死之理，非常精辟：“金木欲其生旺，怕见死绝。如金死则沉；木死则灰，与水土不同，火藏于木宿于土，故不欲旺，旺则焚，亦不欲死，死则灭，惟得其平则佳……”其意为：导致人死亡者，金木怕死绝，火怕过旺过衰。
用命理的方法推算如此准确恐怕不太可能，只可以推算出人寿限的“关口”。许多人都是在关口之年死亡的，能逃过关口与否，这要看造化。
有人讲：“岁运并临”、“枭神夺食”、“羊刃倒戈”、“天克地冲”等为凶灾死亡关口之年，这些说法绝对不全面，必须配合喜忌等其它使用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岁运并临”、“天克地冲”之年，而对于诸多有杀、伤、枭、刃凶神的命来讲，遇“枭夺食”、“羊刃倒戈”、“七杀逢冲”之年也是常有的，实际上并非一遇到就命丧黄泉。难道命中无凶神，只有财官食印者就能逃脱死亡？
所以，死亡的关口应依据五行生克、喜忌之正理论之，才会找到相对可靠的准确规律。
古人很多论语，其适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生存环境恶劣，经常遭遇战争、匪患、以及其它自然、人为灾害;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不高，人均寿命都不长等等，都使古人活不过现在人。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八字相同的人，都是同一天死亡。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同声同死。原因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很不一样，而这个方面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命理学者，不断地探究八字中透露的生死玄机。因为，对于人来说，生死的确太重要了;况且好奇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何况关乎自己本身生死存亡。
八字中论生死，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滴天髓》在何知章中论断，那就是：何知其人寿，性定元神厚;何知其人夭，气尽神枯了。但是，关于这样两句话，却繁衍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具体论断。
比如有人从十神论的角度，论述一个人的生死关口。这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是《渊海子平》，其中的论述，也不乏精彩之处，也有很多验证。但是人们认为，这些论述，或者理论性太强，或者比较模糊，操作性不够，因此，江湖上也就开始流行出更多方法，通常有：
元神法：就是找出一个人八字中的体现寿命的元神;从而分析这个元神在八字和行运中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三垣法：就是依据一个人胎元、身宫、命宫确定的三垣，分析八字和行运中这个三垣的盛衰，进而确定一个人的生死关口。
棺材板盖法：就是根据八字喜忌，结合岁运确定棺材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看大运、流年、流年日组是否出现三空。所谓三空，就是六甲空亡，追魂空亡，或者劫路空亡;也指三方空亡，比如大运、流年(流年日组)、原局(年命、日柱)是否会齐了路空、或则魂空。这个方法，我们称为空亡法。
禄马术：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倒禄倒马法。其中分为：禄马查法口诀，禄马长生诀，禄马生死诀，禄马病秧诀。当然，还有黄泉掌法与金锁蛇关法等等。
这些方法，有些甚至作为本门本派的至上宝诀。说实话，大多都是虚张声势，不足而凭;或者说，应证者不少，但是，不应验者也多。或许，八字是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生死的。更进一步说，仅凭人类现在的智慧，是无法参透人生的生死玄机的。
1、从八字中反吟的角度看生死
总的原则是：少年行运反吟到年柱，青年行运反吟到月柱，中年行运反吟到日柱，晚年行运反吟到时柱。因为八字中的反吟，足以体现出命局整体平衡态的倾斜，或者严重失衡，所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灾祸。如果一个人，在相应的年龄段，反吟到自己的限运，就主这个人会有性命之忧。这个是第一步。
剩下的就是找出哪个年份应凶。一般说来，应凶最严重的流年，应该是流年与大运或者命局伏吟之年，或者是日干墓地之年应凶。由于福报不同，有些人逢生死之灾并没有死亡，但是总有久死一生的味道，丁酉生死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2、从八字伏吟的角度看生死
伏吟论生死，其范围不限与同一时空段的大运与同一时空断的四柱。只是看大运与命局出现伏吟现象，表明此段大运有死人倒寿之象。此种方法看生死，有时并不是本人有死亡之灾，很可能是近亲有死亡之灾。主要看用神，用神被克，是自己;否则是六亲。具体是何六亲，这就要看这个伏吟的在何柱，合神受克、受冲，受克无生，便是那个六亲有灾了。
确定哪部大运有生死之灾时，再推流年，一般发生在伏吟流年应灾。注意伏吟并不只是岁运并临，也包括相同五行的阴阳不同的表现。还有一点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伏吟之年面临生死之灾，往往可能发生在伏吟逢合，恰恰合后之五行，又同属于伏吟之五行，也是应期。
3、从胎养生与死墓绝的角度看生死
这个原则，比较着重于合会冲，要命中岁运有感应。如何感应呢?就是一定要日元或者十神所代表的亲人之胎养生或者死墓绝被冲出本命，或者外面冲入本命，或者在原命局中被运程冲掉。或者大运流年合入本命，合出本命。原来在命中有的东西，被岁运合掉、冲掉，都是失去的迹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适用日主，同样也可以适用相应六亲。
如果日主或者六亲在原局中，以及行运上，碰上死墓绝，在原局，大运占全，那么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大运，日主或者某个六亲会有生死之灾;在逢流年遇到死墓绝便是应期。
至于胎养生，最怕长生之反被冲掉，逢大运冲掉，必主有生死之灾，逢给主冲方加力之年便是应期;胎养亦是如此。《渊海子平》说：五行生死，人事参评。遇生怕死，遇死怕生;逢旺处生，则死处灭;逢死处生，必然旺处脱;也是一个判断指标。
另外，也有旺者怕更旺，生者怕重生。阳干与阴干有别，阳干怕衰，阴干怕旺。
八字看死亡
一、寿元星看生死
寿元星有四：其一看食神，食神为寿元星，如果命中有伤官而无食神，伤官亦可作寿元星。其二看印绶，印绶为生我者，在六爻中称“父母”，六爻中看寿就是以父母爻作用神，故印绶也为寿元星；其三是看日主，日主即为人的命元，由日主引伸出的为“禄神”，代表自己的身体，十分重要；其四看财星，财为养命之源，如财神空破被劫夺，也会死亡。
虽然说这么多寿元星，但具体到一个命中，一般寿元星只体现一种。因为是命主生命得以维系之神，故寿元星有以下特征：
１、命中少而精者，可为寿元星，多而旺者不为寿元星。
２、靠近日主或秉令者，可为寿元星，远隔日主或被制服无用者不为寿元星。
３、寿元星一般通根得气，虚浮无气者不成寿元星，特殊能拯救命局之天干，虽无根亦可作寿元星看。
二、五行偏废看生死
人命五行宜克衡中和，不宜偏废枯索。所谓偏废者，是指命中五行由于岁运的作用，形成一种五行过旺或另一种五行过衰的情形。忌神、仇神过旺无法抑，或因生者太多，克者俱化为旺，或因自旺过度，克抑必激犯旺神；而寿元星或用神过衰又无法补，或因耗泄太多补神受制，或因克杀众聚，补神无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五行无救，难逃一死。正如《三命通会》所言：金木怕过弱，弱极无补则死。火则怕过旺，旺极无制则死。水土如何？水怕衰极，土怕旺极。五行偏废之时，过旺者一般不会死在旺之年月，而死在旺神受制或旺神之原神受制之年月，过衰者，一般不死在克之年月，而死在生旺或墓之年月。
三、空亡忌煞看生死
空者即为死亡的信息征兆。寿元星怕见空亡，寿元星还怕见忌煞，所谓忌煞者非丧门、吊客之类的神煞，而是：“墓、病、死、绝”四煞宫。如木墓于未、死于午、病于巳、绝于申之类。当然凶神恶煞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笔者认为神煞只起辅助作用。?有人认为死亡要看用神，笔者认为，用神只管行运之好坏，不主生死，只有是年岁较高的人看寿时需参看用神。有的人在正得意之年突然死亡，有的人穷困潦倒，但身体康健，如何解释？死亡取决于命局之寿元星及五行的关系，但也有的人在用神受克之年死亡，那是因为他的用神与寿元星是一样的。
古人如何用八字看人生死
1、印绶见财行财运，又兼死绝，必入黄泉，如柱有比肩，庶或有解。
2、正官见杀及伤官，刑冲破害，岁运相并必死。
3、正财偏财见比肩分夺，劫财羊刃又见岁运冲合必死。
4、伤官之格，财旺身弱，官杀重见，混杂冲刃，岁运又见必死，活则伤残。
5、日禄归时，刑冲破害，见七杀、官星、空亡冲而必死。
6、拱禄拱贵填实，又见官杀冲刃，岁运见即死。
7、杀官大忌岁运相并，必死。
8、其余诸格忌杀遇填实，岁运并临必死。
9、会诸凶神恶煞：勾绞、空亡、吊客、墓、病、死、官杀，九死一生。
10、官星太岁，财多身弱，原犯七杀，身轻有救则吉，无救则凶。
《渊海子平》中还有关于寿元的诗诀:“寿数幽玄识者稀，识时须是泄天机，六亲内有憎嫌者，岁运逢之总不宜。寿星明朗寿元长，偏印逢之不可当，妻妾不来相救助，命如衰草值秋霜。……”从诗诀可知，命中有忌神和仇神，怕岁运再见；另外，“寿元星”食神或伤官怕枭克夺。
《三命通会》中讲的五行生死之理，非常精辟：“金木欲其生旺，怕见死绝。如金死则沉；木死则灰，与水土不同，火藏于木宿于土，故不欲旺，旺则焚，亦不欲死，死则灭，惟得其平则佳……”其意为：导致人死亡者，金木怕死绝，火怕过旺过衰。
用命理的方法推算如此准确恐怕不太可能，只可以推算出人寿限的“关口”。许多人都是在关口之年死亡的，能逃过关口与否，这要看造化。
有人讲：“岁运并临”、“枭神夺食”、“羊刃倒戈”、“天克地冲”等为凶灾死亡关口之年，这些说法绝对不全面，必须配合喜忌等其它使用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岁运并临”、“天克地冲”之年，而对于诸多有杀、伤、枭、刃凶神的命来讲，遇“枭夺食”、“羊刃倒戈”、“七杀逢冲”之年也是常有的，实际上并非一遇到就命丧黄泉。难道命中无凶神，只有财官食印者就能逃脱死亡？
所以，死亡的关口应依据五行生克、喜忌之正理论之，才会找到相对可靠的准确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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