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最“佛系”的日军大将，在大海中死里逃生后，彻底过起了养鸡种田的“摸鱼”生活。

1945年8月，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太平洋战场上的澳大利亚军队，就接到了一封署名为日本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的电报，表示自己已经整备好部队，准备在印尼的拉包尔地区向盟军投降。

和日本人打了几年仗，澳大利亚军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主动的日军。他们琢磨着，这群日军怕是已经活不下去了，才会着急投降的吧？

面对一群饿殍，澳大利亚军队自然很有底气。他们只派出了几艘军舰、3000多名士兵，就兴高采烈地向着拉包尔前进了。

刚刚登上拉包尔港口，澳大利亚军队就傻眼了：他们目光所及之处，到处是满面红光、膘肥体壮的日本士兵，密密麻麻地不知有多少人。

看了这个阵势，澳大利亚军官的腿肚子也有些哆嗦。他佯装镇定地询问来迎接他们的今村均：“你们这里有多少士兵？”

今村均笑眯眯地答道：“14万！”

澳大利亚军官差点昏过去：这些士兵一旦暴动起来，自己的这3000人连塞牙缝都不够。

同时，他也感到深深地疑惑——都说日军物资供应极为短缺，这个日军指挥官是怎么养活14万士兵的？

今村均是1886年生人，日本宫城县人氏。根据记载，他从小身体就相当差，直到9岁时还在尿裤子，常常成为同学们口中的笑话。

与孱弱的身体相比，今村均的脑子倒是相当好使。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帮身为法官的父亲管账，各种复杂的账目，都被他整理得明明白白。

在身边人看来，靠着这份天赋，今村均注定要进入大企业，当一个出色的“打工人”。

然而，在今村均19岁的时候，他参观了一场阅兵式，一下子就被军人华丽的礼服迷住了，当即决定：我要考军校！

于是，今村均报名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的考试，并顺利被录取了。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今村均被分配到基层部队，在那里，他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震撼教育”——在当时的日军部队里，上司责骂、体罚士兵是常态，新兵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招来暴打。

这样的生活，对今村均实在太过“刺激”，他懊恼地认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

于是，在基层部队呆了还不到5年，今村均就转头报考了陆军大学，打算给自己换个环境。

在陆军大学里，今村均尽显“学霸”本色——他不仅以同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天皇赐刀”，还顺利地分配到陆军省，开始了“蹲机关”的生活。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的16年里，今村均一直没有进过作战部队，而是一直在各个部门间调来调去，还担任过两任驻外武官，竟也一路升迁到大佐军衔，算的上是个“摸鱼”专家了。

不过，提升为大佐之后，今村均就没法继续在机关混了——按照日军制度，必须有指挥基层部队的相关经历，才有可能从大佐提升为将军。

没办法，今村均只得打了报告，下到了作战部队当了联队长。

此时，抗日战争的阴霾越来越浓厚，随着日军向华北扩张，全面抗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

感到形势不妙的今村均，在作战部队呆了还不到一年，又急匆匆地调回了后方，到军事学校去当了校长。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前期，今村均一直重复着“上下纵跳”的动作——在基层混几个月，便飞快调回后方，离战场越远越好。

到了1942年，估计陆军省也看不下去今村均继续“摸鱼”，便安排他作为指挥官，带兵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

实在找不到推脱借口的今村均，只得硬着头皮上了阵。在出发之前，他还发表了一通豪气冲天的讲话，大意是，就算我战死了，也要打赢这一仗！

这一番豪言壮语，本来有给自己壮胆的意思，可没想到的是，今村均竟然一语成谶：他的座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他在满是重油的海面上挣扎了3个小时，才被日本军舰捞了出来。

经历了这一番死里逃生，今村均彻底对战争失去了兴趣。在出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后，今村均不但消极拖延上级的军令，还从日本国内招来了许多农业和工业技术人员，在拉包尔地区种田养殖、开办工厂，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就这样，当太平洋其他战场上的日军缺吃少喝，只能靠海草汤度日时，今村均手下的日军不但吃喝不愁，还能自己生产烟酒糖茶，生活过得相当滋润。

在过了两年多彻底放飞自我的生活后，今村均接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他长出一口气：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在给澳大利亚军队发去投降电报后，今村均当即组织人手，给前来受降的澳大利亚军队建造了宿舍，还给自己建造了战俘营，又把武器统一整理干净，集中存放起来，只等着澳大利亚军队前来接收。

不得不说，今村均的表现，与著名的“大阪第四师团”有得一拼。

二战结束后，今村均被认定为乙级战犯，判处了10年徒刑。出狱之后，今村均闭门谢客，在家里撰写回忆录，对日军在中国、东南亚等地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直到1968年去世。

在今村均的晚年生活里，有一句话他常常挂在嘴边：“军国主义者，才是日本最大的罪人！”#历史上的浪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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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一批学者请工人搬运几箱物资，其中一个箱子不慎滑落，却见几个人头滚了出来。工人大骇，霎时谣言四起。

这人头究竟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军狂轰滥炸，中国内地城市被大面积破坏，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校园。

不仅知识分子、莘莘学子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那些文献和文物也面临被毁的风险。紧急时刻，中央决定将这些文化教育机构迁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李庄。

李庄是一个地处四川宜宾长江边上的小镇，面积只有75平方千米。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庄，常住人口不到3000人，当地民风淳朴、信息闭塞，所以更安全。当时，傅斯年、童第周、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学者也纷纷被迁来此地定居。

学者们的到来，除了带来大批人马，还有大批村民们从没有见过的物品，其中就有这些落地的人头。

那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物资抵达了李庄码头，各种打包、没打包的物资真是太多了，只能请当地村民帮忙搬运。

搬运过程中，研究所人员非常害怕文物被损坏，非常小心的帮忙扶着箱子，叮嘱要小心。谁曾想，在走往山顶时，一个村民一个趔趄，其中有箱子摔在地上，裂开了。

好巧不巧的是，这个裂开的箱子里装的是殷墟出土的人头骨，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当时学者们看到滚落满地的人头骨，急得跑上前去边拾起来边心疼得直呼：“哎呀，小心一点呀，这些人头骨，可不能摔坏了。”

在一边的村民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想要帮忙捡头骨的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害怕得恨不得站在地板的脚能装进兜里，他们瑟瑟发抖地问：“这，这，这箱子里，怎么会有死人头？”

当时学者正在气头上，没好气地回道：“这箱子里，不仅有死人头，还有活人头。你们要小心，摔坏了，这个责任可大咧。”

几个村民听了，面面相觑，不敢再问，小心翼翼地抬起箱子，朝目的地走去。待他们到达后，放下物资撒腿就跑，真怕那些头骨突然就长了腿。

几个村民停下后一直琢磨这个事情，越想越离谱：莫非，这些文人实际是开黑店吃人肉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头？

当几个村民把自己的见闻告诉家人后，谣言瞬间弥漫开来：板栗坳那个研究院，其实是吃人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人骨头；那些研究院的人，最喜欢吃的是小孩……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谣言传出的初期，因为研究院的人忙着整理文物，根本无暇分心其它事情。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在李庄人民心里，已经成了“吃人的恶魔”。

这些研究人员，还在专心的做着他们的测量和整理。为了方便研究，他们把这些出土的头骨就这样摆放在厅堂里，随时记录数据。那些来办事的当地人见了，无比骇然，“研究院吃人”的谣言更是越传越烈。

直到发生了一起“丢小孩”事件，研究院的人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天，几个小孩在玩捉迷藏，其中一个孩子跳进了大木桶，因为木桶太深，他爬不出来，而另外几个小伙伴也找不到他，就直接回家了。

过了大半天，这个小孩的家人因为找不到孩子，急得团团转，再联想到研究院吃人的传闻，便笃定是被研究院的人员抓去吃了。

这家人带着邻里乡亲们，乌泱泱地来到研究院，要求把孩子交出来。

研究院的人听完事情原委，直呼“冤枉”“我们怎么可能吃人”，但乡亲们不听解释，执意要对方交人。

这时，学者李济说话了：“我们是不可能吃人的，这样，给我们几个小时，绝对找到你们的孩子。”

乡亲们一听，才安静下来。李济和董作兵开始询问孩子平时喜欢去哪些地方，板栗坳是否有深井或者山谷，这里有没有土匪出没等问题。

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李济建议：咱们就分成几个组，每个组几个人，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找，不放过任何遮挡物，就连每块石头，都要看一看。”

按照李济的方法，三个小时后，孩子被找到了。

但即使这样，乡民并没放下戒心，都以为是研究院的人故意把小孩藏起来了。

看着民愤越来越强烈，研究院做出了一个决定。

1941年6月9日，研究院在板栗坳的戏楼里，把甲骨、人头骨等一一展示出来，现场给大家解说人体解剖是怎么回事，并向乡亲们说明了他们来此地的原因，以及他们开展文物研究工作的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李庄淳朴的乡亲们，在听完解释后，马上就表示了理解，并为之前他们的行为感到抱歉。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研究院和李庄的乡亲们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现在的李庄，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曾有这批学者的到来，更加富有文化底蕴，也成为了宜宾著名的旅游景点。而我国的老一批学者们，在抗战时期坚持研究、不忘初衷的事迹，更是激励着下一辈人，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