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之冀##共话最美家乡#观海胜地碣石山
有关碣石山的记载，始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在首山为“太行之山”的“北次三经”结尾部分记云：“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这段记载表明在远古时的民间传说中，坐落在群山尽北处的碣石山是很神奇的，不仅山青石碧，而且有美丽的玉石出产。《禹贡》在记冀州的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显然是在说远古时的碣石山似楬插于海岸，为东北进贡的少数民族“岛夷”（一说为“鸟夷”）乘舟遵海入河（指古黄河口，时在今天津一带）转航时必望的航标；此外，《禹贡》在记“导岍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时云：“导岍（qiān）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一记述则又表明古代的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等古代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系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禹贡》记载的“碣石”，指的明显是渤海北岸的一座特出的大山，并非海边或海中的礁石，更非远离“太行”、“恒山”等古代大山的鲁北一座海拔60多米的孤零零的小山峁。而与古人这些记载名实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在这一带近海平原，再也没有别的山峰可与之相混。长期以来，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志，其主峰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的转航之标准。早在唐朝，就有人认定这座山就是古碣石山。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云：“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 可见，昌黎碣石山被认定为“古碣石”是由来已久的。这就难怪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多传承有序，把碣石山记载在今昌黎地了。
正因古人眼中的“碣石”是重要的地理坐标，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碣石”常作为标志渤海北岸一个地域的名称出现，如《战国策·燕策》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一说，《史记·天官书》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筋角”之语。由此，“碣石”入诗，也多以北方沿海地域，乃至北方地区的代称出现。如唐朝诗人高适的“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别冯判官》），杜甫的“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文天祥《北行九十二》借其句吟有“浮云连海岱，寒芜际碣石”），张若虚的“斜月沉沉藏雾海，碣石潇湘无限路”（《春江花月夜》），韦应物的“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弹棋歌》），等等，其中的“碣石”几乎成了北国远塞的代名词。
也正因群山特出于渤海近岸，濒临大海，碣石山自古就以观海胜地著称。不仅如此，因便于航海，碣石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成为以海中的“三神山”传说为主体的中国东方神仙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为此，笃信“神仙”说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均把碣石山作为出巡的重要目标之一，以至引得魏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也相继在碣石山留下游踪，唐太宗出兵高丽时亦“碣石想秦皇”。魏武帝曹操于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天，北征乌桓凯旋归来，特意路经今昌黎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了千古名唱《碣石篇》；而谥号晋宣帝的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31年，率兵赴辽东征伐公孙渊时，亦“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
由于碣石山地当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交接地带的交通冲要，在中国历史上，这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隋唐以来，古榆关背倚碣石天险，形成一道雄关险隘，这一军事形势直至明朝政府将其关口移到山海关以后也未改变。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中曾用“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形容古老而奇险的碣石山一带作为古战场的激烈、壮观的战斗场景。“摐（chuāng）金”即敲锣，“伐鼓”即击鼓，“旌旆（jīngpèi）”指军中的各种旗帜，“逶迤”形容曲折前进状。这两句诗是在说，当时的唐朝军队驻扎在碣石山前的边塞重镇榆关一带，在抗击契丹军队的进犯时，先头部队敲锣击鼓冲出榆关，大部队在碣石山上列阵为盾，筑成固若金汤的防线。这一描写，足以说明，在隋唐时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凭山作险，山为关添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道重要的关山。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很多，形成游览区的年代久远，至少可追溯到上千年左右的辽、金时期，迄今尚能在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以及周围找到金代遗留的记游刻石。明、清以来，这里成了京东有名的游览胜地，特别是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修通以后，变为了天津、唐山、榆关（即山海关）、锦州一线的游人麇集之处。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碣石山中游览，在碣石山中的“人间奇境”——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并作过政治避难，在山中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革命论著，以及一些游记、散文和诗歌等，使碣石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注册生辉。1954年夏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距碣石山不远的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等诗句，从而使碣石山这座历史名山更加声名煊赫，愈来愈被海内外游人所瞩目。
有关碣石山的记载，始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在首山为“太行之山”的“北次三经”结尾部分记云：“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这段记载表明在远古时的民间传说中，坐落在群山尽北处的碣石山是很神奇的，不仅山青石碧，而且有美丽的玉石出产。《禹贡》在记冀州的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显然是在说远古时的碣石山似楬插于海岸，为东北进贡的少数民族“岛夷”（一说为“鸟夷”）乘舟遵海入河（指古黄河口，时在今天津一带）转航时必望的航标；此外，《禹贡》在记“导岍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时云：“导岍（qiān）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一记述则又表明古代的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等古代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系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禹贡》记载的“碣石”，指的明显是渤海北岸的一座特出的大山，并非海边或海中的礁石，更非远离“太行”、“恒山”等古代大山的鲁北一座海拔60多米的孤零零的小山峁。而与古人这些记载名实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在这一带近海平原，再也没有别的山峰可与之相混。长期以来，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志，其主峰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的转航之标准。早在唐朝，就有人认定这座山就是古碣石山。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云：“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 可见，昌黎碣石山被认定为“古碣石”是由来已久的。这就难怪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多传承有序，把碣石山记载在今昌黎地了。
正因古人眼中的“碣石”是重要的地理坐标，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碣石”常作为标志渤海北岸一个地域的名称出现，如《战国策·燕策》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一说，《史记·天官书》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筋角”之语。由此，“碣石”入诗，也多以北方沿海地域，乃至北方地区的代称出现。如唐朝诗人高适的“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别冯判官》），杜甫的“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文天祥《北行九十二》借其句吟有“浮云连海岱，寒芜际碣石”），张若虚的“斜月沉沉藏雾海，碣石潇湘无限路”（《春江花月夜》），韦应物的“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弹棋歌》），等等，其中的“碣石”几乎成了北国远塞的代名词。
也正因群山特出于渤海近岸，濒临大海，碣石山自古就以观海胜地著称。不仅如此，因便于航海，碣石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成为以海中的“三神山”传说为主体的中国东方神仙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为此，笃信“神仙”说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均把碣石山作为出巡的重要目标之一，以至引得魏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也相继在碣石山留下游踪，唐太宗出兵高丽时亦“碣石想秦皇”。魏武帝曹操于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天，北征乌桓凯旋归来，特意路经今昌黎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了千古名唱《碣石篇》；而谥号晋宣帝的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31年，率兵赴辽东征伐公孙渊时，亦“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
由于碣石山地当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交接地带的交通冲要，在中国历史上，这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隋唐以来，古榆关背倚碣石天险，形成一道雄关险隘，这一军事形势直至明朝政府将其关口移到山海关以后也未改变。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中曾用“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形容古老而奇险的碣石山一带作为古战场的激烈、壮观的战斗场景。“摐（chuāng）金”即敲锣，“伐鼓”即击鼓，“旌旆（jīngpèi）”指军中的各种旗帜，“逶迤”形容曲折前进状。这两句诗是在说，当时的唐朝军队驻扎在碣石山前的边塞重镇榆关一带，在抗击契丹军队的进犯时，先头部队敲锣击鼓冲出榆关，大部队在碣石山上列阵为盾，筑成固若金汤的防线。这一描写，足以说明，在隋唐时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凭山作险，山为关添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道重要的关山。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很多，形成游览区的年代久远，至少可追溯到上千年左右的辽、金时期，迄今尚能在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以及周围找到金代遗留的记游刻石。明、清以来，这里成了京东有名的游览胜地，特别是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修通以后，变为了天津、唐山、榆关（即山海关）、锦州一线的游人麇集之处。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碣石山中游览，在碣石山中的“人间奇境”——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并作过政治避难，在山中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革命论著，以及一些游记、散文和诗歌等，使碣石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注册生辉。1954年夏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距碣石山不远的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等诗句，从而使碣石山这座历史名山更加声名煊赫，愈来愈被海内外游人所瞩目。
【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天刚擦黑，华灯初上。山东济宁古运河边，各色彩灯渐次亮起，勾勒出古意建筑的轮廓，也点亮了水上人家的韵味。纷至沓来的游人，让运河两岸一下子热闹起来……在济宁，“夜游古运河”，已经成为一道迷人风景。
人流如织，沿河畔一路走过，面塑、剪纸、绣球、葫芦烙画……每一个传统手艺的展示台前，都聚满了游客；离岸登船，泛舟古运河上，伴着微波荡漾的节奏，遍览“运河书屋”、“玉堂酱园”、“运河记忆”文化街区……古韵新生，不时引发游人赞叹。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岸边展演厅，近距离欣赏梆子、豫剧、柳琴戏等非遗戏曲的现场演出；有的一时技痒，直接登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舞台，一展才艺……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欣赏、倾慕、热爱，就在这悄然浸润中，得以充分延展、蓬勃生长。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时代大课题。近年来，济宁市一直在思考、在探索。推出“运河记忆”，是其中的一个举措。作为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怎样才能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济宁在多个层面开展了积极实践。
守正开新打造思想文化新高地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契合时代，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新？济宁在努力，孔子研究院便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来到济宁曲阜孔子研究院，拜访者一定会为这里的“高台明堂”所吸引，这座仿古建筑由两座论语钟亭组成，一座名为“明先”，另一座名为“觉未”。钟亭内的两口大钟直径相加为3米，寓意孔门弟子三千；而2.1米的钟高，则象征儒学走进21世纪。
在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看来，这两个意象的融合，正是孔子研究院的一贯追求。
“孔府、孔庙、孔林，是曲阜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不能坐吃名胜古迹的‘老本’。”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发挥身处孔子家乡曲阜的地缘优势，围绕‘四个讲清楚’，把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全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年来，孔子研究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30余项，编纂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0余部；举办“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贯彻‘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孔子家语》与中华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将《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这样说》等多部著作翻译成英、德、韩等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打造“春秋讲坛”公益文化品牌，通过“云讲座”，将影响力辐射到东亚文化圈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聚合儒学研究名家队伍与核心团队，努力打造儒学研究的新高地。”杨朝明说。
融入生活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要义，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济宁在探索，建立“和为贵”矛盾调处机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尝试。
“礼之用，和为贵”，是《论语·学而篇》中的名句。济宁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中，建立起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和为贵”社会治理中心，收到良好效果。
“‘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济宁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度假村，记者看到，60岁的村民秦家文正在“和为贵”调解室里，为听众讲授崇德向善的做人道理。授者一丝不苟，听者频频点头。
“我是调解室的志愿服务者。现在，很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到调解室来化解。我们济宁市的主要领导都曾经到‘和为贵’矛盾调处中心公开接访呢！别看我们的调解室面积不大，但真正起到了‘以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的大作用。”秦家文自豪地说，“在这里，群众的来信来访‘一站式接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宁已经在全市成立了家庭婚姻等专业性“和为贵”调解组织273个，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通过推行“五老”调解、“平安周例会”、法治大讲堂，济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和”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近3年来，全市43801件案件在诉前调解，41%以上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文旅融合展现文化名城新风采
如何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产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古城再添新风采？济宁在实践，保护利用与文创开发是“两翼”。
一方面在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做文章。
近年来，济宁实施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三孔彩画及古建筑保护维修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尼山孔庙古建筑群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
同时，曲阜在孔府、孔庙、孔林基础上，打造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它们既是学术研究、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的场所，又是旅游胜地。作为曲阜新的建筑地标、文化地标，“新三孔”已经成为曲阜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仅尼山圣境，自2018年9月正式开园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0万人。
另一方面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上下功夫。
在孔子故里，你会发现，很多游客，特别是外籍人士，会对这里的古老治印技艺特别感兴趣，将一方方印纽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细节，济宁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对“治印（印纽）”文化加以保护传承，以此带动更多文创产品、旅游产品涌现。成立“孔府印阁”，把社区老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育传承人；同时，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在网络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目前，我们每天生产的印章数量在2.5万枚左右,并且全年订单不断。”孔府印阁总经理刘鹏说。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济宁正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的道路上铿锵前行。（光明日报）
人流如织，沿河畔一路走过，面塑、剪纸、绣球、葫芦烙画……每一个传统手艺的展示台前，都聚满了游客；离岸登船，泛舟古运河上，伴着微波荡漾的节奏，遍览“运河书屋”、“玉堂酱园”、“运河记忆”文化街区……古韵新生，不时引发游人赞叹。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岸边展演厅，近距离欣赏梆子、豫剧、柳琴戏等非遗戏曲的现场演出；有的一时技痒，直接登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舞台，一展才艺……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欣赏、倾慕、热爱，就在这悄然浸润中，得以充分延展、蓬勃生长。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时代大课题。近年来，济宁市一直在思考、在探索。推出“运河记忆”，是其中的一个举措。作为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怎样才能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济宁在多个层面开展了积极实践。
守正开新打造思想文化新高地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契合时代，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新？济宁在努力，孔子研究院便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来到济宁曲阜孔子研究院，拜访者一定会为这里的“高台明堂”所吸引，这座仿古建筑由两座论语钟亭组成，一座名为“明先”，另一座名为“觉未”。钟亭内的两口大钟直径相加为3米，寓意孔门弟子三千；而2.1米的钟高，则象征儒学走进21世纪。
在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看来，这两个意象的融合，正是孔子研究院的一贯追求。
“孔府、孔庙、孔林，是曲阜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不能坐吃名胜古迹的‘老本’。”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发挥身处孔子家乡曲阜的地缘优势，围绕‘四个讲清楚’，把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全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年来，孔子研究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30余项，编纂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0余部；举办“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贯彻‘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孔子家语》与中华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将《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这样说》等多部著作翻译成英、德、韩等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打造“春秋讲坛”公益文化品牌，通过“云讲座”，将影响力辐射到东亚文化圈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聚合儒学研究名家队伍与核心团队，努力打造儒学研究的新高地。”杨朝明说。
融入生活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要义，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济宁在探索，建立“和为贵”矛盾调处机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尝试。
“礼之用，和为贵”，是《论语·学而篇》中的名句。济宁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中，建立起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和为贵”社会治理中心，收到良好效果。
“‘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济宁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度假村，记者看到，60岁的村民秦家文正在“和为贵”调解室里，为听众讲授崇德向善的做人道理。授者一丝不苟，听者频频点头。
“我是调解室的志愿服务者。现在，很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到调解室来化解。我们济宁市的主要领导都曾经到‘和为贵’矛盾调处中心公开接访呢！别看我们的调解室面积不大，但真正起到了‘以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的大作用。”秦家文自豪地说，“在这里，群众的来信来访‘一站式接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宁已经在全市成立了家庭婚姻等专业性“和为贵”调解组织273个，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通过推行“五老”调解、“平安周例会”、法治大讲堂，济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和”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近3年来，全市43801件案件在诉前调解，41%以上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文旅融合展现文化名城新风采
如何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产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古城再添新风采？济宁在实践，保护利用与文创开发是“两翼”。
一方面在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做文章。
近年来，济宁实施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三孔彩画及古建筑保护维修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尼山孔庙古建筑群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
同时，曲阜在孔府、孔庙、孔林基础上，打造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它们既是学术研究、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的场所，又是旅游胜地。作为曲阜新的建筑地标、文化地标，“新三孔”已经成为曲阜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仅尼山圣境，自2018年9月正式开园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0万人。
另一方面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上下功夫。
在孔子故里，你会发现，很多游客，特别是外籍人士，会对这里的古老治印技艺特别感兴趣，将一方方印纽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细节，济宁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对“治印（印纽）”文化加以保护传承，以此带动更多文创产品、旅游产品涌现。成立“孔府印阁”，把社区老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育传承人；同时，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在网络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目前，我们每天生产的印章数量在2.5万枚左右,并且全年订单不断。”孔府印阁总经理刘鹏说。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济宁正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的道路上铿锵前行。（光明日报）
【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天刚擦黑，华灯初上。山东济宁古运河边，各色彩灯渐次亮起，勾勒出古意建筑的轮廓，也点亮了水上人家的韵味。纷至沓来的游人，让运河两岸一下子热闹起来……在济宁，“夜游古运河”，已经成为一道迷人风景。
人流如织，沿河畔一路走过，面塑、剪纸、绣球、葫芦烙画……每一个传统手艺的展示台前，都聚满了游客；离岸登船，泛舟古运河上，伴着微波荡漾的节奏，遍览“运河书屋”、“玉堂酱园”、“运河记忆”文化街区……古韵新生，不时引发游人赞叹。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岸边展演厅，近距离欣赏梆子、豫剧、柳琴戏等非遗戏曲的现场演出；有的一时技痒，直接登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舞台，一展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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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契合时代，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新？济宁在努力，孔子研究院便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来到济宁曲阜孔子研究院，拜访者一定会为这里的“高台明堂”所吸引，这座仿古建筑由两座论语钟亭组成，一座名为“明先”，另一座名为“觉未”。钟亭内的两口大钟直径相加为3米，寓意孔门弟子三千；而2.1米的钟高，则象征儒学走进21世纪。
在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看来，这两个意象的融合，正是孔子研究院的一贯追求。
“孔府、孔庙、孔林，是曲阜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不能坐吃名胜古迹的‘老本’。”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发挥身处孔子家乡曲阜的地缘优势，围绕‘四个讲清楚’，把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全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年来，孔子研究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30余项，编纂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0余部；举办“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贯彻‘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孔子家语》与中华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将《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这样说》等多部著作翻译成英、德、韩等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打造“春秋讲坛”公益文化品牌，通过“云讲座”，将影响力辐射到东亚文化圈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聚合儒学研究名家队伍与核心团队，努力打造儒学研究的新高地。”杨朝明说。
融入生活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要义，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济宁在探索，建立“和为贵”矛盾调处机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尝试。
“礼之用，和为贵”，是《论语·学而篇》中的名句。济宁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中，建立起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和为贵”社会治理中心，收到良好效果。
“‘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济宁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度假村，记者看到，60岁的村民秦家文正在“和为贵”调解室里，为听众讲授崇德向善的做人道理。授者一丝不苟，听者频频点头。
“我是调解室的志愿服务者。现在，很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到调解室来化解。我们济宁市的主要领导都曾经到‘和为贵’矛盾调处中心公开接访呢！别看我们的调解室面积不大，但真正起到了‘以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的大作用。”秦家文自豪地说，“在这里，群众的来信来访‘一站式接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宁已经在全市成立了家庭婚姻等专业性“和为贵”调解组织273个，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通过推行“五老”调解、“平安周例会”、法治大讲堂，济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和”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近3年来，全市43801件案件在诉前调解，41%以上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文旅融合展现文化名城新风采
如何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产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古城再添新风采？济宁在实践，保护利用与文创开发是“两翼”。
一方面在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做文章。
近年来，济宁实施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三孔彩画及古建筑保护维修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尼山孔庙古建筑群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
同时，曲阜在孔府、孔庙、孔林基础上，打造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它们既是学术研究、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的场所，又是旅游胜地。作为曲阜新的建筑地标、文化地标，“新三孔”已经成为曲阜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仅尼山圣境，自2018年9月正式开园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0万人。
另一方面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上下功夫。
在孔子故里，你会发现，很多游客，特别是外籍人士，会对这里的古老治印技艺特别感兴趣，将一方方印纽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细节，济宁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对“治印（印纽）”文化加以保护传承，以此带动更多文创产品、旅游产品涌现。成立“孔府印阁”，把社区老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育传承人；同时，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在网络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目前，我们每天生产的印章数量在2.5万枚左右,并且全年订单不断。”孔府印阁总经理刘鹏说。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济宁正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的道路上铿锵前行。（光明日报）
人流如织，沿河畔一路走过，面塑、剪纸、绣球、葫芦烙画……每一个传统手艺的展示台前，都聚满了游客；离岸登船，泛舟古运河上，伴着微波荡漾的节奏，遍览“运河书屋”、“玉堂酱园”、“运河记忆”文化街区……古韵新生，不时引发游人赞叹。意犹未尽的游客，走进岸边展演厅，近距离欣赏梆子、豫剧、柳琴戏等非遗戏曲的现场演出；有的一时技痒，直接登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群众舞台，一展才艺……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欣赏、倾慕、热爱，就在这悄然浸润中，得以充分延展、蓬勃生长。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时代大课题。近年来，济宁市一直在思考、在探索。推出“运河记忆”，是其中的一个举措。作为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怎样才能让千年文脉焕发全新神采，济宁在多个层面开展了积极实践。
守正开新打造思想文化新高地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契合时代，在守正基础上不断开新？济宁在努力，孔子研究院便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来到济宁曲阜孔子研究院，拜访者一定会为这里的“高台明堂”所吸引，这座仿古建筑由两座论语钟亭组成，一座名为“明先”，另一座名为“觉未”。钟亭内的两口大钟直径相加为3米，寓意孔门弟子三千；而2.1米的钟高，则象征儒学走进21世纪。
在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看来，这两个意象的融合，正是孔子研究院的一贯追求。
“孔府、孔庙、孔林，是曲阜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不能坐吃名胜古迹的‘老本’。”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发挥身处孔子家乡曲阜的地缘优势，围绕‘四个讲清楚’，把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全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几年来，孔子研究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30余项，编纂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0余部；举办“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儒家思想与文化强国建设”座谈会、“贯彻‘两个结合’深入推动‘两创’”座谈会、“《孔子家语》与中华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将《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这样说》等多部著作翻译成英、德、韩等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打造“春秋讲坛”公益文化品牌，通过“云讲座”，将影响力辐射到东亚文化圈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们聚合儒学研究名家队伍与核心团队，努力打造儒学研究的新高地。”杨朝明说。
融入生活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要义，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济宁在探索，建立“和为贵”矛盾调处机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尝试。
“礼之用，和为贵”，是《论语·学而篇》中的名句。济宁将这一思想贯穿于社会治理实践中，建立起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和为贵”社会治理中心，收到良好效果。
“‘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济宁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度假村，记者看到，60岁的村民秦家文正在“和为贵”调解室里，为听众讲授崇德向善的做人道理。授者一丝不苟，听者频频点头。
“我是调解室的志愿服务者。现在，很多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到调解室来化解。我们济宁市的主要领导都曾经到‘和为贵’矛盾调处中心公开接访呢！别看我们的调解室面积不大，但真正起到了‘以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的大作用。”秦家文自豪地说，“在这里，群众的来信来访‘一站式接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我们的目标是——‘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宁已经在全市成立了家庭婚姻等专业性“和为贵”调解组织273个，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8%。通过推行“五老”调解、“平安周例会”、法治大讲堂，济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和”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近3年来，全市43801件案件在诉前调解，41%以上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文旅融合展现文化名城新风采
如何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产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为古城再添新风采？济宁在实践，保护利用与文创开发是“两翼”。
一方面在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做文章。
近年来，济宁实施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三孔彩画及古建筑保护维修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尼山孔庙古建筑群修缮工程被评为首届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
同时，曲阜在孔府、孔庙、孔林基础上，打造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它们既是学术研究、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的场所，又是旅游胜地。作为曲阜新的建筑地标、文化地标，“新三孔”已经成为曲阜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仅尼山圣境，自2018年9月正式开园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0万人。
另一方面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上下功夫。
在孔子故里，你会发现，很多游客，特别是外籍人士，会对这里的古老治印技艺特别感兴趣，将一方方印纽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细节，济宁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对“治印（印纽）”文化加以保护传承，以此带动更多文创产品、旅游产品涌现。成立“孔府印阁”，把社区老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育传承人；同时，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在网络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目前，我们每天生产的印章数量在2.5万枚左右,并且全年订单不断。”孔府印阁总经理刘鹏说。
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济宁正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建设全国一流文化名市的道路上铿锵前行。（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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