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生态贵州·卫星视角下的美丽乡村# 【黄平县 温水塘村 │ 解锁森林秘境温泉，体验“苗疆第一汤”】黔东南州黄平县浪洞镇温水塘村：原名三星村，因寨中有天然温泉，故改名温水塘村。温水塘村位于浪洞镇政府西北面，距镇政府驻地7.5公里，东邻云雾山村，南邻板山村，西连后寨村，北邻瓮安县老坟嘴乡河坝村，2018年，浪洞镇温水塘村被评为“乙级旅游村寨”。2020年，入选贵州第二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温度适宜，气候宜人
温水塘村年平均气温为15.5℃，春、夏、秋、冬四季平均气温分别为15.6℃、23.8℃、16.3℃和6.0℃；四季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非常适合开展乡村旅游活动。
昼晴夜雨，降水充沛
温水塘村降水丰富，雨热同季，年平均降水量为1136.5毫米，春、夏、秋和冬季降水分别为313.5毫米、503.6毫米、228.0毫米和89.8毫米；全年夜雨量为686.0毫米，占总降水量的60.4%；夜间多雨既可降温，又可净化空气，而白天少雨则十分有利于人们的出行和旅游，彼此相得益彰。
日照温和，紫外线弱
温水塘村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039.7小时，春、夏、秋和冬季日照时数分别为253.7小时、399.7小时、260.6小时和127.8小时。年平均总云量为8.0成，春、夏、秋和冬季总云量分别为8.3成、7.7成、7.6成和8.5成，具有总云量较高，紫外线弱的优势。
湿度适中，气候湿润
温水塘村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2.2%，春、夏、秋和冬季相对湿度分别为81.4%、81.9%、82.7%和82.6%；湿度条件适中，湿润的气候有利于人类居住和大多数植物与农作物生长发育。
微风轻拂，气压适宜
温水塘村全年微风徐徐，年平均风速为1.8米/秒，春、夏、秋和冬季风速分别为2.0米/秒、1.9米/秒、1.6米/秒和1.6米/秒。年平均气压为891.3百帕，春、夏、秋和冬季气压分别为889.9百帕、885.6百帕、894.1百帕和895.5百帕。温水塘村风压条件稳定适中，位于人体舒适的区间。
气候舒适期长，夏令避暑条件优越
温水塘村舒适期长达7个月，每年的4-10月气候最为温和、宜人。根据养生气候类型划分标准，温水塘村属于四季分明、夏令避暑和富氧康养气候类型，尤以夏令避暑最为突出，十分适合开展避暑康养旅游活动。
【游玩推荐】
1. 浪洞·温泉：“隐于山野，自带超高颜值冬日暖汤”，温水塘村面山、临水，更有温泉，自带了一种飘逸的灵气，浪洞温泉就位于这里。浪洞温泉有着40余个树木环抱的户外森林泡池，是一个远离喧嚣独揽自然的佳境。慵懒地漫步在石板路上，深深呼吸香甜的空气，赤脚踏进温暖的天然温泉水。浪洞温泉占地面积100余平方米，由5至7个大小不同的泉眼平地涌出而成，日出水量约1000吨，属高热温泉。水质清澈明净，无色味甜，井口水温常年保持在49℃。这里的泉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氡、锂、锶、偏硅酸等17种稀有元素，具有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等特点，疗效独特，被专家誉为“苗疆第一汤”和“苗家圣水”。还有专为儿童设计的儿童乐园，好玩不失乐趣，带上孩子一起享受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室外的每一泡池都被草木所围绕，超高私密性，享山之幽，静享这方水的温柔。泡在暖和的高山天然温泉中，尽情享受这一份大自然的馈赠。
2. 黄平飞云崖：又名“飞云洞”，明朝正统八年（1443），始建月潭寺，后经历代增修扩建，遂形成一组宗教建筑、民族建筑和园林建筑相间的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有“贵州第一古刹”等殊誉。飞云崖，是一处融汇佛、道宗教文化，集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胜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盛况空前的民族聚会，各种民族歌舞、斗牛、赛马等节目异彩纷呈，民族风情十分浓郁。
3. 黄平旧州古镇：这里的旧州古镇位于黔东南州黄平县，是过去黄平县的县治，所以称为“旧州”。旧州古镇位于潕阳河上，是潕阳河航运的终点，很有可能是古代且兰古国和牂牁郡的郡治所在地。现在被打造成为了“且兰古城”。旧州古镇保留了文昌宫、仁寿宫、天后宫以及福众桥、平播桥、擂鼓山、西上街古建筑群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2008年被评为中国第四批历史文化名镇。
【美食推荐】
1. 糯小米：黄平县盛产的糯小米，是当地著名农特产之一，色泽金黄，米粒极小，营养丰富，颗粒饱满，清香宜人，糯软可口。由当地苗族人民用传统种植方式，使小米具有绿色、有机、健康的品质。
2. 苗家鸡稀饭：苗家鸡稀饭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家常美食，主要由白条母鸡，糯米煲制而成，鲜香软糯，汁稠色亮，味美爽口，是苗家人招待贵客的上等佳肴，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补品，它被苗家人称之为“营养粥”。
【交通路线】
1. 贵阳自驾车路线：贵阳绕城高速—渝筑高速—银百高速—江都高速—温水塘村
2. 凯里自驾车路线：凯里—黄平—温水塘村
温度适宜，气候宜人
温水塘村年平均气温为15.5℃，春、夏、秋、冬四季平均气温分别为15.6℃、23.8℃、16.3℃和6.0℃；四季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非常适合开展乡村旅游活动。
昼晴夜雨，降水充沛
温水塘村降水丰富，雨热同季，年平均降水量为1136.5毫米，春、夏、秋和冬季降水分别为313.5毫米、503.6毫米、228.0毫米和89.8毫米；全年夜雨量为686.0毫米，占总降水量的60.4%；夜间多雨既可降温，又可净化空气，而白天少雨则十分有利于人们的出行和旅游，彼此相得益彰。
日照温和，紫外线弱
温水塘村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039.7小时，春、夏、秋和冬季日照时数分别为253.7小时、399.7小时、260.6小时和127.8小时。年平均总云量为8.0成，春、夏、秋和冬季总云量分别为8.3成、7.7成、7.6成和8.5成，具有总云量较高，紫外线弱的优势。
湿度适中，气候湿润
温水塘村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2.2%，春、夏、秋和冬季相对湿度分别为81.4%、81.9%、82.7%和82.6%；湿度条件适中，湿润的气候有利于人类居住和大多数植物与农作物生长发育。
微风轻拂，气压适宜
温水塘村全年微风徐徐，年平均风速为1.8米/秒，春、夏、秋和冬季风速分别为2.0米/秒、1.9米/秒、1.6米/秒和1.6米/秒。年平均气压为891.3百帕，春、夏、秋和冬季气压分别为889.9百帕、885.6百帕、894.1百帕和895.5百帕。温水塘村风压条件稳定适中，位于人体舒适的区间。
气候舒适期长，夏令避暑条件优越
温水塘村舒适期长达7个月，每年的4-10月气候最为温和、宜人。根据养生气候类型划分标准，温水塘村属于四季分明、夏令避暑和富氧康养气候类型，尤以夏令避暑最为突出，十分适合开展避暑康养旅游活动。
【游玩推荐】
1. 浪洞·温泉：“隐于山野，自带超高颜值冬日暖汤”，温水塘村面山、临水，更有温泉，自带了一种飘逸的灵气，浪洞温泉就位于这里。浪洞温泉有着40余个树木环抱的户外森林泡池，是一个远离喧嚣独揽自然的佳境。慵懒地漫步在石板路上，深深呼吸香甜的空气，赤脚踏进温暖的天然温泉水。浪洞温泉占地面积100余平方米，由5至7个大小不同的泉眼平地涌出而成，日出水量约1000吨，属高热温泉。水质清澈明净，无色味甜，井口水温常年保持在49℃。这里的泉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氡、锂、锶、偏硅酸等17种稀有元素，具有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等特点，疗效独特，被专家誉为“苗疆第一汤”和“苗家圣水”。还有专为儿童设计的儿童乐园，好玩不失乐趣，带上孩子一起享受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室外的每一泡池都被草木所围绕，超高私密性，享山之幽，静享这方水的温柔。泡在暖和的高山天然温泉中，尽情享受这一份大自然的馈赠。
2. 黄平飞云崖：又名“飞云洞”，明朝正统八年（1443），始建月潭寺，后经历代增修扩建，遂形成一组宗教建筑、民族建筑和园林建筑相间的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有“贵州第一古刹”等殊誉。飞云崖，是一处融汇佛、道宗教文化，集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胜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盛况空前的民族聚会，各种民族歌舞、斗牛、赛马等节目异彩纷呈，民族风情十分浓郁。
3. 黄平旧州古镇：这里的旧州古镇位于黔东南州黄平县，是过去黄平县的县治，所以称为“旧州”。旧州古镇位于潕阳河上，是潕阳河航运的终点，很有可能是古代且兰古国和牂牁郡的郡治所在地。现在被打造成为了“且兰古城”。旧州古镇保留了文昌宫、仁寿宫、天后宫以及福众桥、平播桥、擂鼓山、西上街古建筑群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2008年被评为中国第四批历史文化名镇。
【美食推荐】
1. 糯小米：黄平县盛产的糯小米，是当地著名农特产之一，色泽金黄，米粒极小，营养丰富，颗粒饱满，清香宜人，糯软可口。由当地苗族人民用传统种植方式，使小米具有绿色、有机、健康的品质。
2. 苗家鸡稀饭：苗家鸡稀饭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家常美食，主要由白条母鸡，糯米煲制而成，鲜香软糯，汁稠色亮，味美爽口，是苗家人招待贵客的上等佳肴，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补品，它被苗家人称之为“营养粥”。
【交通路线】
1. 贵阳自驾车路线：贵阳绕城高速—渝筑高速—银百高速—江都高速—温水塘村
2. 凯里自驾车路线：凯里—黄平—温水塘村
【#历史冷知识# 古人的书和旋风、蝴蝶又有什么关系？独特名称背后是中国人的浪漫】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浪漫的民族，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无一不凄婉动人，惹人遐想。不仅如此，古人还将自己读的书和旋风、蝴蝶联系在了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书籍的早期形态：简帛和卷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所有事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书籍形态也不例外。
书籍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简帛，简和帛是两种不同的书籍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南史氏拿的“简”，其实就是一根根削制好的狭长木竹片。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卷卷竹简，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策”。“策”通“册”，简策经常连用，意为由一根根竹简编制成的册书。简和策的区别大概在于前者没有装订，而后者已经装订成册了。简还经常和牍一起连用，牍一般指的是由木片制成的书写材料。
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出现之前最为广泛的书籍形态，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本身也有较大缺陷，那就是占用空间太大且过于繁重。据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写了一份三千片竹简的奏疏，需要两个壮劳力抬进宫中。大家可以想象太史公司马迁写下的52万字的《史记》需要多少简牍。这种繁重的书籍形态从它一诞生就预示了变革的必然性。
不过，简牍因为材料特殊，经千年而不腐，所以我们仍可以从考古挖掘中看到许多千年前古人使用的竹简，最为著名莫过于曾经上过《国家宝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除此之外还有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等。
竹简也衍生出一些典故，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杀青”就是其中一个。古人著书时一般把草稿写在青色的竹皮上，这是因为青竹表皮光滑，如要修改，就很容易能够将字迹擦去，待定稿之后，就刮去竹皮，露出竹白，这样字迹就不易被人刮掉，最后还要用火烘烤竹简，防蛀去湿，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杀青”。
简还会和帛一起连用，帛一般是丝绸制品，虽然也能用来书写，但帛书价格昂贵，就算是豪门大户，也不会奢侈到天天拿帛来写字。帛书一般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比如圣旨的颁布等等。
在造纸术发明之后，我国的书籍形式是不是立马就过渡到了如今我们常见的形态了呢？当然不是，在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书籍之前，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书籍形态——卷子本。卷子本很明显是受到了竹简和帛书形态的影响，是处于书籍的早期形态向册页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场恢宏大气的表演？其中有一幕就是几位演员在一幅巨大的卷轴上作水墨画，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卷轴只能用来作画，它其实也是一种书籍形式，即卷子本。在册页制度还没出现之前，卷轴曾盛极一时，敦煌藏经洞里的大量宗教典籍主要用的就是卷轴。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曾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可见卷子本的书籍曾盛极一时。
相较简牍帛书，卷轴的优势也尤为明显，那就是轻巧灵便，易于携带，古人说其“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是十分形象的。
02书籍最终形态的确立：从旋风装到纸书线装
在卷子本盛行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了卷子本的不便之处，那就是当要查阅某处文字的时，必须从头展开，比较麻烦。于是古人便对卷子本进行了改造，那就是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包上一层书皮，这样的话就把原来的一卷书变成了一册书，想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大大地节省了时间，这样的书籍形态从头翻到尾极为迅速，就好像旋风一样，因此称之为旋风页。
旋风页的出现大概在唐朝，在此基础上，旋风页也进一步演变成了“蝴蝶装”。当书籍形态演变到蝴蝶装时，就很接近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书籍形态了，那蝴蝶装又是怎么来的呢？旋风页虽然比较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之后整册书就会散佚，给阅读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古人进一步改进了这种技术，在印刷时先用一张纸张印刷，然后再沿着纸张的中缝对折，使有字的页面朝里，再用一张纸将这叠对折过的纸张固定在一起，使对折的脊线牢牢的粘在纸张上，最后在书册的最表层用一张硬壳纸包裹起来。因为蝴蝶装的纸张左右对折，翻阅起来如蝴蝶飘舞翻飞，因为称之为蝴蝶装。
但是蝴蝶装依然有它的缺点，由于蝴蝶装是由一张纸对折而成，第一页的前半面和第二页的后半面并不相连，所以印刷时这两页都是无法印刷的，在阅读蝴蝶装时阅读者往往要连跳两页空白的纸面，有时候翻开看到的就是空白的。大约到了南宋时期，又有人对蝴蝶装加以改进，古人在对折时采用了反向对折的方式，使两个空白页相对，两个印刷了文字的页面相背，让书页的两个外页粘在书背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在翻阅一本书会看到大量空白页的现象。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蝴蝶装还是包背装，将书页整合到一起的形式都是采用粘合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依然十分费事，且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生脱落的现象。于是古人继续改进，在书的边上打上几个小孔，再用线穿过这几个小孔从而将整本书缝合在一起，然后再包上表层的一层书衣。到了明代中期，古人增加了打孔数量，并且将整张书衣包裹改为了两张半页纸分别置于书的前后，现在常见的线装书形态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03一些古籍常识
当书籍形态由旋风页发展到蝴蝶装时，采用了蝴蝶装的书籍与之后的包背装、线装书在书籍内部的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就逐渐缩小了。在这个时候，书籍内部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规范与模式，并形成了专业术语。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的古籍，特对这些专业的术语做一个解释：
1、版面、天头、地脚：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就叫“版本”，印刷内容上面的空白处叫“天头”，印刷内容下面的空白叫作“地脚”。
2、版框、阑线：版面四周的线就叫作“版框”，组成版框的线就叫作“阑线”，上面的叫作“上阑线”，下面的叫作“下澜线”，左面的叫“左阑线”，右面的叫“右阑线”。左、右阑线有时是双线，有时也是单线，或者一边单一边双，组合不一。
3、版心、黑口、鱼尾：书籍每页中间的空白部分叫作版心。版心中间一般都有两个花纹，花纹款式不一，但酷似鱼尾，因此称之为鱼尾，连接鱼尾和天头、地脚的那条线就叫作“黑口”，因为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也叫“象鼻”。
4、书耳：在每个版面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小长方形，这个小长方形用来刻上篇名或篇名的简称，故称“书耳”。
5、书头、书根、书口、书背：书头是指书籍上端的切口部分，书根是指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书口是指可以翻阅的开口，书背则是和书口相对的部分。
6、牌记：牌记有点类似今天书籍中的版权说明。在古代，书籍由私人书坊印刷之后，书坊一般都会在书籍的内印上自己书坊的名字、介绍，一些精致的牌记还会配上精美的图案。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浪漫的民族，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无一不凄婉动人，惹人遐想。不仅如此，古人还将自己读的书和旋风、蝴蝶联系在了一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1书籍的早期形态：简帛和卷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所有事物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书籍形态也不例外。
书籍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简帛，简和帛是两种不同的书籍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南史氏拿的“简”，其实就是一根根削制好的狭长木竹片。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卷卷竹简，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策”。“策”通“册”，简策经常连用，意为由一根根竹简编制成的册书。简和策的区别大概在于前者没有装订，而后者已经装订成册了。简还经常和牍一起连用，牍一般指的是由木片制成的书写材料。
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出现之前最为广泛的书籍形态，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本身也有较大缺陷，那就是占用空间太大且过于繁重。据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写了一份三千片竹简的奏疏，需要两个壮劳力抬进宫中。大家可以想象太史公司马迁写下的52万字的《史记》需要多少简牍。这种繁重的书籍形态从它一诞生就预示了变革的必然性。
不过，简牍因为材料特殊，经千年而不腐，所以我们仍可以从考古挖掘中看到许多千年前古人使用的竹简，最为著名莫过于曾经上过《国家宝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除此之外还有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等。
竹简也衍生出一些典故，现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杀青”就是其中一个。古人著书时一般把草稿写在青色的竹皮上，这是因为青竹表皮光滑，如要修改，就很容易能够将字迹擦去，待定稿之后，就刮去竹皮，露出竹白，这样字迹就不易被人刮掉，最后还要用火烘烤竹简，防蛀去湿，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杀青”。
简还会和帛一起连用，帛一般是丝绸制品，虽然也能用来书写，但帛书价格昂贵，就算是豪门大户，也不会奢侈到天天拿帛来写字。帛书一般出现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比如圣旨的颁布等等。
在造纸术发明之后，我国的书籍形式是不是立马就过渡到了如今我们常见的形态了呢？当然不是，在现在我们熟悉的这种书籍之前，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书籍形态——卷子本。卷子本很明显是受到了竹简和帛书形态的影响，是处于书籍的早期形态向册页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场恢宏大气的表演？其中有一幕就是几位演员在一幅巨大的卷轴上作水墨画，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卷轴只能用来作画，它其实也是一种书籍形式，即卷子本。在册页制度还没出现之前，卷轴曾盛极一时，敦煌藏经洞里的大量宗教典籍主要用的就是卷轴。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就曾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可见卷子本的书籍曾盛极一时。
相较简牍帛书，卷轴的优势也尤为明显，那就是轻巧灵便，易于携带，古人说其“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是十分形象的。
02书籍最终形态的确立：从旋风装到纸书线装
在卷子本盛行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了卷子本的不便之处，那就是当要查阅某处文字的时，必须从头展开，比较麻烦。于是古人便对卷子本进行了改造，那就是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包上一层书皮，这样的话就把原来的一卷书变成了一册书，想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大大地节省了时间，这样的书籍形态从头翻到尾极为迅速，就好像旋风一样，因此称之为旋风页。
旋风页的出现大概在唐朝，在此基础上，旋风页也进一步演变成了“蝴蝶装”。当书籍形态演变到蝴蝶装时，就很接近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书籍形态了，那蝴蝶装又是怎么来的呢？旋风页虽然比较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之后整册书就会散佚，给阅读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古人进一步改进了这种技术，在印刷时先用一张纸张印刷，然后再沿着纸张的中缝对折，使有字的页面朝里，再用一张纸将这叠对折过的纸张固定在一起，使对折的脊线牢牢的粘在纸张上，最后在书册的最表层用一张硬壳纸包裹起来。因为蝴蝶装的纸张左右对折，翻阅起来如蝴蝶飘舞翻飞，因为称之为蝴蝶装。
但是蝴蝶装依然有它的缺点，由于蝴蝶装是由一张纸对折而成，第一页的前半面和第二页的后半面并不相连，所以印刷时这两页都是无法印刷的，在阅读蝴蝶装时阅读者往往要连跳两页空白的纸面，有时候翻开看到的就是空白的。大约到了南宋时期，又有人对蝴蝶装加以改进，古人在对折时采用了反向对折的方式，使两个空白页相对，两个印刷了文字的页面相背，让书页的两个外页粘在书背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在翻阅一本书会看到大量空白页的现象。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蝴蝶装还是包背装，将书页整合到一起的形式都是采用粘合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依然十分费事，且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生脱落的现象。于是古人继续改进，在书的边上打上几个小孔，再用线穿过这几个小孔从而将整本书缝合在一起，然后再包上表层的一层书衣。到了明代中期，古人增加了打孔数量，并且将整张书衣包裹改为了两张半页纸分别置于书的前后，现在常见的线装书形态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03一些古籍常识
当书籍形态由旋风页发展到蝴蝶装时，采用了蝴蝶装的书籍与之后的包背装、线装书在书籍内部的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就逐渐缩小了。在这个时候，书籍内部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规范与模式，并形成了专业术语。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的古籍，特对这些专业的术语做一个解释：
1、版面、天头、地脚：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就叫“版本”，印刷内容上面的空白处叫“天头”，印刷内容下面的空白叫作“地脚”。
2、版框、阑线：版面四周的线就叫作“版框”，组成版框的线就叫作“阑线”，上面的叫作“上阑线”，下面的叫作“下澜线”，左面的叫“左阑线”，右面的叫“右阑线”。左、右阑线有时是双线，有时也是单线，或者一边单一边双，组合不一。
3、版心、黑口、鱼尾：书籍每页中间的空白部分叫作版心。版心中间一般都有两个花纹，花纹款式不一，但酷似鱼尾，因此称之为鱼尾，连接鱼尾和天头、地脚的那条线就叫作“黑口”，因为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也叫“象鼻”。
4、书耳：在每个版面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小长方形，这个小长方形用来刻上篇名或篇名的简称，故称“书耳”。
5、书头、书根、书口、书背：书头是指书籍上端的切口部分，书根是指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书口是指可以翻阅的开口，书背则是和书口相对的部分。
6、牌记：牌记有点类似今天书籍中的版权说明。在古代，书籍由私人书坊印刷之后，书坊一般都会在书籍的内印上自己书坊的名字、介绍，一些精致的牌记还会配上精美的图案。
#学术争鸣#
【“云南人”之学术史初考】
林超民教授在其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谈到了他关于“云南人”这个概念的研究，特引用如下：
我写过一篇短文《从西南夷到云南人》，指出：“云南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不是以“族类”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林超民教授这大段独白，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故对“云南人”这个学术概念的渊源作一初步的考察。
笔者在研究云南历史时，发现了陆韧教授在其专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专门提出并讨论了“云南人”这一个概念，笔者深受启发，在博士论文中专门有一章考辨“云南人”这个概念，以此为枢纽与核心来讨论云南的变迁。笔者在研究和完成博士论文期间，从未读到林超民教授关于“云南人”的大作或议论，因此，看到林超民教授的上述说法，十分惭愧，赶紧去找来拜读。
笔者查中国知网得知， 林超民的短文《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2018年11月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4-185页）。此文不过两页，的确有点短。全文共十八段，主要回顾了自汉武帝以来云南各族人民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或引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云南积极认同华夏文化、不断吸纳华夏文化，不断为华夏文化的融合、扩大、更新做出贡献”。在全文的最后一段，林超民教授断言：
到明代后期，“云南人”的概念逐渐取代“西南夷”的称谓。“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文化上的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根基。
根据此文，林教授此处只强调了云南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云南人这一个身份产生加以讨论，亦不知其“云南人”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大概此文只是林超民教授的治学分享，所以全文并无注释或引用，笔者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管如何，对照林超民教授的《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和上引他在《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提到的相关论述，前者简短，后者详细，两者并不相同，可见林超民教授的引用可能有误。由此引发了笔者的担忧，笔者是否漏掉了林超民教授的其它大作，亦或林超民教授的回忆又出现错乱?
果然，笔者在知网又查到林超民教授2005年发表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大作《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2005年第3期，第106-113页）。此文其中有一节“土著：‘云南人’的形成”，专门讨论了“云南人”的形成过程。文章指出：
明代200多年间，汉族移民，附着于土地，世代相袭，从移民变为世代定居的“土著”，移民从外来的客户变为本土的“主人”。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为形成“云南人”。
“云南人” 这个称谓具体在何时出现已难考订。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云南人” 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 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由于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 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 不是以“族类” 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江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 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 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对照这一内容，读者可知，林超民教授在《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中所说的他本人关于云南人的讨论，应该是从其2005年的论文《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而来，而不是他自称的从《从西南夷到云南人》这篇短文而来。
需要指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或发表于2005年，或发表于2018年，不但晚于陆韧老师的专著（2001年），也晚于笔者的博士论文（2004年8月答辩， 2008年出版），但林超民教授既没有引用陆韧老师关于“云南人”的观点，也没有批评讨论笔者在陆韧老师研究基础上对“云南人”的辨析，令人遗憾。当然。林超民教授著作极为丰富，笔者很可能漏掉了相关论述，还请有识者教我。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云南人”之学术史初考】
林超民教授在其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谈到了他关于“云南人”这个概念的研究，特引用如下：
我写过一篇短文《从西南夷到云南人》，指出：“云南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不是以“族类”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林超民教授这大段独白，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故对“云南人”这个学术概念的渊源作一初步的考察。
笔者在研究云南历史时，发现了陆韧教授在其专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专门提出并讨论了“云南人”这一个概念，笔者深受启发，在博士论文中专门有一章考辨“云南人”这个概念，以此为枢纽与核心来讨论云南的变迁。笔者在研究和完成博士论文期间，从未读到林超民教授关于“云南人”的大作或议论，因此，看到林超民教授的上述说法，十分惭愧，赶紧去找来拜读。
笔者查中国知网得知， 林超民的短文《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2018年11月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4-185页）。此文不过两页，的确有点短。全文共十八段，主要回顾了自汉武帝以来云南各族人民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或引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云南积极认同华夏文化、不断吸纳华夏文化，不断为华夏文化的融合、扩大、更新做出贡献”。在全文的最后一段，林超民教授断言：
到明代后期，“云南人”的概念逐渐取代“西南夷”的称谓。“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文化上的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根基。
根据此文，林教授此处只强调了云南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云南人这一个身份产生加以讨论，亦不知其“云南人”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大概此文只是林超民教授的治学分享，所以全文并无注释或引用，笔者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管如何，对照林超民教授的《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和上引他在《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提到的相关论述，前者简短，后者详细，两者并不相同，可见林超民教授的引用可能有误。由此引发了笔者的担忧，笔者是否漏掉了林超民教授的其它大作，亦或林超民教授的回忆又出现错乱?
果然，笔者在知网又查到林超民教授2005年发表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大作《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2005年第3期，第106-113页）。此文其中有一节“土著：‘云南人’的形成”，专门讨论了“云南人”的形成过程。文章指出：
明代200多年间，汉族移民，附着于土地，世代相袭，从移民变为世代定居的“土著”，移民从外来的客户变为本土的“主人”。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为形成“云南人”。
“云南人” 这个称谓具体在何时出现已难考订。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云南人” 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 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由于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 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 不是以“族类” 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江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 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 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对照这一内容，读者可知，林超民教授在《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中所说的他本人关于云南人的讨论，应该是从其2005年的论文《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而来，而不是他自称的从《从西南夷到云南人》这篇短文而来。
需要指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或发表于2005年，或发表于2018年，不但晚于陆韧老师的专著（2001年），也晚于笔者的博士论文（2004年8月答辩， 2008年出版），但林超民教授既没有引用陆韧老师关于“云南人”的观点，也没有批评讨论笔者在陆韧老师研究基础上对“云南人”的辨析，令人遗憾。当然。林超民教授著作极为丰富，笔者很可能漏掉了相关论述，还请有识者教我。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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