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听这首歌时我在想什么#
布团
今天这首歌的关键词是“理解”。不知不觉已经好几篇都出现了“关键词”，并不保证这个模式会持续下去。
「布团」是一首让我恬不知耻地想要来著作权，至少是歌词著作权的歌。
“玄关传来了锁门的声音
被窝外面还是很冷
空气仿佛冻结了
外面的走廊响起了脚步声
浑身不安地静静听着
”路上小心“
今天又没能说出口
你如果一去不复返
该怎么办呀
”早上好“
今天也没能和你说
”欢迎回来“
要用平时两倍的声量
深吸一口气
掀开被子
脑子里乱作一团
静静听着
经过几个人了
重复多少次了
没有眼色的
肚子又饿了起来
”路上小心“
今天又没能说出口
你被车子溅了一身水的话
该怎么办呀
”早上好“
今天也没能和你说
今晚的饭菜
要做平时两倍的量
玄关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有东西落在家里了 回来取下
窗外乌鸦啊啊的叫着”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离奶奶家很近，离自己的家很远，坐公交+走路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每天很早起床和妈妈一起乘公交，午饭和午休在奶奶家，下午放学后也先回奶奶家，等妈妈下班后接上我，一起坐车回家吃晚饭。曾经做语文老师的妈妈，会在晃晃悠悠的公交上给我讲各种故事，有外国小说，也有自己编的故事。我最早接触的一部外国文学《飘》，就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先听妈妈讲完的。到了小学高年级，可能父母对我更放心了，就让我放学后自己坐公交先回家，在家里等他们回来。那是我大约10岁-11岁？
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敏感，一个人在家，脑海里会想各种奇怪的事情，一开始，还不过一边做作业，想着父母几时回家，今晚吃什么，耳朵竖着听楼道里的动静，但如果天气不好，如果父母回来的比平时晚了，如果是天黑的很早的冬天，如果……就会想象，父母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故？如果他们就这样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今早出门时没和爸爸打招呼，早上因为一点小事和妈妈怄气，没有好好说再见，如果他们不回来，如果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怎么办？
就这样会不安到作业也无法写下去，索性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专心致志地听门外的动静：这个人的脚步声很重，脚步太急，不是他们；这个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会不会是他们？有钥匙串的响动，是回来了么？啊～啊～等待太久了，我要不要先把冰箱里的菜拿出来，把蔬菜洗一洗，为晚饭先做些准备？让他们回来高兴一些？他们如果此时回来，我一定要微笑大声打招呼，很不像平时的我也没关系。
家里有一盘古典音乐精选磁带，有一次妈妈招待朋友来家里玩，想放音乐却按错了键，所以磁带开头有五六分钟变成了录音，录下了妈妈和朋友四处走动聊天的声音，太过不安时我就找出这盘磁带来听，边听边想，如果这是妈妈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怎么办？更不安了。
我实在是个很敏感的小孩子，这样的心理活动记在心上，没有对谁说过。时光流逝，那样的心情早就遗失了。如今和父母分隔两地，连一周打一次电话聊天都有时觉得是负担，成了这样不可爱又还不够成熟的成年人。但当听到这首歌时，10岁的小小的我的心情，就在这首歌里复活了，原来她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回头看一眼，原来那样的记忆仍然鲜活。
我会想要去了解源桑这个人，听他的歌读他的文章，其实起因也是先感受到自己被人理解了，那些散落在时光中的心情，那些无可名状的碎片想法，被人珍重拾起，写成了文字，谱成了歌。这样获得交感的时刻，不需要很多，只要有这样的瞬间，就会觉得很幸福，有种在世界上毕竟不是孤身一人的满足感。所以从某一个交感开始，就会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更多，让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人类的想法，去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可人和人的理解多难啊，前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在一堆借口和理由背后，其实就是因为彼此既不理解，又缺少好奇，虽然有心深入，却止步在了获得交感之前，人和人的关系，这样充满了遗憾。需珍惜每一个理解他人、被他人理解的美丽瞬间，毕竟让这个世界有温度的，只有人，和我相同又不同的那些人。
布团
今天这首歌的关键词是“理解”。不知不觉已经好几篇都出现了“关键词”，并不保证这个模式会持续下去。
「布团」是一首让我恬不知耻地想要来著作权，至少是歌词著作权的歌。
“玄关传来了锁门的声音
被窝外面还是很冷
空气仿佛冻结了
外面的走廊响起了脚步声
浑身不安地静静听着
”路上小心“
今天又没能说出口
你如果一去不复返
该怎么办呀
”早上好“
今天也没能和你说
”欢迎回来“
要用平时两倍的声量
深吸一口气
掀开被子
脑子里乱作一团
静静听着
经过几个人了
重复多少次了
没有眼色的
肚子又饿了起来
”路上小心“
今天又没能说出口
你被车子溅了一身水的话
该怎么办呀
”早上好“
今天也没能和你说
今晚的饭菜
要做平时两倍的量
玄关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有东西落在家里了 回来取下
窗外乌鸦啊啊的叫着”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离奶奶家很近，离自己的家很远，坐公交+走路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每天很早起床和妈妈一起乘公交，午饭和午休在奶奶家，下午放学后也先回奶奶家，等妈妈下班后接上我，一起坐车回家吃晚饭。曾经做语文老师的妈妈，会在晃晃悠悠的公交上给我讲各种故事，有外国小说，也有自己编的故事。我最早接触的一部外国文学《飘》，就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先听妈妈讲完的。到了小学高年级，可能父母对我更放心了，就让我放学后自己坐公交先回家，在家里等他们回来。那是我大约10岁-11岁？
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敏感，一个人在家，脑海里会想各种奇怪的事情，一开始，还不过一边做作业，想着父母几时回家，今晚吃什么，耳朵竖着听楼道里的动静，但如果天气不好，如果父母回来的比平时晚了，如果是天黑的很早的冬天，如果……就会想象，父母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故？如果他们就这样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今早出门时没和爸爸打招呼，早上因为一点小事和妈妈怄气，没有好好说再见，如果他们不回来，如果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怎么办？
就这样会不安到作业也无法写下去，索性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专心致志地听门外的动静：这个人的脚步声很重，脚步太急，不是他们；这个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会不会是他们？有钥匙串的响动，是回来了么？啊～啊～等待太久了，我要不要先把冰箱里的菜拿出来，把蔬菜洗一洗，为晚饭先做些准备？让他们回来高兴一些？他们如果此时回来，我一定要微笑大声打招呼，很不像平时的我也没关系。
家里有一盘古典音乐精选磁带，有一次妈妈招待朋友来家里玩，想放音乐却按错了键，所以磁带开头有五六分钟变成了录音，录下了妈妈和朋友四处走动聊天的声音，太过不安时我就找出这盘磁带来听，边听边想，如果这是妈妈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怎么办？更不安了。
我实在是个很敏感的小孩子，这样的心理活动记在心上，没有对谁说过。时光流逝，那样的心情早就遗失了。如今和父母分隔两地，连一周打一次电话聊天都有时觉得是负担，成了这样不可爱又还不够成熟的成年人。但当听到这首歌时，10岁的小小的我的心情，就在这首歌里复活了，原来她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回头看一眼，原来那样的记忆仍然鲜活。
我会想要去了解源桑这个人，听他的歌读他的文章，其实起因也是先感受到自己被人理解了，那些散落在时光中的心情，那些无可名状的碎片想法，被人珍重拾起，写成了文字，谱成了歌。这样获得交感的时刻，不需要很多，只要有这样的瞬间，就会觉得很幸福，有种在世界上毕竟不是孤身一人的满足感。所以从某一个交感开始，就会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更多，让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人类的想法，去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可人和人的理解多难啊，前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在一堆借口和理由背后，其实就是因为彼此既不理解，又缺少好奇，虽然有心深入，却止步在了获得交感之前，人和人的关系，这样充满了遗憾。需珍惜每一个理解他人、被他人理解的美丽瞬间，毕竟让这个世界有温度的，只有人，和我相同又不同的那些人。
【#科学家发现吃塑料的超级蠕虫# 有望带来塑料垃圾回收新方式】据BBC、《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最近发表在《微生物基因组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专门吃塑料的“超级蠕虫”，它肠道细菌中的特定酶能将塑料降解。这种能吃塑料的“超级蠕虫”可能是大规模回收塑料的关键。科学家希望这种“升级版”的生物循环能带来塑料垃圾回收的新方式，从而减少垃圾填埋量。
研究
仅靠进食塑料就能存活下来
大麦虫主要分布于中、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等地，近年我国才从东南亚国家引进，世界各地也都普遍把它当作饲喂爬虫类、鸟类及鱼类的食物。大麦虫幼虫富含大量蛋白质与脂肪，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也被人类食用。
据BBC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大麦虫的幼虫吃塑料就能活，它们能靠肠道酵素分解塑料。“超级蠕虫”是大麦虫在幼虫阶段的俗称。
研究团队把实验室里的大麦虫分为三组。一组喂养麸皮，一组喂养聚苯乙烯（塑料），最后一组不给食物，以此来研究它们的肠道微生物组。
在为期三周的实验期间，三组大麦虫的肠道微生物群落有很大的差异。喂食塑料的那组大麦虫不仅活得很好，体重还增加了。吃塑料不仅没让大麦虫受到不良影响，而且它实际上从塑料中获得了营养。
研究团队成员、昆士兰大学教授林克表示：“我们发现仅以塑料为食的超级蠕虫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体重略有增加。这表明它可以从塑料中获取能量，很可能是借助它们的肠道微生物。这些大麦虫就像一间间迷你的资源回收厂，用嘴把塑料咬得细细碎碎吞下去，用来喂饱它们肠子里的细菌。尽管它们可以吃塑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喜欢吃塑料，而且它们在野外并不经常吃塑料。当它们不得不吃塑料时，就会大吃特吃，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
作用
通过设计酶来降解塑料垃圾
通过基因组学，研究人员发现超级蠕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肠道中的一组酶有助于分解塑料。大麦虫的肠道有好几种酶，这些酶能够分解聚苯乙烯（塑料）与苯乙烯，这两者都是外卖餐盒常见的材质，在隔热绝缘材料和汽车零件中也常用。
林克说，正是这些酶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因为如果他们能对这些酶进行逆向工程，他们就能开发出一种可以溶解塑料垃圾的物质。“超级蠕虫撕碎并吞下塑料，但实际上是它们肠道中的微生物在消化塑料，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关注的问题。”
不过，研究团队表示，不可能大规模饲养大麦虫来专门解决人类制造的各种塑料，他们希望辨识出最能有效分解塑料的酶，就能大量制造以用于资源回收分解，届时塑料必须先以机器切碎，再用酶加以分解，用于塑料的加工和回收。
研究人员使用元基因组学技术，找到了几种能够降解聚苯乙烯和苯乙烯的编码酶。他们的长期目标是人工设计出类似超级蠕虫体内的这种细菌酶，通过机械粉碎和生物酶降解，在24小时内将塑料垃圾降解，并在工业上推广这项技术。希望相关技术能刺激塑料垃圾回收利用活动，并减少垃圾填埋。
林克表示，虽然他们还需要数年时间来推断他们所识别的酶，使之成为有用的东西，但他相信最终可以大规模生产，帮助处理塑料垃圾。他说：“经此分解出来的产物，可以让其他微生物利用，制造出高价值的化合物，例如生物可分解塑料等。”
未来
或成为治理塑料垃圾的办法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实验室培养大麦虫的肠道细菌，并进一步测试其降解聚苯乙烯的能力，然后研究如何将这一工艺升级到垃圾回收场所需的水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杰克森认为，昆士兰大学上述研究成果又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表示：“大麦虫肠道里的细菌为何能把塑料分解成分子等级，这方面的研究是一条漫漫长路，昆士兰大学这项研究就走在这条路上。如何把这类研究加以解释进而应用于资源回收利用，有其重要性，或成为未来治理塑料垃圾办法。”
不过，这类技术是否能成功发展至商业等级仍是未知数。杰克森说：“要把这类研究的规模增大和转化，一直是一个挑战。在塑料领域，由于塑料垃圾的规模惊人，以及新塑料的生产成本很低，经济上的挑战就更大。”
难度
虫子降解塑料的速度并不理想
近年来，由于塑料污染日益严重，全球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寻找能消化塑料的微生物。201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人类总共制造了83亿吨塑料。
2020年的全球塑料产量为3.67亿吨，使用聚苯乙烯制成的塑料产品，其物理和化学结构稳定，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人们至今没有找到处理这种白色污染的好办法。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吃”塑料的虫子和微生物，为解决白色污染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学界已有研究其他甲虫的幼体摄取塑料的能力，也有研究人员已成功运用细菌、霉菌分解塑料。
2015年，中国科学家发现黄粉虫能吃所有塑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军教授表示，塑料在黄粉虫肠道快速生物降解，以塑料作为唯一食源，黄粉虫幼虫可存活1个月以上，最后发育成成虫，其所啮食的塑料被完全降解。100只黄粉虫每天可以吃掉34-39毫克的泡沫塑料，这种发现为解决全球性的塑料污染问题提供了思路。
2017年，西班牙生物技术研究员伯特科希尼在消灭寄生于蜂巢的害虫时偶然发现，蜂巢中的蜡蠕虫不仅能够消化蜂蜡，还能够“吃”塑料。他们将100只蜡蠕虫放在一个超市塑料袋内。40分钟后，塑料袋就开始出现小洞。光谱分析结果表明，蜡蠕虫在“吃”塑料的同时，还将塑料成分转化成了便于处理的乙二醇。不过，只靠培养虫子来解决那么多的塑料垃圾是不现实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人工合成这类酶，并且成本还不能太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可以生物降解塑料的办法。2016年，日本科学家小田耕平发现一种能吃塑料的细菌。他从塑料垃圾中找到能以塑料为主要食物的微生物——革兰氏阴性的β-变形菌，具有降解塑料薄膜的能力。不过，其降解速度并不理想，完全降解一块小小的塑料薄膜就需要六周的时间。
迄今为止，全球科学家们发现了不止一种吃塑料的虫子或细菌，但遗憾的是，和天量的塑料垃圾相比，这些小生物就算再厉害，可能也吃不过来。当然，科学家们不会放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终能有人工合成的塑料降解酶批量生产。 （华商报记者 郭霁 编译）
研究
仅靠进食塑料就能存活下来
大麦虫主要分布于中、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等地，近年我国才从东南亚国家引进，世界各地也都普遍把它当作饲喂爬虫类、鸟类及鱼类的食物。大麦虫幼虫富含大量蛋白质与脂肪，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也被人类食用。
据BBC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大麦虫的幼虫吃塑料就能活，它们能靠肠道酵素分解塑料。“超级蠕虫”是大麦虫在幼虫阶段的俗称。
研究团队把实验室里的大麦虫分为三组。一组喂养麸皮，一组喂养聚苯乙烯（塑料），最后一组不给食物，以此来研究它们的肠道微生物组。
在为期三周的实验期间，三组大麦虫的肠道微生物群落有很大的差异。喂食塑料的那组大麦虫不仅活得很好，体重还增加了。吃塑料不仅没让大麦虫受到不良影响，而且它实际上从塑料中获得了营养。
研究团队成员、昆士兰大学教授林克表示：“我们发现仅以塑料为食的超级蠕虫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体重略有增加。这表明它可以从塑料中获取能量，很可能是借助它们的肠道微生物。这些大麦虫就像一间间迷你的资源回收厂，用嘴把塑料咬得细细碎碎吞下去，用来喂饱它们肠子里的细菌。尽管它们可以吃塑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喜欢吃塑料，而且它们在野外并不经常吃塑料。当它们不得不吃塑料时，就会大吃特吃，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
作用
通过设计酶来降解塑料垃圾
通过基因组学，研究人员发现超级蠕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肠道中的一组酶有助于分解塑料。大麦虫的肠道有好几种酶，这些酶能够分解聚苯乙烯（塑料）与苯乙烯，这两者都是外卖餐盒常见的材质，在隔热绝缘材料和汽车零件中也常用。
林克说，正是这些酶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因为如果他们能对这些酶进行逆向工程，他们就能开发出一种可以溶解塑料垃圾的物质。“超级蠕虫撕碎并吞下塑料，但实际上是它们肠道中的微生物在消化塑料，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关注的问题。”
不过，研究团队表示，不可能大规模饲养大麦虫来专门解决人类制造的各种塑料，他们希望辨识出最能有效分解塑料的酶，就能大量制造以用于资源回收分解，届时塑料必须先以机器切碎，再用酶加以分解，用于塑料的加工和回收。
研究人员使用元基因组学技术，找到了几种能够降解聚苯乙烯和苯乙烯的编码酶。他们的长期目标是人工设计出类似超级蠕虫体内的这种细菌酶，通过机械粉碎和生物酶降解，在24小时内将塑料垃圾降解，并在工业上推广这项技术。希望相关技术能刺激塑料垃圾回收利用活动，并减少垃圾填埋。
林克表示，虽然他们还需要数年时间来推断他们所识别的酶，使之成为有用的东西，但他相信最终可以大规模生产，帮助处理塑料垃圾。他说：“经此分解出来的产物，可以让其他微生物利用，制造出高价值的化合物，例如生物可分解塑料等。”
未来
或成为治理塑料垃圾的办法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实验室培养大麦虫的肠道细菌，并进一步测试其降解聚苯乙烯的能力，然后研究如何将这一工艺升级到垃圾回收场所需的水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杰克森认为，昆士兰大学上述研究成果又把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表示：“大麦虫肠道里的细菌为何能把塑料分解成分子等级，这方面的研究是一条漫漫长路，昆士兰大学这项研究就走在这条路上。如何把这类研究加以解释进而应用于资源回收利用，有其重要性，或成为未来治理塑料垃圾办法。”
不过，这类技术是否能成功发展至商业等级仍是未知数。杰克森说：“要把这类研究的规模增大和转化，一直是一个挑战。在塑料领域，由于塑料垃圾的规模惊人，以及新塑料的生产成本很低，经济上的挑战就更大。”
难度
虫子降解塑料的速度并不理想
近年来，由于塑料污染日益严重，全球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寻找能消化塑料的微生物。201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人类总共制造了83亿吨塑料。
2020年的全球塑料产量为3.67亿吨，使用聚苯乙烯制成的塑料产品，其物理和化学结构稳定，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人们至今没有找到处理这种白色污染的好办法。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吃”塑料的虫子和微生物，为解决白色污染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学界已有研究其他甲虫的幼体摄取塑料的能力，也有研究人员已成功运用细菌、霉菌分解塑料。
2015年，中国科学家发现黄粉虫能吃所有塑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军教授表示，塑料在黄粉虫肠道快速生物降解，以塑料作为唯一食源，黄粉虫幼虫可存活1个月以上，最后发育成成虫，其所啮食的塑料被完全降解。100只黄粉虫每天可以吃掉34-39毫克的泡沫塑料，这种发现为解决全球性的塑料污染问题提供了思路。
2017年，西班牙生物技术研究员伯特科希尼在消灭寄生于蜂巢的害虫时偶然发现，蜂巢中的蜡蠕虫不仅能够消化蜂蜡，还能够“吃”塑料。他们将100只蜡蠕虫放在一个超市塑料袋内。40分钟后，塑料袋就开始出现小洞。光谱分析结果表明，蜡蠕虫在“吃”塑料的同时，还将塑料成分转化成了便于处理的乙二醇。不过，只靠培养虫子来解决那么多的塑料垃圾是不现实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人工合成这类酶，并且成本还不能太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可以生物降解塑料的办法。2016年，日本科学家小田耕平发现一种能吃塑料的细菌。他从塑料垃圾中找到能以塑料为主要食物的微生物——革兰氏阴性的β-变形菌，具有降解塑料薄膜的能力。不过，其降解速度并不理想，完全降解一块小小的塑料薄膜就需要六周的时间。
迄今为止，全球科学家们发现了不止一种吃塑料的虫子或细菌，但遗憾的是，和天量的塑料垃圾相比，这些小生物就算再厉害，可能也吃不过来。当然，科学家们不会放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终能有人工合成的塑料降解酶批量生产。 （华商报记者 郭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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