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泛海#
宿建德江
孟浩然 〔唐代〕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译文】把船停泊在烟雾弥漫的沙洲旁，日落时新愁又涌上了心头。原野无边无际，远处的天空比近处的树林还要低；江水清清，明月仿似更与人相亲。
【赏析】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作者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因而以舟泊暮宿作为自己的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
首句中“移舟”就是移舟近岸的意思；“泊”，这里有停船宿夜的含意。行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朦胧的小洲边，这一面是点题，另一面也就为下文的写景抒情作了准备。
“日暮客愁新”，“日暮”显然和上句的“泊”、“烟”有联系，因为日暮，船需要停宿；也因为日落黄昏，江面上才水烟蒙蒙。同时“日暮”又是“客愁新”的原因。“客”是诗人自指。若按旧日作诗的所谓起、承、转、合的格式，这第二句就将承、转两重意思揉合在一句之中了，这也是少见的一格。为什么“日暮”会撩起“客愁新”呢？我们可以读一读《诗经》里的一段：“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这里写一位妇女，每当到夕阳西下、鸡进笼舍、牛羊归栏的时刻，她就更加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借此，我们不也正可以理解此时旅人的心情吗？本来行船停下来，应该静静地休息一夜，消除旅途的疲劳，谁知在这众鸟归林、牛羊下山的黄昏时刻，那羁旅之愁又蓦然而生。
接下去诗人以一个对句铺写景物，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所以沈德潜说：“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第三句写日暮时刻，苍苍茫茫，旷野无垠，放眼望去，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低”和“旷”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第四句写夜已降临，高挂在天上的明月，映在澄清的江水中，和舟中的人是那么近，“近”和“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种极富特色的景物，只有人在舟中才能领略得到的。诗的第二句就点出“客愁新”，这三四句好似诗人怀着愁心，在这广袤而宁静的宇宙之中，经过一番上下求索，终于发现了还有一轮孤月此刻和他是那么亲近！寂寞的愁心似乎寻得了慰藉，诗也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言虽止，意未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诗人曾带着多年的准备、多年的希望奔入长安，而今却只能怀着一腔被弃置的忧愤南寻吴越。此刻，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四野茫茫、江水悠悠、明月孤舟的景色，那羁旅的惆怅，故乡的思念，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不禁纷来沓至，涌上心头。“江清月近人”，这画面展示的是清澈平静的
（文字源于网络 图片:孙心茹 文编:孙心茹 责编:逯雅静）
宿建德江
孟浩然 〔唐代〕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译文】把船停泊在烟雾弥漫的沙洲旁，日落时新愁又涌上了心头。原野无边无际，远处的天空比近处的树林还要低；江水清清，明月仿似更与人相亲。
【赏析】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作者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因而以舟泊暮宿作为自己的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
首句中“移舟”就是移舟近岸的意思；“泊”，这里有停船宿夜的含意。行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朦胧的小洲边，这一面是点题，另一面也就为下文的写景抒情作了准备。
“日暮客愁新”，“日暮”显然和上句的“泊”、“烟”有联系，因为日暮，船需要停宿；也因为日落黄昏，江面上才水烟蒙蒙。同时“日暮”又是“客愁新”的原因。“客”是诗人自指。若按旧日作诗的所谓起、承、转、合的格式，这第二句就将承、转两重意思揉合在一句之中了，这也是少见的一格。为什么“日暮”会撩起“客愁新”呢？我们可以读一读《诗经》里的一段：“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这里写一位妇女，每当到夕阳西下、鸡进笼舍、牛羊归栏的时刻，她就更加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借此，我们不也正可以理解此时旅人的心情吗？本来行船停下来，应该静静地休息一夜，消除旅途的疲劳，谁知在这众鸟归林、牛羊下山的黄昏时刻，那羁旅之愁又蓦然而生。
接下去诗人以一个对句铺写景物，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所以沈德潜说：“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第三句写日暮时刻，苍苍茫茫，旷野无垠，放眼望去，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低”和“旷”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第四句写夜已降临，高挂在天上的明月，映在澄清的江水中，和舟中的人是那么近，“近”和“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种极富特色的景物，只有人在舟中才能领略得到的。诗的第二句就点出“客愁新”，这三四句好似诗人怀着愁心，在这广袤而宁静的宇宙之中，经过一番上下求索，终于发现了还有一轮孤月此刻和他是那么亲近！寂寞的愁心似乎寻得了慰藉，诗也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言虽止，意未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诗人曾带着多年的准备、多年的希望奔入长安，而今却只能怀着一腔被弃置的忧愤南寻吴越。此刻，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四野茫茫、江水悠悠、明月孤舟的景色，那羁旅的惆怅，故乡的思念，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不禁纷来沓至，涌上心头。“江清月近人”，这画面展示的是清澈平静的
（文字源于网络 图片:孙心茹 文编:孙心茹 责编:逯雅静）
《法华经》三界火宅
（第五十三段）
【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隤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欻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著嘻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已，心不厌患，无求出意。】
世尊说：舍利弗！如果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区县、一个城乡聚落，住在这里面的有一位“大长者”。什么是大长者呢？大长者在世间必须要具有十德才能被称为大长者，此十德的解释出自于《翻译名义》，即：
1、贵姓：贵姓是指勋戚尊贵、世称门阀之族。“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形成于魏晋时期，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地主阶层。东汉的累世公卿，经学世家等豪强世族是门阀的前身。由此可见，贵姓指出生在血统高贵的家庭，如权贵或皇亲国戚之家。
2、位高：位高指位居“九卿”、“丞相”、及权位在“卿相之上的三公宰辅”之位高权重者。
3、大富：大富指珍宝货物丰富多饶，所需具足，财产丰厚，富甲一方，一切充足。
4、威猛：威猛指不怒而威、乐善而猛。威严稳重、为人厚道，重情重义，人所敬畏。
5、智深：智深指智虑深远、越格超群。所谋皆当、智慧深睿，谋略过人，处事正确。
6、年耆：年耆指年高。年高者为物仪表、阅历丰富、德高望重、为人表率，受人尊重敬仰。
7、行净：行净指持心律己、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所行如言，言行一致，皆无玷污，为人公道，爱无偏党，清净无染。
8、礼备：礼备指威仪庠序、世所式瞻。意为威仪有序，具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世间礼数，受世人效法瞻仰。
9、上叹：上叹指才德兼备，言行可则，为在上者所叹服。意为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言必行、行必果，常受到上级或佛菩萨的赞叹。
10、下归：下归指谦以处己、宽以御众，为在下者所归向。意为虽有权势，但绝不仗势欺人，而是谦虚谨慎，以仁爱普被于人，令人尊敬信伏而皈其门下。
具足以上十德，名为世间长者。既有世间长者就一定有出世间长者，那么出世间长者是谁呢？出世间长者就是佛，佛也有十德，就是佛的十个果号，即：
一、如来；二、应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间解、无上士；七、调御丈夫；八、天人师；九、佛；十、世尊。本来佛有一万种名号，后来人们记不住，就慢慢简略为上述十种名号。这十个果号具足慧德圆满、福德圆满，功德圆满等一切圆满。
世间长者有十德，唯欠功德，于世间法中可得；佛之十德，不仅具足世间十德、还具足大法师十德、善知识十德、出世间十德。一切法圆满、一切理圆满、一切义圆满、一切事圆满。世间长者住生死、出世间长者住涅槃，二者在本质上是有巨大区别的，但因众生只知世间十德，不知出世间十德，所以常常借此喻彼，用以显现如来大威势，让众生相信如来有能力救众生出离生死苦海。
在比喻法中，以上说的“大长者”比喻的是“佛”；“国”比喻的是实报庄严土即菩萨净土；“邑”比喻的是方便有余土即声闻缘觉之净土；“聚落”比喻的是凡圣同居土，也就是三界内即净即秽土。此三土名“迹”，迹者，路过之意、不是目的地；佛的无余涅槃，名常寂光净土，这才是目的地。
常寂光净土名“本”、指本来具足、本来就有的如来藏性。《仁王经》说：“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可见三土为不究竟，还住在因果里；佛土为了义，已超越因果，是真正的净土。
这个大长者，已年迈体衰，但他却拥有无量多的财富，还有很多的田土、宅院、房产，及很多的年轻僮仆。这些“财富、田宅，僮仆”等比喻如来藏中本具之珍宝。何为珍宝呢？能救人慧命即是珍宝，如三藏十二部，戒定慧三学及八万四千解脱法等。大长者的这个家非常广大，但只有一个进出的门。此“一门”比喻为一乘法；比喻在生死面前，要想彻底摆脱轮回，唯有一乘法为真正的逃生之门。
宅院里有许多的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都住在里面，这“一至五百”比喻的是五道众生。这里有个问题，佛明明讲的是六道众生，怎么变成五道众生了呢？是这样的，阿修罗生前普遍能修善法，除了地狱道没有以外，在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里都有，所以不再单列，故只称五道、展开了就是六道，并不矛盾。
这里说的“一百”比喻地狱道、“二百”比喻鬼道、“三百”比喻畜生道、“四百”比喻人道、“五百”比喻天道。此比喻五道众生，同住在一个大宅院里，这个大宅院比喻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
由于长者年老，力不从心，此大宅院年久失修，厅堂阁楼已出现朽坏，墙壁也开始脱落，屋梁房柱正在腐败，房顶栋梁倾斜，整个大院已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此处：“堂”比喻欲界。“阁”比喻色界、无色界。“朽”比喻三界弊恶无常、终将坏灭。“墙壁”比喻地水火风四大五蕴之身。“柱根腐败”比喻贪求酒色财气、身体多病，生命渐至衰亡。“梁栋”比喻意识。“梁栋倾危”比喻六识心、念念迁流，生灭无常。
此时，大宅院周匝即周围，忽然火起，大火已开始吞噬房屋，一片火海，但这个火，并非真正的火，而是无明欲火，无明欲火虽然看不见，却能烧坏自己的法身慧命，比能烧坏自己色身的明火更可怕，这一点，世人无知，但佛陀却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佛将大宅院比喻为三界，三界内的众生都困在浴火中，因此而喻为“三界火宅。”
三界火宅里的“周匝”火起，周匝有八个方位，比喻人生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此比喻人身四大被诸苦遍满缠缚。“火”比喻烦恼无明火；“宅”有两个含义，一、比喻三界；二、比喻人体五阴即色受想行识之身。意为人体五阴之身被因烦恼而起的无明火燃烧，生死随时都在顷刻之间。
长者有很多的儿子，“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都在这火宅中。此“十个至三十个”比喻三界内未断生死的三乘修学人，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长者见火从四面而起，非常惊慌恐怕，心里面想：“我见此险情，虽然有本事能够自己出此火宅之门，出去后就可得安全稳定，而我的那些儿子们，他们在火宅内，还在追求功名利禄，乐著于嘻戏玩乐，对大火逼身而毫无知觉，一点也不惊慌恐怕。已经被火逼身的，虽然感到苦痛，但心里并不厌恶此火，还在想着怎样升官发财的事，也没有想求怎样出离火宅的意愿。”佛陀虽然非常担心，但众生却对三界火宅没有风险性的认识，仍旧还在贪享苦中之乐，并没有出离火宅的意愿。
（第五十三段）
【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隤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欻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著嘻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已，心不厌患，无求出意。】
世尊说：舍利弗！如果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区县、一个城乡聚落，住在这里面的有一位“大长者”。什么是大长者呢？大长者在世间必须要具有十德才能被称为大长者，此十德的解释出自于《翻译名义》，即：
1、贵姓：贵姓是指勋戚尊贵、世称门阀之族。“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形成于魏晋时期，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地主阶层。东汉的累世公卿，经学世家等豪强世族是门阀的前身。由此可见，贵姓指出生在血统高贵的家庭，如权贵或皇亲国戚之家。
2、位高：位高指位居“九卿”、“丞相”、及权位在“卿相之上的三公宰辅”之位高权重者。
3、大富：大富指珍宝货物丰富多饶，所需具足，财产丰厚，富甲一方，一切充足。
4、威猛：威猛指不怒而威、乐善而猛。威严稳重、为人厚道，重情重义，人所敬畏。
5、智深：智深指智虑深远、越格超群。所谋皆当、智慧深睿，谋略过人，处事正确。
6、年耆：年耆指年高。年高者为物仪表、阅历丰富、德高望重、为人表率，受人尊重敬仰。
7、行净：行净指持心律己、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所行如言，言行一致，皆无玷污，为人公道，爱无偏党，清净无染。
8、礼备：礼备指威仪庠序、世所式瞻。意为威仪有序，具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世间礼数，受世人效法瞻仰。
9、上叹：上叹指才德兼备，言行可则，为在上者所叹服。意为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言必行、行必果，常受到上级或佛菩萨的赞叹。
10、下归：下归指谦以处己、宽以御众，为在下者所归向。意为虽有权势，但绝不仗势欺人，而是谦虚谨慎，以仁爱普被于人，令人尊敬信伏而皈其门下。
具足以上十德，名为世间长者。既有世间长者就一定有出世间长者，那么出世间长者是谁呢？出世间长者就是佛，佛也有十德，就是佛的十个果号，即：
一、如来；二、应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间解、无上士；七、调御丈夫；八、天人师；九、佛；十、世尊。本来佛有一万种名号，后来人们记不住，就慢慢简略为上述十种名号。这十个果号具足慧德圆满、福德圆满，功德圆满等一切圆满。
世间长者有十德，唯欠功德，于世间法中可得；佛之十德，不仅具足世间十德、还具足大法师十德、善知识十德、出世间十德。一切法圆满、一切理圆满、一切义圆满、一切事圆满。世间长者住生死、出世间长者住涅槃，二者在本质上是有巨大区别的，但因众生只知世间十德，不知出世间十德，所以常常借此喻彼，用以显现如来大威势，让众生相信如来有能力救众生出离生死苦海。
在比喻法中，以上说的“大长者”比喻的是“佛”；“国”比喻的是实报庄严土即菩萨净土；“邑”比喻的是方便有余土即声闻缘觉之净土；“聚落”比喻的是凡圣同居土，也就是三界内即净即秽土。此三土名“迹”，迹者，路过之意、不是目的地；佛的无余涅槃，名常寂光净土，这才是目的地。
常寂光净土名“本”、指本来具足、本来就有的如来藏性。《仁王经》说：“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可见三土为不究竟，还住在因果里；佛土为了义，已超越因果，是真正的净土。
这个大长者，已年迈体衰，但他却拥有无量多的财富，还有很多的田土、宅院、房产，及很多的年轻僮仆。这些“财富、田宅，僮仆”等比喻如来藏中本具之珍宝。何为珍宝呢？能救人慧命即是珍宝，如三藏十二部，戒定慧三学及八万四千解脱法等。大长者的这个家非常广大，但只有一个进出的门。此“一门”比喻为一乘法；比喻在生死面前，要想彻底摆脱轮回，唯有一乘法为真正的逃生之门。
宅院里有许多的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都住在里面，这“一至五百”比喻的是五道众生。这里有个问题，佛明明讲的是六道众生，怎么变成五道众生了呢？是这样的，阿修罗生前普遍能修善法，除了地狱道没有以外，在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里都有，所以不再单列，故只称五道、展开了就是六道，并不矛盾。
这里说的“一百”比喻地狱道、“二百”比喻鬼道、“三百”比喻畜生道、“四百”比喻人道、“五百”比喻天道。此比喻五道众生，同住在一个大宅院里，这个大宅院比喻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
由于长者年老，力不从心，此大宅院年久失修，厅堂阁楼已出现朽坏，墙壁也开始脱落，屋梁房柱正在腐败，房顶栋梁倾斜，整个大院已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此处：“堂”比喻欲界。“阁”比喻色界、无色界。“朽”比喻三界弊恶无常、终将坏灭。“墙壁”比喻地水火风四大五蕴之身。“柱根腐败”比喻贪求酒色财气、身体多病，生命渐至衰亡。“梁栋”比喻意识。“梁栋倾危”比喻六识心、念念迁流，生灭无常。
此时，大宅院周匝即周围，忽然火起，大火已开始吞噬房屋，一片火海，但这个火，并非真正的火，而是无明欲火，无明欲火虽然看不见，却能烧坏自己的法身慧命，比能烧坏自己色身的明火更可怕，这一点，世人无知，但佛陀却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佛将大宅院比喻为三界，三界内的众生都困在浴火中，因此而喻为“三界火宅。”
三界火宅里的“周匝”火起，周匝有八个方位，比喻人生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此比喻人身四大被诸苦遍满缠缚。“火”比喻烦恼无明火；“宅”有两个含义，一、比喻三界；二、比喻人体五阴即色受想行识之身。意为人体五阴之身被因烦恼而起的无明火燃烧，生死随时都在顷刻之间。
长者有很多的儿子，“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都在这火宅中。此“十个至三十个”比喻三界内未断生死的三乘修学人，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长者见火从四面而起，非常惊慌恐怕，心里面想：“我见此险情，虽然有本事能够自己出此火宅之门，出去后就可得安全稳定，而我的那些儿子们，他们在火宅内，还在追求功名利禄，乐著于嘻戏玩乐，对大火逼身而毫无知觉，一点也不惊慌恐怕。已经被火逼身的，虽然感到苦痛，但心里并不厌恶此火，还在想着怎样升官发财的事，也没有想求怎样出离火宅的意愿。”佛陀虽然非常担心，但众生却对三界火宅没有风险性的认识，仍旧还在贪享苦中之乐，并没有出离火宅的意愿。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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