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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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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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国庆带娃出行谨防走失##如何防止儿童被拐##微博新知博主#
查阅了大量文献后，我必须先给大家聊一聊，哪些孩子容易被拐？
还有，估计大家会对此问题的答案很意外：人贩子都是些谁？
分别做出画像，给大家看看：
（1）、为容易被拐的孩子画个像，哪些孩子容易被拐？
年龄：6岁以下
估计年龄太大就比较懂事了，不容易被拐。
性别：男孩
地区分布： 大家可以看看图，图中颜色为红色的，是重灾区。
人群分布：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风险最高
根据云南省刑侦总队的统计数据，2000—2013 年，昆明市共失踪儿童 352 人，除 2 人是本地常驻居民外，其余的全都是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城中村”被拐儿童的数量 4 年就达 200 名。
有记者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法院2011—2014年的拐卖儿童案件进行了梳理，发现受害者均来自外来务工家庭。
当然，不在此画像中的孩子，我们也要警惕；只是，对于此画像中的孩子，更要加倍警惕。
（2）、为人贩子画个像。
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大家的心目中，“梅姨”应该是个典型了。她甚至成为了“人贩子”的代名词。
但是，大多数人贩子，其实不是这样的。 来自不同渠道的统计资料都显示：绝大多数拐卖是被害人父母的熟人所为。
2015年5月，四川省高院发布的四川省拐卖儿童典型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利用熟人关系作案”。
有记者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法院2011—2014年的拐卖儿童案件进行了梳理， 总结出“熟人作案”、“临时起意”两个特点。
深圳市检察机关2010—2012年的统计数据也证明，拐卖、拐骗儿童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害人父母的熟人临时起意所为。
网上搜一搜，可以发现大量抢孩子、偷孩子的报导，当然，这些情况应该也是存在的。
不过，统计资料显示出了不同的重点，这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熟人作案，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意外，孩子不慎走失，第一时间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可能还没有走远，此时找回孩子的几率要大得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少年儿童犯罪预防专家王大伟博士提出过一个“十人四追法”。
这个方法简单快速，却又非常细腻，家长们可能听说过，但未必十分了解，我将它列举出来，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1. 发现孩子不见了，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亲友 10 人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
2. 搜寻要分成粗细两层，第一层粗的搜寻，就是在 2 公里以内，沿着大路赶快去追，这要安排 4 个人，一个方向起码 1 人以上去找。
3. 细的搜寻，就是在 2 公里之内，到主要的火车站、汽车站去寻找，也是 4 个人以上去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时候，歹徒把小孩抱走后，会火速赶往火车站、汽车站，买张票马上上车离开当地。所以，我们要争时间抢速度，如果能比他快，就可能把他截住。
4. 以上这些步骤最少需要 8 个人，还要有 2 个人做什么呢？一个人去报警（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有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失联 24 小时以上才能报警”，其实，丢失小孩后，应该立即报警，警察会立案帮忙搜寻）。一个人要留在家里，期待孩子自己能够回家。
一旦出现了两三岁的孩子丢失，要马上组织至少 10 人以上，赶快出去追赶，如果稍微一耽搁，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另外，对于孩子，也要教给他们一些常识：
1. 孩子只要学会说话了，就要教他熟背父母联系电话、单位、姓名。也要熟记紧急电话，急救 120、求助 110、火警 119，以防孩子在慌乱之下忘记了父母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
2. 告诉孩子，如果有陌生人搭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不与陌生人同行；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不能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跟随他离开。
3.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衣物，尽量避免与陌生人交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所说的认识自己的家人、老师、同学等；不要主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情况。
4. 要懂得找值得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警察、军人、消防人员、保安等，也可以进入大型超市、银行、电信营业厅等，向里面的工作人员求助。
5. 意识到自己有危险时，要学会找机会拨打 110。家长还可以在儿童衣服或者裤子的口袋里装上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让孩子把纸条扔在人多的地方求援。
安全无小事，对于以上安全常识，要经常反复地给孩子讲，或者模拟情景，这样孩子才能记住。
查阅了大量文献后，我必须先给大家聊一聊，哪些孩子容易被拐？
还有，估计大家会对此问题的答案很意外：人贩子都是些谁？
分别做出画像，给大家看看：
（1）、为容易被拐的孩子画个像，哪些孩子容易被拐？
年龄：6岁以下
估计年龄太大就比较懂事了，不容易被拐。
性别：男孩
地区分布： 大家可以看看图，图中颜色为红色的，是重灾区。
人群分布：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风险最高
根据云南省刑侦总队的统计数据，2000—2013 年，昆明市共失踪儿童 352 人，除 2 人是本地常驻居民外，其余的全都是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城中村”被拐儿童的数量 4 年就达 200 名。
有记者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法院2011—2014年的拐卖儿童案件进行了梳理，发现受害者均来自外来务工家庭。
当然，不在此画像中的孩子，我们也要警惕；只是，对于此画像中的孩子，更要加倍警惕。
（2）、为人贩子画个像。
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大家的心目中，“梅姨”应该是个典型了。她甚至成为了“人贩子”的代名词。
但是，大多数人贩子，其实不是这样的。 来自不同渠道的统计资料都显示：绝大多数拐卖是被害人父母的熟人所为。
2015年5月，四川省高院发布的四川省拐卖儿童典型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利用熟人关系作案”。
有记者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法院2011—2014年的拐卖儿童案件进行了梳理， 总结出“熟人作案”、“临时起意”两个特点。
深圳市检察机关2010—2012年的统计数据也证明，拐卖、拐骗儿童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害人父母的熟人临时起意所为。
网上搜一搜，可以发现大量抢孩子、偷孩子的报导，当然，这些情况应该也是存在的。
不过，统计资料显示出了不同的重点，这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熟人作案，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意外，孩子不慎走失，第一时间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可能还没有走远，此时找回孩子的几率要大得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少年儿童犯罪预防专家王大伟博士提出过一个“十人四追法”。
这个方法简单快速，却又非常细腻，家长们可能听说过，但未必十分了解，我将它列举出来，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1. 发现孩子不见了，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亲友 10 人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
2. 搜寻要分成粗细两层，第一层粗的搜寻，就是在 2 公里以内，沿着大路赶快去追，这要安排 4 个人，一个方向起码 1 人以上去找。
3. 细的搜寻，就是在 2 公里之内，到主要的火车站、汽车站去寻找，也是 4 个人以上去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时候，歹徒把小孩抱走后，会火速赶往火车站、汽车站，买张票马上上车离开当地。所以，我们要争时间抢速度，如果能比他快，就可能把他截住。
4. 以上这些步骤最少需要 8 个人，还要有 2 个人做什么呢？一个人去报警（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有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失联 24 小时以上才能报警”，其实，丢失小孩后，应该立即报警，警察会立案帮忙搜寻）。一个人要留在家里，期待孩子自己能够回家。
一旦出现了两三岁的孩子丢失，要马上组织至少 10 人以上，赶快出去追赶，如果稍微一耽搁，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另外，对于孩子，也要教给他们一些常识：
1. 孩子只要学会说话了，就要教他熟背父母联系电话、单位、姓名。也要熟记紧急电话，急救 120、求助 110、火警 119，以防孩子在慌乱之下忘记了父母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
2. 告诉孩子，如果有陌生人搭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不与陌生人同行；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不能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跟随他离开。
3.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衣物，尽量避免与陌生人交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所说的认识自己的家人、老师、同学等；不要主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情况。
4. 要懂得找值得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警察、军人、消防人员、保安等，也可以进入大型超市、银行、电信营业厅等，向里面的工作人员求助。
5. 意识到自己有危险时，要学会找机会拨打 110。家长还可以在儿童衣服或者裤子的口袋里装上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让孩子把纸条扔在人多的地方求援。
安全无小事，对于以上安全常识，要经常反复地给孩子讲，或者模拟情景，这样孩子才能记住。
#铀在读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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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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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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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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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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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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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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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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