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乡村探索
专注于乡村文旅领域多年，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发现，现有美丽乡村建设思路是乡愁文化复兴，是基于70年代以前出生群体的乡土情怀和乡愁记忆展开的乡村复兴革命，但对于出生在互联时代、以科技为基因的00后一代而言，现有乡村建设或许并未考虑周全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如何在乡村建设中为下一代人留下空间，为他们搭建连接起乡村的纽带，让乡村真正得以延续，并由此引发出对未来乡村的探索。 待续……
专注于乡村文旅领域多年，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发现，现有美丽乡村建设思路是乡愁文化复兴，是基于70年代以前出生群体的乡土情怀和乡愁记忆展开的乡村复兴革命，但对于出生在互联时代、以科技为基因的00后一代而言，现有乡村建设或许并未考虑周全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如何在乡村建设中为下一代人留下空间，为他们搭建连接起乡村的纽带，让乡村真正得以延续，并由此引发出对未来乡村的探索。 待续……
文旅地产，是一个“伪命题”？
迷雾重重，破题之“道”安在？
文旅地产，这个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行业，饱受过资本的关注，也经历过社会与媒体的质疑。如今在市场热潮与政策红利的推动下，它已到达变革十字路口，未来该魂归何处？
我国的文旅地产的现状看似百花齐放，其实大部分项目都是鱼目混珠，繁荣背后，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目前，文旅地产发展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区域发展极度不均衡。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城郊旺、乡村乡镇刚起步，旅游“潮汐”问题很显著。第二是对（自然、人文）资源依赖度较高。大部分文旅地产项目仍以山地、湖滨和滨海等自然资源作为旅游产品卖点。第三是文旅地产主流模式比较刻板，基本分为四类：主题公园型、特色小镇型（旅游小镇、康养小镇、文创小镇、休闲小镇）、景点依托型以及不动产销售型。粗放型的开发，导致有效有形资源都被霸占掉了。时下，半依托或是“无中生有”的各式各样旅游小镇开发占去了半壁江山。
在大量资本涌入文旅地产的领域时，一些开发商打着 “文化”和“旅游”的幌子疯狂圈地，导致低质量、跟风、同质化项目也越来越多，文旅地产“病状”显现无疑。与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不同，文旅项目复合性更高，投资金额比较大、周期长、见效慢，开发风险更大。在如火如荼的文旅地产发展浪潮中，高质量的文旅地产少之又少，后续力不足，文旅IP与地产运营难以顺利结合。
文旅地产作为中长期布局的项目，往往需要经历5～7年的开发周期，有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至于盈利就需要智慧，需要更好的商业模式。如果做不好，就可能会持续亏损，原有的开发计划远没有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快，一切都会被“变”死。
不过，现阶段完全“去地产化”不现实，旅游景点和景区终归成为旅游内容建设的一部分，旅游目的地打造才是终极目标，这里需要庞大的室内物理空间。无论是文化体验、产业孵化还是便民服务（吃住行、游购娱）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场馆，物业是绕不开的话题。
“文旅地产”的核心是“文旅”还是“地产”呢？在部分文旅地产畸形生长之后，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文旅地产应该“去地产化”，应注重IP与品牌的建设。而地产作为文化与旅游的实际载体，也远不止单纯的不动产交易这么简单。所谓的“去地产化”应该只是抛弃单纯的依靠地产来赚钱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元化的发展。
从国家战略到投资热点，到资本四处跑马圈地，遍地开花，从政策红利再到现在专门的文旅政府机构的成立，文旅地产的一路狂奔最终也迎来的约束与管理。
大浪淘沙之后，沙滩上还能剩下什么？同质化的文旅项目与整整齐齐的住宅楼？运营与盈利模式的困境？亦或是媒体高呼的“去地产化”？自始至终，文旅地产都是一条需要探索与创新的“荆棘之路”，而不是房地产行业变现的捷径。
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做文旅开发，地产是双刃剑，去与不去，去多少，何时去都不重要。关键是去除“心魔”，无“魔”一身轻，没有包袱和障碍才会因地制宜做差异、做体系。
文旅项目开发，讲到旅游，就会想到旅游产品和旅游业态，无论如何头脑风暴，这些内容也都是大同小异。文化属于无形资源，挖掘它，本身大有文章可做，也是差异化打造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市场上的文旅项目对文化的打造与应用，基本上都是：搞一组所谓的文化图腾和雕塑、修建几个文化馆藏、弄几个非遗项目（戏曲表演、民间手工艺等），高档一些的项目，也会跟跟风，编一个实景舞台表演秀。这些基本成了标配，不做好像还不行，问题是做了，也没有解决文旅实质性问题。没有让游客知道你要传承的文化什么？文化的精髓没有真正随着产业互动与体验融入游客的血液里，游客最终带走的记忆也就是“热热闹闹”。文化对于旅游项目来说是灵魂，对游客来说是永恒的记忆，但是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文化是大张旗鼓的提炼，悄悄的融于产业和体验空间，消失得不做作。所以，中红投集团提出的将“红色、国学、乡愁”文化“城市化、生活化、体验化、常态化”，将文化信仰融入到产业和旅游中，将单一的旅游经济上升到信仰经济的战略思路，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谈到这里，其实都是围绕“文化、旅游、地产”在说事，始终没有跳出文旅地产。大家都把“人”给忽略了，典型的“没人性”，传统的产品思维根深蒂固，都在专注于卖方产品与市场研究，无论是传承与创新，本质没有变。新时代的旅游是为人（民）服务，先把买方市场做透、做准、做好才是硬道理，为锁定的客户（人群）创建全新的（旅游、旅居、宜居）生活方式。
做生活（方式）是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首要任务，文化体验是必修课，做到“信仰”层面才是境界。真正“破题”之道，在这里！
迷雾重重，破题之“道”安在？
文旅地产，这个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行业，饱受过资本的关注，也经历过社会与媒体的质疑。如今在市场热潮与政策红利的推动下，它已到达变革十字路口，未来该魂归何处？
我国的文旅地产的现状看似百花齐放，其实大部分项目都是鱼目混珠，繁荣背后，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目前，文旅地产发展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区域发展极度不均衡。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城郊旺、乡村乡镇刚起步，旅游“潮汐”问题很显著。第二是对（自然、人文）资源依赖度较高。大部分文旅地产项目仍以山地、湖滨和滨海等自然资源作为旅游产品卖点。第三是文旅地产主流模式比较刻板，基本分为四类：主题公园型、特色小镇型（旅游小镇、康养小镇、文创小镇、休闲小镇）、景点依托型以及不动产销售型。粗放型的开发，导致有效有形资源都被霸占掉了。时下，半依托或是“无中生有”的各式各样旅游小镇开发占去了半壁江山。
在大量资本涌入文旅地产的领域时，一些开发商打着 “文化”和“旅游”的幌子疯狂圈地，导致低质量、跟风、同质化项目也越来越多，文旅地产“病状”显现无疑。与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不同，文旅项目复合性更高，投资金额比较大、周期长、见效慢，开发风险更大。在如火如荼的文旅地产发展浪潮中，高质量的文旅地产少之又少，后续力不足，文旅IP与地产运营难以顺利结合。
文旅地产作为中长期布局的项目，往往需要经历5～7年的开发周期，有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至于盈利就需要智慧，需要更好的商业模式。如果做不好，就可能会持续亏损，原有的开发计划远没有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快，一切都会被“变”死。
不过，现阶段完全“去地产化”不现实，旅游景点和景区终归成为旅游内容建设的一部分，旅游目的地打造才是终极目标，这里需要庞大的室内物理空间。无论是文化体验、产业孵化还是便民服务（吃住行、游购娱）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场馆，物业是绕不开的话题。
“文旅地产”的核心是“文旅”还是“地产”呢？在部分文旅地产畸形生长之后，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文旅地产应该“去地产化”，应注重IP与品牌的建设。而地产作为文化与旅游的实际载体，也远不止单纯的不动产交易这么简单。所谓的“去地产化”应该只是抛弃单纯的依靠地产来赚钱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元化的发展。
从国家战略到投资热点，到资本四处跑马圈地，遍地开花，从政策红利再到现在专门的文旅政府机构的成立，文旅地产的一路狂奔最终也迎来的约束与管理。
大浪淘沙之后，沙滩上还能剩下什么？同质化的文旅项目与整整齐齐的住宅楼？运营与盈利模式的困境？亦或是媒体高呼的“去地产化”？自始至终，文旅地产都是一条需要探索与创新的“荆棘之路”，而不是房地产行业变现的捷径。
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做文旅开发，地产是双刃剑，去与不去，去多少，何时去都不重要。关键是去除“心魔”，无“魔”一身轻，没有包袱和障碍才会因地制宜做差异、做体系。
文旅项目开发，讲到旅游，就会想到旅游产品和旅游业态，无论如何头脑风暴，这些内容也都是大同小异。文化属于无形资源，挖掘它，本身大有文章可做，也是差异化打造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市场上的文旅项目对文化的打造与应用，基本上都是：搞一组所谓的文化图腾和雕塑、修建几个文化馆藏、弄几个非遗项目（戏曲表演、民间手工艺等），高档一些的项目，也会跟跟风，编一个实景舞台表演秀。这些基本成了标配，不做好像还不行，问题是做了，也没有解决文旅实质性问题。没有让游客知道你要传承的文化什么？文化的精髓没有真正随着产业互动与体验融入游客的血液里，游客最终带走的记忆也就是“热热闹闹”。文化对于旅游项目来说是灵魂，对游客来说是永恒的记忆，但是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文化是大张旗鼓的提炼，悄悄的融于产业和体验空间，消失得不做作。所以，中红投集团提出的将“红色、国学、乡愁”文化“城市化、生活化、体验化、常态化”，将文化信仰融入到产业和旅游中，将单一的旅游经济上升到信仰经济的战略思路，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谈到这里，其实都是围绕“文化、旅游、地产”在说事，始终没有跳出文旅地产。大家都把“人”给忽略了，典型的“没人性”，传统的产品思维根深蒂固，都在专注于卖方产品与市场研究，无论是传承与创新，本质没有变。新时代的旅游是为人（民）服务，先把买方市场做透、做准、做好才是硬道理，为锁定的客户（人群）创建全新的（旅游、旅居、宜居）生活方式。
做生活（方式）是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首要任务，文化体验是必修课，做到“信仰”层面才是境界。真正“破题”之道，在这里！
#乡村振兴#【记者观察｜四川“农联”：带动小农户共闯大市场】“大国小农”是我国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四川省是人多地少的西部农业大省，据统计，家庭成员人均耕地1亩左右的小农户数量占全省农户总数的70%，且基层农业社会化服务一直存在服务与经营体系脱钩、政府包揽过多、产权关系不清、运营绩效低下等突出问题。
借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及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等改革东风，为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自2017年9月起，四川省在德阳市罗江区略坪、蟠龙两镇开展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农联”）试点，以“服务规模化+农民组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为改革方向，逐步探索建立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体制机制。
两个“农联”探索小农大发展
2019年元旦后，蟠龙“农联”理事长李景华代表理事会向入社社员公布了上一年分红方案：全年实现利润51.26万元，扣除年内垫资的经营管理费及按规定标准提取用于风险防范、扩大再生产和村集体公益事业发展的公积金、公益金后，结余可分红利总额20.4万元，社员总股本及首批受益专项基金总额为736.82万元，算下来每100元应分红利2.76元。“整个过程都由理事、监事议定并表决，最终我们按3%的股息即3元兑付。”李景华说。
据罗江区委农工办主任郑文斌介绍，“农联”定位为家庭经营基础之上的统一经营服务主体，乡镇范围内的农户及农户家庭和新型经营主体均可入股，致力于发展成为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经济组织。“以缴纳股本金作为入联前提，不涉及流转土地，最大程度保留一家一户耕作形态。”郑文斌指出，根据户籍、职业等因素，将入联农户分为股金会员、基础会员和荣誉会员3类，分别明确不同会员的权责，形成产权清晰的农民利益联合体。
农联集体所有，社员享有分红的权利。“注重优化股本结构，均衡各方股权，保障农户权益，如单户最高入股额不超过5万元，防止一股或几股独大。”
蟠龙镇“农联”总经理周蜀川告诉记者，正是这种“农有、农治、农享”的价值导向，使得小农户入社积极性很高。目前，两个“农联”共有社员4393户，其中小农社员3177户，占比达72.3%，建档立卡贫困户1062户全部入社；两个“农联”累计筹集资金1427.3万元，其中社员股金、政府赠股均为713.65万元。
“‘农联’既要解决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也要最大程度解决卖得好的问题。”略坪镇“农联”理事长丁洪生说，以“六统一”订单农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8年“农联”社员企业方林羊肚菌公司在与瑞士签订500万美元供销协议的基础上，又与瑞士方面确定在“农联”区域共建中瑞农业科技园，通过超净实验室、菌种培育基地等项目，大幅提升羊肚菌产业品质，组织实施了制种、蔬菜、羊肚菌等各类生产订单。
目前两镇食用菌、水果、蔬菜、粮油等特色农产品与部分大型餐饮企业均签订产销对接合作协议，并在项目支持下，建设了以蔬菜分拣、清洗、烘干、配送为一体的略坪“农联”集配中心和以青花椒烘干、冷链为核心的蟠龙“农联”集配中心。依托罗江农产品加工园及24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精深加工，开发冻干枣、冻干梨等12个新品种，承接13家农业深加工企业的产品加工、冷链储运等外包服务，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
全方位服务重塑基层组织力
记者调研发现，两个“农联”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程服务，以“组织农户干，帮助政府办”为理念，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承担公益性事项，既增强“农联”自身造血功能，又搭建政府为农服务的桥梁，连接起政府农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以前在推进农业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方便有效的实施载体，比如搞统防统治，过去都找的第三方服务商，质量很难把控。”略坪镇党委副书记王琪说，像每年农作物打药都是镇干部或村干部去通知农户，干了经济组织该干的活，职能“越位”现象突出。“现在有了‘农联’这个承接主体，能将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公共管理本职工作。”
据了解，两个“农联”现已组织开展农业（种植业）政策保险、生猪（能繁母猪）政策保险、便民商业保险等经营性业务，实施农技推广、绿色防控、环卫保洁等公益性服务，承办节水滴灌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尝试农村环境日常保洁等购买服务。“建立农资配送综合服务平台，在两镇设立服务点8个，同等质量的农药、农资价格平均低于市面价10%左右。”丁洪生告诉记者，通过“厂家直供、农联直配、网点直销”方式，实施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一站式”配送服务，两镇“农联”直销农资占市场需求30%。
在略坪镇“农联”农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采取上门登记方式包片服务，统一提供农资、农机、农技等服务，实现育苗、插秧、施肥、施药、收割全程机械化。2018年集中作业面积1万余亩，入社农户种植水稻机械化率达到90%，农机服务每亩收费比往年低20元，对贫困户只收取作业成本，全年收益达30余万元。
针对小农产业发展中贷款难的问题，两镇“农联”通过开展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寻求破题之道。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内部信用合作监管办法》《信用合作财务管理办法》《信用合作会计科目与报表》等规章制度，明确贷款流程，按照“小额、分散、短期”的要求，开展内部信用服务；同时成立贷审会，建立严格的贷前调查机制，完成对全部4393户入联社员信用评级工作，两个“农联”分别设置股本金400万元，目前已为48户社员提供信用借款248万元。
实现“大小对接”仍需破三题
据统计，2018年“农联”入社农户人均纯收入达1.53万元，增长12%，较罗江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600元。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人士表示，“农联”试点改革一年多来，取得的成效基本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但要实现小规模生产与现代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并达到规范运行、持续发展，仍需在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巩固社员主体地位。“农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农民的组织化，既要防止代民作主，又要杜绝无人作主。需要进一步优化组织治理结构，培养社员的主体意识，让社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农联”周围，发挥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丁洪生反映，“农联”通过股权将松散的小农联系起来，但小农的盲目性和趋利性导致契约精神不足，特别是在无法实现较大利益共享、市场议价能力也不足的运行初期，社员普遍信心不强，标准化生产、订单化收购、风险共担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二是提高“农联”服务质效。促进“农联”立足服务站稳脚根、行稳志远，需进一步理顺农联内部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单账核算的资产管理制度，提高服务的标准化、流程化、品牌化，完善“农联”在基层的统一经营体系。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认为，重点在于找好“领头羊”。“‘农联’是一个跨行业、多产业、承上下、全产业链的综合性经济组织，物色具备有责任、懂经营、善管理、知市场的总经理非常困难，这是制约试点改革成败的关键。”曾长江说。
三是优化“农联”支持政策。研究服务的范围、绩效、财力等，提高公共服务购买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在政策层面更加综合配套，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公共性、公益性服务上，需要更高层面的更大授权，同时加大三产融合的支持力度，让“农联”在产品初加工、农业多功能以及市场营销中发挥更大作用。（农民日报记者 阮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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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及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等改革东风，为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自2017年9月起，四川省在德阳市罗江区略坪、蟠龙两镇开展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农联”）试点，以“服务规模化+农民组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为改革方向，逐步探索建立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体制机制。
两个“农联”探索小农大发展
2019年元旦后，蟠龙“农联”理事长李景华代表理事会向入社社员公布了上一年分红方案：全年实现利润51.26万元，扣除年内垫资的经营管理费及按规定标准提取用于风险防范、扩大再生产和村集体公益事业发展的公积金、公益金后，结余可分红利总额20.4万元，社员总股本及首批受益专项基金总额为736.82万元，算下来每100元应分红利2.76元。“整个过程都由理事、监事议定并表决，最终我们按3%的股息即3元兑付。”李景华说。
据罗江区委农工办主任郑文斌介绍，“农联”定位为家庭经营基础之上的统一经营服务主体，乡镇范围内的农户及农户家庭和新型经营主体均可入股，致力于发展成为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经济组织。“以缴纳股本金作为入联前提，不涉及流转土地，最大程度保留一家一户耕作形态。”郑文斌指出，根据户籍、职业等因素，将入联农户分为股金会员、基础会员和荣誉会员3类，分别明确不同会员的权责，形成产权清晰的农民利益联合体。
农联集体所有，社员享有分红的权利。“注重优化股本结构，均衡各方股权，保障农户权益，如单户最高入股额不超过5万元，防止一股或几股独大。”
蟠龙镇“农联”总经理周蜀川告诉记者，正是这种“农有、农治、农享”的价值导向，使得小农户入社积极性很高。目前，两个“农联”共有社员4393户，其中小农社员3177户，占比达72.3%，建档立卡贫困户1062户全部入社；两个“农联”累计筹集资金1427.3万元，其中社员股金、政府赠股均为713.65万元。
“‘农联’既要解决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也要最大程度解决卖得好的问题。”略坪镇“农联”理事长丁洪生说，以“六统一”订单农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8年“农联”社员企业方林羊肚菌公司在与瑞士签订500万美元供销协议的基础上，又与瑞士方面确定在“农联”区域共建中瑞农业科技园，通过超净实验室、菌种培育基地等项目，大幅提升羊肚菌产业品质，组织实施了制种、蔬菜、羊肚菌等各类生产订单。
目前两镇食用菌、水果、蔬菜、粮油等特色农产品与部分大型餐饮企业均签订产销对接合作协议，并在项目支持下，建设了以蔬菜分拣、清洗、烘干、配送为一体的略坪“农联”集配中心和以青花椒烘干、冷链为核心的蟠龙“农联”集配中心。依托罗江农产品加工园及24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精深加工，开发冻干枣、冻干梨等12个新品种，承接13家农业深加工企业的产品加工、冷链储运等外包服务，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
全方位服务重塑基层组织力
记者调研发现，两个“农联”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程服务，以“组织农户干，帮助政府办”为理念，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承担公益性事项，既增强“农联”自身造血功能，又搭建政府为农服务的桥梁，连接起政府农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以前在推进农业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方便有效的实施载体，比如搞统防统治，过去都找的第三方服务商，质量很难把控。”略坪镇党委副书记王琪说，像每年农作物打药都是镇干部或村干部去通知农户，干了经济组织该干的活，职能“越位”现象突出。“现在有了‘农联’这个承接主体，能将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公共管理本职工作。”
据了解，两个“农联”现已组织开展农业（种植业）政策保险、生猪（能繁母猪）政策保险、便民商业保险等经营性业务，实施农技推广、绿色防控、环卫保洁等公益性服务，承办节水滴灌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尝试农村环境日常保洁等购买服务。“建立农资配送综合服务平台，在两镇设立服务点8个，同等质量的农药、农资价格平均低于市面价10%左右。”丁洪生告诉记者，通过“厂家直供、农联直配、网点直销”方式，实施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一站式”配送服务，两镇“农联”直销农资占市场需求30%。
在略坪镇“农联”农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采取上门登记方式包片服务，统一提供农资、农机、农技等服务，实现育苗、插秧、施肥、施药、收割全程机械化。2018年集中作业面积1万余亩，入社农户种植水稻机械化率达到90%，农机服务每亩收费比往年低20元，对贫困户只收取作业成本，全年收益达30余万元。
针对小农产业发展中贷款难的问题，两镇“农联”通过开展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寻求破题之道。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内部信用合作监管办法》《信用合作财务管理办法》《信用合作会计科目与报表》等规章制度，明确贷款流程，按照“小额、分散、短期”的要求，开展内部信用服务；同时成立贷审会，建立严格的贷前调查机制，完成对全部4393户入联社员信用评级工作，两个“农联”分别设置股本金400万元，目前已为48户社员提供信用借款248万元。
实现“大小对接”仍需破三题
据统计，2018年“农联”入社农户人均纯收入达1.53万元，增长12%，较罗江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600元。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人士表示，“农联”试点改革一年多来，取得的成效基本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但要实现小规模生产与现代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并达到规范运行、持续发展，仍需在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巩固社员主体地位。“农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农民的组织化，既要防止代民作主，又要杜绝无人作主。需要进一步优化组织治理结构，培养社员的主体意识，让社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农联”周围，发挥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丁洪生反映，“农联”通过股权将松散的小农联系起来，但小农的盲目性和趋利性导致契约精神不足，特别是在无法实现较大利益共享、市场议价能力也不足的运行初期，社员普遍信心不强，标准化生产、订单化收购、风险共担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二是提高“农联”服务质效。促进“农联”立足服务站稳脚根、行稳志远，需进一步理顺农联内部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单账核算的资产管理制度，提高服务的标准化、流程化、品牌化，完善“农联”在基层的统一经营体系。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认为，重点在于找好“领头羊”。“‘农联’是一个跨行业、多产业、承上下、全产业链的综合性经济组织，物色具备有责任、懂经营、善管理、知市场的总经理非常困难，这是制约试点改革成败的关键。”曾长江说。
三是优化“农联”支持政策。研究服务的范围、绩效、财力等，提高公共服务购买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在政策层面更加综合配套，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公共性、公益性服务上，需要更高层面的更大授权，同时加大三产融合的支持力度，让“农联”在产品初加工、农业多功能以及市场营销中发挥更大作用。（农民日报记者 阮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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