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超话]# 出家人不能给别人算命看相，为何？
1、真有预见未来的神通吗？
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凡夫通过修行可得五通，出世的圣人有六通，佛有三明六通。
五通：一、能知过去世，叫宿命通；二、能知未来世及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叫天眼通；三、能知他人的心念活动，叫他心通；四、能用耳朵听无远弗届的声音，叫天耳通；五、能飞行自在，有无变化，来无踪去无影，瞬息千里，取物如探囊等，叫神足通。
但能够修得神通的是极少数，拥有一项神通都是非常难得，而且因为能力程度不同，这些神通的范围大小和保持的时间也不一样。
佛教的出家人并不以神通为修行目的，因为那与解脱轮回并没有关系，佛陀住世时，他的弟子中得了神通的也是少数。
而算命、看相、测字、占卜、风水、“神仙附体”等并不是佛教中的。
2、被预知的未来一定准吗？
佛经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国家离都城不远的森林里，有五位出家人在此精进修行，有一比丘通过禅定修得神通。
在禅定中，他通过神通得知自己的弟子小沙弥七日之后将命终。
师父对他说：“你父母思念你了，你回家八日吧”，小沙弥欢喜顶礼师父而去。
恰逢路上滂沱大雨，小沙弥躲雨时看到树下有蚁穴将要被雨水浸入，他就随手在蚁穴周围以土堆起，相当于筑起堤坝，以免蚂蚁们遭殃。
令师父没想到的是，八日之后小沙弥竟然回来了。师父非常诧异：“七日应亡，是什么让他免遭此厄呢？”再入禅定之中，方知其救蚁而得现世延寿。
3、到底怎样能改变命运？
神通也好、算命也好，都不能违背因果，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因缘一旦聚合，单纯靠躲避是躲不过去的，佛陀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的故事即是明证。
反过来说，若有善果即将成熟，自己却不知守护善根，那么即使猜到了开头，也可能没猜到结尾。
一般人之所以喜欢算命看相，主要是由于心理迷惘，希望借助外力指引方向。而小沙弥救蚁延命之事，讲的是因果业力改变命运的道理。能改变命运的不是预知命运，而是自己的行为。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命运是自己所造业力产生的果报，那么我们当下和未来的举心动念，也都是在创造自己的命运。
“人生无常，及时行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处结好缘，自有好命运，不必依赖算命、看相来窥探所谓的前途了。
4、佛陀禁止出家人算命看相
释迦牟尼佛曾说出家人及佛弟子要行“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其中明确指出，以“占卜为业”是为“邪命”。尤其是出家比丘，向施主乞食或化缘时，不得有以下五种“邪命”：诈现奇特，吸引人注意，以求利养；自说功德，对外宣称自己的功德以求供养；
占相吉凶，也就是为人占卦、看相、说些吉凶祸福的预言，要别人供养用以消灾破解；高声现威，也就是耀武扬威；
说所得利、惑动人心，也就是自我标榜自己修行证得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以此来打动人心。
而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际的开示，一开始就直接警诫比丘们，“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
所以，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位法师，的确不可以为他人看相、打卦、算命等等，以免误人修行。作为一名正信的在家居士，也不应参与其中。
5、“病急乱投医”最容易被骗
那为什么很多寺院的附近，开着不少以算命、看相为业的店家？
首先，在寺院黄墙之外的地方，不属于佛教也不是寺院的约束范围。很多普通人会带着各种心事和困惑来到寺院，又对正信的佛教缺乏深入了解，于是便有人“投其所好”，以各种手段、甚至打着蹭着佛教的概念，以所谓“佛缘”、“度化”、“有难”等理由上前搭讪。
因为僧团有相关戒律，所以用“算命”、“结缘”为由头，在马路上或寺院黄墙之外通过搭讪引荐而来，穿着类似“僧服”或号称“出家人”的，可以说都是假冒。
而且，真正懂得周易、风水的也是极少数人，那些“马路大师”基本上都是利用一些心理常识行骗，切不可“病急乱投医”。
当然，随着不断的整治和正信的佛法宣传，很多佛教寺院周围的算命、看相等招牌正在减少之中。
至于相术、风水等，佛教并未全盘否定。世上任何事情都有因缘和因果，所谓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情有情理，心有心理，这些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真理。
那么复杂的因缘因果，即使通过看相或风水能观察到一点，也只是很有限的层面之一。所以，佛教反对的是对这些的执著，主张不要陷入这样的迷信，从这种暗示、预示之中跳出来。
例如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方向甚至同一个房型的房子，有人富贵平安，也有人坎坷波折，这并不只是风水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
佛弟子一生应当奉行“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的至理名言，只要大家适合、方便，就是最好的吉日良辰；只要内心安定，便是最佳的地理风水。
所以，既然是信佛、学佛之人，就不要盲目地把希望都寄托在算命、预知未来之说上，而应真正地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1、真有预见未来的神通吗？
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凡夫通过修行可得五通，出世的圣人有六通，佛有三明六通。
五通：一、能知过去世，叫宿命通；二、能知未来世及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叫天眼通；三、能知他人的心念活动，叫他心通；四、能用耳朵听无远弗届的声音，叫天耳通；五、能飞行自在，有无变化，来无踪去无影，瞬息千里，取物如探囊等，叫神足通。
但能够修得神通的是极少数，拥有一项神通都是非常难得，而且因为能力程度不同，这些神通的范围大小和保持的时间也不一样。
佛教的出家人并不以神通为修行目的，因为那与解脱轮回并没有关系，佛陀住世时，他的弟子中得了神通的也是少数。
而算命、看相、测字、占卜、风水、“神仙附体”等并不是佛教中的。
2、被预知的未来一定准吗？
佛经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国家离都城不远的森林里，有五位出家人在此精进修行，有一比丘通过禅定修得神通。
在禅定中，他通过神通得知自己的弟子小沙弥七日之后将命终。
师父对他说：“你父母思念你了，你回家八日吧”，小沙弥欢喜顶礼师父而去。
恰逢路上滂沱大雨，小沙弥躲雨时看到树下有蚁穴将要被雨水浸入，他就随手在蚁穴周围以土堆起，相当于筑起堤坝，以免蚂蚁们遭殃。
令师父没想到的是，八日之后小沙弥竟然回来了。师父非常诧异：“七日应亡，是什么让他免遭此厄呢？”再入禅定之中，方知其救蚁而得现世延寿。
3、到底怎样能改变命运？
神通也好、算命也好，都不能违背因果，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因缘一旦聚合，单纯靠躲避是躲不过去的，佛陀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的故事即是明证。
反过来说，若有善果即将成熟，自己却不知守护善根，那么即使猜到了开头，也可能没猜到结尾。
一般人之所以喜欢算命看相，主要是由于心理迷惘，希望借助外力指引方向。而小沙弥救蚁延命之事，讲的是因果业力改变命运的道理。能改变命运的不是预知命运，而是自己的行为。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命运是自己所造业力产生的果报，那么我们当下和未来的举心动念，也都是在创造自己的命运。
“人生无常，及时行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处结好缘，自有好命运，不必依赖算命、看相来窥探所谓的前途了。
4、佛陀禁止出家人算命看相
释迦牟尼佛曾说出家人及佛弟子要行“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其中明确指出，以“占卜为业”是为“邪命”。尤其是出家比丘，向施主乞食或化缘时，不得有以下五种“邪命”：诈现奇特，吸引人注意，以求利养；自说功德，对外宣称自己的功德以求供养；
占相吉凶，也就是为人占卦、看相、说些吉凶祸福的预言，要别人供养用以消灾破解；高声现威，也就是耀武扬威；
说所得利、惑动人心，也就是自我标榜自己修行证得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以此来打动人心。
而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际的开示，一开始就直接警诫比丘们，“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
所以，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一位法师，的确不可以为他人看相、打卦、算命等等，以免误人修行。作为一名正信的在家居士，也不应参与其中。
5、“病急乱投医”最容易被骗
那为什么很多寺院的附近，开着不少以算命、看相为业的店家？
首先，在寺院黄墙之外的地方，不属于佛教也不是寺院的约束范围。很多普通人会带着各种心事和困惑来到寺院，又对正信的佛教缺乏深入了解，于是便有人“投其所好”，以各种手段、甚至打着蹭着佛教的概念，以所谓“佛缘”、“度化”、“有难”等理由上前搭讪。
因为僧团有相关戒律，所以用“算命”、“结缘”为由头，在马路上或寺院黄墙之外通过搭讪引荐而来，穿着类似“僧服”或号称“出家人”的，可以说都是假冒。
而且，真正懂得周易、风水的也是极少数人，那些“马路大师”基本上都是利用一些心理常识行骗，切不可“病急乱投医”。
当然，随着不断的整治和正信的佛法宣传，很多佛教寺院周围的算命、看相等招牌正在减少之中。
至于相术、风水等，佛教并未全盘否定。世上任何事情都有因缘和因果，所谓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情有情理，心有心理，这些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真理。
那么复杂的因缘因果，即使通过看相或风水能观察到一点，也只是很有限的层面之一。所以，佛教反对的是对这些的执著，主张不要陷入这样的迷信，从这种暗示、预示之中跳出来。
例如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方向甚至同一个房型的房子，有人富贵平安，也有人坎坷波折，这并不只是风水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
佛弟子一生应当奉行“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的至理名言，只要大家适合、方便，就是最好的吉日良辰；只要内心安定，便是最佳的地理风水。
所以，既然是信佛、学佛之人，就不要盲目地把希望都寄托在算命、预知未来之说上，而应真正地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道家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魏轩畅##闲云散人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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