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并不该简单归因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有个朋友,叫做阿尔弗雷德·勒波瓦特万。
阿尔弗雷德有个妹妹劳尔:爱读书,思想独立,钟情于莎士比亚戏剧,颇有浪漫主义情怀。
她跟兄长与福楼拜交游时,认得了一个叫古斯塔夫的花花公子。
古斯塔夫勾引劳尔,但劳尔自己身为平民,向慕上流社会。那会儿法国姑娘多相信嫁人是飞跃阶层的重要途径,不能轻易托付,劳尔也不例外。
于是她宣称:可以嫁给古斯塔夫——只要古斯塔夫能在自家族谱里,找到个贵胄姓氏。
古斯塔夫挺认真,搜遍族谱,翻出来一位:
他有个祖宗叫让·巴蒂斯特,曾被当时的法国国王授过爵位,虽然那是1752年的事了,距离古斯塔夫和劳尔谈婚论嫁时,已近百年。
但死了的贵族依然是贵族,古斯塔夫立刻就把祖宗的家谱顶在脑门上,来找劳尔求亲了——也确实得偿所愿:
他俩订婚了,四个月后结婚。
古斯塔夫自己的妹妹路易丝,之后嫁给了劳尔的哥哥阿尔弗雷德,真是亲上加亲。
四年后,古斯塔夫和劳尔有了个孩子。
这段婚姻,建立在近百年前的贵族祖宗,中间又掺杂了浪漫想象;大概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难猜测。
婚后,古斯塔夫褪去坟堆里刨出的祖宗贵气,散发出流氓本性,对劳尔不时加以婚姻暴力。
劳尔是有点贵族的虚荣心,有点浪漫情绪,但她也有刚强的一面。
婚后十四年,劳尔宣布和丈夫分居:即便可能被人闲言碎语,她还是大胆做了决定,退出了那个虚幻的贵族家谱,自力更生。
而古斯塔夫这个一个不靠谱的伪贵族父亲,从此消失了。
劳尔和古斯塔夫的大儿子,那个出生地暧昧不明的少年,后来被劳尔送去,跟福楼拜学写作。
十八岁那年,他还在海岸救上来一位溺水者——那是著名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威本。
这个少年后来,写短篇小说。
在他的某篇小说里,一个单亲妈妈独自带一个孩子,被村里人看不起;有个勤奋朴实的工人和孩子成了好朋友,于是孩子求那个工人当他的爸爸;工人考虑之后,认真地向那个单亲妈妈求婚,并告诉孩子:
你去告诉所有孩子,你有爸爸了!
——结合他父母离婚的背景,这篇小说不妨看做是他的美好梦想。
在他的另一篇小说里,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女性,在战争期间,救下了一群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体面人;但等危险过了之后,体面人们却迅速忘恩负义,甚至开始鄙夷她的牺牲。
——结合他那个所谓出身贵族世家的父亲的所作所为,不靠谱与冷暴力,这篇小说的指向也不难明白:他深明所谓贵族阶层的虚伪与无耻。
在他的又一篇小说里,一个诺曼底家庭总幻想自己有富贵的亲戚做靠山,甚至以此为噱头许诺空头支票,为自家找好亲事;但等发现那位亲戚实则穷愁潦倒时,便急忙不认这门亲戚了。
——毕竟他自己的家庭,就一度靠着个虚幻的富贵祖宗维持姿态呢,深知这一套的无聊。
在他可能最有名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有一位女性,因为向慕上流社会,跟人借了一串项链,结果付出了人生中的十年,用以偿还所欠的债务,最后得知自己的努力最后是一场空。
——结合这个孩子的母亲劳尔自己的命运,我们大概也看得出其指向了。
说到这里,您大概已经明白了。
是的,这个孩子,就是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
上面所说的几个篇目,便是著名的《西蒙的爸爸》、《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泊桑小说里,有那么直白的利益与欲望,有那么多的痴情人,有那么多无视善良与亲情的人们。
有那么多渴望上流社会的女人,有那么多虚伪无耻的上流社会成员,有那么多不忠的丈夫,有那么多被家人摒弃的痛苦。
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泊桑的小说里,有那么多无视善良与亲情利益至上粗暴冷漠的男性角色了。
我们重新说,《项链》。
众所周知的剧情: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来炫耀自己的美丽。
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工,劳苦了十年。
最后,得知所借的项链是假的,不值钱。
戛然而止的结尾。
许多评论家都说,这个小说,是嘲讽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的确马蒂尔德贪恋一时的风光,弄了串假项链,为此付出了十年时光。
但小说后半,也很明白地写了马蒂尔德的刚强:在关键时刻,她英勇地承担了一切责任,自己虽然偶尔也怀念过去风光美丽的自己,但终究是熬过来了。
“只在偶尔坐下来时,她还不免想起当年那一次舞会,她曾经是那么美丽,那么受人欢迎。
如果她没有丢失那串项链,今天又该是什么样子?谁知道?谁知道?生活够多么古怪!多么变化莫测!只需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就能把你断送或者把你拯救出来!”
这里并不只有嘲讽,还有理解与同情。
为什么莫泊桑在描写马蒂尔德的悲剧时,能怀有如此真切细致的感情?
因为他自己很明白这种向慕富贵的虚无与痛苦,但也能理解这份痛苦。他自己就看着自己的母亲,一路这么过来的。他见识过富贵可以如何诱惑人,又如何摧伤人。
许多人喜欢用“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来总结马蒂尔德的悲剧。
然而细想一下,那串马蒂尔德为了一时向慕富贵戴上的、为之付出十年人生代价的假项链,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那就是摧伤莫泊桑母亲劳尔人生的、莫泊桑自己那个不靠谱的,所谓的贵族父亲。
#莫泊桑#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有个朋友,叫做阿尔弗雷德·勒波瓦特万。
阿尔弗雷德有个妹妹劳尔:爱读书,思想独立,钟情于莎士比亚戏剧,颇有浪漫主义情怀。
她跟兄长与福楼拜交游时,认得了一个叫古斯塔夫的花花公子。
古斯塔夫勾引劳尔,但劳尔自己身为平民,向慕上流社会。那会儿法国姑娘多相信嫁人是飞跃阶层的重要途径,不能轻易托付,劳尔也不例外。
于是她宣称:可以嫁给古斯塔夫——只要古斯塔夫能在自家族谱里,找到个贵胄姓氏。
古斯塔夫挺认真,搜遍族谱,翻出来一位:
他有个祖宗叫让·巴蒂斯特,曾被当时的法国国王授过爵位,虽然那是1752年的事了,距离古斯塔夫和劳尔谈婚论嫁时,已近百年。
但死了的贵族依然是贵族,古斯塔夫立刻就把祖宗的家谱顶在脑门上,来找劳尔求亲了——也确实得偿所愿:
他俩订婚了,四个月后结婚。
古斯塔夫自己的妹妹路易丝,之后嫁给了劳尔的哥哥阿尔弗雷德,真是亲上加亲。
四年后,古斯塔夫和劳尔有了个孩子。
这段婚姻,建立在近百年前的贵族祖宗,中间又掺杂了浪漫想象;大概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难猜测。
婚后,古斯塔夫褪去坟堆里刨出的祖宗贵气,散发出流氓本性,对劳尔不时加以婚姻暴力。
劳尔是有点贵族的虚荣心,有点浪漫情绪,但她也有刚强的一面。
婚后十四年,劳尔宣布和丈夫分居:即便可能被人闲言碎语,她还是大胆做了决定,退出了那个虚幻的贵族家谱,自力更生。
而古斯塔夫这个一个不靠谱的伪贵族父亲,从此消失了。
劳尔和古斯塔夫的大儿子,那个出生地暧昧不明的少年,后来被劳尔送去,跟福楼拜学写作。
十八岁那年,他还在海岸救上来一位溺水者——那是著名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威本。
这个少年后来,写短篇小说。
在他的某篇小说里,一个单亲妈妈独自带一个孩子,被村里人看不起;有个勤奋朴实的工人和孩子成了好朋友,于是孩子求那个工人当他的爸爸;工人考虑之后,认真地向那个单亲妈妈求婚,并告诉孩子:
你去告诉所有孩子,你有爸爸了!
——结合他父母离婚的背景,这篇小说不妨看做是他的美好梦想。
在他的另一篇小说里,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女性,在战争期间,救下了一群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体面人;但等危险过了之后,体面人们却迅速忘恩负义,甚至开始鄙夷她的牺牲。
——结合他那个所谓出身贵族世家的父亲的所作所为,不靠谱与冷暴力,这篇小说的指向也不难明白:他深明所谓贵族阶层的虚伪与无耻。
在他的又一篇小说里,一个诺曼底家庭总幻想自己有富贵的亲戚做靠山,甚至以此为噱头许诺空头支票,为自家找好亲事;但等发现那位亲戚实则穷愁潦倒时,便急忙不认这门亲戚了。
——毕竟他自己的家庭,就一度靠着个虚幻的富贵祖宗维持姿态呢,深知这一套的无聊。
在他可能最有名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有一位女性,因为向慕上流社会,跟人借了一串项链,结果付出了人生中的十年,用以偿还所欠的债务,最后得知自己的努力最后是一场空。
——结合这个孩子的母亲劳尔自己的命运,我们大概也看得出其指向了。
说到这里,您大概已经明白了。
是的,这个孩子,就是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
上面所说的几个篇目,便是著名的《西蒙的爸爸》、《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泊桑小说里,有那么直白的利益与欲望,有那么多的痴情人,有那么多无视善良与亲情的人们。
有那么多渴望上流社会的女人,有那么多虚伪无耻的上流社会成员,有那么多不忠的丈夫,有那么多被家人摒弃的痛苦。
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泊桑的小说里,有那么多无视善良与亲情利益至上粗暴冷漠的男性角色了。
我们重新说,《项链》。
众所周知的剧情: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为参加一次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来炫耀自己的美丽。
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工,劳苦了十年。
最后,得知所借的项链是假的,不值钱。
戛然而止的结尾。
许多评论家都说,这个小说,是嘲讽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的确马蒂尔德贪恋一时的风光,弄了串假项链,为此付出了十年时光。
但小说后半,也很明白地写了马蒂尔德的刚强:在关键时刻,她英勇地承担了一切责任,自己虽然偶尔也怀念过去风光美丽的自己,但终究是熬过来了。
“只在偶尔坐下来时,她还不免想起当年那一次舞会,她曾经是那么美丽,那么受人欢迎。
如果她没有丢失那串项链,今天又该是什么样子?谁知道?谁知道?生活够多么古怪!多么变化莫测!只需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就能把你断送或者把你拯救出来!”
这里并不只有嘲讽,还有理解与同情。
为什么莫泊桑在描写马蒂尔德的悲剧时,能怀有如此真切细致的感情?
因为他自己很明白这种向慕富贵的虚无与痛苦,但也能理解这份痛苦。他自己就看着自己的母亲,一路这么过来的。他见识过富贵可以如何诱惑人,又如何摧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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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
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性格和天性,即使经验和才智也不能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私心和贪婪。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彻底的回声。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们所爱的人并不爱我们,或者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爱我们。我们不得不接受背叛和不忠,这是人类最难完成的重任之一;不得不接受另一个人在性格或思想上的出类拔萃。——马洛伊.山多尔《烛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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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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