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集体维权，为何要拘留我？”浙江温州，叶某在某商贸城拥有一处合法摊位，因该商贸城涉及征收拆迁问题，遂与其他三十多名摊主，穿着统一的服装，一共来到负责摊位补偿的市场开发公司门口，以喊口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公安机关认为，叶某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开发公司的正常秩序，且叶某系该行为的积极实施者，情节严重。
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叶某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叶某不服，认为自己只是与其他摊主共同提出自己的诉求，并非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处罚决定违法。（来源：温州中院）
一审法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中所称的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其表现为造成单位秩序的混乱，致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而具体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暴力性的扰乱，也可以是非暴力性的扰乱，比如在单位门前、院内哄闹、大肆喧嚣，亦属于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
本案中，包括叶某在内的众多人员在工作时间聚集在市场开发公司的门口，穿着统一的服装，并齐喊口号，引起群众围观，客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
公安机关据此认定叶某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
结合叶某等人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的聚集人数、行为、持续时间，以及叶某个人积极参与扰乱单位秩序的客观表现，认定叶某的行为属情节严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并无不当。故驳回了叶某的诉讼请求。
叶某不服，提起上诉，并详细提出了上诉意见，其认为：
1、自己在该商贸城中拥有合法的经营摊位，因涉及征收拆迁，故市场开发公司向包括其在内的部分摊主发出了要约通知，需要就摊位征收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交涉。
事发当日，自己和其他摊主只是应约向市场开发公司表达其合法的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不存在扰乱市场开发公司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
但公安机关未详细调查事件的起因，也未出具任何调查报告，仅凭市场开发公司的一面之词便对自己做出处罚，且处罚明显过当。
2、该处罚决定属于滥用行政职权。公安机关严禁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但本案中，公安机关将众多摊主依法维权的行为，认定为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拘留等处罚，涉嫌以非法手段介入房屋征收活动，协助强拆。
公安机关辩称，叶某在事发前，存在号召、动员群内的拆迁户到市场开发公司门口集体维权的组织行为。事发当日，叶某等人穿着统一服装聚集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
其中叶某带头喊口号，其他人员也跟随其喊口号，导致该公司出入口被堵塞，人员无法通行，引发群众围观，明显构成扰乱单位秩序。
本案属于群体性事件，因此不能将叶某的个人行为剥离出来个人认定，而是要将其个人行为以及对群体行为的影响做综合考量。叶某明显属于该群体行为中的积极实施者，故对其作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1、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根据叶某的陈述，以及证人徐某、林某等人的证言、现场视频录像等，足以证明叶某在事发前一日在群内称要进行维权。
并于事发当日前往市场开发公司，与他人穿着统一服装长时间围堵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致市场开发公司主要出入通道堵塞。在此期间，叶某站在聚集人群的前面，带头喊话，引发其他人员喊口号、鼓掌、叫好等方式附和。
据此，公安机关认定叶某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市场开发公司单位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叶某虽认为其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通过聚众围堵的方式表达诉求，确已影响了市场开发公司的正常办公，超出了维权的必要限度。
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扰乱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营业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公安机关结合该事件的起因、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综合认定叶某的行为属情节较重，并处以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量罚并无不当。
而且本案尚不直接涉及商贸城的征收拆迁事宜，在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对发现的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属于正常履行法定工作职责的需要。
叶某主张其属于滥用职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3、处罚程序也无违法之处。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审批等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后也依法进行了送达，在程序上也并无不当之处。
最终认定，叶某的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安机关认为，叶某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开发公司的正常秩序，且叶某系该行为的积极实施者，情节严重。
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叶某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叶某不服，认为自己只是与其他摊主共同提出自己的诉求，并非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处罚决定违法。（来源：温州中院）
一审法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中所称的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其表现为造成单位秩序的混乱，致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而具体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暴力性的扰乱，也可以是非暴力性的扰乱，比如在单位门前、院内哄闹、大肆喧嚣，亦属于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
本案中，包括叶某在内的众多人员在工作时间聚集在市场开发公司的门口，穿着统一的服装，并齐喊口号，引起群众围观，客观上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
公安机关据此认定叶某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
结合叶某等人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的聚集人数、行为、持续时间，以及叶某个人积极参与扰乱单位秩序的客观表现，认定叶某的行为属情节严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并无不当。故驳回了叶某的诉讼请求。
叶某不服，提起上诉，并详细提出了上诉意见，其认为：
1、自己在该商贸城中拥有合法的经营摊位，因涉及征收拆迁，故市场开发公司向包括其在内的部分摊主发出了要约通知，需要就摊位征收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交涉。
事发当日，自己和其他摊主只是应约向市场开发公司表达其合法的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不存在扰乱市场开发公司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
但公安机关未详细调查事件的起因，也未出具任何调查报告，仅凭市场开发公司的一面之词便对自己做出处罚，且处罚明显过当。
2、该处罚决定属于滥用行政职权。公安机关严禁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但本案中，公安机关将众多摊主依法维权的行为，认定为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拘留等处罚，涉嫌以非法手段介入房屋征收活动，协助强拆。
公安机关辩称，叶某在事发前，存在号召、动员群内的拆迁户到市场开发公司门口集体维权的组织行为。事发当日，叶某等人穿着统一服装聚集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
其中叶某带头喊口号，其他人员也跟随其喊口号，导致该公司出入口被堵塞，人员无法通行，引发群众围观，明显构成扰乱单位秩序。
本案属于群体性事件，因此不能将叶某的个人行为剥离出来个人认定，而是要将其个人行为以及对群体行为的影响做综合考量。叶某明显属于该群体行为中的积极实施者，故对其作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1、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根据叶某的陈述，以及证人徐某、林某等人的证言、现场视频录像等，足以证明叶某在事发前一日在群内称要进行维权。
并于事发当日前往市场开发公司，与他人穿着统一服装长时间围堵在市场开发公司门口，致市场开发公司主要出入通道堵塞。在此期间，叶某站在聚集人群的前面，带头喊话，引发其他人员喊口号、鼓掌、叫好等方式附和。
据此，公安机关认定叶某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市场开发公司单位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叶某虽认为其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通过聚众围堵的方式表达诉求，确已影响了市场开发公司的正常办公，超出了维权的必要限度。
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扰乱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营业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公安机关结合该事件的起因、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综合认定叶某的行为属情节较重，并处以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量罚并无不当。
而且本案尚不直接涉及商贸城的征收拆迁事宜，在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对发现的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属于正常履行法定工作职责的需要。
叶某主张其属于滥用职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3、处罚程序也无违法之处。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审批等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后也依法进行了送达，在程序上也并无不当之处。
最终认定，叶某的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知！#三门峡主城区静态管理# 】#三门峡湖滨区发现2例无症状#
关于在三门峡市主城区实行全域静态管理的通告
#河南增本土确诊1例无症状4例#
2022年8月19日，湖滨区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发现2例无症状感染者。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切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全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自8月20日起在三门峡市主城区（湖滨区、陕州区、经济开发区、示范区、商务中心区）实行3天全域静态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静态管理时间：2022年8月20日10时至8月22日10时。
二、静态管理期间，公交车辆、出租车、网约车暂停营运。全体居民应严格遵守静态管理规定，所有村（社区）、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每两天每户指定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外出人员需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除核酸检测、就医等特殊需求外，非必要一律不出门、不开车、不聚集、不进入公共场所（公共区域）。所有人员进出居住小区一律验码登记，外来人员非必要不得进入小区，确需进入的需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快递、外卖一律放置在小区指定位置，无接触式配送。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服务”措施，中风险区采取“足不出区，错峰取物”措施。
三、除生活物资保障、防疫物资保障、城市运营车辆、医疗救治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主城区。
四、全面停止堂食，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医院等生活必需场所在严格查验场所码+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情况下可以继续营业，其他密闭公共场所一律暂停开放营业。
五、凡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下沉机关干部、机关必要值班值守人员和保障水电气、环卫、通讯、外卖等城市基本运营的人员，可持所在单位开具的证明（公安民警持警官证）在主城区通行。其他工作人员提倡“居家办公”，并在所处社区参加核酸检测，非必要不外出。有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就医紧急需求的，按紧急处置机制落实，开辟救治绿色通道，确保得到及时救治。
六、静态管理期间，每天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由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流动采样人员到小区采样。全体居民必须配合社区（村）管理，按要求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一律赋黄码；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主城区各公共场所、生活必需的经营场所要严格执行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查验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戴口罩、测温等措施，居民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由小区（村）出具证明后通行。各交通卡点对持有国家通行证的货物车辆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放的车辆通行证，在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准予通行。
八、“12345、有事找政府”。在静态管理期间，广大市民如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12345市长热线，24小时有专人接听电话，为您排忧解难。
九、坚决打击各种违规行为，凡发现不服从管理、不听从劝阻，参与群体聚集性活动以及聚众闹事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处理；问题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公职人员还要按程序追究其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主城区静态管理时间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调整。
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8月19日
关于在三门峡市主城区实行全域静态管理的通告
#河南增本土确诊1例无症状4例#
2022年8月19日，湖滨区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发现2例无症状感染者。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切断疫情传播链条，保障全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自8月20日起在三门峡市主城区（湖滨区、陕州区、经济开发区、示范区、商务中心区）实行3天全域静态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静态管理时间：2022年8月20日10时至8月22日10时。
二、静态管理期间，公交车辆、出租车、网约车暂停营运。全体居民应严格遵守静态管理规定，所有村（社区）、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每两天每户指定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外出人员需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除核酸检测、就医等特殊需求外，非必要一律不出门、不开车、不聚集、不进入公共场所（公共区域）。所有人员进出居住小区一律验码登记，外来人员非必要不得进入小区，确需进入的需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快递、外卖一律放置在小区指定位置，无接触式配送。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服务”措施，中风险区采取“足不出区，错峰取物”措施。
三、除生活物资保障、防疫物资保障、城市运营车辆、医疗救治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主城区。
四、全面停止堂食，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医院等生活必需场所在严格查验场所码+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情况下可以继续营业，其他密闭公共场所一律暂停开放营业。
五、凡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下沉机关干部、机关必要值班值守人员和保障水电气、环卫、通讯、外卖等城市基本运营的人员，可持所在单位开具的证明（公安民警持警官证）在主城区通行。其他工作人员提倡“居家办公”，并在所处社区参加核酸检测，非必要不外出。有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就医紧急需求的，按紧急处置机制落实，开辟救治绿色通道，确保得到及时救治。
六、静态管理期间，每天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由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流动采样人员到小区采样。全体居民必须配合社区（村）管理，按要求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一律赋黄码；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主城区各公共场所、生活必需的经营场所要严格执行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查验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戴口罩、测温等措施，居民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由小区（村）出具证明后通行。各交通卡点对持有国家通行证的货物车辆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放的车辆通行证，在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准予通行。
八、“12345、有事找政府”。在静态管理期间，广大市民如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12345市长热线，24小时有专人接听电话，为您排忧解难。
九、坚决打击各种违规行为，凡发现不服从管理、不听从劝阻，参与群体聚集性活动以及聚众闹事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处理；问题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公职人员还要按程序追究其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主城区静态管理时间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调整。
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8月19日
【蓝海沙龙｜第253期：“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成功举办】8月16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召开第253期蓝海沙龙——“互联网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宋茂恩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效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法室副主任金善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郜庆等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宋茂恩表示，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方式。平台基于自身需求，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自我机制，让用户对其赋信。由于数字平台在经济、社会中愈发重要，特别是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监管就发挥了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将互联网平台主要分为六大类、三个级别，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平台自治规则制定、执行及外部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相关监管部门目前高度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硬手段出发，政府监管、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从软手段出发，行业自治可以做什么？本次研讨会就平台自治的权力及责任边界做进一步的理清，以为后续关于规则制定、执行等具体落地的研究、研讨铺垫好理论基础。
周辉表示，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依靠其在技术、信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主体，打破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的二元架构，奠定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构。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台权力规制体系，在保证社会底线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实现平台善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平台治理的中国方案。
郜庆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商业利益无可厚非，但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营者，其兼有规则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和纠纷解决等多项功能，履行着规制平台内市场的公共职能，扮演着市场参与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平台领域出现的“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和“二选一”现象，说明平台自治需要外力引导督促以实现对平台内市场秩序的维护。平台自治不是平台经营者自治，而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共治，平台规则需要公平透明和无歧视。建议探索建立对与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从规则层面上预防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发生。推进平台自治，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减少政府干预，为市场预留空间；二是处理好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作用，避免以强凌弱，完善救济手段，建立良好的平台内商业环境。
刘权表示，平台自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府监管的信息、技术、法律依据等弊端，但过度强调平台主体责任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过大，使得平台过度行使权力而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导致政府逃脱应有的监管责任。应在厘清平台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平台的类型和级别，结合实质平等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
李强治认为，平台自治已经进入了2.0时代。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当平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平台就变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对资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从经济治理层面看，平台是市场的组织者，当平台替代的市场机制种类越多，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越大，能极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整体效率增进，但也会带来局部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评价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需要建立一种系统性风险评估的制度，包括用户规模、市场持续的影响力等，是否系统性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分级分类的评估，而非简单的一个标准。
金善明认为，讨论平台自治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前提需要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合理定位。这就要立足当下和长远两个时期，同时兼顾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将平台放到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战略建设中来看待。理论上，平台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应该理解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企业。因此，应当充分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政府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与中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平台治理而言，首先，要相信平台，在政府与平台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要依法监管，重点关注平台企业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等因素，提高监管规则质量，增强监管效能；同时，还应软硬治理相结合，适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张效羽表示，当前平台经营者掌握大量经济和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这种新兴力量进行科学监管。其中要注意三点：第一，对平台监管应当以《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执法为主，实施监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监管机关的意图改造其经营模式，更不是把企业变成监管机关的“附属机关”或“下级企业”，而是有效维护市场上多个平台的公平活跃竞争状态；第二，要注意对平台过度监管的“副作用”，对平台监管过度不仅会扼杀创新，也会扼杀市场竞争。给平台施加大量平台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甚至使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实际上的“准政府”，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态势；第三，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要慎重，目前基于舆情事件驱动的立法，易对产业技术发展造成严重负面效果。如果需要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立法，应当附带“落日条款”，即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一两年后，直接失效，不能搞长期或无限期的“暂行条例”和“暂行办法”。
支振锋表示，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使平台发生了裂变，平台正在从传统组织生产的经济组织变成产业的组织者，拥有了定价、分配资源和限制接触消费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就是市场本身，本质上其行使的就相当于公权力。新型超级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作为传统公司，私法自治；作为产业组织，要接受类似对公权力的监督。目前，平台很多权力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实主体责任，越压实主体责任，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权力，愈发限制用户权利。对平台进行可持续、前瞻性的治理，需要平台进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开，给平台用户特别是与平台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户一定的参与权。
薛军表示，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平台自治一方面具有现实性，但也需要注意划定其合理的边界。对于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但对于平台的权力，也要有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涉及平台的规则，应该呈现出弹性化的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要与其他的柔性软法规范相互配合，不能过度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另外也是因为平台的形态非常丰富多元，一刀切的立法容易产生适用上的不适应和束缚效应。
通过各界专家的充分研讨可以发现，平台发展已经进入2.0时代，平台企业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体，既是市场中的商事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又是“市场”的建构者与运营者，承担着平台用户的管理责任，具有制定管理规则的权力。平台自治有着特有的时代价值，政府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政府监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据的滞后，导致在数字时代政府监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需要平台自治。而当平台权力过大时，就要引起一定重视。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在保障平台作为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下，对平台分类分级设置平台责任，软硬治理相结合，通过行业共识、制定标准、行为准则等形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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