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平凡的一天，也会是我们一辈子最难忘的
天。今天我们订婚啦。
来临前想过很多文案，也想过很多场景，但都不如来临时这一刻的真切。
希望我们能拥有绝不放开对方手的勇气和决心
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以及上天给的一些好运气，当别人描述起幸福的样子时，能用我们作为例子。
愿我们一切都好，愿我们永远守护彼此心中的少年
天。今天我们订婚啦。
来临前想过很多文案，也想过很多场景，但都不如来临时这一刻的真切。
希望我们能拥有绝不放开对方手的勇气和决心
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以及上天给的一些好运气，当别人描述起幸福的样子时，能用我们作为例子。
愿我们一切都好，愿我们永远守护彼此心中的少年
国家电网罕见回应：整个电网有崩溃危险？

韩行长
9月30日 10:55
关注
近日，“限电”问题愈演愈烈。据新京报报道：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东北地区出现用电供需紧张局面。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通知称，若电力紧张情况没有缓解，限电工作可能会持续。
新京报记者联系了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实际上，东北地区已经首先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但目前时间未知。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回应令人惊骇：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
什么是电网崩溃？
在电力负荷过大的情况下，发电量跟不上电力负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切除负荷的话，就会导致电力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频率降低，电网出现剧烈振荡，周波、电压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发电厂与主电网解列，地区电网与区域电网解列（断开），电网瓦解，导致超大面积的停电（例如整个东北电网停电）。
如果整个东北电网崩溃的话，那完全恢复供电估计没有一个礼拜搞不定。
这里也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的确已经没电了，而不是有电不让用。地方ZF和电网公司绝不可能为了达到“能耗双控”的指标而对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拉民用电往往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不拉又不行，否则将承担“电网崩溃”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地方ZF和电网公司承担不起的。
电都去哪儿了？
我们来看看全国电力工业1-8月的数据。全国1-8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高于GDP的增长。其中，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3.1%；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速达到19.3%和21.9%，增幅很大；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5%，增速较慢。
总体来看，用电量增速非常快，而9月份预期增速仍然维持高位。

不是大力发展了新能源发电了吗？为什么电还是不够用？
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类型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其中新能源（风电+光伏）已经达到了25%，占比已经大大提高。发电的基石—火电和水电，分别占比56%和17%，而核电可以忽略不计。
做个比喻吧，你是一个年薪约22.8万的打工人，其中“火电”和“水电”就是你的基础工资和每月奖金，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工资（火电）每月1万，而奖金（水电）每月3千。“光伏”和“风电”就是属于绩效奖励，绩效好的时候奖励发的多，绩效差发的少，总体来讲，在效益最好的情况下，每年你能拿到5.7万，但是一般情况下拿不到那么多。而核电嘛，基本忽略不计，当做差旅补助，每当做5000元。
增速方面，火电的增速很低，仅有3.8%，而风电和光伏的增速很快，达到约30%。虽然新能源装机增长如此之快，但是由于水电和火电增速极低，导致全国总体装机容量增速仅有9.5%，完全赶不上用电量的增幅。
所以，由于占据大头的火电增速拉跨，即使新能源发电增速很大，也赶不上用电负荷的增加。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电网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前面我们提到，新能源发电属于“绩效奖励”，这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东东，有风有太阳的时候，发电很多，成本也很低廉。但是没风和没阳光的时候咋办，只能趴窝了，没电可发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电力供应和负荷需要“实时平衡”，“发多少电就要用多少电”，或者“用多少电就需要发多少电”，因为电力不能大量存储。
假设由于天气原因，风电和光伏趴窝了，那么电力负荷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咋办呢？那就派“替补队员”顶上。那么谁来当这个替补队员呢，看来看去也只有火电了，这些火电厂称为“调峰火电厂”。如果某地新能源发电占比30%，那么在新能源趴窝的时候，就需要30%的电由火电厂补上。平时就需要这30%的火电厂在那里待命，等着随时“替补登场”。
所以说这些替补火电厂是比较命苦的，经济效益也不会太高，毕竟发电的时候不多，而干等在那里的时候肯定是亏钱的，需要补贴。而现在煤价那么高，等着的时候亏钱，发电了也亏钱，真惨呐。
调峰火电厂：我是可怜的备胎？
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电网的安全稳定，是不是发展多少新能源，就要匹配新建多少火电厂作为“备胎”呢？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发展新能源，还要新建火电厂，根本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方向嘛，所以新能源发展了，但是配套的火电站没搞起来。
所以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新能源领头羊—辽宁电网，其在2020年底新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经达到4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另外，东北电网也使用了大量蒙东的风电。
记者刘大毅报道 3月16日，记者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为落实国家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辽宁电力加快实施综合能源服务，推动地区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力争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总装机容量比例达50%以上。
去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定为今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辽宁一直是领头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人士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辽宁新能源综合利用率达99.22%，已连续三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2020年年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36.96%。
能源很清洁，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那就是电网稳定性下降。一旦碰到极端天气，例如无风日，那么风电出力大幅下降，又没有大量的火电机组开启来承担这部分发电，那么电力缺口就会很大，只能拉闸限电了。极端情况下，被迫紧急切除负荷以保障电网本身的安全，不至于崩溃。
如何破局？
1.新能源发展的同比，配套建设相应的调峰火电厂。可惜火电厂不让建，不经济也不环保。
2.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和抽水储能。可惜抽水储能电站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建设，而电化学储能（即电池储能）技术不过关，危险系数高，国轩高科在北京郊区的储能电站起火导致两位消防员牺牲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储能电站的大规模铺开。
投资机会在哪里？
1.储能技术肯定是要大力发展的，电池储能技术是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只有储能技术跟上了，新能源才能够放开手脚发展。可惜目前来看，新能源相关的股票估值都很高，而且其技术是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煤炭。用电量增长，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煤价价格一路上涨，可惜煤炭的相关企业其股价近期涨幅也很大了。
3.水电。由于长期压制电价，导致火电企业已经全面亏损，电价调整势在必行，例如湖南发改委近日已经发布文件，将对燃煤电价进行改革，总体来看就是“煤电联动”，电价有所上升。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稳如泰山的电价开始松动，那么水电的价格是不是也有上行的可能呢？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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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联系了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实际上，东北地区已经首先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但目前时间未知。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回应令人惊骇：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
什么是电网崩溃？
在电力负荷过大的情况下，发电量跟不上电力负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切除负荷的话，就会导致电力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频率降低，电网出现剧烈振荡，周波、电压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发电厂与主电网解列，地区电网与区域电网解列（断开），电网瓦解，导致超大面积的停电（例如整个东北电网停电）。
如果整个东北电网崩溃的话，那完全恢复供电估计没有一个礼拜搞不定。
这里也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的确已经没电了，而不是有电不让用。地方ZF和电网公司绝不可能为了达到“能耗双控”的指标而对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拉民用电往往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不拉又不行，否则将承担“电网崩溃”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地方ZF和电网公司承担不起的。
电都去哪儿了？
我们来看看全国电力工业1-8月的数据。全国1-8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高于GDP的增长。其中，用电量最大的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3.1%；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速达到19.3%和21.9%，增幅很大；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5%，增速较慢。
总体来看，用电量增速非常快，而9月份预期增速仍然维持高位。

不是大力发展了新能源发电了吗？为什么电还是不够用？
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各个类型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其中新能源（风电+光伏）已经达到了25%，占比已经大大提高。发电的基石—火电和水电，分别占比56%和17%，而核电可以忽略不计。
做个比喻吧，你是一个年薪约22.8万的打工人，其中“火电”和“水电”就是你的基础工资和每月奖金，是比较稳定的收入，工资（火电）每月1万，而奖金（水电）每月3千。“光伏”和“风电”就是属于绩效奖励，绩效好的时候奖励发的多，绩效差发的少，总体来讲，在效益最好的情况下，每年你能拿到5.7万，但是一般情况下拿不到那么多。而核电嘛，基本忽略不计，当做差旅补助，每当做5000元。
增速方面，火电的增速很低，仅有3.8%，而风电和光伏的增速很快，达到约30%。虽然新能源装机增长如此之快，但是由于水电和火电增速极低，导致全国总体装机容量增速仅有9.5%，完全赶不上用电量的增幅。
所以，由于占据大头的火电增速拉跨，即使新能源发电增速很大，也赶不上用电负荷的增加。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使得电网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前面我们提到，新能源发电属于“绩效奖励”，这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东东，有风有太阳的时候，发电很多，成本也很低廉。但是没风和没阳光的时候咋办，只能趴窝了，没电可发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电力供应和负荷需要“实时平衡”，“发多少电就要用多少电”，或者“用多少电就需要发多少电”，因为电力不能大量存储。
假设由于天气原因，风电和光伏趴窝了，那么电力负荷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咋办呢？那就派“替补队员”顶上。那么谁来当这个替补队员呢，看来看去也只有火电了，这些火电厂称为“调峰火电厂”。如果某地新能源发电占比30%，那么在新能源趴窝的时候，就需要30%的电由火电厂补上。平时就需要这30%的火电厂在那里待命，等着随时“替补登场”。
所以说这些替补火电厂是比较命苦的，经济效益也不会太高，毕竟发电的时候不多，而干等在那里的时候肯定是亏钱的，需要补贴。而现在煤价那么高，等着的时候亏钱，发电了也亏钱，真惨呐。
调峰火电厂：我是可怜的备胎？
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电网的安全稳定，是不是发展多少新能源，就要匹配新建多少火电厂作为“备胎”呢？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发展新能源，还要新建火电厂，根本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方向嘛，所以新能源发展了，但是配套的火电站没搞起来。
所以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能源占比越高，电网越不稳定。
我们来看看新能源领头羊—辽宁电网，其在2020年底新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经达到4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另外，东北电网也使用了大量蒙东的风电。
记者刘大毅报道 3月16日，记者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为落实国家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辽宁电力加快实施综合能源服务，推动地区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力争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总装机容量比例达50%以上。
去年9月，我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定为今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辽宁一直是领头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人士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辽宁新能源综合利用率达99.22%，已连续三年保持国际领先水平。2020年年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36.96%。
能源很清洁，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那就是电网稳定性下降。一旦碰到极端天气，例如无风日，那么风电出力大幅下降，又没有大量的火电机组开启来承担这部分发电，那么电力缺口就会很大，只能拉闸限电了。极端情况下，被迫紧急切除负荷以保障电网本身的安全，不至于崩溃。
如何破局？
1.新能源发展的同比，配套建设相应的调峰火电厂。可惜火电厂不让建，不经济也不环保。
2.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包括电化学储能和抽水储能。可惜抽水储能电站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建设，而电化学储能（即电池储能）技术不过关，危险系数高，国轩高科在北京郊区的储能电站起火导致两位消防员牺牲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储能电站的大规模铺开。
投资机会在哪里？
1.储能技术肯定是要大力发展的，电池储能技术是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只有储能技术跟上了，新能源才能够放开手脚发展。可惜目前来看，新能源相关的股票估值都很高，而且其技术是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煤炭。用电量增长，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煤价价格一路上涨，可惜煤炭的相关企业其股价近期涨幅也很大了。
3.水电。由于长期压制电价，导致火电企业已经全面亏损，电价调整势在必行，例如湖南发改委近日已经发布文件，将对燃煤电价进行改革，总体来看就是“煤电联动”，电价有所上升。最近十年甚至二十年稳如泰山的电价开始松动，那么水电的价格是不是也有上行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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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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