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长生之：“病”
十二长生是中华民族古代阴阳五行家以十天干周行十二支来表示命运的旺衰之势。即五行的十二种运势，称十二运为十二长生，是以起首之“长生”代表整个十二运。描述了“生老病死”的一生，也用来比喻天下万事万物产生、发展、衰败消亡的整个过程。
十二运即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
"病"的解释
病：人逐渐衰老，便要百病丛生；旧事物千疮百孔，积重难返。
病从字面的意思上讲是生物体发生不健康的现象，有缺点、错误、损害、祸害、不满、责备等等。病者不完整，它是不正常的状态，身体器官病变、生病，代表事情不正常、扭曲的特征。当然它也有“遮掩”，“保护”的正面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一个老年的政治人物，面色阴暗，脸上布满皱纹，但是其人隐藏真实想法的能力极为高超，即使撒下弥天大谎，脸上仍然波澜不惊，难以被人察觉。
一般来说：八字中有“病”的命造，举止缓慢，考虑太多。乃至于自坐病地的人特别敏感，由于考虑的太多，而错失机会。其人喜欢公益事业，大多喜欢尽一己之力，爱与恨都很极端，有洁癖，性格坚毅，然而有良好的风度。虽然有些敏感，却不会后悔。阴日主的人，性格不稳有些萎缩，兄弟之间不能和穆相处。
天干地支“病”的对应
甲木病在巳，男得妻之助力，女则有贸易的天资。
乙木病在子，贵人正印，秀雅有艺术感，八字中若有刑冲，则为微贱文人。
丙火病在申，为人有正义感，夜间生人有宗教思想。
丁火病在卯，有不合群的性质，然而依然风度翩翩。
戊土病在申，即是食神，女有自立的财务能力。
己土病在卯，若是八字日主自坐，为妨害杀对婚姻不利。
庚金病在亥，带丙火的是领导一方社会的贤达人士。
辛金病在午。
壬水病在寅，三壬寅者大富。
癸水病在酉，文昌之命，以及宗教，艺术皆可适应。
“病”在四柱的意义
在年柱: 有体弱之嫌，特别是少年时期。
在月柱: 行为比较欠缺实践能力；中年之前注意，可能会有经常变换工作之情形。此命家庭要防夫妻纷争。
在日柱: 身体要加强保养。
在时柱: 晚年注意经济困境。
十二长生是中华民族古代阴阳五行家以十天干周行十二支来表示命运的旺衰之势。即五行的十二种运势，称十二运为十二长生，是以起首之“长生”代表整个十二运。描述了“生老病死”的一生，也用来比喻天下万事万物产生、发展、衰败消亡的整个过程。
十二运即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
"病"的解释
病：人逐渐衰老，便要百病丛生；旧事物千疮百孔，积重难返。
病从字面的意思上讲是生物体发生不健康的现象，有缺点、错误、损害、祸害、不满、责备等等。病者不完整，它是不正常的状态，身体器官病变、生病，代表事情不正常、扭曲的特征。当然它也有“遮掩”，“保护”的正面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一个老年的政治人物，面色阴暗，脸上布满皱纹，但是其人隐藏真实想法的能力极为高超，即使撒下弥天大谎，脸上仍然波澜不惊，难以被人察觉。
一般来说：八字中有“病”的命造，举止缓慢，考虑太多。乃至于自坐病地的人特别敏感，由于考虑的太多，而错失机会。其人喜欢公益事业，大多喜欢尽一己之力，爱与恨都很极端，有洁癖，性格坚毅，然而有良好的风度。虽然有些敏感，却不会后悔。阴日主的人，性格不稳有些萎缩，兄弟之间不能和穆相处。
天干地支“病”的对应
甲木病在巳，男得妻之助力，女则有贸易的天资。
乙木病在子，贵人正印，秀雅有艺术感，八字中若有刑冲，则为微贱文人。
丙火病在申，为人有正义感，夜间生人有宗教思想。
丁火病在卯，有不合群的性质，然而依然风度翩翩。
戊土病在申，即是食神，女有自立的财务能力。
己土病在卯，若是八字日主自坐，为妨害杀对婚姻不利。
庚金病在亥，带丙火的是领导一方社会的贤达人士。
辛金病在午。
壬水病在寅，三壬寅者大富。
癸水病在酉，文昌之命，以及宗教，艺术皆可适应。
“病”在四柱的意义
在年柱: 有体弱之嫌，特别是少年时期。
在月柱: 行为比较欠缺实践能力；中年之前注意，可能会有经常变换工作之情形。此命家庭要防夫妻纷争。
在日柱: 身体要加强保养。
在时柱: 晚年注意经济困境。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什么，“明”字的左边是“囧”，不是“日”？
你肯定会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左边明明是个“日”字好么？
莫急，故事是这样的……
明字的左边原来是个“囧”字，“囧”这个字大家肯定不陌生，光是什么泰囧、人在囧途就风靡了好一阵子。因为这个字造型奇特，人们就以貌取字，把这个字的含义引申为悲伤、尴尬、无奈，但它最初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如图所示，囧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其实像个圆圆的小窗，其含义也的确如此。上古时，人们大多以穴居形式居住，为了给室内通风照明，人们便在屋顶上方开一个洞，并用树枝遮挡，以此透光、透气，便逐渐形成了最早的窗户。因此，囧字的本义是光明、明亮之意。如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明”字在甲骨文中是由“囧”和“月”构成的了。
据《说文解字》记载：“朙，照也。从月，从朙。凡之屬皆从朙。
由此可见，“明”是“朙”的异体字，“明”字还是个会意字，从月或囧。
不过，关于“明”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
《苟子·天论》曰：“在天者莫明于日月。”也就是说，在天上没有再比太阳和月亮更明亮的了。古人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这是一个会意字，初文从日，甲骨文是左“月”右“日”组成“明”字。日月为明，故从“日”。可是到了金文则发生了伪变，把“日”字变成了“窗户”形，月亮照在窗上即表示光明的意思，当然也是会意字。小篆则是由金文形体变来的，大致与金文同．其左也有窗户形。到了楷书阶段，又还原到甲骨文的会意方式，用“日”和“月”组成“明”，不过日、月的位置与甲骨文相反。
不管是上述哪种说法，“明”字的本义皆有“光明”之意。后又引申为“明显”，如《苟子·正名》：“是非之形不明。”也就是说，是非的外部表现并不明显。由物之明，又可引申为人之“明智”、“英明”等，如《商君书·君臣》：“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大意是：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是依法而治，按功之大小行赏。至于《管子·制分》所说的“聪耳明目”中的“明”字，那是指眼睛亮、视力好。
此外，“明”还可以通假为“盟”、“萌”、“孟”、“猛”、“望”等，它们的读音都比较相近。
其实，中文象形是先祖对周遭世界的模拟，这种模拟有形象的模拟，也有功能性、效用性的模拟，可以谓之“取类比象”。中文是拥有形、音、义三个维度，而语音文字仅有音、义两个维度。中文之美也许只有深入了解华夏文化才能感知一二，好多优美的词汇现在已经变得鲜为人知了，但你若一听，便顿时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优雅扑面而来。例如，洗澡，古人谓之“澡雪”。想要去除内心的杂质，可以说“澡雪精神”。父母双亲，父亲叫椿庭，母亲叫萱堂，椿树长寿，萱草忘忧。祝愿父亲身体健康，称之为“椿萱并茂”。
阴历三月，有樱桃和春笋上市，故另有雅称“樱笋年光”。初升之旭日，可称“亭瞳”，春日阳光可名“春彩”。阳春三月，山花烂漫，拂面而来的轻风谓之“花信风”，因为它带来了花开的消息。此时，春情萌动，但男男女女却容易变心，故名“槿花心”。来去自由，了无牵挂，可称“水云身”。
皓月隐下，名为“坠兔收光”。夸人颇有才气，可称“浮白载笔”；夸人美好，则称“昆山片玉”。
综上，华夏从文字诞生之时起，便在文字中注入了人的感受，简称“物感”，这是一种把内心与外界相互连接并用心去感应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便综合前人所述，提出了这套理论，窃以为十分契合。
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流云散开处，星星眨眼，我在凝望，我在听风，也在想你。上面这句诗没有一个“想”字，却传递出了思念的意境，这就是中文的意韵与内涵。
有时，下笔千言，不及一语，如：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在审美情趣方面，不得不承认，今人不及祖宗万分之一，想到最后一个满清王朝就只能无奈叹息。三百年，奴性，科技典籍被有计划地大规模焚毁，又或宁与外邦，不与……结果，外面打工的摇身一变成了主人，不但攫取了中国朝廷及百姓的绝大部分财富，还趁机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奢侈品。奢侈品啊，就是审美话语权丧失后的智商税。要知道，二三百年前，整个欧洲还不懂何谓园艺种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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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文解字》记载：“朙，照也。从月，从朙。凡之屬皆从朙。
由此可见，“明”是“朙”的异体字，“明”字还是个会意字，从月或囧。
不过，关于“明”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
《苟子·天论》曰：“在天者莫明于日月。”也就是说，在天上没有再比太阳和月亮更明亮的了。古人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这是一个会意字，初文从日，甲骨文是左“月”右“日”组成“明”字。日月为明，故从“日”。可是到了金文则发生了伪变，把“日”字变成了“窗户”形，月亮照在窗上即表示光明的意思，当然也是会意字。小篆则是由金文形体变来的，大致与金文同．其左也有窗户形。到了楷书阶段，又还原到甲骨文的会意方式，用“日”和“月”组成“明”，不过日、月的位置与甲骨文相反。
不管是上述哪种说法，“明”字的本义皆有“光明”之意。后又引申为“明显”，如《苟子·正名》：“是非之形不明。”也就是说，是非的外部表现并不明显。由物之明，又可引申为人之“明智”、“英明”等，如《商君书·君臣》：“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大意是：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是依法而治，按功之大小行赏。至于《管子·制分》所说的“聪耳明目”中的“明”字，那是指眼睛亮、视力好。
此外，“明”还可以通假为“盟”、“萌”、“孟”、“猛”、“望”等，它们的读音都比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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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三月，有樱桃和春笋上市，故另有雅称“樱笋年光”。初升之旭日，可称“亭瞳”，春日阳光可名“春彩”。阳春三月，山花烂漫，拂面而来的轻风谓之“花信风”，因为它带来了花开的消息。此时，春情萌动，但男男女女却容易变心，故名“槿花心”。来去自由，了无牵挂，可称“水云身”。
皓月隐下，名为“坠兔收光”。夸人颇有才气，可称“浮白载笔”；夸人美好，则称“昆山片玉”。
综上，华夏从文字诞生之时起，便在文字中注入了人的感受，简称“物感”，这是一种把内心与外界相互连接并用心去感应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便综合前人所述，提出了这套理论，窃以为十分契合。
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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