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学会放下，就好似老了，不再有年轻时的那份冲劲，也不再去羡慕那些优越，反而喜欢上了平淡，因为它的真实和安详，令人很是舒心。在《与君初相识》中，空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活出了自我之人，因看不惯天师府的暴虐统治而选择离开，做一个悬壶济世的散仙，余生只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再受任何人和事的束缚。而洛锦桑只是万花谷御灵师纪云禾身边仙侍，在她的思想中除了纪云禾就只剩下对财富的迷恋，但这也不是欲望，而是想依靠财富去谋得自由的出路，是个简单但重情的女人。这样的两个人碰在一起，可以想象得到，她们之间能走上的生活，必然是平凡而简单的，但它一定会成为被大多数人所羡慕的关系，原因在这几点。01、少欲则心安不管在任何时代，我们在人群中见过最多的形象，就是疲惫，每个人身上都好似背了沉重的包袱而活，原因无外乎就是财和权。金钱能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但归根结底就是服务于己，因为它的存在能让人去做好他的角色，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这种种的身份都需要它去维持着。在做好了这个身份之后，人们才会选择做一些于他的好，而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开始，有的会因为欲望而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的会因为金钱而打出了人品，但有极少一部分人可以跳出这个逻辑关系，成就了真正的侠。空明就好比一个侠一样，在他的世界中，活出性情的模样，做自己想做之事，这样的人，他的内心是干净的，且能带给身边之人以阳光积极的一面。虽然平时不修边幅，身着朴素，但他的心绝不是如他表面那般邋遢，反而是一种生命本质活力的体现。而与之组合成情侣关系的洛锦桑，这个由蝴蝶化成的仙灵，骨子里爱财，但心思却尤为率真，喜欢和愤怒一眼就能看穿，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如她这样的人，对待情感会显得很是单纯，没有任何的别有用心，和她在一起，会减少很多猜忌，如今遇到了空明可谓说是恰到好处的一对。少欲会让人心安，它会让一段关系能够长时间处在一个平衡，那就是你无需费脑去思考她的存在理由，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而温馨。02、无需迁就或讨好在情感中，较为稳定的相处方式是和谐，可以用包容去面对彼此，可以用仰仗去促就平衡，也同样可以用感恩去稳固局势，但最让人宽心的却是无需迁就和讨好。空明与洛锦桑之间的能力没有可比性，一个是攘外一个是安内，各有千秋，她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冲突，反而相得益彰，这就很难产生地位之间认知。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情侣的相处模式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彼此能力的不平衡，也就是妻管严或者大男子，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梳理出一种平衡，很有可能会让她们的关系走向了末路。男人变心的背后大体上是因为局势的不可控，而女人出轨的背后往往是因为需求感的缺失。对于局势来说，在一段关系中，如果能明显的感受到和某人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会造就什么样的后果，而做了预防的准备，在确认无法挽回这个局面时，会率先退出对方的世界。而需求感的缺失，往往是因为预判了自己在对方的身上已经没有了价值，会选择了有价值存在的方式，于是就会萌生出了出轨的念头，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在这个念头之下胜出，往往会再次陷入循环之中。想要一段关系能够长久，必然会丢掉地位之别，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需要放下这样的成见，并不是谁依靠随而生活的，而是两个人都只有一个态度，就是经营好她们的感情。03、保持自我形态空明与洛近桑的情感来得很突然，却正是这样的突然才印证了缘分这么一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在遇到了认定的一个后，就不再去计较其它。走完一生的爱情，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最初的他还是他，最后的自己还是自己，这样的不忘初心，相爱方得始终。没有完美的一个人，不管他的内外如何的优越，都是带着杂质的，而在这个杂质的衬托下，显现出来的影像才是自我。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中的样子，也不刻意去改变本真，如果遇到对的人，她愿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就可以和她走一程人生，不管要经历什么样的故事，都会有原谅的机会。正如空明与洛锦桑，她们本就是两个不同的自我，而因此碰撞出来的爱情烟火，就会显得很是真诚，因为明知道对方的差劲，依旧会接受了当下的彼此。那个被邋遢的外表隐藏起来的仁善，一眼就被洛锦桑扑捉到，而自己那些无理取闹的现状下，藏着一个慈悲心肠的自我，也被空明看到眼里。你说，这样的两个人，能够相遇，岂非是被注定好的情缘，而最为重要的是，她们在走这条情路的时候，依旧没有违背当初的自己，只是找到了一个相称的影子，就足以安慰了余生。很多人说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可却不知道，它并不是改变了这个人，而是真正的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有了属于两个人的世界，会让她们之间有了一份属于她们的气场，于是，以这样的形态展现了出来。
【酸菜事件后，一场关于「国货」和「外资」的站位声讨】「土坑酸菜」被曝光后，食品安全的问责逐渐演变成互联网上一场关于「国货」和「外资」的站位声讨。
填满泥浆的土坑、发黄的酸菜叶、扔在菜上的烟头树枝……一幕幕场景令人触目惊心。“3·15”晚会曝光了“土坑酸菜”内幕，涉事的食品厂酸菜制品制作过程卫生状况堪忧，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土坑酸菜”事件曝光后，网友们在感到生理不适的同时愤怒异常，下游方便面品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方便面巨头统一和康师傅与涉事食品厂存在合作关系，两家品牌发表声明向消费者致歉，下架了所有与“老坛酸菜”相关的产品，表示今后将严把质量关。今麦郎、白象也接连表态，从未与被曝光企业有过任何采购合作，白象因一句“没合作，放心吃，身正不怕影子斜”火出了圈。
在食品安全面前，消费者追捧更合规、更安全的产品是大势所趋，“买买买”就是对品牌最大的支持。
自3月1日起，白象的销售额比同期增长353%。在白象淘宝旗舰店，排名前三的畅销产品月销量均达到10w+，是康师傅、统一销量的至少3倍，京东自营店的多数产品也已显示缺货。
白象发便面引发新一轮“野性消费”
与此同时，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影响下，关于白象“三分之一员工是残疾人”、“拒绝日资收购”、“热心低调公益”等事件被网友扒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品牌的所有正面行动在一时间内全部被释放，成为社交平台讨论的热点。
然而，令人吊诡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4家方便面巨头（统一、康师傅、今麦郎、白象）中3家是日资控股，只有一家是国产品牌”的谣传在社交平台甚嚣尘上。舆论风向不约而同找到了下一个风暴中心，“方便面头部企业是否纯国产”的话题让今麦郎卷入“日资”的舆论漩涡中。
在今麦郎的电商直播间，大量弹幕声讨今麦郎，要求官方解释企业属性，其中不乏用词恶劣的用户，直接“骂哭”女主播。
3月19日起，“求放过”的今麦郎多次重申“100%内资民营企业”。今麦郎官方微博发文表示，“近日突然涌现大量账号质疑今麦郎是日资企业，小麦我不得不亮出‘身份证’了。”并附图片表明自身百分百中国民营企业的身份，没有一分钱外资，提醒消费者不要被误导。
据悉，今麦郎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是华龙食品集团，总部位于河北省邢台市。2004年，日本的日清公司曾出资15.54亿元，与河北华龙面业有限公司（今麦郎的前身）合资成立世界最大制面企业——中日合资华龙日清食品有限公司，到了2015年，日清控股在与今麦郎合作10年后分道扬镳。
企查查显示，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共7名，其中今麦郎投资有限公司为大股东，持有50.3764%股份。实控人范现国直接持有今麦郎25.0532%股份，其余5名股东为2名自然人和3家合伙企业。
“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曾说：“一切媒体可以零售化，一切零售可以媒体化” ，消费品世界更注重营销。从“老坛酸菜”，再到康师傅、统一，再到白象、今麦郎，整个事件脉络，隐隐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无差别攻击外资。在一些舆论中，“外资”与“坏”画上了等号，人们更愿意用对立的眼光看问题。自说自话、不容置喙，亦无法自证的网络炒作和营销闹剧瞬间打破了中国正常商业竞争格局，违反了商业伦理秩序，某种程度上也拉低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今麦郎投资方之一、中国消费行业头部机构加华资本创始合伙人宋向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方便面的味道没有闻到，营销的味道却扑面而来，甚至还带一点阴谋论的意味。”
今年1月，今麦郎宣布完成6亿元人民币融资，加华资本正是投资方。在宋向前看来，今麦郎很有希望成为中国版的“雀巢”和“卡夫”。
[对今麦郎来说，只要品质过关，食品安全过硬，依法合规经营，它是不是外资企业，都不能成为踩踏它的理由。
中国坚定地贯彻实施了改革开放，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这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携手合作共同奋斗的结果。]——宋向前
从鸿星尔克到今麦郎，从野性消费到无辜躺枪，喜怒无常的民族情绪及不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似乎让人人成为了楚门。“消费者来得快，去得也快”，国货被“野性消费”过后，如何真正能将流量转化为“留量”是品牌需要解决的问题，品质和服务是唯一保证。
单纯的民族情绪被商业营销所利用，社会道义往往被卑劣所绑架，中伤之箭裹挟着民意悄悄射向了无辜的“今麦郎们”。“自以为正义的呐喊声往往成为戕害无辜企业的帮凶，自证‘无外资’是一个陷阱。”宋向前说。
眼下，中国消费群体消费水平在不断提升，消费市场已经快速进入消费者主义崛起的时代。品牌建设是长期过程，只靠“野性消费”、“热血”、“情怀”远远不够，只有真正提升竞争力才能持续占领消费者心智。在新消费的浪潮下，国货崛起是必然的势头，支持国货助力国家经济，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企业打破外企、外资垄断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是，矫枉过正并不可取，理性看待外资企业才是正确且理性的。未来，中国还将开放，并应该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只要外资在中国合法合规地经营，就不应该被无差别、无理由地抵制。
“当然，在规制平台经济的今天，《反垄断法》终于长出了牙齿。在这场“土坑酸菜”后续引发的闹剧中，我们更期待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长出它的牙来。”宋向前说。https://t.cn/A66orzmL
填满泥浆的土坑、发黄的酸菜叶、扔在菜上的烟头树枝……一幕幕场景令人触目惊心。“3·15”晚会曝光了“土坑酸菜”内幕，涉事的食品厂酸菜制品制作过程卫生状况堪忧，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土坑酸菜”事件曝光后，网友们在感到生理不适的同时愤怒异常，下游方便面品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方便面巨头统一和康师傅与涉事食品厂存在合作关系，两家品牌发表声明向消费者致歉，下架了所有与“老坛酸菜”相关的产品，表示今后将严把质量关。今麦郎、白象也接连表态，从未与被曝光企业有过任何采购合作，白象因一句“没合作，放心吃，身正不怕影子斜”火出了圈。
在食品安全面前，消费者追捧更合规、更安全的产品是大势所趋，“买买买”就是对品牌最大的支持。
自3月1日起，白象的销售额比同期增长353%。在白象淘宝旗舰店，排名前三的畅销产品月销量均达到10w+，是康师傅、统一销量的至少3倍，京东自营店的多数产品也已显示缺货。
白象发便面引发新一轮“野性消费”
与此同时，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影响下，关于白象“三分之一员工是残疾人”、“拒绝日资收购”、“热心低调公益”等事件被网友扒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品牌的所有正面行动在一时间内全部被释放，成为社交平台讨论的热点。
然而，令人吊诡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4家方便面巨头（统一、康师傅、今麦郎、白象）中3家是日资控股，只有一家是国产品牌”的谣传在社交平台甚嚣尘上。舆论风向不约而同找到了下一个风暴中心，“方便面头部企业是否纯国产”的话题让今麦郎卷入“日资”的舆论漩涡中。
在今麦郎的电商直播间，大量弹幕声讨今麦郎，要求官方解释企业属性，其中不乏用词恶劣的用户，直接“骂哭”女主播。
3月19日起，“求放过”的今麦郎多次重申“100%内资民营企业”。今麦郎官方微博发文表示，“近日突然涌现大量账号质疑今麦郎是日资企业，小麦我不得不亮出‘身份证’了。”并附图片表明自身百分百中国民营企业的身份，没有一分钱外资，提醒消费者不要被误导。
据悉，今麦郎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是华龙食品集团，总部位于河北省邢台市。2004年，日本的日清公司曾出资15.54亿元，与河北华龙面业有限公司（今麦郎的前身）合资成立世界最大制面企业——中日合资华龙日清食品有限公司，到了2015年，日清控股在与今麦郎合作10年后分道扬镳。
企查查显示，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共7名，其中今麦郎投资有限公司为大股东，持有50.3764%股份。实控人范现国直接持有今麦郎25.0532%股份，其余5名股东为2名自然人和3家合伙企业。
“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曾说：“一切媒体可以零售化，一切零售可以媒体化” ，消费品世界更注重营销。从“老坛酸菜”，再到康师傅、统一，再到白象、今麦郎，整个事件脉络，隐隐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无差别攻击外资。在一些舆论中，“外资”与“坏”画上了等号，人们更愿意用对立的眼光看问题。自说自话、不容置喙，亦无法自证的网络炒作和营销闹剧瞬间打破了中国正常商业竞争格局，违反了商业伦理秩序，某种程度上也拉低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今麦郎投资方之一、中国消费行业头部机构加华资本创始合伙人宋向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论：“方便面的味道没有闻到，营销的味道却扑面而来，甚至还带一点阴谋论的意味。”
今年1月，今麦郎宣布完成6亿元人民币融资，加华资本正是投资方。在宋向前看来，今麦郎很有希望成为中国版的“雀巢”和“卡夫”。
[对今麦郎来说，只要品质过关，食品安全过硬，依法合规经营，它是不是外资企业，都不能成为踩踏它的理由。
中国坚定地贯彻实施了改革开放，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这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携手合作共同奋斗的结果。]——宋向前
从鸿星尔克到今麦郎，从野性消费到无辜躺枪，喜怒无常的民族情绪及不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似乎让人人成为了楚门。“消费者来得快，去得也快”，国货被“野性消费”过后，如何真正能将流量转化为“留量”是品牌需要解决的问题，品质和服务是唯一保证。
单纯的民族情绪被商业营销所利用，社会道义往往被卑劣所绑架，中伤之箭裹挟着民意悄悄射向了无辜的“今麦郎们”。“自以为正义的呐喊声往往成为戕害无辜企业的帮凶，自证‘无外资’是一个陷阱。”宋向前说。
眼下，中国消费群体消费水平在不断提升，消费市场已经快速进入消费者主义崛起的时代。品牌建设是长期过程，只靠“野性消费”、“热血”、“情怀”远远不够，只有真正提升竞争力才能持续占领消费者心智。在新消费的浪潮下，国货崛起是必然的势头，支持国货助力国家经济，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企业打破外企、外资垄断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是，矫枉过正并不可取，理性看待外资企业才是正确且理性的。未来，中国还将开放，并应该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只要外资在中国合法合规地经营，就不应该被无差别、无理由地抵制。
“当然，在规制平台经济的今天，《反垄断法》终于长出了牙齿。在这场“土坑酸菜”后续引发的闹剧中，我们更期待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长出它的牙来。”宋向前说。https://t.cn/A66orzmL
#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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