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本民国《湖社月刊》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今日闲到爆，斗死大黄蜂，偷拍老乌鸦，画鸡蛋，最扯的是竟然拿旧被单给自己缝了套睡衣（已经非常嗨皮地穿到身上了），剪了一个视频，看了三个多小时PC实验，把刚来这里吃腻了的意面再做一遍，还行，简单研究了商鞅先生，看了一点点芈月传，根本不吸引人。啊啊啊啊啊啊，我想出门运动，我想看看这里的春天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