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每当有朋友去我家，从水洛驱车上去，过了试雨走到苏河，到一座小桥上，我都要从车窗里给他指一座锥子一样，屹立在关山群山前，被松柏裹住一侧盘旋而上的山，这便是天台山。天台山从地理上来说，属于山脚下的史川村，但从文化上，却归属于史洼村。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口耳相传至今的故事说起。早在不知道多少年前，我家族一位祖先在陕西做麦客，回家的路上夜宿关帝庙。夜里关老爷托梦，说让带他去甘肃，先祖说您这样重，我如何背的动？关老爷说你背背便知。
翌日梦醒，先祖背起庙里一尊尺余高的铜关公站像，几乎感受不到重量。遂用净布包了，背着回乡。
走到天台山下，距离回村只消翻过一座山梁，背上关公突然犹如千斤之重，再不能往前一步，先祖抬头仰望，见天台山上金光灿灿，便知是关老爷择地此处，然后回村告知于众，筹集善款，修建庙宇。
为感念先祖背关公回乡，当地十里八村供奉关公的百姓，都把史洼村认作天台山的主家。天台山大大小小宗教活动，也均由史洼村人做主。这个故事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至于其中真伪不得而知，只是同类型的故事，在中国各地几乎都有十分类似的版本。最早那座尺余高的关公铜像，也早在特殊年代丢失，现如今天台山上供奉的一大一小两座关公像，皆是后来重新塑造。
凡是供奉关公的地方，五月十三都是个大日子，据传这天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所以是要下雨的，叫作磨刀雨，明朝诗人袁中道在《五月十三玉泉道中》一诗里写道：此是关公洗刀雨，沾身也带英雄气。
说巧不巧，我记忆里的五月十三，也多是下雨天，雨不是大雨，总是稀稀落落那么几滴便悄然收场了。在我贫穷而丰富的童年，五月十三总是最值得期待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天台山打醮。
打醮是什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这一天可以从父母那里拿到五毛钱。在我漫长的童年中，这都是一笔巨款，要怎么分配，往往要慎重地规划出好几个方案，再经过深入对比后谨慎地选择一个。
五月十三这天，郑河以及周边乡镇的人都要去天台山上香祈福，说这是信仰，不如说是老百姓对美好的一种寄托，是平淡乏味的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娱乐，更是年复一年形成的生命惯性。
青年人在古堡内外的小树林里摆上啤酒在划拳，到处都能听到“高声酒，哥俩好，好到老”的划拳声。情侣们在古堡外试探着拉一拉手，那还是个含蓄的年代。堡子门口的空地上，卖凉皮的，卖冰棍的，卖糖葫芦的，卖甜醅的，以及卖火纸香裱的，都占好了位置。
我总会在集市上逛上好几个来回，再用一毛钱买一根冰棍，靠着某棵树看别人划拳喝酒，那时我同样看不懂其中的诀窍，也不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好奇心爆棚的孩子来说，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充满了魅力。
大殿里，阴阳先生们一早就在念经，这是当天最为重要的环节，却是我最不感兴趣的环节，听不懂在唱什么，翻来覆去似乎都是一样的调子。各个村子来的人，惯例都要在这里上香叩首，顺便在心里祈求些什么。
要是谁家亲人离世不满三年，有心的子女会去侧殿封一包纸钱，再请阴阳先生用毛笔写上：“谨具冥财乙封上奉于某某亲人，今逢天台山打醮佳期，略表寸心云云。”
第一通经念罢，各人会找到自家的孩子，带到大殿后面去吃舍饭，一口巨大的锅，用洗干净的铁锹在搅动大烩菜，一群人吃得津津有味，另一群人干巴巴看着，等到一个吃完的人，抢先接过碗来。
现在想来，几百人同吃一锅饭，那实在是个壮观的场面。大概讲究的人看来是极不卫生的，这却也是事实，不过在那个年代，大概没有人计较这些。老人家总说，这饭吃了吉利，是关老爷施舍给百姓的饭，吃一口一年百病不生，所以大家都抢，我也抢。
有没有这么灵验我不清楚，我只模糊地记得，那饭怎么那么香。长大后山珍海味总不如妈妈做的家常饭好吃，可对于小孩子，自家的饭菜总不如别人家的可口，更别说这一年只能侥幸抢到一碗的舍饭。
几通经念罢，外村的人上完香，都会陆陆续续回家去，但我们村的人是不用急的，打醮最后一个项目，就是阴阳先生们到史洼村去上香挂裱，这也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对先祖背关公回乡的一种感念。
五月间正是麦苗田田，满山青翠的时节。一群大人孩子，跟在七八个身着八卦道袍的阴阳先生后面，先生吹着笛子打着小鼓，从天台山慢慢下来，途经一个村庄，翻过一道山梁，才到我们村。
途中有一道清泉，每每到这里，大家都要停下来趴在泉口喝水。吹笛子的阴阳用笛子吸水喝，这个画面直到很多年后，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一手挽起衣襟，单膝跪地，把一支长笛伸进泉口里，一群人静静看着他，直到喝完水站起身来。
队伍一直走到村口，会有身体虚弱的孩子被父母放在路边，等阴阳先生们从身上跨过去，说从此就好养活了。我没有这个体验，倒是我哥哥被跨过一次，直到如今，他都是我见过的青年中，最瘦弱多病的。
除了五月十三，天台山的另一个大日子就是正月初九，我们叫上九节，是天台山庙会的日子，方圆各村各自扮好马社火，到天台山脚下，那天全乡人锁门闭户，齐聚天台山下，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后来没了骡马也没了马社火，继而被高抬彩车代https://t.cn/A62tFYL0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口耳相传至今的故事说起。早在不知道多少年前，我家族一位祖先在陕西做麦客，回家的路上夜宿关帝庙。夜里关老爷托梦，说让带他去甘肃，先祖说您这样重，我如何背的动？关老爷说你背背便知。
翌日梦醒，先祖背起庙里一尊尺余高的铜关公站像，几乎感受不到重量。遂用净布包了，背着回乡。
走到天台山下，距离回村只消翻过一座山梁，背上关公突然犹如千斤之重，再不能往前一步，先祖抬头仰望，见天台山上金光灿灿，便知是关老爷择地此处，然后回村告知于众，筹集善款，修建庙宇。
为感念先祖背关公回乡，当地十里八村供奉关公的百姓，都把史洼村认作天台山的主家。天台山大大小小宗教活动，也均由史洼村人做主。这个故事在当地几乎人尽皆知，至于其中真伪不得而知，只是同类型的故事，在中国各地几乎都有十分类似的版本。最早那座尺余高的关公铜像，也早在特殊年代丢失，现如今天台山上供奉的一大一小两座关公像，皆是后来重新塑造。
凡是供奉关公的地方，五月十三都是个大日子，据传这天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所以是要下雨的，叫作磨刀雨，明朝诗人袁中道在《五月十三玉泉道中》一诗里写道：此是关公洗刀雨，沾身也带英雄气。
说巧不巧，我记忆里的五月十三，也多是下雨天，雨不是大雨，总是稀稀落落那么几滴便悄然收场了。在我贫穷而丰富的童年，五月十三总是最值得期待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天台山打醮。
打醮是什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这一天可以从父母那里拿到五毛钱。在我漫长的童年中，这都是一笔巨款，要怎么分配，往往要慎重地规划出好几个方案，再经过深入对比后谨慎地选择一个。
五月十三这天，郑河以及周边乡镇的人都要去天台山上香祈福，说这是信仰，不如说是老百姓对美好的一种寄托，是平淡乏味的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娱乐，更是年复一年形成的生命惯性。
青年人在古堡内外的小树林里摆上啤酒在划拳，到处都能听到“高声酒，哥俩好，好到老”的划拳声。情侣们在古堡外试探着拉一拉手，那还是个含蓄的年代。堡子门口的空地上，卖凉皮的，卖冰棍的，卖糖葫芦的，卖甜醅的，以及卖火纸香裱的，都占好了位置。
我总会在集市上逛上好几个来回，再用一毛钱买一根冰棍，靠着某棵树看别人划拳喝酒，那时我同样看不懂其中的诀窍，也不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好奇心爆棚的孩子来说，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充满了魅力。
大殿里，阴阳先生们一早就在念经，这是当天最为重要的环节，却是我最不感兴趣的环节，听不懂在唱什么，翻来覆去似乎都是一样的调子。各个村子来的人，惯例都要在这里上香叩首，顺便在心里祈求些什么。
要是谁家亲人离世不满三年，有心的子女会去侧殿封一包纸钱，再请阴阳先生用毛笔写上：“谨具冥财乙封上奉于某某亲人，今逢天台山打醮佳期，略表寸心云云。”
第一通经念罢，各人会找到自家的孩子，带到大殿后面去吃舍饭，一口巨大的锅，用洗干净的铁锹在搅动大烩菜，一群人吃得津津有味，另一群人干巴巴看着，等到一个吃完的人，抢先接过碗来。
现在想来，几百人同吃一锅饭，那实在是个壮观的场面。大概讲究的人看来是极不卫生的，这却也是事实，不过在那个年代，大概没有人计较这些。老人家总说，这饭吃了吉利，是关老爷施舍给百姓的饭，吃一口一年百病不生，所以大家都抢，我也抢。
有没有这么灵验我不清楚，我只模糊地记得，那饭怎么那么香。长大后山珍海味总不如妈妈做的家常饭好吃，可对于小孩子，自家的饭菜总不如别人家的可口，更别说这一年只能侥幸抢到一碗的舍饭。
几通经念罢，外村的人上完香，都会陆陆续续回家去，但我们村的人是不用急的，打醮最后一个项目，就是阴阳先生们到史洼村去上香挂裱，这也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对先祖背关公回乡的一种感念。
五月间正是麦苗田田，满山青翠的时节。一群大人孩子，跟在七八个身着八卦道袍的阴阳先生后面，先生吹着笛子打着小鼓，从天台山慢慢下来，途经一个村庄，翻过一道山梁，才到我们村。
途中有一道清泉，每每到这里，大家都要停下来趴在泉口喝水。吹笛子的阴阳用笛子吸水喝，这个画面直到很多年后，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一手挽起衣襟，单膝跪地，把一支长笛伸进泉口里，一群人静静看着他，直到喝完水站起身来。
队伍一直走到村口，会有身体虚弱的孩子被父母放在路边，等阴阳先生们从身上跨过去，说从此就好养活了。我没有这个体验，倒是我哥哥被跨过一次，直到如今，他都是我见过的青年中，最瘦弱多病的。
除了五月十三，天台山的另一个大日子就是正月初九，我们叫上九节，是天台山庙会的日子，方圆各村各自扮好马社火，到天台山脚下，那天全乡人锁门闭户，齐聚天台山下，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后来没了骡马也没了马社火，继而被高抬彩车代https://t.cn/A62tFY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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