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 王沛：经济见顶，大宗商品何去何从？
目前全球经济周期见顶，以铜价为例，其已从今年五月份的10747美元/吨跌至目前（8月份）的9430美元/吨，其实包括铜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都已越过顶点。王沛老师认为，当下关注的重点理应是经济周期见顶之后市场的节奏问题。从一个商品投资者的视角出发，王沛老师阐述了自己对整个宏观及大类资产的看法。
一、全球供需出现“见顶”特征
二、商品领域价格“见顶”
三、“见顶”后商品价格仍处于宽幅震荡期
四、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将呈阶梯式下降
正 文
一、全球供需出现“见顶”特征
从去年开始持续到今年二季度的大宗商品价格数据来看，“全球经济或总通胀见顶”交易逻辑已经显而易见，其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可以通过周期角度，来为该通胀交易的逻辑提供经验证据，比如从全球的货币周期来看，以中、美、欧、日四个经济体或经济集团M2增速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变化，其实在今年4月份时已出现清晰的拐点，当然4月份的拐点并非一个“一阶”拐点，其不代表绝对量的收缩。从去年开始，美国——作为全球货币最为宽松的国家，其“放水”最激进的时点从去年3、4月开始的，至于美联储的缩表行为也都是后话，这就意味着从去年至今，市场主要关注的是货币增速概念，特别地，全球货币增速在今年4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
历史上，从2018年至今，所谓宏观大年共有三轮：第一轮是2008年到2011年，期间CRB大宗商品指数经历了一轮高峰；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第三轮是2020年至今，不难发现，每一轮大的全球通胀交易都伴随着全球货币宽松，所以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货币已经到达了拐点，十年期TIPS债券所隐含的通胀预期最高点在5月中旬出现的，而后回落，从6月初至今则处于一个持续振荡的过程，由此可见，到今年二季度，整个商品或者全球通胀交易已经到达顶部。
全球需求增速也已触顶。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韩国的出口数据往往能反映全球需求情况，通过将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与CRB商品指数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趋势与观点非常一致。
全球商品供需差距亦触顶收缩。文中以“全球集装箱货运运输量”与“全球干散货运输量”之间的差值作为反映全球商品供需情况的替代性指标。之所以选择该替代性指标，是由于通过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往往用于最终消费，也就是需求端，而干散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也就是供应端，二者之间的差值便可近似代表商品供需关系，尤其是上游领域的“供需差”。该替代性指标从今年4月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商品供需差也见顶了。
从PMI角度看，全球经济生产活动也已经见顶。以欧元区为例，从历史数据看，欧元区M1同比增速往往领先于对应的制造业PMI半年左右，而欧元区M1已于去年出现回落，所以当下制造业周期也到达了顶点。
全球短端利率同差（今年利率与去年同期利率之差）由负值趋向于零意味着今年利率正在回升，而全球利率周期的变化往往对经济周期产生负反馈，换言之，利率周期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且从历史数据看，前者领先后者14个月左右。既然全球短端利率同差自去年三季度便出现拐点，那么相应的全球经济拐点也应出现在今年二季度，所以今年7月全球PMI其实已经出现了见顶。按照利率领先于经济的关系，从PMI角度出发，全球经济生产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周期。
二、商品领域价格见顶
从大宗商品整体价格而言，也出现了见顶的特征，伦铜已从超过1万美元/吨的高点一度回落至8768美元/吨，而76美元/桶的WTI原油价格大概率是今年的最高点，之后价格基本不会再往上走。
在从去年开始的大宗商品涨价热潮中，钢材价格涨幅名列前茅，尤其是美国的钢材，以热轧卷板价格为例，从图6中，不难发现，全球范围内，美国热轧卷板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其到顶的时间也晚于中国、欧洲、东南亚，但今年8月份以来热轧卷板价格也经历了一个见顶——回落的过程。
从钢材利润角度上看，在中国推动碳中和、主动缩减产量的政策背景下，欧洲热轧卷板利润绝对值上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高状态，不过尽管在绝对水平上，其高利润还能继续保持，不过从趋势上来看，也表现出了见顶回落的特征。由此可见，当下整个商品领域出现了一些系统性见顶特征或者说在今年二季度其已经触及价格顶部。
三、“见顶”后商品价格仍处于宽幅震荡期
商品交易是一个杠杆交易，判断价格方向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判断价格变化的节奏、路径、时间窗口，所以当下市场参与者更应该关注当全球经济周期、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以何种形态与节奏渡过其顶部区间，比如说伦铜价格在5月中旬触及峰值，同一时间美国通胀预期也到达了顶部。而在触顶之后， 5-6月份期间，铜价开始下跌；随后在6-8月份期间，伦铜价格进入了9000-9900美元/吨之间的震荡区间；当时间来到8月份之后，由于中国交易需求走弱，铜价一度跌至8768美元/吨，但从上周末开始又出现了反弹。真正的全球通胀预期从6月份到现在的3个月时间里，一直处与振荡区间，既没有重回高峰，也没有跌出新下限。而伦铜价格曾试图向下突破振荡区间，但短暂跌破下限之后又迅速回升，所以现在从现实资产价格表现上来说，通胀预期经历了顶部之后，目前仍处于高位宽幅振荡格局中。
这种宽幅振荡格局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从5月份到6月份，全球通胀交易的逆转核心是全球需求的下滑，特别是美国的需求下滑，美国十年通胀预期与美国消费零售同比增速波动较一致。从6月份开始美国消费端增速回落，所以商品价格的顶部首先是在交易“全球需求到顶”这个特征。
但是全球的需求到顶是不是意味着多数商品价格要往下走？是不是意味着整个通胀预期要转向通缩预期？答案是否定的。表征制造业供应端的美国耐用品产能利用率与表征需求的耐用品生产订单之间的差值就代表着供需差。从历史上看，生产订单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产能利用率的波动，所以当关注供需关系变化时，市场关注的核心应当是需求。但从去年至今，需求出现了极高增速的增长。尽管供应也在回升，但回升的速度和幅度远慢于需求的增长，所以当需求从顶部开始回落时，只意味着前期的供应缺口在收缩，但并不代表整个供应缺口在闭合。这也是目前在分析商品价格走势时多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空头关注边际需求增速回落后，大宗商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其价格理应下跌。但从多头角度看，以高盛为例，本周高盛看多包括铜在内的多种金属及原油，其强调核心逻辑就是由于现在存量需求很大且已超过了供应，所以供应缺口仍在，需求增速的下滑不会立即导致供应缺口的闭合，只有在需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下滑后，供需缺口才可能出现合拢，才会导致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下跌。
当整个通胀预期从顶部开始回落时，市场第一把先交易了“需求到顶”，但需求到顶之后，很多产业中并没有出现货物过剩。通胀预期第一次见顶是在5月份左右，从5月至7月，通胀预期已从三点几回落到了二点几，但美国PMI客户库存指数，也就是所谓的“产成品库存”在不断下降。而整个美国终端库存的不断下降对商品价格造成了上行压力，而非驱动其下跌，所以目前产成品库存还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四、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将呈阶梯式下降
从PMI分项变化看，通胀预期进一步回落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美国制造业订单积压严重的背景下，作为PMI分项之一，供货商交付时间越长代表着供不应求的情况越是严重，但近期，在库存降低的同时，交付时间的下降意味着供不应求局面已经有所缓解。
至于今后的节奏问题，已然见顶的需求端未来还会进一步下滑，今年商品价格与全球通胀预期的上涨核心因素还是在海外需求端，尤其是美国终端消费的爆发，而并非“大放水”。从美国耐用品消费变化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加剧、收入预期悲观等问题导致了以汽车、家电、家具为主的耐用品消费收缩，然后从2009年开始，经济开始恢复，整个消费也随着复苏；直到2014年，耐用品消费才恢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这是随着经济复苏带动消费缓慢恢复的正常过程。但本次疫情期间，自去年4月份疫情爆发之后到8月，美国终端消费在短短数月时间内便回到了疫前水平。从去年9月至今年6月，在这8、9个月中，美国耐用品消费恢复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8到9年增长速度之和，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美国政府发放的大量救济与补助造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今年4月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5%，而从历史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单月增速一般在2%~5%之间波动。突然增加的收入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效应，意味着消费的大爆发，同时也代表“消费大顶”。
考虑到耐用品较长时间的使用周期与大量补贴的不可复制性，本轮消费爆发会透支未来两到三年的需求周期，也就是将未来的需求都前置到了当下，所以很多商品价格其实就是处于顶部。从去年到今年价格涨幅最大是金属类商品，其次是化工类，而与历史涨幅相比，油价涨幅其实并不算高，该差异与需求结构有关。金属类商品主要用于耐用品生产与消费，而包括纺织品在内的非耐用品主要使用的是化工类商品，例如涤纶、化纤等，而从去年至今耐用品涨幅大于非耐用品，所以金属类商品价格涨幅自然也就高于化工类商品。
至于服务支出，鉴于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服务业现在只是刚刚回到疫情前水平而已。而三分之一的原油用于出行等等，既然服务业恢复缓慢，那么原油的价格相对于历史而言也没有出现过于夸张的涨幅。目前全球大部分商品的平衡表现在已经远超疫情前，只有全球原油需求相对疫情前还有每天500万到600万桶左右的缺口。
伴随着美国财政刺激的回落与收入端的重新正常化，美国终端消费已见顶。从美国铁路货运消费品周度指标看，今年二季度消费品运量峰值非常高，但从5月份之后，也就是意味着今年最后一个2.2万亿财政刺激已下发到居民手中并消费之后，目前该指标基本上已经回到2017年、2018年、2019年历史同期低位，所以终端消费已经明显回落。
在终端消费回落的过程中，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会呈阶梯状慢慢往下掉，但绝对不是一个流畅的下跌过程。从历史上的商品价格见顶结构看，第一轮周期：在2008-2009年商品价格先冲高，2011-2014年进入震荡，2014年之后进入了一轮熊市；第二轮周期：从2016年到2019年，商品价格呈“金字塔”形的对称走势。那么当下这一轮走势已见顶，而未来价格走势将取决于“什么样的人在买什么东西”。
2008年中国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以用于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产能投资，也就意味着在建项目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当整个货币周期转向了之后，新项目的缺失带来了迅速的边际回落，但是从2011年到2014年间大量持续存在的在建项目对商品消费的拉动是持续的，所以商品整体价格在这期间一直处于高位振荡，但随着很多项目最终完成，供应开始释放，于是熊市周期来临，所以当时是市场拿钱买产能，最后抬高了价格。而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个周期中，市场则是拿钱买库存。2014年到2016年期间，全球经历了两年多的通缩周期——强美元、弱商品，连续的通缩交易导致周期股票的第一次退场，也导致在实业领域无人囤积会贬值的库存，于是隐形库存完全消失。当2016年流动性开始重新释放之后，市场开始买入存货，但由于通缩的经济环境中各行业库存都处于低位，导致上游显性库存在短时间内消耗一空，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在2016年至2017年前半年中，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显性库存去化，但终端需求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部分市场参与者保持看空，但价格却在不断上涨，这就是一轮全社会的补库周期，这种补库周期与货币的拐点是紧密相关的，一旦拐点来临补库周期就进入了去库存周期，商品价格开始全面下跌，于是在2016-2019年间，商品价格呈“金字塔”形对称走势，先上后下。
在这一轮中，从去年开始大量的流动性在美国，并将其形成了最终消费，把过去几年里制造业中上游囤积的商品全部消耗了，市场上既没有囤积也没有形成新的库存，那么这种位置就意味着商品价格与通胀预期即使到顶之后依然会在顶部保持一段长时间宽幅振荡状态。目前全球通胀交易已到顶并出现逆转，但处在一个顶部宽幅振荡，中枢价格是缓慢下行的过程，该过程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左右，而中途可能会出现的悲观情形所带来的交易都是短期的。
总而言之，从通胀及中国商品的经济周期出发，大周期已然触顶；而商品的高价、高利润状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窗口内仍将维持；最后，短期来看，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国内出现了一部分从微观与短期角度看空需求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应该会9月、10月、11中里重新形成一个向上的修复。#期货[超话]#
目前全球经济周期见顶，以铜价为例，其已从今年五月份的10747美元/吨跌至目前（8月份）的9430美元/吨，其实包括铜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都已越过顶点。王沛老师认为，当下关注的重点理应是经济周期见顶之后市场的节奏问题。从一个商品投资者的视角出发，王沛老师阐述了自己对整个宏观及大类资产的看法。
一、全球供需出现“见顶”特征
二、商品领域价格“见顶”
三、“见顶”后商品价格仍处于宽幅震荡期
四、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将呈阶梯式下降
正 文
一、全球供需出现“见顶”特征
从去年开始持续到今年二季度的大宗商品价格数据来看，“全球经济或总通胀见顶”交易逻辑已经显而易见，其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可以通过周期角度，来为该通胀交易的逻辑提供经验证据，比如从全球的货币周期来看，以中、美、欧、日四个经济体或经济集团M2增速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变化，其实在今年4月份时已出现清晰的拐点，当然4月份的拐点并非一个“一阶”拐点，其不代表绝对量的收缩。从去年开始，美国——作为全球货币最为宽松的国家，其“放水”最激进的时点从去年3、4月开始的，至于美联储的缩表行为也都是后话，这就意味着从去年至今，市场主要关注的是货币增速概念，特别地，全球货币增速在今年4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
历史上，从2018年至今，所谓宏观大年共有三轮：第一轮是2008年到2011年，期间CRB大宗商品指数经历了一轮高峰；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第三轮是2020年至今，不难发现，每一轮大的全球通胀交易都伴随着全球货币宽松，所以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货币已经到达了拐点，十年期TIPS债券所隐含的通胀预期最高点在5月中旬出现的，而后回落，从6月初至今则处于一个持续振荡的过程，由此可见，到今年二季度，整个商品或者全球通胀交易已经到达顶部。
全球需求增速也已触顶。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韩国的出口数据往往能反映全球需求情况，通过将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与CRB商品指数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趋势与观点非常一致。
全球商品供需差距亦触顶收缩。文中以“全球集装箱货运运输量”与“全球干散货运输量”之间的差值作为反映全球商品供需情况的替代性指标。之所以选择该替代性指标，是由于通过集装箱运输的货物往往用于最终消费，也就是需求端，而干散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也就是供应端，二者之间的差值便可近似代表商品供需关系，尤其是上游领域的“供需差”。该替代性指标从今年4月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商品供需差也见顶了。
从PMI角度看，全球经济生产活动也已经见顶。以欧元区为例，从历史数据看，欧元区M1同比增速往往领先于对应的制造业PMI半年左右，而欧元区M1已于去年出现回落，所以当下制造业周期也到达了顶点。
全球短端利率同差（今年利率与去年同期利率之差）由负值趋向于零意味着今年利率正在回升，而全球利率周期的变化往往对经济周期产生负反馈，换言之，利率周期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且从历史数据看，前者领先后者14个月左右。既然全球短端利率同差自去年三季度便出现拐点，那么相应的全球经济拐点也应出现在今年二季度，所以今年7月全球PMI其实已经出现了见顶。按照利率领先于经济的关系，从PMI角度出发，全球经济生产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周期。
二、商品领域价格见顶
从大宗商品整体价格而言，也出现了见顶的特征，伦铜已从超过1万美元/吨的高点一度回落至8768美元/吨，而76美元/桶的WTI原油价格大概率是今年的最高点，之后价格基本不会再往上走。
在从去年开始的大宗商品涨价热潮中，钢材价格涨幅名列前茅，尤其是美国的钢材，以热轧卷板价格为例，从图6中，不难发现，全球范围内，美国热轧卷板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其到顶的时间也晚于中国、欧洲、东南亚，但今年8月份以来热轧卷板价格也经历了一个见顶——回落的过程。
从钢材利润角度上看，在中国推动碳中和、主动缩减产量的政策背景下，欧洲热轧卷板利润绝对值上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高状态，不过尽管在绝对水平上，其高利润还能继续保持，不过从趋势上来看，也表现出了见顶回落的特征。由此可见，当下整个商品领域出现了一些系统性见顶特征或者说在今年二季度其已经触及价格顶部。
三、“见顶”后商品价格仍处于宽幅震荡期
商品交易是一个杠杆交易，判断价格方向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判断价格变化的节奏、路径、时间窗口，所以当下市场参与者更应该关注当全球经济周期、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以何种形态与节奏渡过其顶部区间，比如说伦铜价格在5月中旬触及峰值，同一时间美国通胀预期也到达了顶部。而在触顶之后， 5-6月份期间，铜价开始下跌；随后在6-8月份期间，伦铜价格进入了9000-9900美元/吨之间的震荡区间；当时间来到8月份之后，由于中国交易需求走弱，铜价一度跌至8768美元/吨，但从上周末开始又出现了反弹。真正的全球通胀预期从6月份到现在的3个月时间里，一直处与振荡区间，既没有重回高峰，也没有跌出新下限。而伦铜价格曾试图向下突破振荡区间，但短暂跌破下限之后又迅速回升，所以现在从现实资产价格表现上来说，通胀预期经历了顶部之后，目前仍处于高位宽幅振荡格局中。
这种宽幅振荡格局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从5月份到6月份，全球通胀交易的逆转核心是全球需求的下滑，特别是美国的需求下滑，美国十年通胀预期与美国消费零售同比增速波动较一致。从6月份开始美国消费端增速回落，所以商品价格的顶部首先是在交易“全球需求到顶”这个特征。
但是全球的需求到顶是不是意味着多数商品价格要往下走？是不是意味着整个通胀预期要转向通缩预期？答案是否定的。表征制造业供应端的美国耐用品产能利用率与表征需求的耐用品生产订单之间的差值就代表着供需差。从历史上看，生产订单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产能利用率的波动，所以当关注供需关系变化时，市场关注的核心应当是需求。但从去年至今，需求出现了极高增速的增长。尽管供应也在回升，但回升的速度和幅度远慢于需求的增长，所以当需求从顶部开始回落时，只意味着前期的供应缺口在收缩，但并不代表整个供应缺口在闭合。这也是目前在分析商品价格走势时多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空头关注边际需求增速回落后，大宗商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其价格理应下跌。但从多头角度看，以高盛为例，本周高盛看多包括铜在内的多种金属及原油，其强调核心逻辑就是由于现在存量需求很大且已超过了供应，所以供应缺口仍在，需求增速的下滑不会立即导致供应缺口的闭合，只有在需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下滑后，供需缺口才可能出现合拢，才会导致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下跌。
当整个通胀预期从顶部开始回落时，市场第一把先交易了“需求到顶”，但需求到顶之后，很多产业中并没有出现货物过剩。通胀预期第一次见顶是在5月份左右，从5月至7月，通胀预期已从三点几回落到了二点几，但美国PMI客户库存指数，也就是所谓的“产成品库存”在不断下降。而整个美国终端库存的不断下降对商品价格造成了上行压力，而非驱动其下跌，所以目前产成品库存还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四、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将呈阶梯式下降
从PMI分项变化看，通胀预期进一步回落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美国制造业订单积压严重的背景下，作为PMI分项之一，供货商交付时间越长代表着供不应求的情况越是严重，但近期，在库存降低的同时，交付时间的下降意味着供不应求局面已经有所缓解。
至于今后的节奏问题，已然见顶的需求端未来还会进一步下滑，今年商品价格与全球通胀预期的上涨核心因素还是在海外需求端，尤其是美国终端消费的爆发，而并非“大放水”。从美国耐用品消费变化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加剧、收入预期悲观等问题导致了以汽车、家电、家具为主的耐用品消费收缩，然后从2009年开始，经济开始恢复，整个消费也随着复苏；直到2014年，耐用品消费才恢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这是随着经济复苏带动消费缓慢恢复的正常过程。但本次疫情期间，自去年4月份疫情爆发之后到8月，美国终端消费在短短数月时间内便回到了疫前水平。从去年9月至今年6月，在这8、9个月中，美国耐用品消费恢复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8到9年增长速度之和，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美国政府发放的大量救济与补助造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今年4月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5%，而从历史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单月增速一般在2%~5%之间波动。突然增加的收入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效应，意味着消费的大爆发，同时也代表“消费大顶”。
考虑到耐用品较长时间的使用周期与大量补贴的不可复制性，本轮消费爆发会透支未来两到三年的需求周期，也就是将未来的需求都前置到了当下，所以很多商品价格其实就是处于顶部。从去年到今年价格涨幅最大是金属类商品，其次是化工类，而与历史涨幅相比，油价涨幅其实并不算高，该差异与需求结构有关。金属类商品主要用于耐用品生产与消费，而包括纺织品在内的非耐用品主要使用的是化工类商品，例如涤纶、化纤等，而从去年至今耐用品涨幅大于非耐用品，所以金属类商品价格涨幅自然也就高于化工类商品。
至于服务支出，鉴于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服务业现在只是刚刚回到疫情前水平而已。而三分之一的原油用于出行等等，既然服务业恢复缓慢，那么原油的价格相对于历史而言也没有出现过于夸张的涨幅。目前全球大部分商品的平衡表现在已经远超疫情前，只有全球原油需求相对疫情前还有每天500万到600万桶左右的缺口。
伴随着美国财政刺激的回落与收入端的重新正常化，美国终端消费已见顶。从美国铁路货运消费品周度指标看，今年二季度消费品运量峰值非常高，但从5月份之后，也就是意味着今年最后一个2.2万亿财政刺激已下发到居民手中并消费之后，目前该指标基本上已经回到2017年、2018年、2019年历史同期低位，所以终端消费已经明显回落。
在终端消费回落的过程中，通胀预期与商品价格会呈阶梯状慢慢往下掉，但绝对不是一个流畅的下跌过程。从历史上的商品价格见顶结构看，第一轮周期：在2008-2009年商品价格先冲高，2011-2014年进入震荡，2014年之后进入了一轮熊市；第二轮周期：从2016年到2019年，商品价格呈“金字塔”形的对称走势。那么当下这一轮走势已见顶，而未来价格走势将取决于“什么样的人在买什么东西”。
2008年中国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以用于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产能投资，也就意味着在建项目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当整个货币周期转向了之后，新项目的缺失带来了迅速的边际回落，但是从2011年到2014年间大量持续存在的在建项目对商品消费的拉动是持续的，所以商品整体价格在这期间一直处于高位振荡，但随着很多项目最终完成，供应开始释放，于是熊市周期来临，所以当时是市场拿钱买产能，最后抬高了价格。而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个周期中，市场则是拿钱买库存。2014年到2016年期间，全球经历了两年多的通缩周期——强美元、弱商品，连续的通缩交易导致周期股票的第一次退场，也导致在实业领域无人囤积会贬值的库存，于是隐形库存完全消失。当2016年流动性开始重新释放之后，市场开始买入存货，但由于通缩的经济环境中各行业库存都处于低位，导致上游显性库存在短时间内消耗一空，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在2016年至2017年前半年中，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显性库存去化，但终端需求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部分市场参与者保持看空，但价格却在不断上涨，这就是一轮全社会的补库周期，这种补库周期与货币的拐点是紧密相关的，一旦拐点来临补库周期就进入了去库存周期，商品价格开始全面下跌，于是在2016-2019年间，商品价格呈“金字塔”形对称走势，先上后下。
在这一轮中，从去年开始大量的流动性在美国，并将其形成了最终消费，把过去几年里制造业中上游囤积的商品全部消耗了，市场上既没有囤积也没有形成新的库存，那么这种位置就意味着商品价格与通胀预期即使到顶之后依然会在顶部保持一段长时间宽幅振荡状态。目前全球通胀交易已到顶并出现逆转，但处在一个顶部宽幅振荡，中枢价格是缓慢下行的过程，该过程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左右，而中途可能会出现的悲观情形所带来的交易都是短期的。
总而言之，从通胀及中国商品的经济周期出发，大周期已然触顶；而商品的高价、高利润状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窗口内仍将维持；最后，短期来看，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国内出现了一部分从微观与短期角度看空需求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应该会9月、10月、11中里重新形成一个向上的修复。#期货[超话]#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大而不强”的中国产业链如何破局？
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逆全球化趋势袭来，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究竟是那些关键因素在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产业链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拨开迷雾，未来政策有哪些着力方向？
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26日举行的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能区稳链补链专场活动上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群慧，分享他眼中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变局。
“我们首先必须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同时通过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新格局，从而真正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
在黄群慧看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要求我们建立起一个安全、循环、通畅、协调的现代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黄群慧 受访者供图
四大因素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以经济理性主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把它理解为“全球一盘棋”——资本、人员、科学技术等可以在“棋盘”上不受阻碍地流动。然而近几年，这盘“棋局”却频生变局——原有的全球产业链被逐渐打破，加速重构。
在黄群慧看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因素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并给未来产业链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强势逆流，此次“十四五”规划在谈全球化问题的时候重点指出了这个变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变化趋势尤其明显，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之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了强势的逆流。”黄群慧如是分析。
记者观察到，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出口占全球GDP比例开始下降，主要是出口部分在降；与此同时，像是美国也在提升关税税率，筑高贸易壁垒。
黄群慧指出，这导致我们原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全球化生产分工开始“内化”，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博弈，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力量开始崛起，“东升西降”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黄群慧表示：“在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大变局下，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治理框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种种基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博弈都在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构。比如说WTO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变革；美国提议为跨国企业设定最低15%的税率；以及美国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产业进行打压。”
第三个因素就是科技与产业加速创新的新格局。以新冠疫情为例，2020年年初开始全球大暴发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加速了全球产业与科技的变革。
“疫情之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加速迭代。我们在商务办公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制造领域以及政府和社区治理领域迎来一系列重大的变革。这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发生新的变化。”黄群慧表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碳中和”与“碳达峰”——这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对于产业技术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黄群慧看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实际上是承担了巨大压力的。据了解，2019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约是98亿吨，占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但我们人口只占全球五分之一，GDP只占全球17%点多。
他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过去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碳减排曲线只会更加陡峭——这对我们的产业链变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产业链布局“大而不强” 提升现代化水平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就目前中国产业链现状来看，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之后就是全球第一。到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美国、德国、日本的三者之和。
在黄群慧看来，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并未把握关键的核心价值链，尤其是我们产业基础短板明显。“我们关键的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材料、先进的基础工业、行业的技术基础，这些被称作‘工业四基’的领域，加起来有大概682项短板亟待攻克。”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芯片技术不行，或者某某技术不行，折射出的是整个产业基础都存在着短板。”黄群慧表示。
无疑，基于目前这种“大而不强”的产业链基本布局，中国需要重新构建产业链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基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大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是最核心的。”
在黄群慧看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建立。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应如何统筹推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首先是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黄群慧指出，上述“工业四基”问题的核心就是科技创新能力弱——这是我们产业链革新、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所在。而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这涉及到完善整个创新生态。
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
其次，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在黄群慧看来：“应该赋予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因为它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
创新生态的构建离不开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促使每家企业都有创新的欲望、努力推进创新。唯有不断制定完善竞争政策，发挥其优势，才能建立一个更加良性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靠投钱’可以解决的。”黄群慧如是表示。
另外一点就是深入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这在“十四五”规划里是专门重点提出的。鉴于上述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工业四基”方面存在的严重短板，黄群慧指出，“我们需要基于上述短板，把原有基于‘模仿性创新’的这种产业基础全部打破，再造一个基于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技术而形成的产业基础。这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的要义所在。”
“这需要我们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政策指引。同时，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黄群慧表示。
最后一点是基于对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可以从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隐形冠军”驱动路径来提升中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目前，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多年都将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黄群慧指出，“‘购买者驱动路径’是一条可行性很高、独具优势的路径，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吸引到全球资源。”
对于制造业领域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言，要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地位，可以采用“隐形冠军驱动路径”。黄群慧解释道，“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可以争取在某个具体环节，具体产品做到占有率最高，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成为这一领域的‘隐形冠军’。”
最后，黄群慧指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过程中，成都及整个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众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必须明确自身定位，在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中确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
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逆全球化趋势袭来，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究竟是那些关键因素在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产业链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拨开迷雾，未来政策有哪些着力方向？
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26日举行的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能区稳链补链专场活动上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群慧，分享他眼中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变局。
“我们首先必须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同时通过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新格局，从而真正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
在黄群慧看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要求我们建立起一个安全、循环、通畅、协调的现代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黄群慧 受访者供图
四大因素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以经济理性主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把它理解为“全球一盘棋”——资本、人员、科学技术等可以在“棋盘”上不受阻碍地流动。然而近几年，这盘“棋局”却频生变局——原有的全球产业链被逐渐打破，加速重构。
在黄群慧看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因素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并给未来产业链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强势逆流，此次“十四五”规划在谈全球化问题的时候重点指出了这个变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变化趋势尤其明显，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之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了强势的逆流。”黄群慧如是分析。
记者观察到，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出口占全球GDP比例开始下降，主要是出口部分在降；与此同时，像是美国也在提升关税税率，筑高贸易壁垒。
黄群慧指出，这导致我们原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全球化生产分工开始“内化”，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博弈，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力量开始崛起，“东升西降”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黄群慧表示：“在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大变局下，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治理框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种种基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博弈都在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构。比如说WTO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变革；美国提议为跨国企业设定最低15%的税率；以及美国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产业进行打压。”
第三个因素就是科技与产业加速创新的新格局。以新冠疫情为例，2020年年初开始全球大暴发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加速了全球产业与科技的变革。
“疫情之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加速迭代。我们在商务办公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制造领域以及政府和社区治理领域迎来一系列重大的变革。这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发生新的变化。”黄群慧表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碳中和”与“碳达峰”——这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对于产业技术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黄群慧看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实际上是承担了巨大压力的。据了解，2019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约是98亿吨，占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但我们人口只占全球五分之一，GDP只占全球17%点多。
他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过去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碳减排曲线只会更加陡峭——这对我们的产业链变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产业链布局“大而不强” 提升现代化水平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就目前中国产业链现状来看，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之后就是全球第一。到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美国、德国、日本的三者之和。
在黄群慧看来，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并未把握关键的核心价值链，尤其是我们产业基础短板明显。“我们关键的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材料、先进的基础工业、行业的技术基础，这些被称作‘工业四基’的领域，加起来有大概682项短板亟待攻克。”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芯片技术不行，或者某某技术不行，折射出的是整个产业基础都存在着短板。”黄群慧表示。
无疑，基于目前这种“大而不强”的产业链基本布局，中国需要重新构建产业链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基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大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是最核心的。”
在黄群慧看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建立。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应如何统筹推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首先是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黄群慧指出，上述“工业四基”问题的核心就是科技创新能力弱——这是我们产业链革新、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所在。而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这涉及到完善整个创新生态。
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
其次，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在黄群慧看来：“应该赋予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因为它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
创新生态的构建离不开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促使每家企业都有创新的欲望、努力推进创新。唯有不断制定完善竞争政策，发挥其优势，才能建立一个更加良性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靠投钱’可以解决的。”黄群慧如是表示。
另外一点就是深入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这在“十四五”规划里是专门重点提出的。鉴于上述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工业四基”方面存在的严重短板，黄群慧指出，“我们需要基于上述短板，把原有基于‘模仿性创新’的这种产业基础全部打破，再造一个基于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技术而形成的产业基础。这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的要义所在。”
“这需要我们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政策指引。同时，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黄群慧表示。
最后一点是基于对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可以从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隐形冠军”驱动路径来提升中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目前，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多年都将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黄群慧指出，“‘购买者驱动路径’是一条可行性很高、独具优势的路径，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吸引到全球资源。”
对于制造业领域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言，要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地位，可以采用“隐形冠军驱动路径”。黄群慧解释道，“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可以争取在某个具体环节，具体产品做到占有率最高，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成为这一领域的‘隐形冠军’。”
最后，黄群慧指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过程中，成都及整个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众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必须明确自身定位，在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中确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
中国资管公司品牌升级之路，与国际资管公司有何不同？|公司观察
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资产管理，核心都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房地产降温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全民资产大腾挪的时代，以金融资产为主财富管理需求持续井喷。全国百万亿级的资管规模、全球最快的规模增速、资管新规后释放的行业势能……风口下的资管机构都竭力在不断扩张的财富拼图上寻找自己的圣杯——品牌和产品定位。
进入新十年的歌斐资产已经有了答案。7月3日，独立财富管理行业的领军者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品牌升级发布会，这是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对标国际资管机构的一次品牌全新升级实践，标志着中国资管行业从过去的强调产品创新、业绩增长，转变到了打造品牌、洞察客户、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时代。
“歌斐资产的定位是成为最理解高净值客户的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对不同资产的理解和实践经验，运用多策略工具构建组合，洞察高净值客户的财富底仓刚需，利用IPD的流程打造目标策略，在波动比较大的中国资本市场通过多策略组合投资的方式，主动管理，致力于达成客户事先制定的投资目标，提供长期可持续、相对低波动的财富增值。”歌斐资产创始合伙人、董事长殷哲在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大资管时代
行业竞争回归本源
诺亚财富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汪静波表示，歌斐的新旅程新战略，和诺亚一样，是从“产品驱动”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持续改变。从2019年转型启动开始，歌斐资产开启了一场由内而外的变革之路，边发展边自我迭代，伴随业务转型的全面成功，迎来了企业品牌焕新升级。
实际上，这也是大资管时代行业转型的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2018年4月以来，资管新规及理财细则的落地，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刚性兑付的神话，通过规范资金池模式、遏制通道业务、逐步填平监管差异、向净值化转型，倒逼资管机构重新思考“回归本源”。
“过去满足财富底仓的方式，比如P2P、以单一融资性为目的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违反了金融的本质，没有将资产的真实风险如实反映。资管新规之下，非标类固收的时代结束了，客户的需求没有错，但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错了。”殷哲说。
新的监管框架下，行业竞争重点发生了转移，从过去的依托牌照优势为主的规模竞争，向以主动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为主的核心优势转移。从“卖产品”向“卖服务”，根据客户财产情况进行资产配置，成为了行业共识。
2019年，监管部门就基金投顾业务开始试点，传统以产品为中心、销售为导向的“卖方投顾”转变为以客户利益为中心、服务导向的“买方投顾”，迈出了我国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理模式的重要一步。
资产管理的海外实践
“以客户为中心”是终极哲学
从海外资管机构的实践来看，它们也是逐步由产品向服务衍生，并逐步演进到满足特定客户的定制化偏好，诸如养老金、保险资金以及高净值客户的特定投资目标所形成的养老、负债驱动、大类资产配置等投资咨询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利益至上、寻求差异化定位是优秀、可持续的资管机构普遍信奉的经营哲学。先锋集团秉持为投资者提供最低成本的资管产品的理念，成为指数化投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贝莱德始终坚持长期投资，并在指数基金领域与先锋分庭抗礼；而黑石提供另类资产管理服务，并在创始之初摒弃了当时美国盛行的杠杆收购交易，以友好的方式开展PE投资。
1971年成立的券商巨头嘉信理财，从低成本折扣经纪商起步，不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改变自身品牌和定位，引领行业颠覆：1996年开始网上交易、2019年实行“零佣金”、2020年推出了“零散股交易”……如今嘉信已经成为综合性管理企业，摆脱了对佣金的强依赖。
华尔街投行巨头摩根士丹利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Putting Clients First）。上世纪五十年代，它抓住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期，做大投行业务，六十年代，又趁经济全球化浪潮，积极布局海外，并在后期重点拓展中国等新兴市场。其业务范围从传统的投行业务向其他领域延伸，包括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研究、交易和销售、杠杆收购等；特别近几年，摩根士丹利确立了从“交易中心”到“财富管理中心”转型目标，并通过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巨额投入建立起了护城河。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创新和战略转型也一直是由市场结构和客户需求变化推动的。
更有代表性的是财富管理的“百年老店”瑞银，也是唯一一家采用财富管理业务为核心发展战略的国际大行。瑞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历经150多年、300多次兼并重组，直到1997年才形成瑞银品牌。但刚一成立的瑞银就遭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瑞银集团下辖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的16亿瑞士法郎的风险暴露遭受严重损失，并且令瑞银损失了在资产管理界长期积累起来的崇高声誉。2008年，瑞银遭遇更大的坎，次贷危机令其成为美国之外受损最严重的外国银行。2011年，背水一战、谋求二次转型的瑞银决定削减重资产投行业务，将重点放在轻资产的全球财富管理业务上，这一战略定位也一直沿用至今。瑞银还确立了资管、投行和财富管理协同作战的“一个公司”模式，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产品服务体系，以整个集团的资源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服务。瑞银已经是全球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全的财富管理机构。
可以说，只有全面了解客户需求才能进行有效的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正如殷哲所说，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资产管理，核心都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有多种工具可以实现，没有一家机构可以服务所有的资金属性，这个行业并不是赢家通吃。找到自己独特的服务方式和市场空间，聚焦优势领域，做实做深才是关键。
品牌升级：目标投资专家
用正确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
“目标策略产品”是2021年歌斐的主打产品，也是歌斐过去8年公开市场权益投资策略的一个升级。据殷哲透露，歌斐调研了200组客户，得出的结论是，投资人需要的是相对低波动收益预期下的财富底仓配置。
殷哲从三个层次对“财富底仓”做了解读：首先，是资产配置的压舱石、稳定器，稳健低波动是核心诉求，底仓打好了，再去做进攻型的投资，才会游刃有余；其次，财富底仓对流动性并不敏感，是长期投资资金，流动性太好，收益率就不够了；最后，财富底仓并不仅是固收+的收益预期，而是期望能赶超GDP增长率的合理投资收益。
诺亚财富创始人、诺亚控股董事局主席兼CEO汪静波说：“我做了18年财富管理，我观察到对于财富管理结果满意的客户，大概是收益6-12%，同时尽量不要损失本金，波动率相对市场更小。”
以前客户的底仓配置主要是由非标类固收产品满足，资管新规后市场由非标转标，但是客户对底仓配置产品的客观需求仍然存在。
为满足这种刚需，歌斐多策略团队推出目标策略产品，这也是在FOF1.0版本、MOM2.0版本基础上升级打造的3.0版本，产品端引入IPD（集成产品开发）理念，战略规划端引入BLM（业务领先模型），在底层配置上的资产类别更加丰富、多元化，追求低波动的长期持续收益，也对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品牌可持续发展
以ESG理念重塑投资组合
客户需求不仅从宏观层面影响着资管机构品牌和产品演化，也在微观层面推动着资金流向的变化。
随着可持续投资理念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中的普及，运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数据来加深风险认知、选择投资标的、挖掘新价值机遇已经成为资管机构的标配。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特别是头部基金管理人对ESG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ESG投资正从小众课题走向显学。
7月9日，《2021年歌斐资产ESG投资尽责行动报告》发布。报告从国际、国内ESG责任投资发展态势开始，分析气候经济浪潮中的投资机遇，同时依据前期的调研和自身的投资版图，对歌斐资产过去一些年在ESG投资上的尽责行动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并介绍了一批优秀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的投资案例。报告发布后，中国资产管理人影响力投资联盟也宣告成立。
《基业长青》一书曾揭示企业维持卓越、百年长青的秘密：卓越的企业已经超越了仅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狭隘目标，而是考虑为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发展等创造各大价值，体现自身的社会责任。
殷哲在发布现场还强调，ESG投资绝对不是单纯的情怀和道德投资。ESG问题会深刻影响投资组合的表现，已经有数据追踪和投资实践证明坚持负责任的投资原则可以改善财务绩效、有利于更多的价值创造。
2010年，歌斐资产从PE母基金启航，9年前涉足地产投资市场，8年前第一个发起S基金，并进入权益投资，从1.0的FOF，2.0的MOM，到今天3.0的目标策略投资，已累计服务了2.2万高净值投资人。2019年的风险事件也成为歌斐加速转型和重塑的契机。可以说，歌斐已经成为一家横跨一二级市场，多资产多策略的“可持续的投资机构”。
从更长的时间看，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不仅是关乎业绩的排位赛，更是一场关乎品牌和人心的拉力赛。展望新十年，歌斐将“专业、专注、专心，成为目标投资专家，只为达成客户的投资目标”。#财富管理# #理财#
https://t.cn/A6fO4lyV
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资产管理，核心都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房地产降温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全民资产大腾挪的时代，以金融资产为主财富管理需求持续井喷。全国百万亿级的资管规模、全球最快的规模增速、资管新规后释放的行业势能……风口下的资管机构都竭力在不断扩张的财富拼图上寻找自己的圣杯——品牌和产品定位。
进入新十年的歌斐资产已经有了答案。7月3日，独立财富管理行业的领军者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品牌升级发布会，这是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对标国际资管机构的一次品牌全新升级实践，标志着中国资管行业从过去的强调产品创新、业绩增长，转变到了打造品牌、洞察客户、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时代。
“歌斐资产的定位是成为最理解高净值客户的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对不同资产的理解和实践经验，运用多策略工具构建组合，洞察高净值客户的财富底仓刚需，利用IPD的流程打造目标策略，在波动比较大的中国资本市场通过多策略组合投资的方式，主动管理，致力于达成客户事先制定的投资目标，提供长期可持续、相对低波动的财富增值。”歌斐资产创始合伙人、董事长殷哲在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大资管时代
行业竞争回归本源
诺亚财富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汪静波表示，歌斐的新旅程新战略，和诺亚一样，是从“产品驱动”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持续改变。从2019年转型启动开始，歌斐资产开启了一场由内而外的变革之路，边发展边自我迭代，伴随业务转型的全面成功，迎来了企业品牌焕新升级。
实际上，这也是大资管时代行业转型的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2018年4月以来，资管新规及理财细则的落地，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刚性兑付的神话，通过规范资金池模式、遏制通道业务、逐步填平监管差异、向净值化转型，倒逼资管机构重新思考“回归本源”。
“过去满足财富底仓的方式，比如P2P、以单一融资性为目的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违反了金融的本质，没有将资产的真实风险如实反映。资管新规之下，非标类固收的时代结束了，客户的需求没有错，但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错了。”殷哲说。
新的监管框架下，行业竞争重点发生了转移，从过去的依托牌照优势为主的规模竞争，向以主动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为主的核心优势转移。从“卖产品”向“卖服务”，根据客户财产情况进行资产配置，成为了行业共识。
2019年，监管部门就基金投顾业务开始试点，传统以产品为中心、销售为导向的“卖方投顾”转变为以客户利益为中心、服务导向的“买方投顾”，迈出了我国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理模式的重要一步。
资产管理的海外实践
“以客户为中心”是终极哲学
从海外资管机构的实践来看，它们也是逐步由产品向服务衍生，并逐步演进到满足特定客户的定制化偏好，诸如养老金、保险资金以及高净值客户的特定投资目标所形成的养老、负债驱动、大类资产配置等投资咨询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利益至上、寻求差异化定位是优秀、可持续的资管机构普遍信奉的经营哲学。先锋集团秉持为投资者提供最低成本的资管产品的理念，成为指数化投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贝莱德始终坚持长期投资，并在指数基金领域与先锋分庭抗礼；而黑石提供另类资产管理服务，并在创始之初摒弃了当时美国盛行的杠杆收购交易，以友好的方式开展PE投资。
1971年成立的券商巨头嘉信理财，从低成本折扣经纪商起步，不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改变自身品牌和定位，引领行业颠覆：1996年开始网上交易、2019年实行“零佣金”、2020年推出了“零散股交易”……如今嘉信已经成为综合性管理企业，摆脱了对佣金的强依赖。
华尔街投行巨头摩根士丹利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Putting Clients First）。上世纪五十年代，它抓住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期，做大投行业务，六十年代，又趁经济全球化浪潮，积极布局海外，并在后期重点拓展中国等新兴市场。其业务范围从传统的投行业务向其他领域延伸，包括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研究、交易和销售、杠杆收购等；特别近几年，摩根士丹利确立了从“交易中心”到“财富管理中心”转型目标，并通过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巨额投入建立起了护城河。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创新和战略转型也一直是由市场结构和客户需求变化推动的。
更有代表性的是财富管理的“百年老店”瑞银，也是唯一一家采用财富管理业务为核心发展战略的国际大行。瑞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历经150多年、300多次兼并重组，直到1997年才形成瑞银品牌。但刚一成立的瑞银就遭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瑞银集团下辖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的16亿瑞士法郎的风险暴露遭受严重损失，并且令瑞银损失了在资产管理界长期积累起来的崇高声誉。2008年，瑞银遭遇更大的坎，次贷危机令其成为美国之外受损最严重的外国银行。2011年，背水一战、谋求二次转型的瑞银决定削减重资产投行业务，将重点放在轻资产的全球财富管理业务上，这一战略定位也一直沿用至今。瑞银还确立了资管、投行和财富管理协同作战的“一个公司”模式，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产品服务体系，以整个集团的资源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服务。瑞银已经是全球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全的财富管理机构。
可以说，只有全面了解客户需求才能进行有效的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正如殷哲所说，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资产管理，核心都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有多种工具可以实现，没有一家机构可以服务所有的资金属性，这个行业并不是赢家通吃。找到自己独特的服务方式和市场空间，聚焦优势领域，做实做深才是关键。
品牌升级：目标投资专家
用正确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
“目标策略产品”是2021年歌斐的主打产品，也是歌斐过去8年公开市场权益投资策略的一个升级。据殷哲透露，歌斐调研了200组客户，得出的结论是，投资人需要的是相对低波动收益预期下的财富底仓配置。
殷哲从三个层次对“财富底仓”做了解读：首先，是资产配置的压舱石、稳定器，稳健低波动是核心诉求，底仓打好了，再去做进攻型的投资，才会游刃有余；其次，财富底仓对流动性并不敏感，是长期投资资金，流动性太好，收益率就不够了；最后，财富底仓并不仅是固收+的收益预期，而是期望能赶超GDP增长率的合理投资收益。
诺亚财富创始人、诺亚控股董事局主席兼CEO汪静波说：“我做了18年财富管理，我观察到对于财富管理结果满意的客户，大概是收益6-12%，同时尽量不要损失本金，波动率相对市场更小。”
以前客户的底仓配置主要是由非标类固收产品满足，资管新规后市场由非标转标，但是客户对底仓配置产品的客观需求仍然存在。
为满足这种刚需，歌斐多策略团队推出目标策略产品，这也是在FOF1.0版本、MOM2.0版本基础上升级打造的3.0版本，产品端引入IPD（集成产品开发）理念，战略规划端引入BLM（业务领先模型），在底层配置上的资产类别更加丰富、多元化，追求低波动的长期持续收益，也对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品牌可持续发展
以ESG理念重塑投资组合
客户需求不仅从宏观层面影响着资管机构品牌和产品演化，也在微观层面推动着资金流向的变化。
随着可持续投资理念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中的普及，运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数据来加深风险认知、选择投资标的、挖掘新价值机遇已经成为资管机构的标配。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特别是头部基金管理人对ESG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ESG投资正从小众课题走向显学。
7月9日，《2021年歌斐资产ESG投资尽责行动报告》发布。报告从国际、国内ESG责任投资发展态势开始，分析气候经济浪潮中的投资机遇，同时依据前期的调研和自身的投资版图，对歌斐资产过去一些年在ESG投资上的尽责行动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并介绍了一批优秀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的投资案例。报告发布后，中国资产管理人影响力投资联盟也宣告成立。
《基业长青》一书曾揭示企业维持卓越、百年长青的秘密：卓越的企业已经超越了仅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狭隘目标，而是考虑为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发展等创造各大价值，体现自身的社会责任。
殷哲在发布现场还强调，ESG投资绝对不是单纯的情怀和道德投资。ESG问题会深刻影响投资组合的表现，已经有数据追踪和投资实践证明坚持负责任的投资原则可以改善财务绩效、有利于更多的价值创造。
2010年，歌斐资产从PE母基金启航，9年前涉足地产投资市场，8年前第一个发起S基金，并进入权益投资，从1.0的FOF，2.0的MOM，到今天3.0的目标策略投资，已累计服务了2.2万高净值投资人。2019年的风险事件也成为歌斐加速转型和重塑的契机。可以说，歌斐已经成为一家横跨一二级市场，多资产多策略的“可持续的投资机构”。
从更长的时间看，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不仅是关乎业绩的排位赛，更是一场关乎品牌和人心的拉力赛。展望新十年，歌斐将“专业、专注、专心，成为目标投资专家，只为达成客户的投资目标”。#财富管理#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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