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典章制度——依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周礼】 春节的脚步近了，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隐藏着一定的礼仪。礼仪是什么？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文化是礼乐文明。那礼仪之邦的特征是什么？礼乐文明，有哪些优秀的成分？今天我们面对如此的文明，应该如何看待哪些东西可用、哪些东西不可用？如果要用，该怎么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锷在做客齐鲁大讲坛时，以《周礼与现代社会》为专题，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
“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
王锷教授从孔子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故事入手，引入了礼和周礼的问题。“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有个注，说‘履，是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换句话说，人在社会上生存，所要依赖的有关规则，这些都能叫‘礼’。”王锷分析，从本意来说，礼本来是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范围越来越大，由祭祀含义扩大到各种规范，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都应该算到礼的范畴。
王锷认为，礼是俗的规范化。“我们经常说礼俗，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当这个俗被大多数人所遵守、信从的时候就可能变成礼。礼的范围要比俗的范围大，当礼被某一个地方接受、大家都遵循，也可能会变成俗，礼俗之间是互动的。所以说礼是俗的规范化，把俗加以规范就变成了礼，且是现实生活的粉饰化。我用了粉饰这个词，粉饰是‘梳妆打扮’的意思。”
在另一个层面上看，礼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如果人离开了礼，那你做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礼还是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从周代以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一直到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等一些条文。这些条文是干什么的？放大来说就是礼。”王锷说。
王锷指出，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礼不仅包括风俗信仰、礼仪制度、法律法规，还包括家规乡约。“这几年大家热谈一个话题，叫家风家训，家训也是属于礼的范畴。”
从狭义来说，礼有两部分，包括礼物、礼仪。“拿礼物送人，要考虑这个礼物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对方，对方如何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礼仪。礼，简单来说包含礼物和礼仪两个部分，是人际交往的准则。”
如果再细分，礼有很多要素，就是行礼包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礼法、礼容、礼器、辞令、礼义等要素。在中国谈到礼，必然会包含乐，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明也是礼乐文明。
而周礼是指哪些内容呢？王锷分析，周礼有五礼，叫吉、凶、宾、军、嘉礼。吉礼是指有关祭祀之礼，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礼仪都是吉礼；凶礼是与忧伤有关的礼仪，比如人去世了，要下葬，有葬礼；宾礼是周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以及诸侯派遣使臣向周天子问安的礼节仪式；军礼是协同天下各国之礼；嘉礼，是使万民相亲相爱之礼，具体来说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饮食礼、冠礼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些周礼的影子？哪些和我们现代社会还密切相关？王锷教授接着分析了《三礼》与周礼的关系。周礼为什么如此受周人重视？周礼关乎国家民俗民风、国家盛衰。通过《坊记》的记载即可见一斑：“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这样的一些礼制，在哪些书中有体现？王锷说，要了解周代礼制，必然要读《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又叫《周官》，本来有6篇，可《冬官》丢掉了，现在能看到5篇。第五篇是《考工记》，里边记载了很多制作车子、制作弓箭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仪礼》在汉代的时候据说有50多篇，而今看到的《仪礼》只有17篇，而且有两篇是分上下的，其实只有15篇。这部书中讲什么内容？大概讲就是男子、女子到一定年龄如何加冠、如何结婚。还有射礼、朝礼、聘礼，包括人去世之后如何举行丧葬礼、祭礼等。
“《仪礼》这部书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到一定年龄要结婚、家里有人去世要举行丧葬礼、祭祀祖先这些礼仪完全能追溯到《仪礼》。”王锷说。
《礼记》有49篇。“《仪礼》是大量讲事情该怎么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没有讲。比如结婚，为什么新郎要迎接新娘子？《仪礼》没有讲，《礼记》中有《婚仪》阐释了为什么要迎接。因为男方家里迎接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王锷分析。
古人讲的礼制特别多，概括起来，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大概有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王锷以饮食礼、冠礼、丧葬礼和祭礼为代表，讲述了记载周代礼制的情形。
以饮食礼为例，饮食文化中有一个关键词叫“酒肉”。“我们经常说‘酒肉朋友’，酒和肉很重要。吃饭没有酒、没有肉，那就是随便吃。对酒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所以《礼记·坊记》中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和睦也。’就是用酒肉聚集宗族，教老百姓和睦相处。《礼记·丧服四制》中说‘老病不止酒肉’，就是年长一点的人不能禁止酒肉，当然不要喝多。这是古人对酒肉的理解。”王锷说。
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概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酒了。关于饮酒，古人制定了很多的礼节。主人招待客人，主人敬的酒叫“献”，客人得回敬叫作“酢”，然后主人再献酒叫作“酬”。根据不同的级别，最低是一献之礼，最多是九献之礼。
在先秦时期，招待客人吃饭大概有三种礼仪：飨礼、食礼、燕礼。《左传》记载：“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格最高，有酒有肉。食礼有牲牢、无酒，以吃饭为主。
“食礼和飨礼是有规定的，要坐端正，吃完就走；燕礼没有规定，燕礼是明君臣义，前两种礼是象征性的、有级别的招待，燕礼是招待的时候有酒有肉，而且后面不限制你喝多少、不限乐，音乐伴奏一直在。但也有规定，孔子说过，‘惟酒无量，不及乱’，而且最好是‘饮酒不至变貌’。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把饮酒礼引导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又高兴，又不至于喝醉耍酒疯。”王锷说。
通过分析饮食礼、冠礼、丧葬礼的内涵，王锷指出，周代的这些规定对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的相关记载，制定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关礼制。
礼是为了节制
《礼记·乐记》中讲到人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对外物的触动越来越多，对有些东西喜欢，对有些东西不喜欢。如果人对外物触动的欲望不加以节制，就是人完全被外物带着走，那人就会胡作非为。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力量大的就会欺负力量小的，人多的就会欺负人少的，聪明的就会欺负愚蠢的，胆子大的就会欺负胆子小的，生病没有人管，鳏寡孤独老人小孩没有人管，这是大乱之道。
“所以孔子说，正因为这样，先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礼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性情引导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他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有害于他人且有害于自己的事情。”王锷分析。
王锷认为周礼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诚实守信，三是尊敬他人，四是以礼治国。
就修身养性来说，儒家特别强调人性和人情的关系。《礼记·大学》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一个人修身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修养好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性情符合当代礼的范围，这样的话，一个人才能正常发展。”王锷说。
周礼中特别强调做事要守信。《礼器》中讲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就是要讲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规章制度是为部分人服务的，那肯定不行。
修身养性和诚信，是针对一个人在发展中自我修养要注意的，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一个人生存。父子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礼仪在。中国文化讲的五伦关系，把夫妇关系摆在最中间，说一个家庭夫妇关系搞不好，必然会影响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等。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夫妇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相亲相爱。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尊敬他人。那怎么尊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礼书中讲到很多要尊敬他人的做法，和他人交往，自己内心诚信、修身养性做得好，才有可能尊敬他人。只有你尊敬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礼记》中有一句话叫作‘自卑而尊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而把别人抬高一点。”王锷分析。
“以礼治国是儒家倡导的，也是孔子等人所倡导的。怎样以礼治国？各个时代不太一样，但是孔子对以礼治国在《礼记·礼运篇》也有详尽的论述。如果从广义来说，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和有关单位，应该说大量存在着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和违法乱纪的事情，现行的规章制度还是有纰漏之处的。所以从礼的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借古鉴今，制定适合现代的完善的礼制，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好，人民会更幸福，社会会更安定。”王锷说。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孔子这样说# 【拒绝平庸，让生命扎根】孔子认为，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所谓庸人，孔子的描述是：“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无所遵循，口无遮拦，没有目标，做事浮躁，缺乏自我认知，不能踏踏实实，这就是平庸者的画像。
人要摆脱平庸，至少要像士人那样“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然未必多么博学多识，未必“尽道术之本”“备百善之美”，但一定自知自明，所以“有率”“有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清楚自己要走向哪里。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
人生在世，就要有更高追求。孔子本人从不以“圣人”自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已经达到了圣贤境界，孔子弟子更认为孔子是当然的“圣人”。孔子自谦，常以“君子”自许，他心目中的君子一定“思虑通明”，而且“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笃行信道，自强不息”。
人要摆脱平庸，至少要像士人那样“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然未必多么博学多识，未必“尽道术之本”“备百善之美”，但一定自知自明，所以“有率”“有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清楚自己要走向哪里。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
人生在世，就要有更高追求。孔子本人从不以“圣人”自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已经达到了圣贤境界，孔子弟子更认为孔子是当然的“圣人”。孔子自谦，常以“君子”自许，他心目中的君子一定“思虑通明”，而且“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笃行信道，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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