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立法让河长制有名有实
法治日报 2021-02-01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战海峰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三峡库区是全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维系着全国35%淡水资源涵养和长江中下游3亿多人饮水安全。制定河长制地方性法规,为保护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保驾护航”。

  2017年,重庆制定了《重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全面建立起了河长制。但当时,河长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责任不够明确、制度不够健全、机制不够完善。2021年1月1日起,《重庆市河长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随着《条例》的出台,河流管理保护工作的困难局面将成为历史。

  《条例》共6章35条,主要对河长制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各单位工作职责作出了规范。从全国来看,重庆市属于较早对河长制进行立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设村级河长打通“最后一公里”

  立足大局谋一域,做好一域为大局。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贾天平看来,《条例》是保护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的法治保障。

  《条例》明确要求设立市、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三级总河长;按照河流流域分级分段设立市、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河长。

  “《条例》在法治轨道上基本建立了管河治河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贾天平表示,《条例》明确规定了河长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监督检查职责,整合了“多龙治水、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体制,构建了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督严格、保护有力的系统治理体制机制。

  记者注意到,为了进一步增强河长办公室统筹协调能力,《条例》规定河长办公室主任由本级副总河长担任,将河长制责任单位和河长制牵头单位负责人作为河长办公室成员,进一步形成管河护河治河合力,有利于解决河长制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设立村(社区)级河长,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打通河流管理保护的‘最后一公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副主任黎藜说,其中,第十六条对村(社区)级河长的职责作了规定。但是,村(社区)一级的河长在统筹协调方面力量有限,在实施过程中,要按照条例相关规定,科学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避免给基层增加过重负担。

  不改变原有行政管理体制

  “河长制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界定各方工作职责是条例的重点。”黎藜介绍,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八条明确了各级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办公室,河长制责任单位、牵头单位以及四级河长的工作职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河长制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工作机制,主要在河流管理保护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作用,并不改变原有行政管理体制,也不替代政府及有关部门原有的职责。”黎藜强调,生态环境、交通、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需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积极主动履行法定职责。

  “《条例》聚焦于河长制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紧紧围绕水治理的整体性要求,将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的治理要求统合在一起”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辉表示:“这从根本上推进了从单纯治水向系统性督政的转变。”

  督查考核是推动各级河长、河长制有关单位履职尽责的重要手段。

  重庆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河长办副主任任丽娟介绍,在压实责任上,《条例》已明确各级河长、河长制责任单位、牵头单位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下一步重点要强化干不好怎么办的问题,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河长履职情况,加大明查暗访的力度,监督检查各级河长、责任单位履职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实施提醒、约谈、通报和问责处理。

  杜辉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河长制进一步将治理脉络向下延伸,形成了从市到村的四级河长制,弥补了传统体制下顶层组织领导传导力不强、督政问责不足以及末端治理主体不明、责任不清、能力欠缺等缺陷。”

  一河一策提升河湖治理质感

  《条例》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完善了河长制中的10余项工作机制,并在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中予以体现。比如签发河长令、编制一河一策方案、组织开展巡河、推动信息公开、落实联防联控、加强部门联动等。

  实际工作中,每一条河流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有针对性地确定治理方案是做好河流管理保护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条例》第二十条对编制一河一策方案从主体、原则、内容、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确保一河一策方案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方案由河长办公室确定的河长制责任单位负责编制;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原则;必须提出河流管理保护的总体目标、阶段性任务、具体措施,应当涵盖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重点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经河长审查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黎藜介绍说。

  在杜辉看来,一河一策的思路充分体现了工作机制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以精细化的理念提升了河湖治理的质感。

  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作机制明确了河长、河长办、河长制责任单位和牵头单位的工作方式、工作职责,涵盖了河长制工作的各个方面,有利于提高重庆市河流管理保护水平。

  打造“智慧河长”系统平台

  “河流管理保护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水污染治理任务艰巨,水环境问题仍较为突出,河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依然存在。”贾天平对记者说。

  针对这一情况,《条例》不仅建立完善了市区共治、部门同治、社会合治的治河管河机制,还规定了经费保障、技术支撑等治理手段,对于有效解决管河治河问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条例》,重庆市将统一建设“智慧河长”平台,目前重庆市“智慧河长”正在招标建设。

  “随着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河湖长制改革创新,河流管理保护成效突出,实现了河长制有名、有实。”任丽娟表示,市水利局计划整合共享各级、各部门涉河涉污数据资源,通过运用卫星遥感、5G及高清VR等大数据智能化技术,为河流管理保护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力争2021年基本完成“智慧河长”系统平台,服务各级河长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履行上游责任,借助与地方立法权的灵活性将重庆市河长制的先进经验予以法治化,实现了行政治理向法律治理的转变。河长制的法制化、规范化运行将大大提升河湖治理的效能。”杜辉对《条例》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刘海滨)

【界首市老董寨路、太王路获评“省农村公路品质示范路”】近年来,界首市积极对接上级政策,争取S255省道(界首段)改扩建项目获批省政府一级收费公路,为全线51公里开工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项目争取方面,以建设美丽公路为抓手,先后争取 “四好农村路” 建设项目955公里,其中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550公里,农村道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320公里,养护工程85公里。向上争取奖补资金3.5亿元,其中包括省级“四好农村公路”示范县、省级“农村公路品质示范路”奖励资金550万元。

2019年界首市成功创建安徽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20年获批全国“交通强国”和“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实现了农村公路由“线”成“网”,由“通”向“好”的转变,为界首市打造皖西北“门户”城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创建实力界首、品质界首、幸福界首提供了坚强的交通保障。

【治一方水土 富一方百姓——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治理的绥德实践】“辛店沟示范园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水保科技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和休闲观光融合发展的新路子。”2020年8月29日,8位中科院院士来绥德县辛店沟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该示范园的建设成效和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绥德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遵循,推进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治理,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多赢。”绥德县副县长孙虎生说。近年来,绥德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围绕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重视河道治理和沿黄生态建设,全面推进县域内山水林田路、梁峁塬坡沟综合治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土不下山 泥不出沟 清水常流——形成层层设防、节节拦蓄的多功能防治体系
辛店沟属无定河中游左岸的一级支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典型流域,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为了研究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保持良方,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因地制宜,为流域南部、中部、北部配置了不同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先后开展了水土流失规律、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生物等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同时,应用集雨节灌、自然修复、保土耕作、坝系稳定等先进的水土保持技术,总结出了梁峁坡地修田造园、沟谷坡地植灌乔草、沟谷道内建淤地坝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三道防线”理论,巩固沟床,拦蓄径流,变荒沟为良田,形成从峁顶到沟底,层层设防、节节拦蓄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治工程体系。“绥德‘7·26’特大洪灾发生时,辛店试验场卡口站水位才0.2米。”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试验场副场长李尧说,经过几十年努力,辛店沟流域治理面积达到80%以上,林草覆盖率达到75%以上,土壤侵蚀量减少80%以上,已基本实现“土不下山、泥不出沟、清水常流”的生态治理效果。目前,试验场基本形成经济林、沟道坝系、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试验观测区四大功能区,场区内基础设施完善,可集水容积1万立方米,拥有淤地坝22座,坝地梯田占地600多亩,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淤地坝有很大的综合效益,除了拦泥保土、防洪减灾、促进水资源利用外,还能淤地造田。”李尧介绍说。在黄土高原地区沟沟壑壑的群众中,广泛流传着“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的说法,并称淤地坝为“粮囤子”“钱袋子”。绥德县王茂庄小流域,大力发展淤地坝,在人口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粮食总产还能稳定增加,大量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耕地面积下降,林地面积和草地面积上升,实现了人均林地2.4公顷,草地0.3公顷,粮食超千斤。“我种了近10亩坝地,主要以玉米为主,每亩能收1000斤。按照现在每斤1.2元计算,每亩地的毛收入就是1200元。”58岁的王茂庄村原村支书刘艳雄说,王茂庄村大约有400亩坝地,每年人均纯收入能达到4000多元。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绥德县共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933.8平方公里,全县河道治理保护140.5公里,堤防总长度53.29公里,建成淤地坝2915座,控制流域面积823.98平方公里,总库容34311万立方米,拦截泥沙18.6亿吨,可淤地面积5.66万亩,总灌溉面积3070公顷,各项水保措施的实施,对防止水土流失、增地增收、促进农业和农村生产条件、稳定脱贫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森林资源实现面积、蓄积、覆盖率“三增长”
绥德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腹地,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还林以来,该县坚持开展造林绿化“接力赛”,到2020年底,森林面积增长83.28万亩,覆盖率提高到29.93%,林地总面积17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2.09%,全县境内活立木总蓄积量达17.4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实现了面积、蓄积、覆盖率“三增长”。绥德县龙湾生态综合治理区历经20年治理,森林面积达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5%,逐步形成了风景资源优良、旅游景点遍布、交通条件便利的市级森林公园。每逢夏秋,走进位于城区的龙湾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鲜果飘香、生机勃勃,从塬面到梁峁,从沟壑到河岸,郁郁葱葱。如今,这里不仅是市民居住生活的天然“氧吧”,而且已成为休闲采摘的好去处。“过去这里大部分都是耕地和撂荒地,常年风沙大,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后,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绥德县林业局局长张春胜说。这仅是绥德县造林绿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重点实施了五大绿化工程,使城区周边山体坡面的绿化在原有0.1万亩的基础上增加到1.7万亩,实现城区山体坡面绿化全覆盖,顺利通过省级园林县城创建工作验收,达到了省级园林城市的标准。同时,完成村庄绿化300多个,大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以国道、省道、县乡公路为主线,打造绿色走廊,新增通道绿化面积6万多亩,实现青银高速、210国道两侧直观坡面绿化全覆盖;完成退耕还林33.29万亩,涉及退耕农户近4万户11万多人,累计兑现资金近5亿元;退耕还林工程每年都顺利通过国检、省检,面积核实率、面积保存率、钱粮兑现率、管护率、档案率均为100%;打造了四个生态示范园区,即陕北规模最大、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的龙湾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以满堂川镇圪针湾为中心的万亩核桃示范园,集休闲、娱乐、采摘等于一体的裴家峁创新林果园及崔家湾绿源生态示范园区,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山峁沟壑不仅要绿起来,还要发展绿色产业,带动群众富起来。核桃就是绥德县绿色产业发展的典型代表。从2012年开始,绥德县就通过多方考察调研,最终决定发展核桃产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该县通过“样板示范、典型引路”,先后打造了满堂川万亩核桃示范基地、崔家湾绿源核桃精品建设基地和绥德县绿源生态示范园,引领带动全县核桃栽植面积达到了10万亩,涉及全县16个乡镇160多个村。除核桃之外,红枣和苗圃也逐步成为绥德县生态与经济效益有机循环的代表产业。截至目前,全县红枣栽植面积达到14.64万亩,总产量达2.8万吨,并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红枣产业链。苗木种植面积也发展逾1万多亩,年出圃苗木近1亿株,产值在2亿元以上。
“三变”改革驱动现代园区建设——架起“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桥梁
“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是绥德县赵家坬村的真实写照。过去,赵家坬村农民大量外出,以务工为主,大部分土地被闲置撂荒。2017年,赵家坬村迎来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春风,踏上产业发展的康庄大道。该村先后召开30多次会议,成功将赵家坬村7000余亩荒山荒坡流转到绥德县二十四坬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费平均每年每亩55元,流转期限为20年。二十四坬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建好的果园集中连片无偿给赵家坬村976人人均1.3亩,按照“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村民又将自己的果园入股到村集体成立的专业合作社经营。“我以前常年在外打工,家中8亩地撂荒,地里没有一点收入。园区建设以来,我不仅可以在家门口打工,还没花一分钱就拥有5亩多果园,果园入股村合作社后,分红1500元,我还在园区打零工挣了5000多元。”赵家坬村村民赵如龙说。赵家坬山地苹果示范园是绥德县深化“三变”改革的一个典范。该园区占地面积达3万余亩,目前已建成1.75万亩高标准现代化山地苹果园,创建成为榆林市市级现代农业园区,为陕北贫困山区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如今,园区带来的效益初见端倪。“自从村里建起了园区,我家的日子总算稳定了。”赵家坬村村民杨玉清说,去年,她家土地流转、配股分红、光伏分红、园区务工收入共达2万元。园区现在能为当地和周边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一是土地流转收入,每年平均每亩55元;二是入股分红,截至目前,已兑现分红234.85万元;三是务工收入,园区每年可为村民提供劳动岗位600余个,去年支付工资380万元;四是光伏收入,截至目前为贫困户分红共计9.59万元。赵家坬山地苹果示范园不仅绿了山峁沟壑,还带动了周边发展。“绥德按照‘新时代高西沟’和‘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园’的定位要求,抓紧抓好赵家坬等一批生态示范点建设,以点上示范带动面上突破,推进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孙虎生说。近年来,绥德县以“三变”改革为抓手,以“产业覆盖、联结机制、精准帮扶”为突破口,建设种、养、加一体化,集休闲观光旅游、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区,巩固发展以省级园区为支撑,市、县园区为依托的三级园区集群发展格局。目前,绥德有省市县级农业产业园区87个。https://t.cn/A655tq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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