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呻吟语作者吕坤 卷二•乐集•修身
有德之言亲切。有道之言如游万货之肆，有德之言如发万货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无侯于言，虽然，未尝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学者说话要简重从容，循物傍事，这便是说话中涵养。
或问：“不怨不尤了，恐于事天处人上更要留心不？”曰“这天人两项，千头万绪，如何照管得来？有个简便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言、一事都点检得没我分毫不是，那祸福毁誉都不须理会。我无求祸之道，而祸来自有天耽借；我无致毁之道，而毁来自有人耽错，与我全不干涉。若福与誉是我应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幸得底，我且惺惧愧郝。况天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识不到底，也要体悉他，却有一件紧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动物。这个稍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顾得别个。孔子说个上不怨、下不尤，是不愿乎其外道理；孟子说个仰不愧、俯不怍，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常相须。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处之以疏；人欲本善夤缘，而吾又狎之以亲；小人满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身之修，得乎？故学者与天理处，始则敬之如师保，既而亲之如骨肉，久则浑化为一体。人欲虽欲乘间而入也，无从矣。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外勍敌五：声色、贷利、名位、患难、晏安，内勍敌五：恶怒、喜好、牵缠、褊急、积惯。世君子终日被这个昏惑凌驾，此小勇者之所纳款，而大勇者之所务克也。
玄奇之疾，医以平易；英发之疾，医以深沉；阔大之疾，医以充实。不远之复，不若来行之审也。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名心盛者必作伪。
做大官底是一样家数，做好人底是一样家数。
见义不为，又托之违众，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务实，又自逃名，不患于无术吾窃以自恨焉。
恭敬谦谨，此四字有
有德之言亲切。有道之言如游万货之肆，有德之言如发万货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无侯于言，虽然，未尝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学者说话要简重从容，循物傍事，这便是说话中涵养。
或问：“不怨不尤了，恐于事天处人上更要留心不？”曰“这天人两项，千头万绪，如何照管得来？有个简便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言、一事都点检得没我分毫不是，那祸福毁誉都不须理会。我无求祸之道，而祸来自有天耽借；我无致毁之道，而毁来自有人耽错，与我全不干涉。若福与誉是我应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幸得底，我且惺惧愧郝。况天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识不到底，也要体悉他，却有一件紧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动物。这个稍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顾得别个。孔子说个上不怨、下不尤，是不愿乎其外道理；孟子说个仰不愧、俯不怍，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常相须。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处之以疏；人欲本善夤缘，而吾又狎之以亲；小人满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身之修，得乎？故学者与天理处，始则敬之如师保，既而亲之如骨肉，久则浑化为一体。人欲虽欲乘间而入也，无从矣。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外勍敌五：声色、贷利、名位、患难、晏安，内勍敌五：恶怒、喜好、牵缠、褊急、积惯。世君子终日被这个昏惑凌驾，此小勇者之所纳款，而大勇者之所务克也。
玄奇之疾，医以平易；英发之疾，医以深沉；阔大之疾，医以充实。不远之复，不若来行之审也。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名心盛者必作伪。
做大官底是一样家数，做好人底是一样家数。
见义不为，又托之违众，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务实，又自逃名，不患于无术吾窃以自恨焉。
恭敬谦谨，此四字有
这篇文章来跟大家聊一下天干“根气”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五行干支是一个整体，天干与地支之间只是不同的展现方式，属于是一体阴阳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观察天干之间的生克合化关系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忽略了地支的，天干就好比是树干，而地支就是树根，天干是表面的意象关系，而地支才是实力和能量的表达。
天干之间的生克合化关系，同样要看其实力状态，这就好比大国之间的较量一样，我记得前阵子看过一个报道，我们的杨委员对美国人说：“你们已经没有资格对我们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多么解气和振奋的一段话，这就是有了强大的实力和能量，根气足才有底气这样说话，天干的能量同样如此。
通常而言天干要分四个能量等级，都是按照其在地支扎根的能量大小而定，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天干在地支无根，天干在地支有微弱之根，天干在地支生根发芽，天干在地支有强有力的根气。
天干的第一种实力状态就是无根，我们拿天干甲木为例，如果地支没有寅卯木这样的五行木之主根，同时又没有地支辰、亥、未之弱根，此时的天干甲木就属于无根状态。如果以甲木遇到了庚申干支为例，就好比两军交战厮杀，敌方势重而己方却是单枪匹马，所谓的百万军中取敌方上将首级都是传说，纵使有项羽之威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下马投降、要么败走垓下。其中若能够投敌而降服，即是天干无根论“从”的原理，而另一种选择是逃亡败走，终将是漂泊无依，四海为家成为飘荡之格局。这两种情况，无根而从固然是被称为美格，但终究是寄人篱下，自己是没有话语权的，而且一生之中都要防止别人策反和进谗言，从格很容易被岁月干支所破。同时也并不是哪一个天干都甘心从服的，强如项羽、吕布之辈，一个是不能从，另一个即使从了也无人敢收。
天干的第二种实力状态，是天干在地支有微弱的根气，我们还以天干甲木为例，在地支有辰、未之时，甲木见地支辰为衰地，见地支未库则为墓地。此时的甲木在结构中遇到庚申大军，就好比甲木有千百个老弱病残之兵，而敌方则有万人之众，甲木在这个时候就是打又打不赢，而退却又很不甘心。己方微弱之根就是以少敌多，明知道退兵才是正确的，但心中又总想着以弱胜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大众心理。这种实力状态的天干，同样是面临着两个选择，一部分人会因为结构的其他条件，而选择以少敌多殊死一搏，就好比肥水之战中的北府兵，在谢家叔侄三人指挥下，以区区八万之兵大胜前秦八十万之众，使得东晋获得了一定时期的稳固。而微弱之根气，最终还是不堪其重无法战胜种种困难，难免功败垂成。
天干的第三种状态，是在地支有生气之根，比如天干甲木在地支见亥、丑之时，天干甲木见地支亥为长生之地，而见地支丑库则为冠带之地，都属于是一种生根发芽之象，或者说是将要欣欣向荣之时。此时的天干甲木就更加有底气，虽然还是不如敌方的气势强大，但是生力军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是不怕打架的。此时的甲木好比是五千精壮生力军，虽然面对万人之众未必有取胜的把握，但是既然有一定的胜算就要拼一下。重点在于己方的策略，能否找到破敌的妙法，既然是生气之根，就可以用食伤的计谋了，食伤若有根而不损就有胜利的希望，以弱胜强而成大功名。而微根与无根，就算有良机妙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得太多反而是不切实际。
天干的第四种状态，就是地支有强旺的根气，这是天干的实力最强的时候，比如天干甲木在地支见了寅卯，天干甲木见寅为临官之禄，而见地支卯则为帝旺之刃。此时的天干甲木在面对庚申之时，地支寅之“禄”根就足以抗衡，而若有地支卯则实力就已经胜过了敌方。此时的双方至少是胜负相当的，有了不败的把握时更应该注意，因为要比拼双方的计谋、粮草等等软实力，此时要是落败反而会败得更惨。在根气与硬实力相当时，若此时己方再见有根之食伤，那么己方获胜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若对方见有根相当之财星，那么双方就回到了平衡状态。
双方持平就都会按兵不动，此时的功名利禄就是平常了，除非己方大运遇到了印星的支持，有了印星的支持就相当于有了良策，得此良策则能制敌。以上的四种论天干根基方法，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常态和道理，属于是“不易”的规律，并非是放到“八字”中取的“变易”之变化，因为还涉及到各个干支的位置，年月日时的位置不同，干支的能量自然就不同。与此同时还有地支的刑冲合害的变化，就会使得天干的能量状态变得极为复杂，但是大道至简是没有错的，知道力量的根本来源，了解天干的四种基本实力状态，才能了解其中的复杂变化，其他的各种力量变化也都只是力量根源的延展而已。关于天干在地支的根气，以及其四种实力状态对比，文章就写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天干之间的生克合化关系，同样要看其实力状态，这就好比大国之间的较量一样，我记得前阵子看过一个报道，我们的杨委员对美国人说：“你们已经没有资格对我们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多么解气和振奋的一段话，这就是有了强大的实力和能量，根气足才有底气这样说话，天干的能量同样如此。
通常而言天干要分四个能量等级，都是按照其在地支扎根的能量大小而定，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天干在地支无根，天干在地支有微弱之根，天干在地支生根发芽，天干在地支有强有力的根气。
天干的第一种实力状态就是无根，我们拿天干甲木为例，如果地支没有寅卯木这样的五行木之主根，同时又没有地支辰、亥、未之弱根，此时的天干甲木就属于无根状态。如果以甲木遇到了庚申干支为例，就好比两军交战厮杀，敌方势重而己方却是单枪匹马，所谓的百万军中取敌方上将首级都是传说，纵使有项羽之威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下马投降、要么败走垓下。其中若能够投敌而降服，即是天干无根论“从”的原理，而另一种选择是逃亡败走，终将是漂泊无依，四海为家成为飘荡之格局。这两种情况，无根而从固然是被称为美格，但终究是寄人篱下，自己是没有话语权的，而且一生之中都要防止别人策反和进谗言，从格很容易被岁月干支所破。同时也并不是哪一个天干都甘心从服的，强如项羽、吕布之辈，一个是不能从，另一个即使从了也无人敢收。
天干的第二种实力状态，是天干在地支有微弱的根气，我们还以天干甲木为例，在地支有辰、未之时，甲木见地支辰为衰地，见地支未库则为墓地。此时的甲木在结构中遇到庚申大军，就好比甲木有千百个老弱病残之兵，而敌方则有万人之众，甲木在这个时候就是打又打不赢，而退却又很不甘心。己方微弱之根就是以少敌多，明知道退兵才是正确的，但心中又总想着以弱胜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大众心理。这种实力状态的天干，同样是面临着两个选择，一部分人会因为结构的其他条件，而选择以少敌多殊死一搏，就好比肥水之战中的北府兵，在谢家叔侄三人指挥下，以区区八万之兵大胜前秦八十万之众，使得东晋获得了一定时期的稳固。而微弱之根气，最终还是不堪其重无法战胜种种困难，难免功败垂成。
天干的第三种状态，是在地支有生气之根，比如天干甲木在地支见亥、丑之时，天干甲木见地支亥为长生之地，而见地支丑库则为冠带之地，都属于是一种生根发芽之象，或者说是将要欣欣向荣之时。此时的天干甲木就更加有底气，虽然还是不如敌方的气势强大，但是生力军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是不怕打架的。此时的甲木好比是五千精壮生力军，虽然面对万人之众未必有取胜的把握，但是既然有一定的胜算就要拼一下。重点在于己方的策略，能否找到破敌的妙法，既然是生气之根，就可以用食伤的计谋了，食伤若有根而不损就有胜利的希望，以弱胜强而成大功名。而微根与无根，就算有良机妙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得太多反而是不切实际。
天干的第四种状态，就是地支有强旺的根气，这是天干的实力最强的时候，比如天干甲木在地支见了寅卯，天干甲木见寅为临官之禄，而见地支卯则为帝旺之刃。此时的天干甲木在面对庚申之时，地支寅之“禄”根就足以抗衡，而若有地支卯则实力就已经胜过了敌方。此时的双方至少是胜负相当的，有了不败的把握时更应该注意，因为要比拼双方的计谋、粮草等等软实力，此时要是落败反而会败得更惨。在根气与硬实力相当时，若此时己方再见有根之食伤，那么己方获胜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若对方见有根相当之财星，那么双方就回到了平衡状态。
双方持平就都会按兵不动，此时的功名利禄就是平常了，除非己方大运遇到了印星的支持，有了印星的支持就相当于有了良策，得此良策则能制敌。以上的四种论天干根基方法，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常态和道理，属于是“不易”的规律，并非是放到“八字”中取的“变易”之变化，因为还涉及到各个干支的位置，年月日时的位置不同，干支的能量自然就不同。与此同时还有地支的刑冲合害的变化，就会使得天干的能量状态变得极为复杂，但是大道至简是没有错的，知道力量的根本来源，了解天干的四种基本实力状态，才能了解其中的复杂变化，其他的各种力量变化也都只是力量根源的延展而已。关于天干在地支的根气，以及其四种实力状态对比，文章就写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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