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人在意，但802年的今天，查理曼在亚琛接见了一个来自阿拔斯的小型使团，这个使团由查理曼的特使兼翻译、犹太商人伊萨克（Isaak aue Aachen)陪同，从巴格达前往亚琛，而这次会面给查理曼送上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一头大象。
这头大象的名字叫阿布尔•阿拔斯（Abul Abbas或Abaz），由当时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ārūn ar-Rashīd）特意挑选送给查理曼的，并可能以阿拔斯王朝的创始人阿布尔•阿拔斯命名，这也是阿尔卑斯以北第一头被记载名字和记录在文件中的大象，而查理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礼物，他认为这是他“权力活生生的象征”。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记载这头大象在渡过莱茵河后，于810年的夏天“突然死亡”，而后世则对此众说纷纭：许多人声称这是一头白象；以及在804年查理曼对弗里斯兰的战争中承载武器投入战斗，结果在穿越莱茵河时溺死；也有说法认为其是在渡河时感染肺炎身亡——不过，同时代为数不多的记载中都没有出现这些说法，《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也只是简短地提及了大象的运输、查理曼接受礼物和它的死亡。
同样，大部分作者认为阿布尔是一头印度象，但这一点也没有定论。
阿拔斯-加洛林之间的外交联盟早在矮子丕平之间便已发生：765年，法兰克的大使前往巴格达，而曼苏尔的使者则在768年前往法兰克。而查理曼与哈伦•拉希德多次互派过大使，并试图在双方之间建立开放的贸易路线，除了这头大象以外，哈伦•拉希德还送给查理曼一个以黄铜制成的水钟：通过球形装饰敲击下方的钹，以达到每个小时的发声报时，并配以十二个骑士的雕像，每个小时结束时都会自动产生一些动作。
1.贝尔兰加的圣博德利奥小教堂中的壁画，描绘大象阿布尔•阿拔斯背着城堡；
2.九世纪上半叶在圣德尼修道院制作的卡西奥多卢斯《诗篇评注》复制本中，以大象作为字母“B”的画押，绘制者对细节的绘制表明他可能见过这头大象；
3.查理曼的水钟。
这头大象的名字叫阿布尔•阿拔斯（Abul Abbas或Abaz），由当时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ārūn ar-Rashīd）特意挑选送给查理曼的，并可能以阿拔斯王朝的创始人阿布尔•阿拔斯命名，这也是阿尔卑斯以北第一头被记载名字和记录在文件中的大象，而查理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礼物，他认为这是他“权力活生生的象征”。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记载这头大象在渡过莱茵河后，于810年的夏天“突然死亡”，而后世则对此众说纷纭：许多人声称这是一头白象；以及在804年查理曼对弗里斯兰的战争中承载武器投入战斗，结果在穿越莱茵河时溺死；也有说法认为其是在渡河时感染肺炎身亡——不过，同时代为数不多的记载中都没有出现这些说法，《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也只是简短地提及了大象的运输、查理曼接受礼物和它的死亡。
同样，大部分作者认为阿布尔是一头印度象，但这一点也没有定论。
阿拔斯-加洛林之间的外交联盟早在矮子丕平之间便已发生：765年，法兰克的大使前往巴格达，而曼苏尔的使者则在768年前往法兰克。而查理曼与哈伦•拉希德多次互派过大使，并试图在双方之间建立开放的贸易路线，除了这头大象以外，哈伦•拉希德还送给查理曼一个以黄铜制成的水钟：通过球形装饰敲击下方的钹，以达到每个小时的发声报时，并配以十二个骑士的雕像，每个小时结束时都会自动产生一些动作。
1.贝尔兰加的圣博德利奥小教堂中的壁画，描绘大象阿布尔•阿拔斯背着城堡；
2.九世纪上半叶在圣德尼修道院制作的卡西奥多卢斯《诗篇评注》复制本中，以大象作为字母“B”的画押，绘制者对细节的绘制表明他可能见过这头大象；
3.查理曼的水钟。
“微生物”感染是怎样诱发“白塞病”发作的？
关于白塞病（Adamantiades-Behçet’s disease ，ABD）的第一次描述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但至今关于这种疾病的真正发病机制，我们还是不能确定。
1930年，希腊眼科专家Benedictos Adamantiades 在雅典医学会报告了一名20岁男患者的病例。这名男子患有复发积脓性虹膜炎，同时伴有静脉炎、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和膝关节炎，最终失明。从那时开始，医生和研究者就开始了白塞病发病机制的探索之路。
白塞病的家族聚集性，使很多医生和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遗传背景。随着细胞免疫学研究的飞速进展，白塞病的病因逐渐浮出水面。春梅医生这篇文章就分享一下白塞病发病机制的分子模型。
强烈的遗传易感性背景是白塞病发病的重要因素。虽然HLA-B51基因与ABD之间的联系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HLA特异性可能是在ABD患者中发现的不同免疫基因的标记。
编码HLA抗原的基因组与控制免疫应答的基因组位于同一区域，还有一种假说认为，HLA抗原本身可能是外源性或内源性自身免疫反应的靶点。
考虑到这些发现，Emmi教授和同事提出了一个解释ABD发病机制的模型。外源性微生物侵入机体后，被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内化到细胞内，主要的APC为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这些内化的微生物在酸性囊泡腔内进行处理。
被处理加工后的微生物蛋白质的一部分，即免疫显性肽，将与II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结合，形成免疫原性复合体。随后，微生物肽会在APC表面表达，并在那里被CD4+ T细胞识别。 激活的CD4+辅助T细胞1（Th1）可产生白介素（IL-2）、干扰素（INF-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β），并诱导B细胞增殖。
INF-γ还可以激活巨噬细胞，活化的巨噬细胞释放TNF-α、IL-1和IL-8等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白细胞介素-8也可诱导趋化因子，并激活中性粒细胞。 这两个因素对于增加血管通透性、以及中性粒细胞和活化的T细胞通过血管内皮细胞进入炎症区都是必要的。
虽然ABD可导致失明，但关于ABD的眼部免疫组织病理学的报道很少。相反，许多ABD其他受累组织病理学已有很多研究。
主要是一种涉及小血管，特别是小静脉的炎症性疾病。早期病变类似于迟发型超敏反应，而晚期病变类似于免疫复合体型反应。 受累器官的免疫病理显示T细胞是主要的炎性细胞类型，也提示细胞介导免疫在ABD中起着中心作用。
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急性期反应物，在ABD急性期也可能升高。对血清中可溶性CD25分子，以及急性期反应物的纵向监测有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些标志物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临床明显复发，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先发制人的治疗手段。
白塞病的遗传易感性使得疾病的表现在后代中不断延续。在某些情况下，微生物，如细菌、病毒感染，就会触发“开关”引爆疾病发作。在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中，诱发发的T细胞增殖和炎症就可以导致ABD的发生了！
参考文献：
1. 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Second Edition (2013). C Stephen Foster. Albert T Vitale
2. Clinical Immunology. 4th Edition. (2013) Robert R. Rich, Thomas A. Fleisher et al.
3.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ition (2015). Abul K. Abbas
图片来自《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图示：微生物被内吞到囊泡中，抗原在囊泡中被加工
微生物多肽在APC表明表达并与II类MHC分子结合
关于白塞病（Adamantiades-Behçet’s disease ，ABD）的第一次描述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但至今关于这种疾病的真正发病机制，我们还是不能确定。
1930年，希腊眼科专家Benedictos Adamantiades 在雅典医学会报告了一名20岁男患者的病例。这名男子患有复发积脓性虹膜炎，同时伴有静脉炎、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和膝关节炎，最终失明。从那时开始，医生和研究者就开始了白塞病发病机制的探索之路。
白塞病的家族聚集性，使很多医生和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遗传背景。随着细胞免疫学研究的飞速进展，白塞病的病因逐渐浮出水面。春梅医生这篇文章就分享一下白塞病发病机制的分子模型。
强烈的遗传易感性背景是白塞病发病的重要因素。虽然HLA-B51基因与ABD之间的联系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HLA特异性可能是在ABD患者中发现的不同免疫基因的标记。
编码HLA抗原的基因组与控制免疫应答的基因组位于同一区域，还有一种假说认为，HLA抗原本身可能是外源性或内源性自身免疫反应的靶点。
考虑到这些发现，Emmi教授和同事提出了一个解释ABD发病机制的模型。外源性微生物侵入机体后，被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内化到细胞内，主要的APC为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这些内化的微生物在酸性囊泡腔内进行处理。
被处理加工后的微生物蛋白质的一部分，即免疫显性肽，将与II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结合，形成免疫原性复合体。随后，微生物肽会在APC表面表达，并在那里被CD4+ T细胞识别。 激活的CD4+辅助T细胞1（Th1）可产生白介素（IL-2）、干扰素（INF-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β），并诱导B细胞增殖。
INF-γ还可以激活巨噬细胞，活化的巨噬细胞释放TNF-α、IL-1和IL-8等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白细胞介素-8也可诱导趋化因子，并激活中性粒细胞。 这两个因素对于增加血管通透性、以及中性粒细胞和活化的T细胞通过血管内皮细胞进入炎症区都是必要的。
虽然ABD可导致失明，但关于ABD的眼部免疫组织病理学的报道很少。相反，许多ABD其他受累组织病理学已有很多研究。
主要是一种涉及小血管，特别是小静脉的炎症性疾病。早期病变类似于迟发型超敏反应，而晚期病变类似于免疫复合体型反应。 受累器官的免疫病理显示T细胞是主要的炎性细胞类型，也提示细胞介导免疫在ABD中起着中心作用。
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急性期反应物，在ABD急性期也可能升高。对血清中可溶性CD25分子，以及急性期反应物的纵向监测有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些标志物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临床明显复发，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先发制人的治疗手段。
白塞病的遗传易感性使得疾病的表现在后代中不断延续。在某些情况下，微生物，如细菌、病毒感染，就会触发“开关”引爆疾病发作。在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中，诱发发的T细胞增殖和炎症就可以导致ABD的发生了！
参考文献：
1. 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Second Edition (2013). C Stephen Foster. Albert T Vitale
2. Clinical Immunology. 4th Edition. (2013) Robert R. Rich, Thomas A. Fleisher et al.
3.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ition (2015). Abul K. Abbas
图片来自《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图示：微生物被内吞到囊泡中，抗原在囊泡中被加工
微生物多肽在APC表明表达并与II类MHC分子结合
“点状内层脉络膜炎”病因探索
点状内层脉络膜炎（Punctate inner choroiditis，PIC）是一种炎症性多灶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病因不明。
常发生于中度近视的女性，出现视力模糊，闪光感或暗点。眼底检查会发现比较小的、分散的、黄白色病变，位于脉络膜和视网膜色素上皮（RPE）。
这些年，眼科医生和研究者一直都在探索PIC的发病原因，但都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由于大部分病例在发病前都存在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病毒感染被认为是诱发PIC的重要因素。
有报道显示，与PIC类似的急性后极部多灶性鳞状色素上皮病变（APMPPE）病例，出现在腺病毒感染之后。 Watzke医生和他的同事为了找到PIC患者的感染病因，进行了广泛的微生物学研究，包括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的血清学实验室检查，还有组织胞浆菌病、芽生菌病、球孢子菌病、弓形体病、疱疹病毒和巨细胞病毒等，但都没有确定病因。
另外，PIC是否属于白点综合征（white dot syndromes，WDS）范畴一直存在争议，由于PIC发病部位和形态与WDS高度相似，使得很多医生认为这是由同一病因导致的一大类表现异质性的疾病。
在一项针对大量含有PIC在内的WDS患者的全基因组连锁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存在导致免疫失调的常见易感基因。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MHC）和非MHC基因位点的组合更容易发生这些情况。MHC的HLA-A29基因已被确定在鸟枪弹样视网膜脉络膜病变（BSRC）中发挥作用。
Atan医生和同事评估了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61名多灶性脉络膜炎和葡萄膜炎（MCP）或PIC患者，另有92名正常人作为对照组。研究了12个相关基因多态性，范围跨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0（IL-10）基因组区域。
结果显示尽管MCP和PIC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同，但两组患者与IL-10单倍型的相关性相似，与TNF单倍型的相关性均为阴性，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MCP和PIC是同一疾病的两种表现形式的假设。
Watzke医生还推测PIC可能属于一种特殊而有限的近视眼底病变。因为PIC患者多有中度近视史，且PIC病变也大多呈线性分布形态，提示其发病机制可能与近视眼退行性变中的漆裂纹相似。
像所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环境因素可能是触发PIC的因素，包括感染、免疫紊乱和压力，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使个体更容易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组织破坏程度和免疫攻击的定量水平可能决定临床病程中观察到的表现差异。
参考文献：
1. 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Second Edition (2013). C Stephen Foster. Albert T Vitale
2.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ition (2015). Abul K. Abbas
图示：年轻近视女性PIC（黄斑脉络膜新生血管已形成）
图片来自：《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点状内层脉络膜炎（Punctate inner choroiditis，PIC）是一种炎症性多灶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病因不明。
常发生于中度近视的女性，出现视力模糊，闪光感或暗点。眼底检查会发现比较小的、分散的、黄白色病变，位于脉络膜和视网膜色素上皮（RPE）。
这些年，眼科医生和研究者一直都在探索PIC的发病原因，但都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由于大部分病例在发病前都存在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病毒感染被认为是诱发PIC的重要因素。
有报道显示，与PIC类似的急性后极部多灶性鳞状色素上皮病变（APMPPE）病例，出现在腺病毒感染之后。 Watzke医生和他的同事为了找到PIC患者的感染病因，进行了广泛的微生物学研究，包括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的血清学实验室检查，还有组织胞浆菌病、芽生菌病、球孢子菌病、弓形体病、疱疹病毒和巨细胞病毒等，但都没有确定病因。
另外，PIC是否属于白点综合征（white dot syndromes，WDS）范畴一直存在争议，由于PIC发病部位和形态与WDS高度相似，使得很多医生认为这是由同一病因导致的一大类表现异质性的疾病。
在一项针对大量含有PIC在内的WDS患者的全基因组连锁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存在导致免疫失调的常见易感基因。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MHC）和非MHC基因位点的组合更容易发生这些情况。MHC的HLA-A29基因已被确定在鸟枪弹样视网膜脉络膜病变（BSRC）中发挥作用。
Atan医生和同事评估了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61名多灶性脉络膜炎和葡萄膜炎（MCP）或PIC患者，另有92名正常人作为对照组。研究了12个相关基因多态性，范围跨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0（IL-10）基因组区域。
结果显示尽管MCP和PIC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同，但两组患者与IL-10单倍型的相关性相似，与TNF单倍型的相关性均为阴性，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MCP和PIC是同一疾病的两种表现形式的假设。
Watzke医生还推测PIC可能属于一种特殊而有限的近视眼底病变。因为PIC患者多有中度近视史，且PIC病变也大多呈线性分布形态，提示其发病机制可能与近视眼退行性变中的漆裂纹相似。
像所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环境因素可能是触发PIC的因素，包括感染、免疫紊乱和压力，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作用，使个体更容易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组织破坏程度和免疫攻击的定量水平可能决定临床病程中观察到的表现差异。
参考文献：
1. 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Second Edition (2013). C Stephen Foster. Albert T Vitale
2.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ition (2015). Abul K. Abbas
图示：年轻近视女性PIC（黄斑脉络膜新生血管已形成）
图片来自：《Diagnosis & Treatment of Uve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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