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龙江船厂的组织管理
赵志刚
《龙江船厂志》对明代造船业的具体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加之《南船纪》《船政》《船政新书》等书，可以对明朝造船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由此折射出明代的船政管理情况。
明初，除南京有多个船厂外，在江苏的太仓、靖江、清江浦、仪征，山东的临清、卫河、登州；广东的广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浙江的明州、舟山、台州，长江沿线的九江、安庆、芜湖、镇江等江、河、湖、海边也设有大小不同的船厂，但无疑，龙江船厂是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编制最严密的。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为南直隶，仍然保留六部九卿四十九卫。舟楫之事，仍归工部都水司管辖，依旧以龙江船厂为全国造船业的“龙头企业”。
据《龙江船厂志》记载：“明兴法古，并建六部，政无旁出。河梁、舟楫之事，凡在两直隶者，皆隶都水司。郎中总其事，主事分往监督，故卫河、清江、龙江皆有分司、有提举司，纲举目张，超越前代矣！然卫河、清江专理漕务，皆永乐以后增置。唯龙江肇自洪武初年，专为战舰而设也。”即龙江船厂洪武初年即设提举司管理厂务。
那么卫河船厂与清江船厂具体是哪一年增置呢？据杨宏《漕运通志》卷三载，永乐八年（1410）在临清州治南三里，卫河南岸设提举司，“属河南布政司，后改隶山东，专一修造山东、北直隶、遮洋卫所浅船”。据席书《漕船志》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命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清江漕船厂。先年差官川、湖等处，催造不为常例。是年，始差部官专理厂事。是后或差主事、郎中，无定例焉”。又有同治《山阳县志》载，正统元年（1436），“专设清江提举司，又令总漕择卫指挥贤能者二员分理船政，以千百户镇抚等员为各厂总管，至万历末，益重其事”。各船厂均形成了提举司负责具体事务，工部分司宏观监督的基本管理制度。
负有宏观监督责任的是工部直属的都水司分司。都水分司由正五品郎中总管，“郎中非为船厂设也，然船务无巨细必关白之，例不可略也”。工部委派员外郎或主事督造船舶。据《龙江船厂志》记载，司马尧曾经任过都水司员外（从五品），王钚曾经任过都水司主事（正六品），沈颏曾经任过营缮司主事（正六品），都曾分管或主管过龙江船厂，一般任职三年。卫河船厂建厂初期，朝廷亦派都水分司的郎中前往船厂，据《漕船志》卷八记载，“于都水部……出郎官一员监领厂事”，永乐十三年（1415）常驻卫河厂区督查造船事宜。查《明史·职官一》记载有公布设立的官职职称与人员搭配：“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后增设都水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另外，都水分司郎中的下属有从五品员外郎一人，正六品都水司主事五人。
都水司的具体职责为：“都水典川泽、陂池、桥道、舟车、织造、劵契、量衡之事。水利曰转漕，曰灌田。……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凡诸水要会，遣京朝官专理，以督有司。……凡舟车之制，曰黄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转漕于海；曰浅船，以转漕于河；曰马船、曰风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备倭船、曰战船，以御寇贼，……。制式详《礼志》。”可见都水清吏司具有监察督造各种官船的权力与职责。
《龙江船厂志·官司志》载，提举司下又有分支机构，首先是匠科与料科，各有一名司吏负责；其次是“帮工指挥千户、百户各一员，五年一次，兵部考选廉勤者充之。受中军都督府、操江都察院之约束，督率驾船官军在厂协济小工”；另有杂役，如厢长40名、作头45名、内官监匠38名、御马监匠4名、丁字库匠3名、宝船厂匠2名、酒醋面局匠3名、后湖水夫37名、看料匠丁20名、更夫15名、桥夫4名、脚头1名，另有船户、佃户无定数。各工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管理严密。驻厂兵士主要是协助船厂进行辅助性工作，“在厂协助小工，如抬板、舂灰、拽钻之类”。船舶修造，进出船需配备专职驾船水手，因此当时仅后湖船即配备水夫37人，可见船只进出之繁忙。厂区夜间需派人巡夜打更，则由定淮门、仪凤门、车船坝、晏公庙四铺居民担任。
龙江船厂分前厂、后厂，分别设有板桥、石闸、浮桥，因此由四名桥夫专职石闸、板桥启闭和浮桥的日常管理。另外，还有工部属下各所局管辖的专业工种技术人员，“蓬作、旗作、油画作、鼓作、铜作、铸作、蜊縠作、寄椅作、贴金作、缨作、旋作、箍桶作”。厢长、作头等虽是定数，亦是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的。例如作头相当于领班、工长，初始15名，后因造船紧张，工匠需要3班倒所以增加至45名。从各种技术人员配备齐全、各负其责看，已知船厂建制完整，管理体系脉络清晰。
龙江船厂还负责修造皇室专用的“黄船”，因御用船有特殊的要求，又从内宫调监匠、御马监匠、油舱马槽管理、料桶匠、仓库管理、酒醋面、作饭槽、酒榨等专业人员。
综上，龙江船厂是建立最早，规模巨大，组织机构健全，分工特别精细，标准严格，工艺技术精湛、讲究，建制完整，人员设置配备规范齐全，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匠千人以上的“大型国有正规骨干造船企业”。从龙江船厂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来看，不难想象同一历史时期南京的宝船厂、快船厂及全国各地的国有船厂，应该有类似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管理制度、造船工艺要求等。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赵志刚
《龙江船厂志》对明代造船业的具体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加之《南船纪》《船政》《船政新书》等书，可以对明朝造船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由此折射出明代的船政管理情况。
明初，除南京有多个船厂外，在江苏的太仓、靖江、清江浦、仪征，山东的临清、卫河、登州；广东的广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浙江的明州、舟山、台州，长江沿线的九江、安庆、芜湖、镇江等江、河、湖、海边也设有大小不同的船厂，但无疑，龙江船厂是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编制最严密的。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为南直隶，仍然保留六部九卿四十九卫。舟楫之事，仍归工部都水司管辖，依旧以龙江船厂为全国造船业的“龙头企业”。
据《龙江船厂志》记载：“明兴法古，并建六部，政无旁出。河梁、舟楫之事，凡在两直隶者，皆隶都水司。郎中总其事，主事分往监督，故卫河、清江、龙江皆有分司、有提举司，纲举目张，超越前代矣！然卫河、清江专理漕务，皆永乐以后增置。唯龙江肇自洪武初年，专为战舰而设也。”即龙江船厂洪武初年即设提举司管理厂务。
那么卫河船厂与清江船厂具体是哪一年增置呢？据杨宏《漕运通志》卷三载，永乐八年（1410）在临清州治南三里，卫河南岸设提举司，“属河南布政司，后改隶山东，专一修造山东、北直隶、遮洋卫所浅船”。据席书《漕船志》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命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清江漕船厂。先年差官川、湖等处，催造不为常例。是年，始差部官专理厂事。是后或差主事、郎中，无定例焉”。又有同治《山阳县志》载，正统元年（1436），“专设清江提举司，又令总漕择卫指挥贤能者二员分理船政，以千百户镇抚等员为各厂总管，至万历末，益重其事”。各船厂均形成了提举司负责具体事务，工部分司宏观监督的基本管理制度。
负有宏观监督责任的是工部直属的都水司分司。都水分司由正五品郎中总管，“郎中非为船厂设也，然船务无巨细必关白之，例不可略也”。工部委派员外郎或主事督造船舶。据《龙江船厂志》记载，司马尧曾经任过都水司员外（从五品），王钚曾经任过都水司主事（正六品），沈颏曾经任过营缮司主事（正六品），都曾分管或主管过龙江船厂，一般任职三年。卫河船厂建厂初期，朝廷亦派都水分司的郎中前往船厂，据《漕船志》卷八记载，“于都水部……出郎官一员监领厂事”，永乐十三年（1415）常驻卫河厂区督查造船事宜。查《明史·职官一》记载有公布设立的官职职称与人员搭配：“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后增设都水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另外，都水分司郎中的下属有从五品员外郎一人，正六品都水司主事五人。
都水司的具体职责为：“都水典川泽、陂池、桥道、舟车、织造、劵契、量衡之事。水利曰转漕，曰灌田。……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凡诸水要会，遣京朝官专理，以督有司。……凡舟车之制，曰黄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转漕于海；曰浅船，以转漕于河；曰马船、曰风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备倭船、曰战船，以御寇贼，……。制式详《礼志》。”可见都水清吏司具有监察督造各种官船的权力与职责。
《龙江船厂志·官司志》载，提举司下又有分支机构，首先是匠科与料科，各有一名司吏负责；其次是“帮工指挥千户、百户各一员，五年一次，兵部考选廉勤者充之。受中军都督府、操江都察院之约束，督率驾船官军在厂协济小工”；另有杂役，如厢长40名、作头45名、内官监匠38名、御马监匠4名、丁字库匠3名、宝船厂匠2名、酒醋面局匠3名、后湖水夫37名、看料匠丁20名、更夫15名、桥夫4名、脚头1名，另有船户、佃户无定数。各工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管理严密。驻厂兵士主要是协助船厂进行辅助性工作，“在厂协助小工，如抬板、舂灰、拽钻之类”。船舶修造，进出船需配备专职驾船水手，因此当时仅后湖船即配备水夫37人，可见船只进出之繁忙。厂区夜间需派人巡夜打更，则由定淮门、仪凤门、车船坝、晏公庙四铺居民担任。
龙江船厂分前厂、后厂，分别设有板桥、石闸、浮桥，因此由四名桥夫专职石闸、板桥启闭和浮桥的日常管理。另外，还有工部属下各所局管辖的专业工种技术人员，“蓬作、旗作、油画作、鼓作、铜作、铸作、蜊縠作、寄椅作、贴金作、缨作、旋作、箍桶作”。厢长、作头等虽是定数，亦是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的。例如作头相当于领班、工长，初始15名，后因造船紧张，工匠需要3班倒所以增加至45名。从各种技术人员配备齐全、各负其责看，已知船厂建制完整，管理体系脉络清晰。
龙江船厂还负责修造皇室专用的“黄船”，因御用船有特殊的要求，又从内宫调监匠、御马监匠、油舱马槽管理、料桶匠、仓库管理、酒醋面、作饭槽、酒榨等专业人员。
综上，龙江船厂是建立最早，规模巨大，组织机构健全，分工特别精细，标准严格，工艺技术精湛、讲究，建制完整，人员设置配备规范齐全，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匠千人以上的“大型国有正规骨干造船企业”。从龙江船厂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来看，不难想象同一历史时期南京的宝船厂、快船厂及全国各地的国有船厂，应该有类似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管理制度、造船工艺要求等。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仔细看了下，华为出售荣耀，30个经销商平分了1.4%的份额，国资股份“智慧城市”98.6%，然后神州数码跌停了……
赵明改为简介，看来还是要做荣耀的领头人了，不知道后期一旦用高通芯片，要怎么说它的性能[吃瓜]
我更关心离开华为的荣耀，销量会如何？看到有人说华为没了荣耀，销量打不过小米emmm，系统的话，可能荣耀990应该还能继续使用EMUI，再往前可能就比较难了，除非公司愿意给华为付费
赵明改为简介，看来还是要做荣耀的领头人了，不知道后期一旦用高通芯片，要怎么说它的性能[吃瓜]
我更关心离开华为的荣耀，销量会如何？看到有人说华为没了荣耀，销量打不过小米emmm，系统的话，可能荣耀990应该还能继续使用EMUI，再往前可能就比较难了，除非公司愿意给华为付费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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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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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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