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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资溪：“两山”路上新探索 金融智慧点绿成金
来源：资溪发布
盛夏的江西大觉山森林遮天蔽日，溪流环佩叮咚，高达98.3%的森林覆盖率和每立方厘米达30万个负氧离子含量的良好生态资源，引来众多消暑纳凉的游客。
“今年实在太热了！多亏有大觉山这样的好地方，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办？”一位来自景德镇市区参加漂流的游客开心地说。
大觉山景区从2002年开发至今，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收入快速增长，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大觉景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周边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走出了一条“在保护中促进开发，在开发中落实保护”的经营模式。
“我们也是得益于生态价值转化带来的资金支持。2019年，资溪县联合第三方机构对大觉山景区进行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核算，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依据。”大觉山景区行政总监戢党如告诉记者，经核算，2018年大觉山景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10.66亿元。其中，物质产品价值0.54亿元，占比5.05%；调节服务价值7.1亿元，占比66.73%；文化服务价值2.99亿元，占比28.02%。同时，大觉山拥有土地1444568.98平方米，建筑物55309.77平方米，评估价值234308371元，年均利润3000-5000万元。
基于大觉山景区GEP核算结果，资溪县联合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先后进行7轮磋商。最终，工商银行资溪支行为大觉山景区提供了“特定资产收费权支持贷款”。这项贷款，由传统的景区门票、索道、游览车和漂流四项收入质押和景区已办不动产权证的资产抵押4.3亿元，改变为固定资产2.34亿元+GEP价值（物质产品0.54亿元的60%比例，调节服务中的固碳释氧及酒店溢价2.42亿元的30%比例）+15年景区收益权4.41亿元，合计7.8亿元，溢价率达到81%。这一结果，为大觉山景区更好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
依靠金融的支撑，大觉山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大觉山生态旅游开发，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优质的生态资源，体现了大觉山的生态影响力。同时开发中注重保护森林资源及生态系统功能免遭破坏，也促使空气、水、气候得到有效调节，维持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包括45科、123种的珍稀濒危植物，以及25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得以保存和繁衍。
戢党如说，大觉山景区旅游接待量从2012年86.3万人次上升到2021年19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从6013万元上升至13035万元。以大觉山生态旅游为龙头，辐射带动周边景区如法水森林温泉度假村、马头山原始森林、新月畲族民俗文化村等生态产业发展。为当地村民创造了直接就业岗位530个，创业惠及人数达5140人。
过去同样具有优厚生态本底的大觉山，为什么不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呢？究其原因，关键还是“两山”转化路径不清的问题。
资溪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脉西麓，森林覆盖率达87.7%，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居全省前列，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溪县始终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上升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引擎，依托生态区位、环境质量和资源禀赋特点，架起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桥梁。
资溪县从“两山”转化中心到“两山”学院，从竹科技产业园再到“碳中和”实践创新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化上创造了多个江西省第一，去年还获得了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该县“两山”转化中心为集体和群众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提供收储、评估、交易、运营和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县域内生态资源的转化和升值。
资溪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金建华说，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借鉴商业银行的“存”“贷”理念，按照“分散输入、集中输出、综合收益”的规模经济思路，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采用联调联审联批机制，提供收储、评估、交易、运营以及金融服务等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服务，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综合性平台。
他们聘请专业团队绘制资溪县生态资源资产“一张图”，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大数据支撑。采取赎买、租赁、托管、股权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推动山林、土地、流域、农房等碎片化资源收储、整合，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提升生态资产质量。目前，国有平台公司为生态资源的收储主体，已收储山林20万亩，河湖水面4500亩，闲置农房、土地经营权等生态资源资产20余项，总价值超过20亿元。
金建华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激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有效提升生态品质，为老百姓增添生态财富，有效打通‘两山’转换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想不到这么快就拿到收益证，更想不到这么快就获得贷款。”资溪县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聂绿云在申请到了300万元的“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后高兴地说。
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资溪县承包山林面积800余亩，主要从事生态产品林下种植。此次，该公司获得林下经济收益权证，是国家对其承包山林的权益保障。资溪金融系统在了解到其种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后，创新推出“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并向该公司权证质押授信300万元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
“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是全国首创，该产品是面向持有林下经济收益权证的小微企业、新型农业主体推出的，对其收益权进行评估，贷款手续方便快捷，最高额度可达1000万元。“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的创新及推广，将让更多发展和获得林下经济收益权证的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和农户成为受益者。
资溪县拥有竹林面积达55万亩，是竹产业大县。近年来，资溪县大力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致力以科技为动力，把资溪的毛竹资源优势用足，守住绿水青山，生出金山银山。资溪县兴办了竹科技产业园，培植龙头企业，拓宽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做优做强毛竹产业。
金竹富是资溪县竹富竹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从16岁起就开始做冬笋、毛竹生意。通过山场和毛竹林流转，他拥有了300多亩竹林。“一年纯利就有10多万元。我发财致富就是靠竹林。”金竹富说。
2020年，金竹富将2500多亩杉木林地转让给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拿到了395万元。“杉木与竹加工关系不大，打理起来又得花费很多精力，不如转手。换来的资金可以扩大竹条加工生产。”他说。
在资溪县竹科技产业园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在熟练地破解毛竹。“破碎化的竹林地整合、经营好了，对我们用材企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梅说，“原料有保证了，竹子的品质也高了”。
在竺尚竹业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上机声隆隆，叉车往来穿梭。在车间的多个场地堆放着等待外运的产品。“如果满负荷生产，年产值能达到3亿元。”张春梅说，压制出的高密度竹板硬度大，稳定性好，不易变形，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珠港澳大桥观景台、冬奥会旅游设施等都有其产品的应用。
据金建华介绍，资溪县制定了绿色金融改革远景规划及行动计划，统计分析生态产业投融资状况，推动生态资源所有权、经营权抵质押融资创新，打通生态产业融资渠道，发挥金融资本杠杆作用，并以此撬动社会资本，为资溪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我们开设金融服务窗口，鼓励每家金融机构至少开展1项生态资源抵质押融资创新，在全省率先落地‘林赎买抵押贷款’、‘景区收费权、发电收益权贷款’、‘林权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百福·碳汇贷’、‘林业碳汇权益质押’、‘特种养殖证、林下经济收益权、茶园经营收益权证质押贷款’，做活不动产以外的各种权益抵质押贷款业务。”金建华说。
截至7月末，资溪全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各项贷款余额33.95亿元，占全县贷款余额的42.01%，较年初增加3.51亿元。较年2020年8月增加17.85亿元。其中：农地经营权贷款余额2.91亿元，新增297万元；林权贷款余额10.11亿元，新增2万元：古屋贷贷款余额1.45亿元；其他权益类贷款余额19.48亿元，新增2043万元（水权贷款余额2.25亿元；用能权贷款余额3260万元；养殖权贷款余额2500万元；其他贷款余额16.65亿元）。
相关专家在资溪县考察后认为，“两山”转化中心是自然资源资产运营管理平台，具有金融属性，通过政府背书，使借款人、担保人、银行、评估、保险、林权收储等多方业主融合，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创新形式，切实解决了生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来源：资溪发布
盛夏的江西大觉山森林遮天蔽日，溪流环佩叮咚，高达98.3%的森林覆盖率和每立方厘米达30万个负氧离子含量的良好生态资源，引来众多消暑纳凉的游客。
“今年实在太热了！多亏有大觉山这样的好地方，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办？”一位来自景德镇市区参加漂流的游客开心地说。
大觉山景区从2002年开发至今，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收入快速增长，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大觉景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周边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走出了一条“在保护中促进开发，在开发中落实保护”的经营模式。
“我们也是得益于生态价值转化带来的资金支持。2019年，资溪县联合第三方机构对大觉山景区进行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核算，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依据。”大觉山景区行政总监戢党如告诉记者，经核算，2018年大觉山景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10.66亿元。其中，物质产品价值0.54亿元，占比5.05%；调节服务价值7.1亿元，占比66.73%；文化服务价值2.99亿元，占比28.02%。同时，大觉山拥有土地1444568.98平方米，建筑物55309.77平方米，评估价值234308371元，年均利润3000-5000万元。
基于大觉山景区GEP核算结果，资溪县联合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先后进行7轮磋商。最终，工商银行资溪支行为大觉山景区提供了“特定资产收费权支持贷款”。这项贷款，由传统的景区门票、索道、游览车和漂流四项收入质押和景区已办不动产权证的资产抵押4.3亿元，改变为固定资产2.34亿元+GEP价值（物质产品0.54亿元的60%比例，调节服务中的固碳释氧及酒店溢价2.42亿元的30%比例）+15年景区收益权4.41亿元，合计7.8亿元，溢价率达到81%。这一结果，为大觉山景区更好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
依靠金融的支撑，大觉山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大觉山生态旅游开发，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优质的生态资源，体现了大觉山的生态影响力。同时开发中注重保护森林资源及生态系统功能免遭破坏，也促使空气、水、气候得到有效调节，维持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包括45科、123种的珍稀濒危植物，以及25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得以保存和繁衍。
戢党如说，大觉山景区旅游接待量从2012年86.3万人次上升到2021年19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从6013万元上升至13035万元。以大觉山生态旅游为龙头，辐射带动周边景区如法水森林温泉度假村、马头山原始森林、新月畲族民俗文化村等生态产业发展。为当地村民创造了直接就业岗位530个，创业惠及人数达5140人。
过去同样具有优厚生态本底的大觉山，为什么不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呢？究其原因，关键还是“两山”转化路径不清的问题。
资溪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脉西麓，森林覆盖率达87.7%，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居全省前列，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溪县始终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上升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引擎，依托生态区位、环境质量和资源禀赋特点，架起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桥梁。
资溪县从“两山”转化中心到“两山”学院，从竹科技产业园再到“碳中和”实践创新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化上创造了多个江西省第一，去年还获得了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该县“两山”转化中心为集体和群众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提供收储、评估、交易、运营和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县域内生态资源的转化和升值。
资溪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金建华说，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借鉴商业银行的“存”“贷”理念，按照“分散输入、集中输出、综合收益”的规模经济思路，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采用联调联审联批机制，提供收储、评估、交易、运营以及金融服务等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服务，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综合性平台。
他们聘请专业团队绘制资溪县生态资源资产“一张图”，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大数据支撑。采取赎买、租赁、托管、股权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推动山林、土地、流域、农房等碎片化资源收储、整合，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提升生态资产质量。目前，国有平台公司为生态资源的收储主体，已收储山林20万亩，河湖水面4500亩，闲置农房、土地经营权等生态资源资产20余项，总价值超过20亿元。
金建华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激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有效提升生态品质，为老百姓增添生态财富，有效打通‘两山’转换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想不到这么快就拿到收益证，更想不到这么快就获得贷款。”资溪县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聂绿云在申请到了300万元的“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后高兴地说。
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资溪县承包山林面积800余亩，主要从事生态产品林下种植。此次，该公司获得林下经济收益权证，是国家对其承包山林的权益保障。资溪金融系统在了解到其种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后，创新推出“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并向该公司权证质押授信300万元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
“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是全国首创，该产品是面向持有林下经济收益权证的小微企业、新型农业主体推出的，对其收益权进行评估，贷款手续方便快捷，最高额度可达1000万元。“林下经济收益权”贷款的创新及推广，将让更多发展和获得林下经济收益权证的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和农户成为受益者。
资溪县拥有竹林面积达55万亩，是竹产业大县。近年来，资溪县大力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致力以科技为动力，把资溪的毛竹资源优势用足，守住绿水青山，生出金山银山。资溪县兴办了竹科技产业园，培植龙头企业，拓宽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做优做强毛竹产业。
金竹富是资溪县竹富竹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从16岁起就开始做冬笋、毛竹生意。通过山场和毛竹林流转，他拥有了300多亩竹林。“一年纯利就有10多万元。我发财致富就是靠竹林。”金竹富说。
2020年，金竹富将2500多亩杉木林地转让给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拿到了395万元。“杉木与竹加工关系不大，打理起来又得花费很多精力，不如转手。换来的资金可以扩大竹条加工生产。”他说。
在资溪县竹科技产业园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在熟练地破解毛竹。“破碎化的竹林地整合、经营好了，对我们用材企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梅说，“原料有保证了，竹子的品质也高了”。
在竺尚竹业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上机声隆隆，叉车往来穿梭。在车间的多个场地堆放着等待外运的产品。“如果满负荷生产，年产值能达到3亿元。”张春梅说，压制出的高密度竹板硬度大，稳定性好，不易变形，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珠港澳大桥观景台、冬奥会旅游设施等都有其产品的应用。
据金建华介绍，资溪县制定了绿色金融改革远景规划及行动计划，统计分析生态产业投融资状况，推动生态资源所有权、经营权抵质押融资创新，打通生态产业融资渠道，发挥金融资本杠杆作用，并以此撬动社会资本，为资溪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我们开设金融服务窗口，鼓励每家金融机构至少开展1项生态资源抵质押融资创新，在全省率先落地‘林赎买抵押贷款’、‘景区收费权、发电收益权贷款’、‘林权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百福·碳汇贷’、‘林业碳汇权益质押’、‘特种养殖证、林下经济收益权、茶园经营收益权证质押贷款’，做活不动产以外的各种权益抵质押贷款业务。”金建华说。
截至7月末，资溪全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各项贷款余额33.95亿元，占全县贷款余额的42.01%，较年初增加3.51亿元。较年2020年8月增加17.85亿元。其中：农地经营权贷款余额2.91亿元，新增297万元；林权贷款余额10.11亿元，新增2万元：古屋贷贷款余额1.45亿元；其他权益类贷款余额19.48亿元，新增2043万元（水权贷款余额2.25亿元；用能权贷款余额3260万元；养殖权贷款余额2500万元；其他贷款余额16.65亿元）。
相关专家在资溪县考察后认为，“两山”转化中心是自然资源资产运营管理平台，具有金融属性，通过政府背书，使借款人、担保人、银行、评估、保险、林权收储等多方业主融合，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创新形式，切实解决了生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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