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8.31
DAY01记录生活中
“我喜欢过着整饬，有序的生活，每天规律的起居，做事，认一个甲骨文，识别一种植物，读一本新书，做笔记。晚上上床时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厚实，好像长出了一片新叶。同样，对友情，爱情，也喜欢这种稳定累积的意义感。就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你知道有什么变重了，长成了。
——黎戈《时间之果》
#studyaccount##studywithme#
DAY01记录生活中
“我喜欢过着整饬，有序的生活，每天规律的起居，做事，认一个甲骨文，识别一种植物，读一本新书，做笔记。晚上上床时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厚实，好像长出了一片新叶。同样，对友情，爱情，也喜欢这种稳定累积的意义感。就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你知道有什么变重了，长成了。
——黎戈《时间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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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美食# “不是所有的面加上海鲜就能叫海鲜面。”在浙江，所有面馆老板都会和我强调这句话，至于什么才是海鲜面的精髓，每个地方的摊主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海鲜，有人说是汤，还有人说是碗的大小，总之没有人提起面或者粉。
在我这个北方人看来，这样的说法让面很没有面子。直到吃上一口海鲜面的时候，所有为了面的那些惋惜情绪仿佛一笔勾销了，农作物与海产品的所有恩怨在这碗面里和解，这是海产与陆产的完美结合，条状的主食和鱼虾蟹贝共同沐浴在充满海水味道的白色浓汤里，飘出诱人的香味。
浙江人好闯荡，温州人领先一步，其中乐清人走得最远，所以在各地都能看到乐清海鲜面馆。北京的小海鲜面、上海的黄鱼面大多是这种面的分支。如果问浙江人哪里的海鲜面最好吃，就会引来争执，似乎只有尝遍了浙江各地的海鲜面，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细微差别。
海鲜面大致可分为两个派系：渔港派和城市派。城市派菜单固定，碗里的海鲜标准化，且汤大多是提前熬制好的鱼高汤，在浙江之外的地方，售卖的大多是这类海鲜面。
这种面强调的是面、海鲜与汤的平衡感，吃饱是刚需，海鲜是佐料。在象山、舟山、岱山、松门这些典型的海港区，渔港派的海鲜面则显得有些“失衡”，但，这是一种极富美感的失衡，因为碗里的海鲜很强势，占了主导，面在碗中像个小配菜，分量不大，吃不吃两可。
两个派别没有明显的分界，各自安好，倾向“私人定制”。渔港派似乎吃起来更随心所欲，我个人是倾向渔港派的，因为那里总有更多选择。
抵达舟山的当晚，我和渔民出了海，回到酒店睡醒时已是第二天晚上10点半，舟山市区的大多数餐厅在9点多就关门了，只有海莲路上还有几家尚未熄灯的餐厅，其中三家面馆并排开着，两家生意冷清，唯有那家“飞珠面馆”，人影绰绰。
走进去的时候，端着炒锅的女老板正向客人推销着最后一只红膏蟹，那客人和我一样来自北方，他从未吃过蟹面，女老板笑了笑，“你就听我飞珠的吧，舟山人从小就这么吃”。毫无疑问，这句话打消了客人的疑虑。
这家面馆的清汤面售价不过10元上下，海鲜任由搭配，稍不克制，就会点出一碗百元的面。安康鱼肝、大头红虾、梅童鱼和带鱼，我给面加码的时候，飞珠一个劲儿地说：“够了，太晚了不要吃太多！”她清点着塑料筐里的海鲜，心里算着价格，嘴上还关切地问着：“刚下班吗？这么晚才来吃饭？”还没等我回答，她就已经算好了钱，“85块”，说着就转身做起面来。
厨房空间不大，设计得很合理，墙边是一排炉灶，每个灶上放着一口炒锅，每只锅只烧一碗面；二十几样海鲜摆在靠门的一边，鱿鱼、望潮、黄鱼、梅童鱼、蛏子、红虾、青虾、白蟹、鱼杂、带鱼、马鲛鱼、虾潺……码放整齐，方便进来的客人选择，炉灶和海鲜台的一侧码放着酱油、耗油、糖、盐、味精等调味瓶，飞珠的操作台被她擦拭得格外干净，墙上几乎没什么油污，这种格局和舟山的大多面馆相差无几。
不同的是这里的烟火气，它不是一种具象的炊烟袅袅，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似乎一走进这里，就会从飞珠身上得到一种安全感。
她做菜的样子很利落，清油炒虾，油烟刚冒起来，顷刻加入一大碗水，待开锅了，再放安康鱼肝和梅童。“鱼肝要煮久一点，梅童煮的汤是最好的鱼汤。”我不知道这样的介绍飞珠每天会重复多少次。她说话慢条斯理，显得很有耐心，她又问道：“是不是喜欢嫩一点的带鱼？”她的判断很准确。
带鱼、米面、菜依次下锅，最后飞珠转身从桌子下面的大锅里盛了一勺汤，神秘地倒了进去，我问她这是什么汤，她笑着回答：“秘密。”不多时，面煮好了，飞珠转身拿过一个碗放在桌上，那碗大得像个小洗脸盆似的。
她端起锅，一股脑倒了进去。这面量不小，比着碗口冒出一个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面都把料放在了上面，有一种披金戴银的努力，飞珠没有刻意摆盘，倒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吃面时仍旧能听到有人喊号：“黄鱼、蛏子米线。”“谁加的熏鱼？”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井然有序，一碗碗面端上来。
看着客人不多了，飞珠给自己煮了一碗蔬菜素面。她吃得很专注，那碗素面就像是她的安慰剂。我本以为像飞珠这样的人是喜欢热闹的，看到这一幕突然想到了厨师安东尼·伯尔顿说的“大厨的那种孤独感”。
我率先打破了安静，和飞珠聊了起来。飞珠姓杨，父亲和哥哥都是舟山的渔民，她从小帮家里照顾生意，做久了也熟悉了各种鱼。上世纪90年代初，她决定用自己的名字开家面摊，用青春对赌明天。
周围的人也支持她这么做，认为飞珠天生性格好，爱说笑，好干净，适合做生意。从那时开始，飞珠的生意确实总比同类的铺子好一些。
从街头面摊慢慢变成面馆，孩子转眼间上了大学，日子一天天地过，飞珠的性格好像一点都没变。这几年喜欢拍美食的人多了起来，这碗出色的舟山海鲜面也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了。有一天，飞珠的面馆上了《早餐中国》，自此生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清早7点多，舟山大街上还是空荡荡的时候，飞珠便会完成当天的采买，提着装海鲜的黑袋子往店里赶。生意从上午10点开始火爆，很多人站在店里等着空位，一时间小小的面店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飞珠说“要一直忙活到晚饭后”，并且经常喊来老公和家里的亲戚帮忙烧菜、斩蟹。
聊着聊着，飞珠给我展示了她的秘方，那是杂鱼、鸡脚、猪骨、猪皮和老汤一起熬制而成的汤，用于面出锅前的点睛。
旁边一对从上海来的夫妇正在分吃一碗面，有个北方客人听出了他们的口音，问道：“上海的黄鱼面不够好吃吗？”男人回答，总吃也会腻，城里的海鲜面永远是固定的搭配，虾、螃蟹，秋天搞个大闸蟹，无非这些，“好多小海鲜在上海是吃不到的”。
仿佛正宗的海鲜面必出自“老太婆”之手。在餐饮的江湖上，“老太婆”是个封号，也是名头，是藏匿在普通人中的烹饪高手。总之在浙江，名叫老太婆的面店比比皆是。象山古城旁边，就有一家名叫老太婆的面馆。从古城出来的时候，我们赶上了寒潮，于是一头钻进去取暖。
面馆老太婆是洪阿姨，她说“今天是象山气温最低的一天”。海面上的风很大，大小渔船纷纷回港，抛锚、停泊，长居海上的渔民大多上了岸。
每当坏天气来临的时候，便能换来数日的假期，渔民们换上陆地上穿的冬装，在市巷中穿行，除了到小店买买海货之余，还能逛逛小店，给远方家里的小孩邮寄些玩具、衣服或海产品。
象山紧邻宁海和三门，饮食上自然会受些影响，当地的海域相对开阔，鱼的种群也有些不同。象山渔民说，在杭州，翻过一座山，口音就变了，口味也变了，话听不懂，饭吃不惯，除了这碗海鲜面。
洪阿姨推荐了跳跳鱼。10厘米长的乌黑小鱼，在塑料池里张着嘴，匍匐、跳跃，看起来很是可爱。老太婆抓起几条，用菜刀“哐哐”拍了几下鱼头，案板上一片血迹。她娴熟地用刀从尾鳍处往鱼嘴划开，掏出内脏，攥着鱼身，用温水冲了几下，随即用小刀斜向鱼头开始刮鳞，试图不对鱼肉造成损伤。
煮面的过程十分简单，不一会儿洪阿姨端着碗走了出来。跳跳鱼和大排的组合很是奇妙，肉香和鱼香滋润了寡淡的碱水面。洪阿姨说，南方人喜欢米面，北方人喜欢麦面，碱水面南北通吃，就像大排和跳跳鱼，海陆双汇。
汤里漂着碎肉颗粒，定睛一看，不是肉，也不是火腿，而是鱼干。“象山冬天的面汤是要喝完的，出海的人不能喝酒，喝碗热汤也可以御寒。”洪阿姨拿了些鱼虾干货，继续说：“小鱼、小虾米、干鱼骨，这些便宜的干海货都可以熬汤，汤烧得越白越好。”
吃着这碗粗犷的海鲜面，我突然想到，在浙江，海鲜面的精髓大概就是“煮海”吧。随后，我常常用一碗“海水汤”的味道去形容海鲜面，有些面馆老板听不太懂普通话，微笑着点头，说，“N撅的浩béi浩”（你觉得好就好）。
《一碗海鲜面，体会大海的韵味》文 |黑麦
在我这个北方人看来，这样的说法让面很没有面子。直到吃上一口海鲜面的时候，所有为了面的那些惋惜情绪仿佛一笔勾销了，农作物与海产品的所有恩怨在这碗面里和解，这是海产与陆产的完美结合，条状的主食和鱼虾蟹贝共同沐浴在充满海水味道的白色浓汤里，飘出诱人的香味。
浙江人好闯荡，温州人领先一步，其中乐清人走得最远，所以在各地都能看到乐清海鲜面馆。北京的小海鲜面、上海的黄鱼面大多是这种面的分支。如果问浙江人哪里的海鲜面最好吃，就会引来争执，似乎只有尝遍了浙江各地的海鲜面，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细微差别。
海鲜面大致可分为两个派系：渔港派和城市派。城市派菜单固定，碗里的海鲜标准化，且汤大多是提前熬制好的鱼高汤，在浙江之外的地方，售卖的大多是这类海鲜面。
这种面强调的是面、海鲜与汤的平衡感，吃饱是刚需，海鲜是佐料。在象山、舟山、岱山、松门这些典型的海港区，渔港派的海鲜面则显得有些“失衡”，但，这是一种极富美感的失衡，因为碗里的海鲜很强势，占了主导，面在碗中像个小配菜，分量不大，吃不吃两可。
两个派别没有明显的分界，各自安好，倾向“私人定制”。渔港派似乎吃起来更随心所欲，我个人是倾向渔港派的，因为那里总有更多选择。
抵达舟山的当晚，我和渔民出了海，回到酒店睡醒时已是第二天晚上10点半，舟山市区的大多数餐厅在9点多就关门了，只有海莲路上还有几家尚未熄灯的餐厅，其中三家面馆并排开着，两家生意冷清，唯有那家“飞珠面馆”，人影绰绰。
走进去的时候，端着炒锅的女老板正向客人推销着最后一只红膏蟹，那客人和我一样来自北方，他从未吃过蟹面，女老板笑了笑，“你就听我飞珠的吧，舟山人从小就这么吃”。毫无疑问，这句话打消了客人的疑虑。
这家面馆的清汤面售价不过10元上下，海鲜任由搭配，稍不克制，就会点出一碗百元的面。安康鱼肝、大头红虾、梅童鱼和带鱼，我给面加码的时候，飞珠一个劲儿地说：“够了，太晚了不要吃太多！”她清点着塑料筐里的海鲜，心里算着价格，嘴上还关切地问着：“刚下班吗？这么晚才来吃饭？”还没等我回答，她就已经算好了钱，“85块”，说着就转身做起面来。
厨房空间不大，设计得很合理，墙边是一排炉灶，每个灶上放着一口炒锅，每只锅只烧一碗面；二十几样海鲜摆在靠门的一边，鱿鱼、望潮、黄鱼、梅童鱼、蛏子、红虾、青虾、白蟹、鱼杂、带鱼、马鲛鱼、虾潺……码放整齐，方便进来的客人选择，炉灶和海鲜台的一侧码放着酱油、耗油、糖、盐、味精等调味瓶，飞珠的操作台被她擦拭得格外干净，墙上几乎没什么油污，这种格局和舟山的大多面馆相差无几。
不同的是这里的烟火气，它不是一种具象的炊烟袅袅，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似乎一走进这里，就会从飞珠身上得到一种安全感。
她做菜的样子很利落，清油炒虾，油烟刚冒起来，顷刻加入一大碗水，待开锅了，再放安康鱼肝和梅童。“鱼肝要煮久一点，梅童煮的汤是最好的鱼汤。”我不知道这样的介绍飞珠每天会重复多少次。她说话慢条斯理，显得很有耐心，她又问道：“是不是喜欢嫩一点的带鱼？”她的判断很准确。
带鱼、米面、菜依次下锅，最后飞珠转身从桌子下面的大锅里盛了一勺汤，神秘地倒了进去，我问她这是什么汤，她笑着回答：“秘密。”不多时，面煮好了，飞珠转身拿过一个碗放在桌上，那碗大得像个小洗脸盆似的。
她端起锅，一股脑倒了进去。这面量不小，比着碗口冒出一个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面都把料放在了上面，有一种披金戴银的努力，飞珠没有刻意摆盘，倒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吃面时仍旧能听到有人喊号：“黄鱼、蛏子米线。”“谁加的熏鱼？”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井然有序，一碗碗面端上来。
看着客人不多了，飞珠给自己煮了一碗蔬菜素面。她吃得很专注，那碗素面就像是她的安慰剂。我本以为像飞珠这样的人是喜欢热闹的，看到这一幕突然想到了厨师安东尼·伯尔顿说的“大厨的那种孤独感”。
我率先打破了安静，和飞珠聊了起来。飞珠姓杨，父亲和哥哥都是舟山的渔民，她从小帮家里照顾生意，做久了也熟悉了各种鱼。上世纪90年代初，她决定用自己的名字开家面摊，用青春对赌明天。
周围的人也支持她这么做，认为飞珠天生性格好，爱说笑，好干净，适合做生意。从那时开始，飞珠的生意确实总比同类的铺子好一些。
从街头面摊慢慢变成面馆，孩子转眼间上了大学，日子一天天地过，飞珠的性格好像一点都没变。这几年喜欢拍美食的人多了起来，这碗出色的舟山海鲜面也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了。有一天，飞珠的面馆上了《早餐中国》，自此生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清早7点多，舟山大街上还是空荡荡的时候，飞珠便会完成当天的采买，提着装海鲜的黑袋子往店里赶。生意从上午10点开始火爆，很多人站在店里等着空位，一时间小小的面店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飞珠说“要一直忙活到晚饭后”，并且经常喊来老公和家里的亲戚帮忙烧菜、斩蟹。
聊着聊着，飞珠给我展示了她的秘方，那是杂鱼、鸡脚、猪骨、猪皮和老汤一起熬制而成的汤，用于面出锅前的点睛。
旁边一对从上海来的夫妇正在分吃一碗面，有个北方客人听出了他们的口音，问道：“上海的黄鱼面不够好吃吗？”男人回答，总吃也会腻，城里的海鲜面永远是固定的搭配，虾、螃蟹，秋天搞个大闸蟹，无非这些，“好多小海鲜在上海是吃不到的”。
仿佛正宗的海鲜面必出自“老太婆”之手。在餐饮的江湖上，“老太婆”是个封号，也是名头，是藏匿在普通人中的烹饪高手。总之在浙江，名叫老太婆的面店比比皆是。象山古城旁边，就有一家名叫老太婆的面馆。从古城出来的时候，我们赶上了寒潮，于是一头钻进去取暖。
面馆老太婆是洪阿姨，她说“今天是象山气温最低的一天”。海面上的风很大，大小渔船纷纷回港，抛锚、停泊，长居海上的渔民大多上了岸。
每当坏天气来临的时候，便能换来数日的假期，渔民们换上陆地上穿的冬装，在市巷中穿行，除了到小店买买海货之余，还能逛逛小店，给远方家里的小孩邮寄些玩具、衣服或海产品。
象山紧邻宁海和三门，饮食上自然会受些影响，当地的海域相对开阔，鱼的种群也有些不同。象山渔民说，在杭州，翻过一座山，口音就变了，口味也变了，话听不懂，饭吃不惯，除了这碗海鲜面。
洪阿姨推荐了跳跳鱼。10厘米长的乌黑小鱼，在塑料池里张着嘴，匍匐、跳跃，看起来很是可爱。老太婆抓起几条，用菜刀“哐哐”拍了几下鱼头，案板上一片血迹。她娴熟地用刀从尾鳍处往鱼嘴划开，掏出内脏，攥着鱼身，用温水冲了几下，随即用小刀斜向鱼头开始刮鳞，试图不对鱼肉造成损伤。
煮面的过程十分简单，不一会儿洪阿姨端着碗走了出来。跳跳鱼和大排的组合很是奇妙，肉香和鱼香滋润了寡淡的碱水面。洪阿姨说，南方人喜欢米面，北方人喜欢麦面，碱水面南北通吃，就像大排和跳跳鱼，海陆双汇。
汤里漂着碎肉颗粒，定睛一看，不是肉，也不是火腿，而是鱼干。“象山冬天的面汤是要喝完的，出海的人不能喝酒，喝碗热汤也可以御寒。”洪阿姨拿了些鱼虾干货，继续说：“小鱼、小虾米、干鱼骨，这些便宜的干海货都可以熬汤，汤烧得越白越好。”
吃着这碗粗犷的海鲜面，我突然想到，在浙江，海鲜面的精髓大概就是“煮海”吧。随后，我常常用一碗“海水汤”的味道去形容海鲜面，有些面馆老板听不太懂普通话，微笑着点头，说，“N撅的浩béi浩”（你觉得好就好）。
《一碗海鲜面，体会大海的韵味》文 |黑麦
《复工后，为何上海离婚预约爆满？》文｜贝小戎
6月1日起，上海有序恢复婚姻登记服务，不少市民发现，近日线上预约离婚登记“一号难求”。一种可能是，这是过去两个月内积压未能及时办理的，还有一种可能是，疫情导致更多人想离婚。
这就像一场社会实验，社会自动产生了约束条件（一定时间内不外出，长时间在家共处），提供了巨大的实验组、对照组，然后看实验结果。实验好像证明，既然隔离管控期间伴侣几乎不可能在肉体和精神上出轨，申请离婚的人仍增加了，说明出轨不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剩下的就是价值观不合、家务分工上的分歧、消费观念不同、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等。
去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说，新冠疫情导致分手和离婚人数激增，在英国和世界各地，分居或申请离婚的人数急剧上升。与前年同期相比，去年7月至10月，律师事务所的咨询量增长了122%。慈善团体“公民建议”报告说，寻求结束关系建议的网络搜索量激增。在美国，一家大型的法律合同咨询网站最近宣布，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五个月内新婚夫妇占客户数量的20%。
律师说，隔离结束后，离婚申请激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家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比如在学校假期或圣诞节期间，离婚申请通常就会激增，而疫情隔离期间人们遇到的压力更大。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
法国作家蒙田结婚不久后就跟妻子分居，他时而会外出旅行。他说婚姻就像鸟笼，他在随笔中写道：“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
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显著增加，76%的新案例来自女性客户，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0%。这说明女性仍然承担着更高比例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
即使是在疫情暴发前关系稳定的牢固夫妻，也可能在疫情期间分手。心理治疗师罗南·斯蒂曼说，因为疫情破坏了“已经确立的、能够提供舒适、稳定节律的常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伴侣在感情之外“寻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或激励”的机会就很有限，这会让他们处于压力之下。斯蒂曼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困境，他们很难应付。就像积聚压力的压力锅一样，锅盖最终会破裂，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疫情的经济影响也可能是导致分手的主要原因，因为失业、休假或拿回家的工资较少。“至少自二战以来，在经济衰退期间，离婚数量无一例外地呈上升趋势。” 收入减少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因为在如何消费的观念上产生冲突，心理压力增加，反过来，由于担心如何入不敷出，导致关系质量下降。被裁员也会对自尊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男性，他们“比女性更将自我价值建立在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能力上”。这可以表现为焦虑、愤怒和沮丧，以及增加家庭暴力的可能性。
疫情还促使人们对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方式、想要什么样的伴侣进行更多的重新评估。“疫情的压力提醒我们所有人，生命可能是短暂的，我们需要想好和谁一起度过我们的宝贵时间。”社会危机要么让夫妻关系变得更紧密，要么让他们决定分开，只有最坚固的婚姻才能躲过去。
加缪创作《鼠疫》时，他妻子在外地疗养。1940年，加缪和第一任妻子伊冯娜离婚，他在分手信中说：“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12月3日，他跟弗朗西娜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持续了20来年。婚后他对前妻仍有些依恋之情，他在笔记中写道：“身在异国一切看上去都像天堂的地方，但仍然是地狱。我把令我感到空虚的东西叫作生活和爱情。想离开却被羁绊，应该决裂吗？我的心黯淡无光，失落迷茫。一股泪水和爱情的咸味。”他对妻子怀有的像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加缪想要自由却也要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弗朗西娜生了一对双胞胎，即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会照看孩子。他喜欢西班牙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为了加缪，她离开了自己的伴侣，但加缪为了孩子，不愿离开自己的妻子。
加拿大一位离婚律师说：“平时也许只是普通的颠簸，但在疫情期间会被放大。”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如果夫妻关系本来就有些紧张，疫情期间生活形势严峻，你需要支持，却得不到，就会感到很失望。疫情期间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但要监督他们上课。疫情期间不能叫外卖，要一直有人买菜、取菜、做饭、丢垃圾。有的热心公益，有的可能嫌麻烦。
疫情也会让离婚变得更困难，离婚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要有一方去找住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要离婚，那说明真的是看透了，想通了，不想玩了（或者更想玩了）。
6月1日起，上海有序恢复婚姻登记服务，不少市民发现，近日线上预约离婚登记“一号难求”。一种可能是，这是过去两个月内积压未能及时办理的，还有一种可能是，疫情导致更多人想离婚。
这就像一场社会实验，社会自动产生了约束条件（一定时间内不外出，长时间在家共处），提供了巨大的实验组、对照组，然后看实验结果。实验好像证明，既然隔离管控期间伴侣几乎不可能在肉体和精神上出轨，申请离婚的人仍增加了，说明出轨不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剩下的就是价值观不合、家务分工上的分歧、消费观念不同、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等。
去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说，新冠疫情导致分手和离婚人数激增，在英国和世界各地，分居或申请离婚的人数急剧上升。与前年同期相比，去年7月至10月，律师事务所的咨询量增长了122%。慈善团体“公民建议”报告说，寻求结束关系建议的网络搜索量激增。在美国，一家大型的法律合同咨询网站最近宣布，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五个月内新婚夫妇占客户数量的20%。
律师说，隔离结束后，离婚申请激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家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比如在学校假期或圣诞节期间，离婚申请通常就会激增，而疫情隔离期间人们遇到的压力更大。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
法国作家蒙田结婚不久后就跟妻子分居，他时而会外出旅行。他说婚姻就像鸟笼，他在随笔中写道：“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
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显著增加，76%的新案例来自女性客户，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0%。这说明女性仍然承担着更高比例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
即使是在疫情暴发前关系稳定的牢固夫妻，也可能在疫情期间分手。心理治疗师罗南·斯蒂曼说，因为疫情破坏了“已经确立的、能够提供舒适、稳定节律的常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伴侣在感情之外“寻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或激励”的机会就很有限，这会让他们处于压力之下。斯蒂曼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困境，他们很难应付。就像积聚压力的压力锅一样，锅盖最终会破裂，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疫情的经济影响也可能是导致分手的主要原因，因为失业、休假或拿回家的工资较少。“至少自二战以来，在经济衰退期间，离婚数量无一例外地呈上升趋势。” 收入减少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因为在如何消费的观念上产生冲突，心理压力增加，反过来，由于担心如何入不敷出，导致关系质量下降。被裁员也会对自尊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男性，他们“比女性更将自我价值建立在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能力上”。这可以表现为焦虑、愤怒和沮丧，以及增加家庭暴力的可能性。
疫情还促使人们对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方式、想要什么样的伴侣进行更多的重新评估。“疫情的压力提醒我们所有人，生命可能是短暂的，我们需要想好和谁一起度过我们的宝贵时间。”社会危机要么让夫妻关系变得更紧密，要么让他们决定分开，只有最坚固的婚姻才能躲过去。
加缪创作《鼠疫》时，他妻子在外地疗养。1940年，加缪和第一任妻子伊冯娜离婚，他在分手信中说：“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12月3日，他跟弗朗西娜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持续了20来年。婚后他对前妻仍有些依恋之情，他在笔记中写道：“身在异国一切看上去都像天堂的地方，但仍然是地狱。我把令我感到空虚的东西叫作生活和爱情。想离开却被羁绊，应该决裂吗？我的心黯淡无光，失落迷茫。一股泪水和爱情的咸味。”他对妻子怀有的像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加缪想要自由却也要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弗朗西娜生了一对双胞胎，即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会照看孩子。他喜欢西班牙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为了加缪，她离开了自己的伴侣，但加缪为了孩子，不愿离开自己的妻子。
加拿大一位离婚律师说：“平时也许只是普通的颠簸，但在疫情期间会被放大。”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如果夫妻关系本来就有些紧张，疫情期间生活形势严峻，你需要支持，却得不到，就会感到很失望。疫情期间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但要监督他们上课。疫情期间不能叫外卖，要一直有人买菜、取菜、做饭、丢垃圾。有的热心公益，有的可能嫌麻烦。
疫情也会让离婚变得更困难，离婚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要有一方去找住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要离婚，那说明真的是看透了，想通了，不想玩了（或者更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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