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18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18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陇南宕昌：拓宽产业路 奏响振兴曲
宕昌，东与礼县接壤，西与舟曲、迭部相邻，北与岷县相连，南与武都毗邻，是古西戎、羌人居地。这里气候温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旅游胜地，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摆脱贫困，着眼乡村振兴，宕昌县以“时不我待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5月11日至15日，由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主办的“喜迎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乡村振兴主题采访活动来到陇南市宕昌县，跟随采访团，记者踏访了宕昌县多个乡镇，深入了解了这些工作与成绩。
强化党建引领 让产业助农增收致富
脱贫攻坚时期，宕昌县探索出了以“贫困户为基础、村办合作社为单元、乡镇联合社为纽带、县联合社为主体、股份公司为龙头”的金字塔形产业发展体系——宕昌模式。
位于宕昌县东北部，建卡初期贫困发生率为67.5%的车拉乡，就是运用“宕昌模式”，以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创办村“两委”领办合作社15家，并整合优势资源，成立产业集中区，通过产业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省”“强”，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在现场看到，产业集中区位于山间，顺山势而建，一台一产业，因地制宜，极具特色。一个个大棚内食用菌棒已经“入驻”，一排排养殖棚中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静待羊群到来。
据了解，产业集中区由5个合作社组成，于2019年2月建设而成，共占地144.5亩，投入资金986万元。目前，建成有3个食用菌（香菇）种植基地，有香菇生产大棚80座，投入菌棒24万棒。建成标准化养牛基地一处，引进新品种黑安格斯肉牛90头。建成中药材加工扶贫车间一处，实现中药材订单种植660亩。
车拉乡党委书记杨俊伟告诉记者，预计今年产业园总产值将达到390余万元，届时，贫困户可分到56万余元的分红，并带动周边5个村贫困户525户户均增收1400元以上。
在哈达铺镇，玉岗村党支部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形成了以“加工、种殖、旅游”等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群众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帮助村民脱贫，2017年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锶畅山泉项目，村集体以水资源入股、村民以土地入股，实现了每年超40万元的分红收入。”哈达铺镇党委副书记乔少军告诉记者，在中央财经大学的帮助下，玉岗村成立了电商合作社，每销售1瓶山泉水，村集体便获得0.1元的分红。他说，“我们计划，在此基础上发展物流产业，加深与水厂合作，在获得更多分红的同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在沙湾镇，白龙湾特色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帮助周边群众销售4000到6000斤花椒，占全镇花椒产量的近十分之一。同时，合作社研发生产的“橄榄挂面”深受市场喜爱，仅去年就销售了140吨。
打造百亿园区 用药材助推乡村振兴
宕昌，素有“千乡药乡”“天然药库”之美誉，境内中药资源种类多、分布广、蕴藏量大，已发现690多种。其中，有收购量的就有142种，常年家种面积较大的有当归、大黄、党参、红芪、黄芪、柴胡、板蓝根、黄芩、羌活、独活等10余种，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5万亩，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左右。
然而，一直以来，受中药材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精深加工链条不健全、交易市场抵御风险能力弱等因素制约，宕昌县中药材产业发育程度低、附加值不高、效益不明显，县内出产的优质道地中药材一度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广大药农辛勤汗水未能换取想要的回报。
去年以来，新一届县委、县政府聚焦产业振兴，立足全县整体实现脱贫目标、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的实际，谋划提出建立宕昌县现代农业（中药材）百亿产业园的重大构想，通过打造集中药材绿色种植、加工、科技、营销、生态、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助推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全面加速。
根据规划，产业园将打造“一心一带六基地”，即以哈达铺镇为主，打造以中药材育苗、生产、加工、冷链物流、科技信息创新服务、科技研发、示范等为主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核心；以哈达铺镇、南河镇周边乡镇中药材产业优势资源发展轴线整合红色旅游资源，集中打造中药产业、中医文化、养生保健和红色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旅游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宕昌康养之旅”县域生态农旅融合带；以及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优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中药材交易基地、现代仓储物流基地、中药材综合加工基地、中医药康养旅游基地。
在“六基地”打造中，建成当归、党参、黄芪、大黄等四大宗中药材种子标准化繁育基地1500亩左右，种苗繁育基地1.7万亩左右；建成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20万亩；将哈达铺中药材商贸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年交易量达4万吨以上的中药材交易综合集散地；建成以主产区集中仓储为主，销售区仓储与交易市场相配套的集约高效的中药材仓储配送体系；打造50个以中药材切制加工为主的专业初加工村，并于今年建成 5至10家鲜切加工企业；依托官鹅沟5A级景区创建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4A级景区，建成集药膳保健、温泉药浴、羌藏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康养度假基地、中医康养基地。
“去年，全县中药材产量达到了8.23万吨，仅种植方面的产值达到了6.8亿元，人均3440元，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2%。”宕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申俊忠说，“按照计划，到2025年产业园打造完成时，势必会加速全县中药材一二三产业的提质增效。届时，将极大地提升农民收入，有效助推全县农村实现乡村振兴。”
建设示范村庄 以“美”加速旅游业发展
“与梦谷来一场约会吧！”这是记者探访两河口镇山湾梦谷后，最大的感触。据了解，山湾梦谷旅游景区是国家重点扶贫项目，由重庆绿投集团斥资6.5亿在原山背、罗湾两个贫困村原址上开发建设，计划2025年10月全面完工。
“我们的目标是，将山湾梦谷打造成甘肃乃至全国最大民宿景区、最美大地花海景观、最炫羌族院落、最佳山谷体验地、旅游扶贫致富新典范、乡村旅游新标杆、塑造西北民宿新品牌。”山湾梦谷项目负责人张军告诉记者，几年前，这里还是贫困的代表。几年后，这里将成为旅游胜地。
山湾梦谷采用的是“226”分红模式，即政府、企业、村民分红各占20%、20%和60%。而罗湾村共680人，去年人均收入9000元左右，总收入600万左右。罗湾村第一书记杨富川表示，山湾梦谷完成打造并成熟运行后，仅分红一项足可以让群众的收入翻一番。
而在著名的官鹅沟景区，当地政府斥资上千万打造岳藏甫乡村振兴示范村，旨在让这个拥有148户村民的“深沟”村庄，切实吃上“旅游饭”，过上更幸福美好的日子。
岳藏甫村党支部书记杨金明介绍，以前，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边打工。如今，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纷纷回乡办起了农家乐、开起了民宿、摆起了小摊，开始在家门口挣钱。
走出“大景区”，来到小村庄，贾河乡大堡子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大堡子村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以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整治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提升为突破口，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示范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贾河乡党委书记蒲新强说，“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变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加速乡村振兴的步伐。”
正如村口文化广场旁的一户院落内大兴土木准备开办农家乐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村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用农村的风貌美、风情美，吸引更多游客来，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速。
宕昌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杜四生介绍，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宕昌县依照各村特色和群众意愿，按道路建设、农村饮水、公共设施、人居环境四大类分类建设，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四方面分类推进，探索建立了基础设施建设达到道路建设四畅通、农村饮水五达标、公共设施五完善、人居环境六有，产业发展四提升、公共服务五覆盖、乡村治理五提升、乡风文明六好的《宕昌县乡村建设示范村双“4556”建设标准》，为全县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建设方向。
“我们将精心指导实施好14个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使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示范村。”杜四生说，“同时，我们会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务实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
宕昌，东与礼县接壤，西与舟曲、迭部相邻，北与岷县相连，南与武都毗邻，是古西戎、羌人居地。这里气候温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旅游胜地，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摆脱贫困，着眼乡村振兴，宕昌县以“时不我待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5月11日至15日，由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主办的“喜迎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乡村振兴主题采访活动来到陇南市宕昌县，跟随采访团，记者踏访了宕昌县多个乡镇，深入了解了这些工作与成绩。
强化党建引领 让产业助农增收致富
脱贫攻坚时期，宕昌县探索出了以“贫困户为基础、村办合作社为单元、乡镇联合社为纽带、县联合社为主体、股份公司为龙头”的金字塔形产业发展体系——宕昌模式。
位于宕昌县东北部，建卡初期贫困发生率为67.5%的车拉乡，就是运用“宕昌模式”，以党建引领抱团发展，创办村“两委”领办合作社15家，并整合优势资源，成立产业集中区，通过产业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省”“强”，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在现场看到，产业集中区位于山间，顺山势而建，一台一产业，因地制宜，极具特色。一个个大棚内食用菌棒已经“入驻”，一排排养殖棚中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静待羊群到来。
据了解，产业集中区由5个合作社组成，于2019年2月建设而成，共占地144.5亩，投入资金986万元。目前，建成有3个食用菌（香菇）种植基地，有香菇生产大棚80座，投入菌棒24万棒。建成标准化养牛基地一处，引进新品种黑安格斯肉牛90头。建成中药材加工扶贫车间一处，实现中药材订单种植660亩。
车拉乡党委书记杨俊伟告诉记者，预计今年产业园总产值将达到390余万元，届时，贫困户可分到56万余元的分红，并带动周边5个村贫困户525户户均增收1400元以上。
在哈达铺镇，玉岗村党支部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形成了以“加工、种殖、旅游”等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群众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帮助村民脱贫，2017年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锶畅山泉项目，村集体以水资源入股、村民以土地入股，实现了每年超40万元的分红收入。”哈达铺镇党委副书记乔少军告诉记者，在中央财经大学的帮助下，玉岗村成立了电商合作社，每销售1瓶山泉水，村集体便获得0.1元的分红。他说，“我们计划，在此基础上发展物流产业，加深与水厂合作，在获得更多分红的同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在沙湾镇，白龙湾特色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帮助周边群众销售4000到6000斤花椒，占全镇花椒产量的近十分之一。同时，合作社研发生产的“橄榄挂面”深受市场喜爱，仅去年就销售了140吨。
打造百亿园区 用药材助推乡村振兴
宕昌，素有“千乡药乡”“天然药库”之美誉，境内中药资源种类多、分布广、蕴藏量大，已发现690多种。其中，有收购量的就有142种，常年家种面积较大的有当归、大黄、党参、红芪、黄芪、柴胡、板蓝根、黄芩、羌活、独活等10余种，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5万亩，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左右。
然而，一直以来，受中药材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精深加工链条不健全、交易市场抵御风险能力弱等因素制约，宕昌县中药材产业发育程度低、附加值不高、效益不明显，县内出产的优质道地中药材一度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广大药农辛勤汗水未能换取想要的回报。
去年以来，新一届县委、县政府聚焦产业振兴，立足全县整体实现脱贫目标、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的实际，谋划提出建立宕昌县现代农业（中药材）百亿产业园的重大构想，通过打造集中药材绿色种植、加工、科技、营销、生态、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助推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全面加速。
根据规划，产业园将打造“一心一带六基地”，即以哈达铺镇为主，打造以中药材育苗、生产、加工、冷链物流、科技信息创新服务、科技研发、示范等为主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核心；以哈达铺镇、南河镇周边乡镇中药材产业优势资源发展轴线整合红色旅游资源，集中打造中药产业、中医文化、养生保健和红色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旅游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宕昌康养之旅”县域生态农旅融合带；以及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优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中药材交易基地、现代仓储物流基地、中药材综合加工基地、中医药康养旅游基地。
在“六基地”打造中，建成当归、党参、黄芪、大黄等四大宗中药材种子标准化繁育基地1500亩左右，种苗繁育基地1.7万亩左右；建成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20万亩；将哈达铺中药材商贸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年交易量达4万吨以上的中药材交易综合集散地；建成以主产区集中仓储为主，销售区仓储与交易市场相配套的集约高效的中药材仓储配送体系；打造50个以中药材切制加工为主的专业初加工村，并于今年建成 5至10家鲜切加工企业；依托官鹅沟5A级景区创建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4A级景区，建成集药膳保健、温泉药浴、羌藏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康养度假基地、中医康养基地。
“去年，全县中药材产量达到了8.23万吨，仅种植方面的产值达到了6.8亿元，人均3440元，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2%。”宕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申俊忠说，“按照计划，到2025年产业园打造完成时，势必会加速全县中药材一二三产业的提质增效。届时，将极大地提升农民收入，有效助推全县农村实现乡村振兴。”
建设示范村庄 以“美”加速旅游业发展
“与梦谷来一场约会吧！”这是记者探访两河口镇山湾梦谷后，最大的感触。据了解，山湾梦谷旅游景区是国家重点扶贫项目，由重庆绿投集团斥资6.5亿在原山背、罗湾两个贫困村原址上开发建设，计划2025年10月全面完工。
“我们的目标是，将山湾梦谷打造成甘肃乃至全国最大民宿景区、最美大地花海景观、最炫羌族院落、最佳山谷体验地、旅游扶贫致富新典范、乡村旅游新标杆、塑造西北民宿新品牌。”山湾梦谷项目负责人张军告诉记者，几年前，这里还是贫困的代表。几年后，这里将成为旅游胜地。
山湾梦谷采用的是“226”分红模式，即政府、企业、村民分红各占20%、20%和60%。而罗湾村共680人，去年人均收入9000元左右，总收入600万左右。罗湾村第一书记杨富川表示，山湾梦谷完成打造并成熟运行后，仅分红一项足可以让群众的收入翻一番。
而在著名的官鹅沟景区，当地政府斥资上千万打造岳藏甫乡村振兴示范村，旨在让这个拥有148户村民的“深沟”村庄，切实吃上“旅游饭”，过上更幸福美好的日子。
岳藏甫村党支部书记杨金明介绍，以前，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边打工。如今，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纷纷回乡办起了农家乐、开起了民宿、摆起了小摊，开始在家门口挣钱。
走出“大景区”，来到小村庄，贾河乡大堡子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大堡子村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以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整治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提升为突破口，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示范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贾河乡党委书记蒲新强说，“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变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加速乡村振兴的步伐。”
正如村口文化广场旁的一户院落内大兴土木准备开办农家乐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村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用农村的风貌美、风情美，吸引更多游客来，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速。
宕昌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杜四生介绍，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宕昌县依照各村特色和群众意愿，按道路建设、农村饮水、公共设施、人居环境四大类分类建设，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四方面分类推进，探索建立了基础设施建设达到道路建设四畅通、农村饮水五达标、公共设施五完善、人居环境六有，产业发展四提升、公共服务五覆盖、乡村治理五提升、乡风文明六好的《宕昌县乡村建设示范村双“4556”建设标准》，为全县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建设方向。
“我们将精心指导实施好14个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使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示范村。”杜四生说，“同时，我们会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务实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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